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8）
财富的创造、分配与交换
——评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
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宏观经济微观化，把完整的经济系统搞得支离破碎，肆意夸大某个要素、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作出错误的结论。
平等自由的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
茅于轼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可以创造财富”这一命题作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逻辑前提。
茅于轼说：“由于交换创造财富的这一点被人类明白了过来，不一定要劳动创造财富，交换也创造财富。交换和劳动要一样看待，都是财富的创造。”（茅于轼：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演讲 2011年4月7日）“经济学研究财富如何创造。它的答案极为简单：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的创造”。“还有其他带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交换理论。两个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产生社会财富。如果大家都在交换，社会财富就越来越多。”（2011-05-05 经济参考网）茅于轼说：“还有个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牛顿定理”的看法，就是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茅于轼这三句话里蕴涵着一个悖论：前两句话认为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必定”产生社会财富，在这两句话里平等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充分条件；第三句话又认为“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2009-04-25 金羊网-羊城晚报）。“平等自愿地交换”到底是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如果说，“平等自由”不等于“平等自由地交换”，“平等自由地交换”是产生财富的充分条件，而“平等自由”是“平等自由地交换”的一个要素，因此是必要条件，那么请问：能从充分条件推出充分条件中所包含的某个要素一定是必要条件吗？
财富的产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确实都是必要的。“平等”“自由”和“交换”无论是各自来看还是合成一个“平等自由交换”的整体来看，都只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通过交换实现的消费，是实现价值而不是产生价值。实现价值也是创造价值的必要一环与必要条件，但不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要现实产生社会财富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如创新和劳动。交换是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将决定整个经济学大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认为交换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其经济学大厦就有可能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而茅于轼的“平等交换”产生社会财富的命题，其要害就在于把必要条件混同于充分条件，通过这种偷换概念，为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如果“平等交换”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产生社会财富就除了“平等交换”以外就还需要其他条件，如政府宏观调控，如创新、创造、创业，如民主与法制，那么经济学大厦就只能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的基础上——社会与市场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民间与政府是对称的两个环节，也是经济车轮向前滚动的两个对称的轮子；所以经济自由是充分的不是完全的，政府宏观调控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成立，自由就必须被限制，而社会主义却可以顺理成章。“平等交换”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决定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理论分歧。在这里概念的细微差别、逻辑的严密与否决定了整个理论范式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茅于轼在这里是在偷换概念：通过把交换作为价值产生的必要条件偷换成充分条件，把平面的商品经济偷换成立体的市场经济，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偷换成科学的经济学，并用所谓“社会科学的牛顿定理”给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披上科学的外衣。众所周知，无论是公理还是定理都是必然的；而只有具备充分条件时才是必然的。把必要条件说成定理，就是把必要条件偷换成充分条件。
茅于轼的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惯用手法，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方面，他们说“理性的经济人”是假设，另一方面，一转身他们就把这种假设当做公理进行经济学推演；一方面，他们说经济学是实证性科学，另一方面，他们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演得出的结论又很容易被证伪；一方面，他们极力把经济学打扮成物理数学那样的硬科学，煞有介事地进行经济学实验，建构各种用高深的数学进行推导的经济学数学模型，另一方面当他们的结论、模型被事实证伪时又狡辩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出发点“帕累托最优”是过时的理论
茅于轼通过引进帕累托最优理论和帕累托改进理论，提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并以这一前一后两个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了我国目前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双轨制”、效率与公平、均衡价格、多目标规划、耕地红线、经济自由、经济适用房、我国改革的方向问题等，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根据他的整个思想脉络，可以说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理论出发点就是西方100多年前简单商品经济时期提出来的“帕累托最优”理论。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改进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由于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的核心精神是资源优化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是配置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成了1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帕累托最优”是配置经济学的结论，而配置经济学及其结论“帕累托最优”均是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帕累托最优”模型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无论是线性规划还是非线性规划、所实现的目标无论是单目标规划还是多目标规划，其中所渗透的思维方式均为线性思维方式。线性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也许在数学上是严密的，但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在任何约束条件下都根本不存在 “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的绝对均衡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宇宙是不断再生的过程，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是不断再生的过程，再生经济学就是指导人们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断打破主客体均衡状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使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不断地、更好地再生，这个过程也不是什么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更多的人变得更好的“帕累托改进”，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过程。作为个人是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绝对利益、相对利益的有机体，作为社会是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综合体，作为资源再生过程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作为资源分配过程的“帕累托改进”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的起点和经济学的公理前提即主客体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是资源不断再生的过程，因此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伴随优胜劣汰、利益此消彼长、效率与公平互为前提的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而作为后者的出发点的只不过是虚拟的、静态的“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其过程只不过是“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期间只有分配没有再生。这种“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改进”的理想状态与其说是所谓“公理化假设”，还不如说是把结论当前提更恰当。这种线性思维的理想化假设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解释经济现象、描述经济增长也许有近似的真理性，但在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的现代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反映经济发展或提出所谓的“改进”建议则只能是画饼充饥。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范式“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范式“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选择的过程、分配的过程，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创造的过程、资源再生的过程。分配源于选择理性，再生源于创造理性。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自由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人的“自由”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的自由战胜理性的自由，也不足取。人需要自由，也同样需要把“自由”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自由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在价值高低、生死面前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但人的自由的真谛，在于创造价值，创造生命。把人的自由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辩产物；把人的自由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同时，市场也不仅仅是交换；把市场仅仅定位于交换，是商品经济时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就是互相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互相交换劳动的机制，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这里，无论是机制、制度还是经济形态，都说明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GDP能够得到增长但社会财富不能得到增加，社会只能原地踏步、静态循环。社会资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释，所以资源不能得到开发，扩大再生产不能得到真正进行。帕累托最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研究生产关系或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使人们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生产本身，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不但研究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旧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新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
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外延扩张与内涵增长。前者是数量增长型，后者是质量增长型。数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有限扩张。质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无限裂变。裂变，在结构上作文章，而不是在数量上作文章。质量增长型就是结构优化型。新经济就是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取得最佳功能。作为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来说，经济学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学说。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再生经济学应该是经济学的本义。在知识经济时期，把再生引入经济学体系中，说明配量与再生不是人和自然、人和物的两种关系，而是一种关系的两种属性：配量本身有再生功能。
把经济学对象定位为配量而非再生，因而参照系与时代要求不对称、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相脱节，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没有科学范式的根本原因。
对称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称经济学研究经济规律,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研究资源配置; 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
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视野重在分配领域；生产只是生产领域的分配，生产领域只是分配领域的延伸。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与优化配置相统一的学说，视野重在生产领域；分配只是生产、再生产的分配，分配领域只是生产领域的环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优化配置，看到的是交易，是人际之间的供求平衡，价格机制成了市场和社会的核心机制；和谐经济学的优化再生，看到的是财富增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价值机制成了社会和市场的灵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分配为中心，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管理学与创业学脱节，企业成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对称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经济学就是管理学、创业学，企业拥有了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系统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人际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人与人是狼，必然把商场看成是战场；对称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人与自然、人与人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能与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社会经济发展同宇宙整体发展的过程脱节开来，思维的方式是线性的，分析的方法是抽象的，分析的过程是经验的，分析的对象是平面的，分析的结果是脱离实际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配置，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生产关系，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物质的社会关系。既忽视了形成生产力的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又忽视了人与人关系中的精神方面，由于不能总体把握与合理定位形成生产力的社会系统与“社会——自然”统一的系统及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结构，因而均不能对人类自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基础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是过时的理论
茅于轼提出，满足最优配置的条件是各部门所分配的资源具有同样的边际产出；在一个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社会中，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茅于轼，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刻舟求剑的“均衡”——“均衡点”理论是消极的理论
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的理论根据是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过时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理论的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早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投资与需求的关系才是基本的结构关系
找错基本结构关系、结构关系数量化处理而非从质上着眼，是对结构失衡不能对症下药的根本原因，也是“供需均衡论”—— 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根据。
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对称发展的规律。但对称发展不等于同比增长。在投资增长中，有的生产周期更长（如超大型基本设施建设），有的生产周期更短（如高科技企业）。两类生产的对称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投资的增长，既不仅仅是储蓄数量变化的结果，又不仅仅是货币数量变化的结果，而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同多种资金来源相结合的结果。储蓄增加只是资金来源之一，货币数量的增加不会带来实际投资的增加。要体现“时际权衡” 与“代际权衡”，不是靠“国民储蓄的黄金律”与“最优的资本积累率”，而是投资与消费的最佳结构、对称结构；通过投资的对称结构、消费的对称结构、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实现对称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种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集中体现在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国民素质提高与创新能力提高、提高财富附加值的投资上。这种投资本身也就是一种消费，它们之间是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区隔、用此消彼长的方式进行“配置”的。通过储蓄率高低进行所谓“最佳”分配，体现的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其结果，是顾此失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最优”。
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一次分配，没有二次分配。分配也是交换——交换其价值。只有价值的实现才是价值生产的完成，所以消费、分配都是生产的环节。
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看成是基本的结构关系，势必仅仅着眼于投资和消费的比重这一量的因素，而忽略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关系这一质的因素。如果要真正寻找通胀的根源，就要从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着手。
需求和投资的关系才是基本的结构关系。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而一旦从质上着眼，那么投资和需求不但可以“平衡”，而且只能“平衡”。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会过热，也不可能过热。
从深层次来看通胀的原因，是需求高于供给；而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之所以需求仍然高于供给，是由于需求有两种：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潜在需求形成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
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企业可以只考虑利润，政府不是企业；正好像政府要提供公共品，企业无此义务一样。虽然大家都是市场主体，但市场主体有不同层次，有与各自身份对称的不同层次的行为方式。知识经济时期无论是从经济客体还是从经济主体来看，一般均衡理论均已过时。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核心“价格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用什么价格计算GDP？要用自由交换的价格。没有票证，没有身份限制，没有审批，没有买不到、卖不掉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学的大学问就在这儿，为什么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经济？就是这个道理，反对自由经济的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没搞懂，反对自由经济就无法计算GDP。”（茅于轼：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演讲 2011年4月7日）“价格理论。许多学者争论价格理论，但是并没有搞清楚价格为什么重要，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懂得微观经济学。根据价格理论可以推导出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有效率。因此进一步提出价格万岁。想建立一个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价格理论还可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还能够从经济学说明为什么解放初期经济建设能够成功，而后来越来越脱离实际。原因是价格越来越偏离均衡价格。从价格理论可以用通俗的道理解释为什么均衡的交换价格是我们所需要的正确的价格，也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通俗版。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分子。”（茅于轼：《80自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0cuqj.html）
价格、价值、需求
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其“交易”过程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求人的“理性”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必须走出价格看商品。仅仅从价格看商品，即使在简单商品交易时期，本来就有局限性，新的时期使这局限性得以放大。如果在新的时期仍然固守简单商品交易时期的思维方式，以“价格”为标尺衡量“理性”、“非理性”，必将陷入“价格悖论”，使“理性”成为真正的“非理性”，从而走向“理性”的反面。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人的思维方式、“理性”必须同各个历史时期对称的辩证法。
知识市场经济可以使“理性”人明显看出，市场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市场就是价值之间发生关系的平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消费与生产、分配与市场是脱节的，市场仅仅成了交易的平台。
价格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机制是微观经济学的“拐杖”，但宏观经济、国家宏观调控则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正道”。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由于都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所以二者有着共同的本质，二者的结合是凯恩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体的结合，并未达到宏观经济学的层次，结合的结果并未脱离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宏观理论体系和微观理论体系的真正结合，是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宏观理论体系对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微观理论体系的扬弃与升华，使之由局部的真理上升为全局的真理。
价格的五度空间分析
小商品经济用空间定义价格，工业市场经济用时间定义价格，知识市场经济用层次定义价格。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虽然扩大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然而只是从工业市场经济的角度进行扩大；这与其说是使经济学帝国主义化，还不如说是使经济学庸俗化；他用工业经济的时间成本收益分析法来分析社会、家庭生活领域，会使社会生活庸俗化。社会生活，如果要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只能是价值经济学；如果是用价格经济学来分析社会生活，则只能使社会生活成为金钱的世界。这对社会生活没有解释力，更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因为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金钱关系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中最本质的关系。
家庭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的细胞；家庭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是价值关系而不是价格关系。微观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是家庭经济的展开。家庭经济典型地说明了社会经济——包括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本质——价值关系；用价格关系来说明家庭关系，用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这是对人际关系的扭曲。
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作用的范围是相对的
价格机制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相对的，而价值机制的作用是长期的、无限的。由于整体的价值机制的作用，资本-劳动的比率的提高是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过程中，增大投入的数量与质量，是改善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催化剂；虽然改善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成本收益比要大于增大投入，但后者却是前者的前提，因此投入的质量的成本收益比不可能孤立进行，而应系统考察。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正确地定位技术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但对整个经济过程的动态结构描述则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同样，把工资率与就业量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看成依赖于失业救济量的大小，也是过分提高了价格的作用。人们是否就业不仅取决于工资的效用与失业时所获得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而且还取决于工作时所获得的归属感与成就感。劳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的一种需要，因此本身也有价值。认为劳动的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或工资，是片面的。
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哪个为主的背后，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为中心。
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建立完全的价格体制，而是建立完全的价值体制。
连接需求与供给的不是价格而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价格与交换价值只是辅助工具，是作为必然性的“补充”的偶然性，而不是作为必然性的表现的偶然性。认为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价格最终反映价值，只是虚幻的“规律”、不切实际的幻想。之所以要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把不能量化的价值转换成价格，是削足适履、以迎合数学方法的需要。
体现主客体关系本质、正确理解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是联结各派经济学的钮带、把握各种经济关系的关键，也是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源头。所以价值规律是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核心规律。
对称经济学是价值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不但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扬弃，而且是对技术经济学的扬弃。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对称经济学以价值机制为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基础。前者的发展是内涵的。后者的发展是扩张的。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以价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均衡，手段是博弈。以价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发展，手段是对策。以价格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与以价值为中心的经济学，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只有通过扬弃，前者才能容于后者。把前者可以不加分析地包容于后者是不可能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为基础，只讲供求平衡，市场不完全，不讲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缺乏人文关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价格称王，市场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对称经济学让价值称王，市场就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的场所。目前流行所谓第三方营销（即所谓顾客应支付的服务价格由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是顾客用其他的使用价值（资源，如眼球）来换取第三方的价格支付。这说明价值而不是价格是市场的核心体制，价格可以不在，但价值则无处不在。表面上的转移支付，本质上是使用价值与价格的一种换算关系。用电视上的广告来占用观众的享受空间与时间，表面上观众没有为电视节目付费，实际上是付费的——付出的是观众不得不看广告的时空价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说什么经济学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其经济理论基础与人类经济时空层次的不对称是其经常陷入逻辑混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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