新形势下的“垄断”及新技术下的“计划经济”之辨
对于中国的问题，不是国家该不该垄断的问题，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不被外国掠夺，国家必须垄断的问题，而中国国家垄断所造成的各种其他问题，是我们怎样限制和管理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不断进步，对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孰优孰劣之辨析，在分析时应该与时俱进。其中需要反思的焦点就是经济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如果原来基本假设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情况就会大大不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 《环球财经》编委 张捷
中国的核心行业都是国家垄断的，比如：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铁路、钢铁、汽车、航空、航运等等，对于这垄断行业，一些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者（国际和国内的部分学者）往往把矛头指向政府的垄断与低效，仿佛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由于国家垄断造成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议声再度甚嚣尘上，一度还占据了媒体舆论的主流。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问题，在学术层面存有争议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流行”的观点，不加思索地予以接受，是愚蠢的。我想反问一下，那就是如果这样的垄断不存在了，我们的社会会是怎样？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幸福？
国家垄断消失后，民营经济真的可以如某些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大放异彩吗？
“国退”后，中国必将是外资的天堂
众所周知，电信、电力、金融、石油等垄断型行业，均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动辄几百亿元的投资，试问有几个民营企业能够投资得起？一旦将这样的行业放开，接盘者大概只有外国资本，如此一来，中国的核心企业实际上就要落入外国资本的手里了。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资本落差，在几乎无限的国家资本和脆弱的民族资本之间，是一个巨大的真空，这真空是没有力量可以填补的，如果放开就是外国资本的天堂，中国的核心利益就要外流了。
进一步来谈，就算我们可以限制外资的进入而让我们的民营资本独享，但是很多行业是需要有足够的规模才有效益的，更关键的是现在是全球竞争的时代，我们的企业是要与国际同行进行激烈竞争的，而国际上早已成为了一个垄断的世界，一般一个行业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不超过三五家企业，而中国常常超过1000家以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指责中国行业垄断的依据何在？），就如钢铁这样资本密集的企业，中国也有几百家，结果导致在铁矿石谈判上不能形成合力，屡屡受制于外，你不垄断就是被国外垄断所掠夺，从以前的“肉烂在锅里”变成“肥水流入外人田”，这才是中国更大的损失！
中国加入WTO以后，对于中国的企业能够以关税进行保护的余地就很小了，我们这样分散的产业来面对西方的垄断是不行的，如若让我们脆弱的民营资本来面对西方强大的资本垄断竞争，只能是一场被屠杀。国门打开，我们要走出去，外资要进来，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中国要建立自己的行业垄断力量，民间资本又不足，由国家进行这样的垄断是惟一的选择。
“国有垄断”不等同于“国营垄断”
所以对于中国的问题，不是国家该不该垄断的问题，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不被外国掠夺，国家必须垄断的问题，而中国国家垄断所造成的各种其他问题，是我们怎样限制和管理的问题。
对于国家的垄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于企业的监督问题，不能让企业的权力过于膨胀，让企业通过垄断实力向上游和下游侵害非垄断企业的利益；还有就是企业不缴纳利润，给职工过高的工资等等。对于这些企业的监督，现在中国让企业上市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对于中国大型央企来说，上市募集资金不是最主要的，更多的是需要资本市场的监督，西方对垄断企业也是依靠这样的市场机制来进行监督的。而上市就需要有足够的分红，国有企业到底有多少钱该交给国家就一清二楚。国有企业只有国家投资没有给国家收回投资的压力，会让企业压力不足效率不高，上市公司的分红压力是很有必要的。
这些垄断企业实际上是得到了中国的公共利益，那么让这些利益以某种方式回馈社会，也就成为必然。2009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境内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转持，即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凡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对转持股份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通过此举保障社保基金充实，是惠及全国民的大事，也表明我们在社会公平上的进步。
对于中国的国家垄断，西方不断说三道四，其实无非是希望中国放开垄断，他们就可以占领中国市场。这些说法都打着为了中国民营资本的旗号，但事实上，一旦“国退”，“民”就真的能“进”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整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在7个寡头（犹太资本）手中，国家资本撤退后，其留下的真空被与外资勾结的权贵资本所占据，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技术进步颠覆了传统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基础
个别学者在讨论私有化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就是只有市场经济是最好的，似乎是计划经济已经过时，一切变成市场的就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这个思潮的理论基础最早来源于奥地利学派，以其核心人物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为代表，他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社会主义的政府永远无法正确地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与此同时米塞斯提出了金融货币自由主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理论产生的年代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连复印机都没有，所有文件都要誊抄才可以备份，管理的工作量是现在所难以想象的。现在的信息社会与原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算机和网络所带来和形成的信息社会与当初的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整个世界管理成本急剧下降，国家的计划和管理效率在网络的应用下有了成百上千倍的提高，原来不能做的事情都可以顺利实现。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以前的年代是一个大帝国解体的年代，即使是美国的成功也是建立在给各州巨大自治权的基础上的，美国的各州有自己独立的税收权和立法权。但是进入了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社会，我们看到的就是管理效率提高下的大国的复苏，不但中国在快速发展，俄罗斯、巴西、印度等传统大国也焕发出了活力。
自由市场理论认为“市场万能”，鼓吹一切交给市场来解决，但是，市场的调节速度也是一个有限的概念，速度是不可能无限快的。
远的不说，就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危机最恐慌的时候，市场经济的做法恰恰是完全失效的，美国采取的政府干预政策以及政府控制企业的做法，正是计划经济的做法，其力度之大甚至给人美国要变成社会主义的感觉。这其中的道理就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后，市场一旦失衡，其自我调节速度根本赶不上一些信息优势者利用计算机和网络的操作速度，从而使得经济自由化所依据的“市场出清”、“信息充分”、“绝对理性”三个基础条件中，“市场出清”达不到、“信息充分”也变成了“信息不对称”，结果造成市场的恐慌，也就失去了“理性”。在这样的情形下，自由经济的基础被破坏，市场的自我调节慢于网络速度，其结果就是信息和市场的强势方可以正反馈地渔利，加剧了市场的失衡。
新技术使“计划”重新成为可能的优选
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不断进步，对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孰优孰劣之辨析，在分析时应该与时俱进。其中需要反思的焦点就是经济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如果原来基本假设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情况就会大大不同。市场经济兴起的年代恰恰是一个世界自由贸易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类经济和技术空前发展的时代，使得管理的成本剧增，难以通过计划的手段进行有效管理的时代。而现在却是一个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空前发展，管理水平数量级地提高，与此同时世界进入了全球化和垄断的时代，很多垄断的产业企业数量急剧下降，管理难度大幅度降低的时代。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之下，对于不同的经济模式是有必要再认识的。僵化地膜拜市场经济与僵化地膜拜计划经济同样可笑。
在新技术条件之下，以前被认为是“失败”的计划经济在当今未必就是错误的选择，而在全球化和网络化下以前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慢于了网络速度也会有重大问题，因此中国不可以是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会是原来僵死的计划体制。从实践中看，我们正在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国企、民企，都倡导企业价值更多地体现其社会公益性，这说明中国的所有制不是完全的国家控制也不是私有化，而是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笔者坚信，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不被西方所算计，才是中国能够超越西方走向发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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