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 呼唤“健康爱国主义”
高连奎
对于创新不足，我们往往将之归为政府投入不够，但比政府更重要的是民众。
近日华尔街中文网刊出《“自主创新”政策扼杀中国创新》一文，此文选取了十家在美国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在比较了这十家企业分别在中国和印度的当地实验室产生的专利数量后，得出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正在导致跨国公司不敢将自己的核心研究工作放在中国，并认为这将最终损害中国的自主创新。
而据笔者分析，的研究并不具备很强的参考价值。首先他所举的这十家公司中有九家属于IT行业，只有通用一家不是IT行业，而在IT行业的研发上，印度作为英语国家具有先天优势，因此这些IT巨头将印度作为自己的研发基地，其实并不足为奇。另外据笔者的研究，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优势，但印度的IT业发展的并不好，还整体上处于代工层次，甚至并没用产生出类似于中国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因此该文的研究在现实中也是不成立的。在文中提出了跨国公司本土化研发的“溢出效应”，但与“溢出效应”相对的还有“挤出效应”，而这些都不是自主创新的关键问题所在。
而与的意见正好相反，我们国家所谓的自主创新在初衷上并不认为跨国企业在华产生的专利也属于中国自主创新的范畴，尽管在2010 5月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答应也将外资企业在华创新列入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但中国的自主创新更多的是针对民族企业，外国企业不可能成为我们自主创新的主体和依靠。
中国对自主创新的扶持，虽然有时候出现角色错位，但从整体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力度还远远不够，比如到目前为止，我们甚至没有一个主管自主创新的高层跨部门机构，比如说“国家自主创新工作领导小组”之类。而面对西方压力，我们在“自主创新”上主动去势更是不可取的！美国科技实力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订单，日韩也有政府的支持，因此我们也应该效仿这些国家。
政府在自主创新中要找好自己的位子，扮演好角色。去年，我国首支国家级大型人民币母基金——总规模达600亿元的“国创母基金”正式成立。这也是全国社保基金之后第二家国字头母基金，而目前，国内PE/VC基金管理公司们正因为国内缺乏大型机构投资者可募集人民币基金而苦恼，即使一些知名的本土PE/VC基金管理公司也只能从富有个人和民营企业当中艰难的募资。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股权投资基金早已超越股票二级市场成为与银行、保险并列的三大金融业支柱之一，笔者认为政府这样的决策是正确的。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比如搭建公共融资平台，完善融资环境等都是政府的分内事。
其实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这篇文章将2006年中国发起的自主创新计划，列为与1978年改革开放相提并论的政策，可见已经看出了中国自主创新的伟大战略意义，并且显现出了表面质疑，实为恐惧的心理。
笔者虽然一直重视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角色作用，但并不认为政府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能给到自主创新企业最大支持的只有民众。在自主创新这场大戏中，政府是制片人，相关部门是导演，企业是主角，民众是配角，而我们现在还缺少导演和配角。
自主创新必须同民众的优先购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实现，而这种对自主创新产品的优先购买其实就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而且是一种“健康的爱国主义”， 在自主创新问题上，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民众作为消费者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要政府的支持重要的多”。这是因为企业需要的是市场，政府能给到企业的那点钱是非常有限度的，政府撒胡椒面式的减税或是补贴，对于企业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企业从市场上获得的钱是源源不断的，是无限度的。自主创新产品也只有在足够大市场的支持下才能完成其从创新到应用的循环，而我们的企业与跨国企业比起来规模都比较小，自主创新又都需要较大的投入，而如果没有民众的消费支持，那就很难收回成本，也很难形成持续性的创新，这也是经济学中提倡保护“幼稚工业”的原因所在。
无论是早已发达的欧美，还是后起的日韩，他们的国民都有优先购买国货的传统，但我们中国没有。我们更多的是崇洋媚外。中国一直缺乏伟大的创新，其根源就在于民众作为消费者的缺位，而这归根到底还是个文化的问题。文化学者许纪霖也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不能抽象地否定他，健康的爱国主义是可取的。优先购买自主创新型产品就应该成为我们发扬“健康的爱国主义”，展示民族精神的正确渠道。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界和媒体也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鼓励，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来自民间的活力。
注：本文首发于《时代周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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