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三论中国主流经济学误导了中国改革
——评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理性”只是偏狭的理性——仅仅从“经济人”的自私本性角度理解理性。在天灾人祸面前，如果每个人都按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性原则”行事，后果不堪设想。利他主义同利己主义是对立的，但同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不矛盾。助人也即助己，帮助自己实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因而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理性”只是偏狭的理性
经济，就是通过资源的生产与配置，满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对人的需
要的满足。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钱的和荣誉的；人满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损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所以“经济人”，有庸俗的与高雅的、片面的与全面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人的理性的 “最优”，不仅仅是金钱的最优，而是金钱、文化、习惯、名誉等因素综合考虑的最优。把金钱最大化看成“最优”，其他的都是“次优”，这与其说是理性与非理性、近似理性的区别，还不如说是对“理性”理解的参照系不同，也即经济学范式的不同。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理性”只是偏狭的理性——仅仅从“经济人”的自私本性角度理解理性。在天灾人祸 面前，如果每个人都按经济学家们的“理性原则”行事，后果不堪设想。利他主义同利己主义是对立的，但同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不矛盾。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自然灾害之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助人也即助己，帮助自己实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因而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雷锋以及同他一样的人的行为并不“傻”；同样也是理性的人与人的理性行为。
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理性”只是偏狭的理性——仅仅从价格经济学角度理解理性。从价格经济学角度理解的非理性，从价值经济学角度来理解却恰恰是理性。花六块钱的汽油费去买5块钱的商品，从价格（货币）的角度来看是非理性的，然而却是实现价值的必须手段，因而是理性的。从汽油费和商品价格的相关性可以看出，发达的工业社会，市场已经越来越立体化了；商品交易已经不是简单的价格关系，而是包括各种复杂的价值转换过程的综合体；价格关系只不过是复杂的商品交易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把简单的价格换算关系说成是理性，把除价格关系以外的关系说成是非理性，是把简单的、平面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思维方式移植到具体的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是思维方式与时代要求的不对称。
人的理性不是线性的、单要素的，而是由“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对象意识”、“自我与对象相互关系的意识”四个部分组成的完整系统。“认识你自己”是自我意识，“设身处地”是他人意识，“放眼世界”是对象意识，“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自我与对象关系意识。“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理性的人都是自私的”，是把人的自我意识同人的其他几方面的意识割裂开来，把其看成人的理性的唯一要素，是片面的。而且理性与非理性也非绝对割裂的，人的理性往往要通过非理性来升华和体现；人在特殊的情况下的直觉能力，往往是各种理性和经验因素综合体现的结果。认为只有能够通过数字模型来表达的行为才是理性的也是片面的。因此，人的理性不等于自私，人的理性不一定能够通过数字来建模。正因为人的理性是一个由多要素组成的系统，所以人的许多理性行为是非自私行为（如舍己救人），而人的许多自私行为是非理性行为（如为了眼前利益而铤而走险犯罪；如吸毒、酗酒）。把自私和人的理性划等号没有事实和逻辑依据。在动物界，同类之间的相互合作总是多于同类之间的相互残杀；同类之间合作地较好的，其生存竞争能力总是高于同类之间合作较差的。既然人是理性的动物，就应该比一般动物更知道这一动物界生存竞争规律。如果人与人之间是狼，那么人类将比其他动物类种更早走向灭亡。所以，人的理性，应该是自私的反面，而不是自私。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还是政府官员，除非独裁政府，否则他们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他们把理性定位为仅满足个人利益，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包括权力所有与权力寻租），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面。民主，就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的纽带。企业法人也一样：如果老板不顾工人死活，那么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将受到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为合作。
事实与逻辑证明：人的“理性”，其内涵与外延必须与时俱进。人的理性是表现为自私还是表现为合作，是表现为低层次的合作还是表现为高层次合作，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商品经济早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较弱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在社会化大生产时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大大增强时，人的理性则更多地表现为合作。认为人的理性是自私的，体现了线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同系统化的社会大生产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不对称的。在这里，对人的本质考察的逻辑与历史必须统一。
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其“交易”过程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求人的“理性”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必须走出价格看商品。仅仅从价格看商品，即使在简单商品交易时期，本来就有局限性，新的时期使这局限性得以放大。如果在新的时期仍然固守简单商品交易时期的思维方式，以“价格”为标尺衡量“理性”、“非理性”，必将陷入“价格悖论”，使“理性”成为真正的“非理性”，从而走向“理性”的反面。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人的思维方式、“理性”必须同各个历史时期对称的辩证法。
再生源于创造理性。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理性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人的“理性”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战胜理性，也不足取。人需要理性，也同样需要把“理性”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理性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在价值高低、生死面前人可以理性地选择，但人的理性的真谛，在于创造价值，创造生命。把人的理性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辩产物；把人的理性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
市场经济的规范性要求给“经济人“的主体性定位
人的需要有相对和绝对两方面。
绝对需要：饮食男女；是人和外界物质、能量、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需要。
相对需要：你高我低；是人和人进行比较时由于不对称引起的需要。
人满足需要的手段有横向和纵向两方面。
纵向：劳动和竞争。劳动是纵向满足绝对需要，竞争是纵向满足相对需要。
横向：掠夺和压制。掠夺是横向满足绝对需要，压制是横向满足相对需要。
纵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
横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阻碍社会的发展。
纵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是主体。
横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阻碍社会发展的人是负主体。
满足人的需要，可以通过纵向积极和横向进取两条基本渠道来进行。如果说，由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所决定，横向进取可以通过掠夺和压制两种基本形式来进行，那么，同样由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所决定，纵向进取也可以通过积极竞争这种基本形式来进行。竞争既可满足人的相对需要，又可满足人的绝对需要。然而，竞争同掠夺和压制都是相对立的，前者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后者是人的负主体性。因此，它们在人身上的不同比重可以决定人的主体性的高低。
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不是平行发展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人的需要的绝对性越占主导地位；反之，生产发展水平越高，人的需要的相对性越占主导地位。与此相应，前者横向进取的主要形式是掠夺，后者横向进取的主要形式是压制；前者纵向积极的主要形式是劳动，后者纵向积极的主要形式是竞争。竞争平等，就是机会平等、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的平等、劳动力按照价值进行等价交换的平等。前者和后者区别的关节点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
正象压制和掠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竞争和劳动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竞争只能通过劳动来进行，劳动以竞争为动力，二者互为手段互为目的，共同构成满足人的相对绝对需要的手段。正好象劳动与掠夺相对而言，竞争也与压制相对而言。相对来说，压制比掠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掠夺只有损于掠夺者一人的主体性，而压制造成的间接掠夺不但有损于压制者一人的主体性，而且还损害了被压制者的主体性。
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看来，只要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人就是理性的“经济人”，所谓利益最大化就是货币（价格）最大化，而不管其行为方式和所采取的手段；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理性的“经济人”必须按照主体性原则行事，利益最大化是价值最大化而不是价格（货币）最大化，因此要用竞争代替压制、劳动代替掠夺。要把人的掠夺和压制引导到劳动与竞争上来，就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用主体性塑造国民素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的“经济人”与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的“经济人”有本质的不同。市场经济的规范性给“经济人”的主体性定位，就是再生经济学对“经济人”的主体性要求。
市场经济的规范性要求给“经济人”的主体性划界
要对“经济人”的主体性进行边界分析，首先要明确边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在五度空间方法论看来，所谓边界分析不应该是平面二维的，而应该是系统五维的。不同类型的“经济人”，其主体性边界不同。个人主体、企业主体、政府主体、国家主体，作为不同层次的“经济人”，其主体性由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利益、出发点、结构、行为方式与行为结果决定。
上述“经济人”的主体性定位，也即个人的主体性边界。个人的主体性边界是其它类型“经济人”主体性边界的逻辑与历史的起点。在当前，保护生态环境是当务之急，也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即使大多数人不能自觉认识这一点。就保护生态环境来讲，全国人民是潜在的“经济人”主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全国人民作为“经济人”的主体性边界。政府应该是代表全体人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经济人”，它的利益也就是全体人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全体人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就是政府作为“经济人”的主体性边界。用“我是纳税人”为由，妄图支配政府的行为，是混淆了不同层次的主体，用低层次的主体边界代替高层次的主体边界。同样，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出于同样的方法论——混淆了系统和要素、高层次和低层次的主体边界，并用后者取代前者。
市场经济的规范性要求经济人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
在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人”是讲利的，无商不奸、唯利是图是“经济人”的本性；而道德人是讲义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似乎水火不容，针尖对麦芒。怎么能走到一起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经济人” 可以也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孔子的传人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世界上类似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例实在太多了，西方商界，多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要讲道德，就勿涉足尔虞我诈的商场；要追求利润，击败对手，就可不择手段。在他们看来，既要拜金，就没有资格谈道德、谈仁慈、谈友谊。信誉不是做人的目的，仅仅是经商的手段，是为了下一单生意，为了更多的盈利。
当然，在我们的周围，不守诚信者，比比皆是，赚一把是一把。这种人尚处于“小儿科”的生意阶段，想“做大”实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并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单凭商场上的东拼西杀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单枪匹马无法打赢一场战争一样。只有以诚为本，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才能左右逢源，赢得更多的机遇，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走向辉煌。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一个“儒商”，就应该在叱诧商场的同时，坚持以诚为本，外圆内方。这不但可以使自己赢得良好的声誉，更可以使自己交下无数朋友，为他带来无数商机。正象李嘉诚所说：“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财源滚滚来”，“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对人要守信用，对朋友要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义’字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
知识经济也即双赢经济；知识的可再生性，使双赢合作成为合作的主导模式，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可以统一。即使在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富贵与道德同时兼备也不再是一个神话。作为一位“德财兼备”、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儒商，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完人。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让经商之道与孔孟之道相互碰撞、“经济人” 与“道德人”融为一体，应该有现实的意义。只有以孔子所揭示的义利统一的规律作为我们经商的指导，才能使大家做大做稳、练好内功，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来迎接加入经济全球化以后与狼共舞的挑战。
利己主义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以及市场的完全竞争——人与人是狼的假设，都是微观经济时代的产物。特定的历史背景，引申出特定的人性定位、特定的经济学出发点。到了经济宏观化时代，经济人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人与人之间合作关系必定取代纯粹的竞争关系；商场并非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相互倾轧，而是充满了人情味的哥们情谊。这不是田园诗般的浪漫幻想，而是发达国家每日每时发生的管理实践，世界首富比尔盖兹由企业家转为慈善家的过程，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是滞后的经济学并未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而已。
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就是通过对“经济人”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位，实现经济学、管理学的重新定位，在把人看成道德人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学、管理学范式的转换，使经济成为幸福的经济、人成为幸福的人。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发挥得到法制保障之前，讲经济人“理性”、利益最大化，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小商品经济时期，这种理论可能有实践操作的空间；到了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时期，要利益最大化不是只有利己的“理性”就可以实现。社会各种要素相互制约、环环相扣，经济人只有演变成道德人，利人利己、利己利人、遵纪守法，既有个人诚信又有社会法制，才能现实地实现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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