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万人坑
——中日韩“自慰区”（二）
二两 2011-6-22
（接上篇）
一、比较优势的农业突破口
2003年7月17日， [南方周末]刊登了林毅夫的一篇长文《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文章开篇就说，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理由有四：
①当前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持这样大的补贴。
②对农业补贴会导致农产品过剩，产生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③一旦开始补贴就很难取消，取消往往引发政治问题。
④补贴在执行上非常困难。
仔细看看内容，第一条夸大财政困难，怂恿当局知难而退。第二条担心中国过剩农产品冲击西方市场。第四条说中国农民天性狡猾，多吃多占，补贴费力不讨好。这些还不是重点，重点是第三条。
林毅夫举例说，日本一直对本土农产品进行高额补贴，而加入自贸区将会强烈冲击农业，逼反农民及农协组织，造成日本政治地震；所以日本对东盟10＋3反应消极，甚至想放弃这个可使经济复苏的机遇；难道还不算政治问题吗？
这不是扯一般的蛋，是扯日本蛋！
我前文谈到，日、韩挤进东盟10+1属于一不甘心，二不得已；既然不能不来，日本政府当然会摆出一副锱铢必较的架势，而显然，日本的农业——人口仅有488万（65岁以上老人占58%），农产品自给率仅为40%，农业GDP仅占日本总量的2％（最低曾降到1.6%）——就是用来与东盟谈判磨牙的小道具。
林毅夫为什么要刻意回避日本这种伎俩，反而去渲染“逼反农民”的政治乱象呢？从1987年起就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后又升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的他，其实在做一个横向类比——2003年中国农业人口达8.86亿（占人口总数70.3%），农业GDP占全国总量的39%，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他清楚，只要“逼反农民”和“退出自贸区”这两颗政治地雷能吓住那些维稳代表，增加农业补贴的议案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林毅夫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身上还挂着“十五”计划起草人、连续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显赫徽章，某种意义上，该文可看成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吹风、及签署《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之前的舆论热身。那么，他如此卖力的否定增加农业补贴，又有什么新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吗？
有的。撇开边角余料，有两条重点，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各地农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布局。二是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条件。
比较优势，促农转非，多熟悉的词汇。
前者，是林博士奋力鼓吹的“先进经济理论”的核心；后者，则是保障前者能够顺利实施的廉价劳动力基础——它们后来还被包装成“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十一五计划”，也就是说，比较优势从最不起眼的农业环节切入了中国经济。
各个省、地、市之间取长补短，发挥比较优势是应该的，也是平衡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相同的法律法规、货币体系和军力保障范围内，即在一国政府框架内协调发展比较优势，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然而，这不是“林毅夫的比较优势”。他总是站在全球经济（也就是美元经济）的角度，先比较美国对中国的优势，再谈论中国内部的分工协调——而绝不会无缘无故的阐述后者。这是人们经常忽略的地方，也是他的阴鹜之处。
林博士从农业到国企、从地方到中央四处奔走，除了宣讲“价格应由市场自己发现、政府调控既无动力也无效率、大企业应参与经济全球化新游戏”等比较优势新概念外，最关键的是，他每次宣讲比较优势之前，必先有一个定论，那就是——中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即新中国领导人选择的赶超战略），违背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普世原则，人为扭曲了价格要素，因此，在此战略下的工商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及公社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都是错误的！
听懂了吗？在中国推广比较优势的前提是——毛泽东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乃至中国革命都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中国没有走西方列强们划定的自由市场路子。原来落脚点在这里！真可谓溜边沉底，轻捞慢起。
二、反共老传教士
如果以为林毅夫发明了比较优势论，那真抬举了他，他就读博士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才是“当代比较优势”真正的大本营——没错，这可不是亚当·斯密描述的乌托邦式的古典比较优势，而是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定向发明”——发明者就是担任芝大经济系主任长达15年的西奥多·W·舒尔茨，林毅夫的博士生导师。
其实，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舒尔茨这项发明。
受中国革命成功的启迪及抗美援朝胜利的鼓舞，从50年代起，拉丁美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左翼运动。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济学家提出了“发展主义”的经济口号，推行在国家保护下的内向型工业化战略，希望以政策补贴加强成品出口、扩大周边贸易和限制外资等举措，摆脱向欧美出口原材料的经济死路。
虽然发展主义比社会主义柔和得多，但仍严重影响了西方资本在拉美的利益，威胁到美元全球扩张战略。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他弟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迅速与华尔街财团及其经济智囊构建了一个联合体，旨在从军事、外交、资本和思想领域对拉美的发展主义或社会主义予以彻底的颠覆和清洗。
清洗思想领域的重任当仁不让的落在了华尔街的天然盟友——以自由市场主义著称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肩上。其中，弗里德曼充当自由货币论的精神教父，舒尔茨以系主任的身份组织有针对性的比较研讨——在他看来，美国掌握着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发展钥匙，只有将经济项目大量输出到国外，让穷国做下游的产生配套，穷国的经济才能被美国“拯救”——这就是“定向比较优势论”的前身。
最终，他们选择了发展主义的骨干国家智利作为洗脑突破口。从1957年到1970年，一百多名经过精心挑选的智利学生（后来扩展到全拉美）先后被推荐到芝加哥大学进行高级研修，福特基金会等财团除了赞助他们学费和生活费，还赞助了一个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该基金会还在1995年赞助了林毅夫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生们除了不断“反思”自己国家现有的发展主义“弊端”，还要反复“肯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舒尔茨们宣称，经济没有意识形态，只有数学和逻辑才能发掘它的理性光辉；任何试图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努力——包括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全面的社会福利、正常的贸易壁垒、对价格的干预等等，都是荒唐而缺乏理性的；尤其是对工农业的财政补贴，简直就是罪恶！（知道林毅夫为何那样卖力了吧）
经过日复一日的比较，学生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即忘掉追赶和超越，利用劳动力密集的社会现实，积极主动地为西方跨国公司提供产业配套，用理性打开自由市场的大门。这些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高级学位毕业生们发誓，要创造一切机遇，“科学地”改变祖国的命运。
机会来了。1973年9月11日——美国人偏好的911——在中情局的策应和华尔街的支持下，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的亲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独裁军政府，他一面对左翼人士展开血腥屠杀，一面认命了一个由 “芝加哥男孩”领衔的百人经济顾问团，迅速完成了与美元经济的强行对接——废除最低工资，取缔工会，取缔反对党，使智利的国有银行、工业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统统落入华尔街及其代理人的私人腰包，社会贫富分化一度创造出世界纪录。
受美国唆使，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相继发生军事独裁，他们还统一步调对左翼人士进行灭绝人性的清洗，并效仿智利建立起“芝加哥自由经济连锁店”，把国家的命运拴在美元的裤腰带上。可以说，每一个芝加哥男孩的“理性经济公式”里面，都浸透了数十万左翼人士的鲜血和亿万劳动者的苦涩泪水！
而芝加哥男孩的重要导师，反共老传教士舒尔茨，尽管1972年就已退休，但仍在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华尔街的巨大贡献。媒体还盛赞他把农业问题从农业范筹解脱出来，发展出“人力资本”理论（其实就是比较优势论的不同版本），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方的赞赏也是林毅夫的动力所在。
他的眼界并不在农业经济，他抛出那篇反对农业的补贴、鼓吹“比较优势”和“促农转非”文章，就是要以导师为榜样，以农业为突破口，将自由市场理论推向整个中国经济界——屏蔽自主创新，将中国经济完整地捆绑在美元战车上——以完成他人生最为华丽的转身。
三、拐大弯的国军连长
事实上，如果把林毅夫的经历拍成电影，可以拿下任何一届奥斯卡悬疑片大奖——从台大投笔从戎到陆军军官学校，从公费就读台政大MBA到金门前线担任连长，从金门游回大陆到北大读政治经济，从北大“巧遇”舒尔茨到被80高龄的他收为关门弟子，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博士到进入国务院参政议政，从比较优势经济学家到世界银行副行长——总有一只神奇的手牵引他全面跨越政治雷区，如入无人之境。
常识告诉我们，一件事要是过于神奇，那就没有神奇，只有谋奇。
与张维迎、茅于轼等赤裸裸地鼓吹私有化、叫嚣将公有经济“原地掉头”不同，林毅夫表现出的沉着与果敢让他更像一个忍者。他是善于“拐大弯”的人——锁定目标，一点点打方向盘，让车在不知不觉中舒舒服服的掉了头。
回头看看他说的那些比较优势、促农转非、新农村建设、人力资本开发等等，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消除原来的国有经济影响。
再看看他幕后推手们的所作所为——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赞助，胡舒立的[北方财经系]与[南方系]媒体的摇旗呐喊，体制内[改革原教旨主义分子]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面攻击——由学术到政坛、由地方到中央刮起一股“比较优势论”的妖风，顺着“专家治国”的门缝吹进了庙堂，如如不动的菩萨们其实，大都偏瘫了。
这样，经过比较的中国经济几乎就剩一条路，那就是为美元全面配套。
这与“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历史口号，与“造飞机不如买飞机”的解体过中国大飞机工业的肮脏政策，都是一脉相承的。
很多人以为，为美元全面配套就是为美国打工，多生产些袜子内裤煤炭钢铁，虽然辛苦，但也能攒下些家底不是？NO!不是！
林毅夫的大弯不但没有拐完，甚至才刚刚开始。“比较优势”，“全面配套”的下一个节目，紧接着就是“中日韩自贸区”——实现三国经济的全球分工，直到完全进入华尔街的“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循环，才告一段落。
也就是说，美元要在东亚建立能够小范围自我循环的经济圈，光有日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中国拖入泥潭，形成日本占据高端、韩国占据中端、中国占据中低端产业的经济格局。这样，人民币除了要养美元，还要额外担负两个亚美混血孤儿，日元与韩元。
我以前谈到，日、韩之所以选择外向型出口经济，是因为资源和军力都掌控在美元手里，只能被迫给美元做配套。他们早就被美元强行按在“比较优势万人坑”里劳作，如果没有外力的解救，将永世不得翻身。
现在，同样的泥坑里又骗进来一位手握核武的瓷器巨人，初来乍到的这位不但出手阔绰，还要和前两位玩自贸游戏并主持泥坑大局。
这不是意淫，又是什么？
四、别了，芝加哥
林毅夫踩着世界银行的高枝一跃回到了芝加哥圈子里，像个过路人一样看着身后的中国滑向华尔街主导的深渊。“我只是个经济学家”，他满脸无辜。
确实，他是个过路人。没有主人向美元暗递投名状，他如何登堂入室？没有主人的比较定调，他从何方比较？他不知道中国近代史上的卖国贼都是“比较劣势大家”吗？
李鸿章拿中国的劣势比较了西方列强的优势，得出了举国议和的谬论；
张学良拿东北军的劣势比较了关东军的优势，四十万大军一枪不发退出了东北；
汪精卫拿国民党政府的劣势比较了“大日本帝国”的优势，发出了投敌的“艳电”，号召四万万国民当奴才以实现曲线救国。
拿自己的劣势去比较，百分之一百能找到别人的“比较优势”。还用得着林毅夫从金门到北京到芝加哥这样拐大弯？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弱的服从强的，没有上帝主持公道。弱的要不服，那就打。打赢了，变强者；打平手，和平共处；打输了，认怂。建国30年，中美两次军事交手，打平，所以和平共处。尽管美元势力不认同这一点，总想扮演一个永远正确的王者，让别人扮演荒唐的臣民，以便假作真来真亦假，但这是徒劳的。
因为，毛泽东时代的重工业仍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深藏在中国战略腹地的“三线”企业仍为中国镇守着国门，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还在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情况还没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虽然丢了袜子和内裤，虽然丢了生猪和饲料，虽然丢了果汁和牛奶，但打狗棍还在手中握，就不算丢人。
真要把打狗棍丢了，更没什么可怕，丢了，革命就来了。
中国近代光荣的革命传统，林毅夫与其导师舒尔茨恐怕没想过吧？那些早就想拐大弯的人，恐怕也忘了吧？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许多媒体将此行描述为中美关系新十年的“定调之旅”，即为新形势下中美关系发展定位、定向、定议程。一些汉奸还鼓噪说，这充分表明中美两国只能做全面合作伙伴，而不能成为战略竞争对手。
提醒一下，胡主席的访美之旅共两站，始于华盛顿，别于芝加哥。
别了，芝加哥！这是胡主席定的调吗？
无论如何，中国都该唾弃这个该死的自由主义大本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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