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应对：新自由主义与超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6届论坛”综述

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应对：新自由主义与超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6届论坛”综述

    
    由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系、社会和行为科学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协办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6届论坛，于2011年5月27－29日在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奥地利、瑞典、比利时、葡萄牙、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22个国家的150多名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美国麻省大学经济系教授大卫•科茨主持开幕式，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麻省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兼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杰拉尔德•爱普斯坦致欢迎词。为了对应并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次年会颁发了首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教授获此殊荣。接着大会颁发了第3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10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获此嘉奖，他们分别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前研究部主任杰拉德•迪梅尼尔教授、美国犹他大学艾尔•坎贝尔（Al Campbell）教授、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艾伦•弗里曼教授、爱尔兰国立大学特伦斯•麦克唐纳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李炳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志教授、日本岛根大学张忠任教授、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罗杰•赛夫特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吉原直毅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
    与会者围绕“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应对：新自由主义与超越”这一主题，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议和16次分会，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和凯恩斯主义的借鉴和评判、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后危机时代的应对、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发展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和凯恩斯主义的借鉴和评判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蔌原伸次郎教授先用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说明虚拟资本的形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过度敏感，并最终导致了危机。接着对大萧条与大衰退进行了比较研究，大萧条时期一直都伴有严重的金融危机是因为金本位制下政府不能采取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财政刺激计划是奥巴马政府避免2009年危机变成第二次大萧条的关键。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迈克尔•佩雷曼则试图说明，19世纪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史，使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者都意识到，不变资本的相对较快增长引起了竞争性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危机。
    墨西哥Metropolitana－Azcapotzalco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基耶多•塞尔吉奥•卡马拉研究了1947－2010年三个不同综合水平内，美国利润率波动对美国商业周期的影响，反驳了危机出现前总会有利润率的周期性下滑这一普遍观点，实际上这只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的，并发现与利润率下滑相关的危机都有“劳动力急剧增长”这一变量，与凯恩斯时期危机相比，新自由主义时期利润率的变化不足以形成周期性危机的一个特殊特征。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院路易斯•桑托夫•拉姆拉兹教授在技术经济革命框架下对1929年股票崩溃和2007－2009年经济危机的历史进行了简要比较。
    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杜书云教授回顾了1998年以前的16次主要经济危机，发现历次危机的共同特征是经济持续高增长、信贷增长过快和投资过度，市场经济伴生着生产无限扩张和消费无限增加，使经济危机潜藏其中。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茂兴教授认为，近代以来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具有影响普遍性、危机周期性、爆发同期性、矛盾累积性、综合破坏性等特点，当前的这场全球性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亨利•赫本提出，凯恩斯的理论分析确实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却不能找出经济危机的原因和药方；凯恩斯认为经济衰退主要来自投资不足的想法似乎很危险，因为投资中止需要很长的过渡期：大萧条后公共债务的急剧增加也没有避免GDP的最终减少，幸亏二战爆发；而凯恩斯所认为不道德的投机者恰恰是资本主义系统内所需要的，它刺激了消费，所以不能通过消除投机者来消除危机。
    美国基恩州立大学玛丽•克里斯汀•杜根教授认为，凯恩斯在1941年的国际清算联盟（ICU）提议中对于金融体系最重要的规定是减少证券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经常项目赤字将永远不会达到5％，或者投资到证券里面的钱将被用于外国直接投资，因而不会引起美国制造基地的产业空洞化，私人证券投资也不会破坏各国经济的稳定，统一的全球货币也会稳定贬值以促进贸易。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岩教授也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克服经济危机方面的致命弱点是它的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及其政策主张，并且忽视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才能真正解决双重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程恩富教授总结道，尽管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针对当前危机的各种措施，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也表明，各种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方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二、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
    大卫•科茨教授认为，2008年的实体产业危机并不主要由银行倒闭所引起的，而是和金融部门危机一起由同一个潜在原因引发，这一原因可在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整个特征中找到。他证实过度投资危机引发了最新的实体产业危机，同时美国经济正经历更为广泛的结构危机。这一危机似乎标志着新自由资本主义促进盈利和积累能力的终结，危机之后的主要重组很可能需要10－15年。
    巴西圣保罗天主教大学鲁宾斯，萨瓦亚教授和乌贝兰迪亚联邦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乔斯•鲁宾斯•大马士革•雅立普副教授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全球资本积累进程疲软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在战后基于全球化的原则所建立的过程。这种疲软在20世纪70年代时就有了第一次表现。
    美国佩斯大学安德鲁•克里曼教授采用美国官方数据说明，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在于“金融化”和逐渐增长的贷款率，而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危机后利润率从没有复原。此外，该数据还显示出，利润率下降是经济缓慢增长、贷款不断增加以及经济大萧条的一个关键的直接原因。
    杰拉德•迪梅尼尔教授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对利润率的各种衡量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和测定并指出，人们通常看到了利润率波动与后来衰退的关联性，但利润率波峰的幅度是“标准的”，利润的波谷比经常看到的要浅一些，这些波动引起主要衰退的假设似乎是可疑的。如果不是所有的衰退，在大多数其他衰退情况下，产量收缩开始于住宅投资的下降。当1990年、1991年和2001年经济衰退期间，商业和工业拖欠债款率的上升远比住宅按揭情况下高很多，但是2008年衰退期间，正好相反。毫无疑问是按揭冲击而不是利润率的先前下降打乱了宏观经济的秩序并且引起了信贷危机。
    土耳其奥坎大学布伦特•侯卡教授指出，当前国家参与的增多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他详细分析了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特征，表明国家的相对自主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均衡，当前没有阶级意识和政治化的工人阶级运动，回到前新自由主义时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所有权集中在正在减少的金融资本家阶层手中。另一方面，危机因资本家们巨大的投机活动而加剧，迫使政府干预甚至国有化，不是为了结束他们的霸权和投机，而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毁灭。因此，国有化和经济参与的任何其他形式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更别提社会主义国家了。
    印度安得拉邦阿嫩德布尔S.K.大学阿南达•奈杜教授和纳迦不刹那教授对新自由主义给印度人民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影响作出批判性的分析，指出自由化虽然为这个国家的信息等产业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对农业和农民造成了很大伤害，使得第一产业的处境岌岌可危，给针对特定公司和个人的许可证颁发程序也使得政治管理阶层的腐败有机可乘，并加剧了贫富差距问题。
    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和杨先明教授认为，在对当前危机的本质分析中，基于财富权力的视角是一个新视角。财富是一种社会权力，虚拟经济的扩张是这种权力聚集的过程，经济危机是这种权力过度膨胀超过了自然环境及人类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而造成的。
    日本独协大学山下裕步教授，利用2008年经济危机的背景，分析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理论上提出一个能抓住资本主义经济最根本的方面的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同时，通过分析金融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冲突，解释金融危机产生和形成的机制。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聂志红副教授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是不平等交换，“中心”国家虚拟经济部门极易形成泡沫，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畸形经济结构，由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货币充当世界储备货币本身是有矛盾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由中心国的金融泡沫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最终由可能变为现实。
    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林教授指出，华尔街金融危机凸显了新自由主义所尊崇的新古典范式的简单性缺憾。复杂性如非设计性、属人性、非均衡性、不确定性等，乃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新自由主义因忽视它们而声名狼藉，这些教训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深刻反省，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所启示。
    虽然在危机的直接原因上尤其是利润率的波动是否是直接诱因上有所分歧，参会学者一般认为，直接原因可以千差万别，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始终是危机的根本原因。
    三、后危机时代的应对
    程恩富教授认为，在资本主义危机下，资本增值要求与劳动者生活状态恶化、国际垄断资本扩张与民族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等等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发展，将大大加快世界经济的分化、重组和重建的进程，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一超独霸”的时代也将一去不返。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重新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众摆脱贫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经济权利、特别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控之上，构建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和集团化机制；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摆脱频频干涉别国内政和人权进步的状态，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达的多样性，构建民主的政治多极化和国防自卫化机制；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确认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构建丰富的文化多样化和交互化机制。
    艾尔•坎贝尔教授首先介绍了“经济复苏和金融重建计划”和《危机内外》阐述的过渡性的革命要求，然后指出，当前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下的经济政策应在遵循健康人性化经济的两条原则（一是经济体制对其成员的目标应该是符合较大的社会制度的目标；二是经济生产过程中必须始终理解为生成一个联合产品：货物和人，人在其生产活动中发展成形，与生产活动的性质相符）的基础上，推动发展下列几个大的目标：（1）充足的食品、教育、医疗、住房和运输；（2）保护环境：（3）充分就业；（4）经济的民主化。
    美国霍山学院弗瑞德•莫斯利（ Fred Moseley）教授首先分析了现在危机的潜在原因以及怎样解决危机，接着分析了为解决根本问题和持续恢复应采取什么措施，然后对已采取的政府经济政策进行了评估。长久解决方案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大幅减小GDP中这些债务的比例。“缓慢增长的去杠杆化”好像是未来几年最可能的方案。但是去杠杆化的缓慢增长可能会加速另一场严重的银行危机和更严重的萧条。唯一避免严重和长期的萧条的办法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从牟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到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其主要目标是生产人们所需要的，而不是为少数精英谋取利润。
    奥地利社会论坛创始人之一赫尔曼•多扎克分析了危机后一些国家极右翼势力兴起的原因，一方面右翼势力为了获取选票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传统左翼在政治上严重失败。
    墨西哥都市自治大学科雷亚•马安东尼•塞拉诺教授分析了中国自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经济和国际政治政策，特别是危机后如何协调日益复杂的中美双边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赵智奎教授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能够救助其脱离危机，另一方面又试图压迫中国。中国一定要戒骄戒躁，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争取更大的成绩，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贾利军副教授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拉美的发展模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指出立足于自主、独立和创新基础上确立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制度，是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模式的基础。
    李炳炎教授指出，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加大。而凯恩斯主义对此失效，为化解“滞胀”风险，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从调整微观经济机制入手，构建调节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建立“标本兼治”的反“滞胀”长效机制。
    福州大学人文学院舒展副教授认为，后危机时代各种全球性的新问题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不断上升，考验着新兴国家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勇气和智慧。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刘铮教授认为，与全球经济危机相伴的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来自灾害气候导致的供给不足预期，更主要在于金融炒家炒作导致粮价非理性高涨，加剧了人们的心理恐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保证粮食安全需要标本兼治：既要巩固实体经济，夯实粮食的供给基础，更要避免粮食过多地介入虚拟经济，
    创新完善本国粮食宏观调控机制，稳定市场预期。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后危机时代工人阶级更需要联合起来，不能被右翼势力分割分化，成为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的牺牲品，社会主义是最终的解决道路。
    四、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发展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
    程恩富教授首先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和越南、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白俄罗斯以及实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等国家，都呈现发展又好又快的新局面。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各种社会主义特征的新型经济体制模式，比美国等新自由主义和北欧等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框架更加有效，但仍然需要面对各种挑战。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大卫•莱伯曼教授通过一个图解来阐明他对社会主义者道路的概念。这个图解展望了一个双议会（公众议会和核心经济议会）制的立法机构。公众的议会（这个模式可能被用来代表一个国家政体，或者一个区域或地方的分支）由核心经济议会进行补充。立法机构的两院紧密地一起工作，来自上下议会的法规通过一些会议流程相互和谐统一。它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就是：公众议会是由基于地域和居民基础的代表直接选举组成的，而核心经济议会（CEC）是仅由核心企业的工作集体选举出来的。每个核心企业需要向计划当权局（受立法机构授权机构的控制）提交一个计划。社会经济控制委员会发挥了一个监视计划当权局和核心企业的功能。与这个委员会平行的是革命防御委员会。他们对立法机构的另一部分负责，那就是公民议会。它们同时也对与私人领域的关系负责。核心领域有着独特的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去为它自身规划一个整体的计划。当然，这并不是为未来的机构开出处方，而是要为远离资本主义和自然市场的早期社会主义发展界定好独特的原则。
    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麦特斯指出，资本主义怪兽及其联盟（如北约）拉拢了占统治地位的帝国权力成为它的有力资源，从而使联盟得到扩大，以重新建立21世纪的殖民主义。这个联盟正对世界构成威胁，在一系列灾难事件中企图吞没世界。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不仅仅只是一种可能：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斗争必须得到发展，直到运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那时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最终希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主任刘淑春研究员指出，全球经济危机打破了“历史终结论”和“资本主义免于危机”的神话，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模式”的成功，引燃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希望之火，给社会主义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如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力量整合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赢得国际发展空间等。
    阿根廷学者亚历山大•德拉里斯通过阿根廷的回收公司运动，即2001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工人合作社运动，探寻了工人合作社模式的可能性。过去被认为无利润、被关闭的公司，现在可能是拥有和管理劳动力的公司。这场运动的寿命被工人合作社转向为等级化的趋势所威胁。虽然阿根廷的回收公司在产生利润和推动群体发展方面取得了成果，表现出他们推动系统性的经济变革的潜力，但是，维护持续发展的工人合作社取决于公司创造动态的集体一致性和吸收全新成员参与公司管理的能力。
    美国佛罗里达棕榈滩州立大学大卫•佩纳教授认为，随着经济与环境危机的加深，资本家越来越多地使用赤裸裸的武力维护其统治，越来越接近法西斯主义，并不惜发动战争。因此，我们也必须有打击早期法西斯主义的手段，包括团结国际工人阶级，坚决抵抗帝国主义战争、民族沙文主义以及一切形式的种族偏见，在政治经济上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还需要一个维护和促进现有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我们必须为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的反对全球资本统治，以及致力于反对法西斯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21世纪而努力。当前，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威胁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人们安然处之的态度。解决的方法就是进行可持续发展，进行绿色的、和平的社会主义运动。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费边•巴拉丁尼教授提出通过建立永久的利润危机来改变石油产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使其转变为非资本主义产业的组成部分的策略，未来的革命政权在获得政权后可以遵循一系列的指导方针以彻底改变传统依赖国际石油市场等极具毁灭性的资本市场来建立社会主义的模式。如果成功的话，这一策略既有助于改变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同时又为革命政权提供了具体的执政方式以帮助其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市场。
    巴西乌贝兰迪亚大学尼迈耶•阿尔梅达•菲略教授及其研究生蒂亚戈•卡姆瑞哈•洛佩斯博士，通过对比资本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中的经济计划的起源与发展来探讨经济计划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起源与发展状况，指出了经济计划的目标是区别计划经济中的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因素。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喜平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导致了劳动异化决定了必然要求建立扬弃私人占有制的新社会。发展、平等和人的解放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表明，共同富裕与以人为本证明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五、货币财政危机与不平等问题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科罗尔和赫茨格认为，当前货币危机表面削弱了欧元，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意图利用金融和经济危机把压力和他们的主导地位转移到欧洲小国中去，迫使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接受“救济金”，通过发行国家担保帮助其面临困难的银行。表面来看是为了拯救欧元，实际上是在盘算谁有权使用这个能与美元抗衡的货币来改变权利平衡，重新瓜分世界。这对统治阶级而言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但却是终结旧剥削体系的一个契机，并且是为工人阶级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秩序的大门。
    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彼得•斯科特教授认为，“权力导向的技术变化”可能是造成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其次，不平等加剧具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包括金融动荡的影响。收入从贫穷到富有的转换可能影响资产需求和总需求的构成。穷人很少有金融类资产，他们的投资组合侧重于固定收入资产。相反，富人大部分的资产投在股票上，这样不平等的加剧将会导致股票需求的增加。股票需求增加使资本增值，而增值反过来激起泡沫，因为预期投资组合更加偏向于股票。
    英国金斯顿大学朱利安•威尔斯教授在分析金融危机的影响力的基础上，指出概然马克思主义对重振政治经济的潜在贡献。与大众的理解不同，专业经济学家讨论危机，把重点放在理论和实践背后不完善的概率假设，特别是假设金融资产恢复正态分布，在实践经验面前，这些分布的峰值更高。厚尾分布在市场过程各种结果中十分常见，这不是简单的经验现象，这种分布稳定地出现在各种各样基于代理的模型。发展学派概然马克思主义学界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假设，在对其进行的测试中证明了金融资产回报的幂率拖尾是公司利润率分布形态的又一个特征。他还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中寻求该方法的理论支持，认为概然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创新的说法，却是马克思提出的方法的复兴。
    东京一桥大学石仓正雄教授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与两种金融中介模式间的差异息息相关，他从贷款资产证券化所产生的各部门机构入手，以部门机构间的资金流动转移为视角，考察了经济体制演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式，并得出结论，银行的流动性偏好能够提供其他相关观点解释为什么银行甘愿放弃贷款偿还所得的利润而将其贷款债权出售给证券发行机构，以流动形式保留出售资产的收益。而如果银行在统计过出售给证券发行机构的贷款资产数额和由此资产担保的证券产品流动性之后，没有严格估算借贷者的偿贷能力，就可能出现随银行贷款资产质量恶化而产生的信用膨胀。
    马艳教授从土地价格以及影响土地价格的地租这一视角出发探讨房地产经济虚拟性的理论逻辑与内在机制，并用中国与美国的数据对土地价格与房地产经济虚拟性的作用关系进行检验，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土地价格在房地产价格决定以及房地产经济虚拟性的形成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房地产经济调控需要从土地价格的调控出发。
    此外，东北师范大学的刘力臻和甄艳教授对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优化分析进行了探讨，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周晔和朱超则分别对贸易顺差条件下的垄断竞争企业最优定价和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经过两天的充分研讨，与会专家对相关问题形成了普遍共识。闭幕式上，大卫•科茨教授宣读了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第6届论坛共识宣言。宣言指出，右翼学术和政治势力正试图将贫困移民、少数民族、非主流宗教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作为大银行、大公司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些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的替罪羊，以赢得公众的支持。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场理论和政策斗争中应发挥如下作用：（1）推动发展中国家调控政策和经济计划；（2）批判右翼学术和政治势力的阴谋：（3）推动发展非传统意义的21世纪社会主义；（4）分析新自由资本主义产生这场经济危机的路径和制度根源；（5）禁止将新帝国主义和战争作为解救资本主义危机的手段。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和今后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理论和政策，必须超越各种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建立全球的社会主义制度。
    程恩富教授希望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联合起来，为实现上述价值目标而努力，并对明年的学会工作进行了展望，宣布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7届论坛将于2012年5月25－27日在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举行，主题为“国家、市场、大众与21世纪人类发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3期，摘自2011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