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两债”危机爆发，关于美国是否已经衰落、西方模式是否已经终结等成为公众热议话题。一个基本的事实逻辑是，在世界范围内获取经济资源，是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一旦世界资源不再大规模流向西方，西方的相对衰落就不可避免。
从获取世界资源的角度看，西方发展的历史有两个基本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殖民地阶段，通过殖民政策掠夺资源，这条道路在二战以后基本走向终结。第二个阶段是“华盛顿共识”阶段。它通过构建国际经济关系，实现“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生产”的经济模式，使资源同样大规模地流向发达国家。结果，过去几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而经济资源却大规模流出，这个模式也走到了尽头。
各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和最激烈的竞争
笔者在《中国，你要警惕》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概念，它讲的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的价格水平上，全世界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总和，也可以理解成全世界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总和。这个购买力的总和，目前大大低于世界最终产出的总和。
世界性总需求不足，就是马克思讲的世界性生产过剩。
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就很难卖出去，企业就不能全面开工，就不能雇用更多的工人，就不能提高工人的工资。结果，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放慢，世界各国对全球经济增量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国家，都想在越来越缩小的全球经济增量中获取最大的份额。
在缓慢的世界经济增长中谋取自己较快的增长，这大概是当今世界经济体间最大的矛盾。
所以，当今世界竞争的关键，是总需求的竞争。在未来10~30年间，谁能成功地制造出不断高速增长的总需求，谁就能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拔得头筹，谁就可能最终统治这个世界。
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那个缺口，就成了徘徊在世界经济头顶的一个幽灵。世界经济的竞争，在某些人那里就变成了驱赶这个幽灵的竞争。如同赶麻雀一样，有些人绞尽脑汁，要把麻雀赶到别人的稻田里。假如未来10年，由于总需求不足，美国经济只能年均增长2%左右;中国一旦成功解决了贫富悬殊问题，则可以平均增长8%以上。如果有人想把中国的总需求挤一点出来，弄到自己的田里，那是非常可以理解和预期的。
总需求竞争的关键，是制造有效需求。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刺激、也最有挑战性的任务。
西方的相对衰落已经来临
以美国为例，美国正面临长期低增长陷阱，经济面临三座大山：高债务、高失业、低房市。
高债务。从“里根革命”开始，美国的收入和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许多中下层依旧难以度日，不得不从银行和信用卡身上打主意，靠借债维持家用。在危机以前的10年中(1998—2007)，家庭总债务增加了大约10.6万亿美元。这10.6万亿美元的债务，被用于弥补日常消费、看病、买车、买房、上学等等，变成了总需求的一部分。目前，中下层负债累累。未来10年美国消费者将面临长期的去杠杆化的过程，家庭债务不可能以过去10年的速度增长。
高失业。美国失业率高达9%以上，实际失业率高达17%，甚至有人估计高达19%左右，失业人口高达1000多万。一般来讲，美国经济必须每年增长3%(扣除通胀)才能吸收新增的劳动力，维持失业率不变。在此基础上每年必须再增长2%才能将失业率降低1个百分点。换句话说，扣除通货膨胀，美国经济增长必须达到5%才能将失业率降低1个百分点。如果美国想把失业率重新降低到4%左右，美国经济必须在未来5年中，每年增长5%(扣除通胀)。这显然不可能。高失业率作为结构性因素，将长期困扰美国。据美联储前不久的一项研究称，美国“新常态”的失业率可能是6.5%。
低房市。低房市成了消费者的财富绞肉机。美国房市从高峰下降了30%左右，依然疲软。房市持续下跌，消费者财富缩水。在危机以前，房子升值的泡沫是刺激消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许多中下层房主在房屋升值以后，通过重新贷款，将升值部分取出来，用于其他消费。现在房屋不仅不再是消费者的提款机，反而成了财富的绞肉机。表面上看，美国现房交易逐步上升，但实际上，在成交的现房中大约有1/3是违约房。美国还有大量的“隐形房”，没有推向市场，所谓“隐形房”就是银行收回还没有上市的“违约房”。美国还有大量的“解套房”。许多被房子套牢的房主，在等待房价反弹的机会再将房子出手，一旦房价回升，这些房子就会被推上市场。此外，美国房市还有一个被许多人忽视的阴影。那就是“婴儿潮”一代即将进入退休高峰期，这些人退休后，要么卖房换租，要么大房换小房。这将大量增加市场上的现房供应，给房市带来巨大压力。
美国房市很难步入持续稳定的轨道。即使美国房市逐步稳定，未来20年左右，也很难再次出现危机以前的那种非理性“繁荣”(如图)。
让我们以中美两国2010年的GDP作为基数做一个沙盘推演。我们为美国做一个乐观的估计：假如美国精英集团不犯错误，事事得当，美国有可能避免概率不小的流动性陷阱，在未来的10年里，其经济的真实增长率可能在1.5%~2%之间徘徊。
中国最有可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经验证明，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是制造总需求最有效的手段，这也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题。
中国能不能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呢?就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看，中国是最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国家。为什么这样讲?有几个原因。
第一，尽管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但这个体制的精神还是公平的，这个体制真正的和最终的依靠对象主要还是广大中下层，别无选择。它的最终目标还是共同富裕。尽管贫富悬殊已经成了经济现实，但是这个经济现实同广大中下层的利益是有矛盾的，同这个体制的价值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的存在，就提供了解决贫富悬殊的前提。而世界上另外有一些国家，也存在着贫富悬殊问题。但是，贫富悬殊同其体制并不构成矛盾，反而是公正同其体制构成了矛盾。
第二，在当今世界大国里面，中国是唯一一个将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作为国家战略决策提出来的国家。这同美国回避自己的经济问题是不一样的。
第三，中国不会出现下面这类现象：政府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议会可能通不过;即使通过了，也可能被法院判为违宪。比如，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多次判决《最低工资法》违宪;本世纪的第10个年头，美国有家联邦法院，裁决刚刚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案》中的某些内容违宪等等。这些现象在中国不会发生。
第四，尽管中国同西方国家一样面临贫富悬殊、内需不足、生产过剩，但是中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没有美国的两个“软肋”——消费者债务和政府债务双高的问题。单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比既要解决贫富悬殊，又要去杠杆化容易得多。而且中国的税率总体上讲也比较低，几乎无债一身轻的政府，通过提高税收构筑起普遍的社会保障网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
第五，在中国，权力还没有完全被金钱统治。尽管出现了腐败现象，但是像有些国家那种公开的钱权交易毕竟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所以，解决贫富悬殊的可能性，比其他国家高。
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是，我们关注高概率事件。随着美国模式一起衰退的，将包括围绕这个模式而建立的价值体系和道路选择。而只要中国处理好贫富悬殊，中国将迎来另外20~30年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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