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近水楼台”竞相直接上手切分享受这个“大蛋糕”者，自然是周边陆路上的“诸番”。比较著名的，先后有西夏辽金蒙元等。可怜大宋天朝，成也“蛋糕”，败也“蛋糕”。“做大蛋糕”究竟福兮祸兮？怎能不让人唏嘘长叹！而所谓时光匆匆，往时越千年。假若再过一千年，再后来的人们，对于我们今天这个GDP“世界第二大蛋糕”，又会作何感想呢？或许，我们现在已经想不了那么远，也顾及不了那么多。那么，我们还是先来尽情享受，作为后来人对千年春秋的历史评说权利吧。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蛋糕”、腐败与法治》、《大道国学：官话、“人话”与闲话》及《大道国学：华人、汉人与唐人》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中国自“大唐盛世”巅峰的转衰，或正是“中央大陆”西陲“大国崛起”的历史机遇。“唐宋之变”后，大宋帝国“富甲天下”而“韬光养晦”委曲求全，最终还是在西夏辽金蒙元的轮番抢掠攻击下，彻底葬送了江山社稷。而蒙元大军籍中华之物力，继续举兵西进席卷亚欧，也将唐宋累世修炼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及远洋航海等高新科技，一路直接演示推广给了欧洲人。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实地参观及其“东游记”的传播，更是吊足了哥伦布等财富探险家们的胃口。而从中国传来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及远洋航海等最新技术，也恰好全方位地满足了欧洲人“文艺复兴”的信息传播需要，同时也为欧洲人进行远洋殖民抢掠提供了技术支持。
自中国“唐宋之变”千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五百年来，中国的衰落与西方的崛起，就是这样一个连续的相对运动变化。其中，中国的“唐宋之变”，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转折点。自哥伦布远航征服世界以来五百年，则是这个东西方盛衰运动变化的加速期。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仅仅只是中国人千年睡梦被惊醒的开始。以这个千年历史长镜头来看中国，所谓“西学东渐”的“洋务运动”，所谓“坚船利炮”的科技“第一生产力”，所谓“实业救国”的经济发展“硬道理”，所谓“和平崛起”的“韬光养晦”，如此等等的历史轨迹，我们都一直可以追溯到“唐宋之变”后的大宋帝国。
据西方市场经济学家测算考证，直至宋朝，中国的GDP总量还是高居世界之首。乃至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当时大清帝国的GDP总量还是大英帝国的6倍。那么，就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来看，把“蛋糕”做大到“世界第一”，大宋帝国应是毋庸置疑的“世界第一富国”。要论科技“第一生产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军火、造船及远洋航海等高新科技领先世界，大宋帝国也堪称是“世界科技第一强国”。要论“韬光养晦”的“和平崛起”忍性谋略，经年累月地向西夏辽金蒙元“割地赔款”，乃至“称臣”和“涨价”纳“岁币”，大宋帝国的阔绰也足以显示出“负责任大国”的和平形象了。然而，但是，为什么呢？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大宋帝国的常备军队，也是世界上人数最多且装备最先进精良的军队。这样一支世界上装备最强大的军队，却保卫不了自己国家最富裕发达的“大蛋糕”，这堪称是中国历史的千古之谜，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千古之谜。
当然，一千年的时间，在中华万年文明史上并不算太长。所以，我们再用一千年的时间来破解这个千古之谜，也应该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就中国最近两千多年的历史来讲，如果说历史巅峰再难企及的“大唐盛世”，只不过是昔日秦汉接力勃勃雄起的一缕千古绝唱和回光返照。那么，大清帝国自1840年以来的腐败无能和丧权辱国，则是昔日“大宋遗风”的千年余韵袅袅。是故，中国的盛极而衰，起于千年以前的“唐宋之变”。而中国今日“汉唐雄风”的千年难振，也是首罪于大宋！
经济发展富裕之极，文化科技发达之极，军事装备强大之极，却又是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之极！这个矛盾至极的大宋王朝，的确是创造了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的历史之最！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难道真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所致吗？任何理性的分析研究，都首先必须建立在同一历史条件下的可比性基础上。如果真是像今天某些“洋务”专家精英们所讲，是因为大宋没有坚持以“做大蛋糕”为中心，或是大宋缺乏先进发达的“科技第一生产力”，亦或是缺乏“韬光养晦”的“和平崛起”谋略，乃至于是缺乏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这在当时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那么，就只能是因为缺乏现代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了。但试问，当时抢分大宋“大蛋糕”屡屡得手的西夏辽金蒙元，是因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先进吗？
况且，在后来“老欧洲”自15世纪开始远洋殖民，并大肆抢掠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的时候，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又在哪里呢？可见，西方列强的抢掠起家，只不过是与西夏辽金蒙元强盗习性的击鼓传花和创新翻版罢了。而今天西方列强的富裕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发达，恰恰是抢掠的结果，而绝不是富裕发达的原因。至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给这种因果倒置提供强词夺理的文化“马甲”而已！中国人自1840年“洋务运动”以来，始终走不出这个文化迷雾，也正是因为西方列强文化“洋鸡汤”的忽悠所致。
还是回到“唐宋之变”这个历史转折起点上来看，大宋“大蛋糕”的表明繁荣，不仅引来了外强的抢分贪欲，而且国家内部也始终蕴藏着尖锐的官僚腐败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由于内部“分蛋糕”不公，王小波李顺方腊及“水泊梁山”的“山匪”们就蜂拥而起，开始自行组织“抢分”。这种“蛋糕”分配不公的两极分化，才是雍容富态的大宋帝国的致命“内伤”。那么，“分蛋糕”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又是哪些人呢？首先是通过亦农亦商经营而形成的土地兼并豪强豪族，其次是臃肿庞大的军政官僚及文士阶层。当然，作为农商豪强和官僚及文士集团的总代表，宋朝皇室贵族的利益优先就更不用说了。
亦农亦商的土地兼并，是基于土地私有制生产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的先天顽疾。只不过在市场经济空前发达的宋朝，这种亦农亦商的土地兼并狂潮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当今某些精英专家鼓吹的土地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实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就已经不是什么先进思想了。如果再考虑到可能的两极分化加剧，那就更不是什么先进文化了。
据史料记载，宋朝官僚机构之庞大和官僚待遇之优厚，也堪称历史之最。故此，有人戏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公务员最幸福的时代”。其中，对儒家弟子文人学士的优待及其“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在宋朝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换句话来讲，大宋帝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分蛋糕”机制，也正是儒家弟子尊卑贵贱等级礼教文化设计的时代经典。
这里面，最功不可没的“思想库”和“文化智囊”，应首推“程朱学派”所代表的“宋儒理学”文士精英群体。“宋儒理学”假称“道学”，并以宋明理学的传承而影响至明清乃至现在。其大师级人物，自然是程颢、程颐二程兄弟和朱熹。宋朝名儒陆九渊曾自豪地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换个角度看，大宋的腐败，也正是源于此儒学的昌盛。
当时，由礼乐文明而派生出来的奢华享乐，在大宋儒士们的引领下，也达到了了一个超凡脱俗的附庸风雅境地。譬如，文士们玩盛世歌舞升平饮宴填词，市井小民们就玩“蹴鞠”大赛。而“蹴鞠”的“超男”高俅，最后也能被同乐此道的皇帝破格提拔为禁军“主帅”，并能将八十万禁军的“总教头”林冲“逼上梁山”。而在当朝造就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绝世珍品的宋徽宗，本身也是一代画坛大师。其子宋钦宗，则是一代书法名家。怎奈“靖康之耻”，大宋的“大蛋糕”被切分了一大半还不说，连这前后两任皇帝和数千名皇室及朝臣女眷，竟也一道作为“战利品”被女真铁骑劫掠而去，以专供金国王室贵族及军政官员饮宴作乐。
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当此“多难兴邦”之际，宋朝也涌现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感怀的英雄义士。在文士朝臣中，推动政治经济改革变法的代表人物，当数王安石。论说，改革维新，在中国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商鞅变法”以来，几乎历朝历代都没有停止过自我改革的努力。盛之极亦衰之极的大宋王朝，当然也在进行改革维新。但“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恰恰是由于改革是想要调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矛盾，自然也就会被强大的“分蛋糕”既得利益集团给联手扼杀。
那么，改革是为了制造贫富两极分化，还是为消灭两极分化？如果改革反而制造和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这个改革的思想算不算先进文化？而没有先进文化的改革，能给大宋帝国杀出一条生路吗？“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大宋帝国的覆亡，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答案。
“唐宋之变”，是中国历史转折的千年之变，也是世界历史转折的千年之变。自那时起，中国一千多年来的兴衰沉浮，源头起点也正是在于这个千年之变。大宋王朝不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做蛋糕”和“分蛋糕”的故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老的改革故事，更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回味不尽的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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