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国或将允许外资控股国内种子企业

报道称，中国国家商务部和农业部正在对此进行调研。

目前中国只允许外资种子企业以参股中外合资企业的方式参与运营，且该类企业外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49%。该官员表示，至于何时结束就该问题进行的相关讨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时间。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但是中国的种子行业非常分散。由于各地经常发生假冒种子事件，仅具备相对较低研发能力的中资种子公司引发了当地媒体的关注；在这类事件中，本地出产的种子被假冒为那些全球领先的农业科技企业生产的种子。

种业外资控股限制或解禁

2011-08-26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与外资搏击中的中国种业将面临新的考验。昨日有报道称，中国可能将允许外资控股国内的农业种子合资企业，中国国家商务部和农业部正在对此进行调研。

《第一财经日报》 记者向国内主要的种业上市公司咨询，企业方面均表示尚不知情。其中隆平高科董事会秘书彭光剑则明确表示可能性不大。“这与政府促进国内种业发展的政策精神相违背。”

对于和利马格兰的合资项目，彭光剑称还在前期的协议商讨过程。“我们会占有60%的股份，这点不会改变。”彭光剑说。同时，敦煌种业也向记者表示，敦煌方面和美资先锋公司的合作企业是以51%对49%的股份比例，不会变动。

外资不断渗透

目前，中国只允许外资种子企业以参股中外合资企业的方式运营，且该类企业外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49%。然而这并没有阻挡住外资对中国种业市场的侵蚀。

中华粮网分析师张智先指出，外资通过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后，在资金规模、技术、营销以及服务方面，外资有着明显优势，所遇到的竞争阻力很小。

2002年，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成为我国《种子法》实施以来成立的首家合资企业。登海种业和杜邦旗下先锋公司分别拥有51%和49%的股份。此后，在2006年先锋又与敦煌种业成立合资公司。至此，东北、华北、京津冀、黄淮海、西北、西南等六大国内主要玉米产区布局中，先锋公司已基本全部掌控。与此同时，孟山都在西南，KWS在黑龙江，先正达在吉林北部、新疆和西南等地区都占有很高市场份额。公开资料显示， 以玉米为例，2006年，先锋旗下先玉335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因发芽率高、米质好、收购价稍高等优点而得以快速推广，到2010年单品种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亩，占到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的7%。

截至目前，目前国内排名前10位的种业公司中，隆平高科、敦煌种业、登海种业、山西屯玉等频现外资“身影”，孟山都、先正达、杜邦先锋、利马格兰等国际种业巨头已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潜伏”。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郑宇洁介绍，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注册的外资（含合资）种子企业已经超过了70家。

国内种业小而散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然而，与外资强势进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种业却依旧处于一个散而乱的局面。郑宇洁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持证种子企业共8700多家，相比美国1100多家、印度600多家的数量都高。与此同时，中国前十强种子企业仅占国内种子市场份额的13%，美国前20家种子企业垄断了其70%的市场，登海、隆平、敦煌、德农、丰乐等5家上市公司2008年销售额仅相当于美国一家公司的1/15。

郑宇洁介绍，我国种子公司大多是以行政区域设置的，因此具有“小、散、杂”的特点，行业集中度较低，受我国科研体制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存在科研和生产相互脱节的情况，加上中国种业在国家政策的长期保护下，导致该行业缺乏竞争力。郑宇洁认为，若放开限制，我国种子行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我国种植业或面临大幅度调整。

目前，本土企业的优势主要在于对当地环境和气候的熟悉，能够有效选择适宜的培育方式提高植物成活率，而外资企业优势主要在于拥有较强的品种研发能力，后续动力较足。郑宇洁称，一般跨国公司把销售额的8%~10%作为科学研究经费，因此其在品种选育和科研技术方面拥有优势。“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所占市场份额却远不及海外企业，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企业在品种研发阶段的投入不足，这既有企业资金实力限制的问题，也有种业控股权由政府掌管而产生的问题。”郑宇洁说。

对于国家正在调研放开种业外资控股政策的传闻，张智先则保持乐观，“尽管冲击不可避免，但开放对农业产业可以带来正面影响。”他认为，只有在完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才能历练出较强的本土企业，从而与外资抗衡。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

种业外资政策趋严：中方控股研发共管
：降蕴彰     
 
        中国种业对外资的政策仍将收紧，允许外资控股国内合资种子企业的可能性正在变小。

　　本报独家获悉，由农业部牵头的《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1-2020》下称《规划》将于今年年内推出。其中有关外资的部分明确规定，5年乃至10年之内，中国仍然坚持只允许外资种子企业以参股中外合资企业的方式生产运营，且该类企业的外资持股比例必须低于50%；另外，之前部分合资企业由外资独自掌控研发中心的局面也将终结，改为由合资企业双方“共同管理”。

　　除此之外，即将公布的“2011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资并购中国种子企业的安全审查要求将更加严格，对外资在中国从事种质资源搜集、品种研发、种子生产、经营和贸易等行为也将严格规范。

　　尽管有种种限制条件，但这份“种业十年发展规划”对中外种企加强合作仍持鼓励态度，没有排斥外资参与中国种业改革，并欢迎外资企业引进国际先进育种技术和优势种质资源。

　　政策收紧

　　8月底，媒体曾报道称商务部和农业部正在进行调研，未来合资种子企业外方持股比例将有望突破50%。目前，中国只允许外资种子企业以参股中外合资企业的方式生产运营，且必须由中方控股。

　　农业部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中国未来对外资种子企业的政策，其实在今年4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就有所显现，《意见》除明确支持国内优势种子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外，也表明要规范外资在中国从事种质资源搜集、品种研发、种子生产、经营和贸易等行为，同时要做好外资并购境内种子企业安全审查工作。

　　该农业部人士同时表示，农业部年内将推出的《规划》，实际上就是对《意见》的具体化和细化。而具体化和细化后的对外资种子企业政策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中国仍坚持外资种子企业要与中方合资，且持股比例必须低于50%；与此同时，中外合资种子企业的核心部门“研发中心”，也须由合资企业双方“共同管理”。

　　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农业部、商业部和国家发改委等方面就已经开始对外资渗透中国种子企业的情况进行联合调研。种业情况之所以引起高层的关注，主要是缘于当年一份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人士向国务院呈递的报告。

　　报告指出，中国现阶段50%以上的高档的蔬菜种子都是从国外进口，而且进口种子比国内本土品种的价格要高出十倍，甚至几十倍。其中，在寿光这个最大的蔬菜基地，彩椒、小西红柿、无刺黄瓜等品种的国外种子已经占到100%的市场份额。

　　联合调研结束后，国务院决定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将放在种业发展上，而具体的支持政策则出现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该文件明确提出，要推动国内种业加快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抓紧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种子企业。

　　此后，由农业部牵头，中央十多个部委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制定更具体的“种业新政”，核心内容除了围绕中央一号文件加快种子企业的并购和整合外，还包括严格控制外资渗透中国种业，制定和修改相关的推动中国种业快速发展的一整套政策策略。

　　种业新政筹划期间，有关方面还重点征求了国内大型种子企业和在华外资种子企业的意见。杜邦先锋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一位高层人士透露，2010年国家发改委曾就种子合资企业研发中心由外资独立操控改为中外双方“共同管理”一事，征求过杜邦先锋中国区方面的意见，该公司当时表示愿意支持与配合。“目前杜邦先锋公司在中国合资的登海先锋种业、敦煌先锋种业公司都已经开始组建新的‘研发中心’，从初期投资到后期研发，整个阶段都由合作双方共同协作、共同管理。”该人士表示。
 

我国粮食生产严重透支资源 农业安全存巨大隐患
2011-09-05 　来源: 理财周报

虽然每天吃饭，但我们似乎并不懂得的粮食，不懂它发生着如此深重的变化。

8月26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到访中国，他对中国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日子是中国的敏感时间，也是全球的敏感时间。这一天将载入历史。

当日，芝加哥期货市场大豆以1435美分/蒲式耳的三年新高，利索地摆脱2010年12月以来的长震荡区间，宣布主升浪的开始。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它不仅摆脱了2008年10月以来的底部箱体，而且跳出了过去十年的顶部平台，从而宣告了“另一个10年”周期的到来，它将大豆的价格中枢抬高到1000美分级别。

这一天下午，中国总理温家宝从干旱缺水的张家口市万全县宣平堡霍家房村的土豆地里直起身，鼓励村民“把土豆种好”。2011年来，中央高层对农业前所未有的关心。水利和种业培育先后提到战略高度。今年以来重要高层密集调研产粮区。仅8月来的中央动作就有：农村调研、种业整合、中央集体学习研究土地管理、紧急收紧地方土地审批、拟订土地差别化政策及密集的官媒发言。

这一天，拜登刚离开中国不久，就传出消息称两部委调研解除种业外资控股限制。此时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在广西的秘密种植仍在继续，两日后，国内种业整合加速消息传来，登海种业因玉米种业务量大，迅速被推上涨停，它已经走出了独立行情。

这一天，中国宣布7月猪肉价环比大涨11.7%重回高位。4月以来，大豆和玉米带领农产品取代了原油和金属的通胀主导权，点燃猪周期，并在下半年来明显成为国际间博弈的焦点。继石油美元信用遭到打击之后，粮食美元逐渐浮出水面。这将是中国未来10年面临的双重金融挑战。

“N年一遇”的灾祸依旧不打算停止脚步。历史罕见台风艾琳和南玛都均已酝酿成熟，很快将袭击美国和台湾地区，北半球的干旱没有停歇。利比亚的战事收官，全球主权债务危机的新一轮冲击波因为德国反对希腊的债务互换而渐渐浮现。

人们迷惑的是，这到底是农业的非常性波动，还是系统性风险发生？从我们的研究结论倾向于后者。

全球农业的系统性风险

世界主流机构普遍预测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大约85-90亿，也就是说增长30%。显然，人类的耕地资源已不可能增长这么多。但这种预测模型可能忽略了三种可能，即极端灾害引起大饥荒、争夺资源引发战争、食物或生态变异引发瘟疫。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增长抑制”，很悲惨，理论上和历史中均无法逃脱。

而每一次的人口大洗牌和粮食再分配，应该说都是农业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灾害、战争和疾病只是它的导火索或者历史名义。那么什么是农业的体系呢？它应该包括天体活动周期、人口周期、劳动生产率周期、资源约束、交易和流通效率、短期自然条件。

上述6个层次对农业生产和贸易体系的影响力逐级递减，并决定了农业波动的级别。小规模的自然灾害影响单个作物生产的事件枚不胜举，在此不赘；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Sen以1943年孟加拉饥荒为例， 指出大多数饥荒中， 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并不是粮食短缺， 而是因为腐败和政治无能，无法将粮食发放到需要者手中。而自然条件对农业和粮食体系的巨大影响，莫以饥饿的非洲为甚了。真正形成系统性破坏力的，是前三者。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天体活动周期和资源约束。

很多人对天体活动如太阳黑子周期不以为意，实际上历史对比研究的结果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比如气候史上两段著名的黑暗时期，一是1645-1715年，称之为“蒙德极小期”。这一区间太阳黑子几乎绝迹，太阳风衰减，光谱失常。而这段时间冰川侵袭欧洲山谷、农田歉收、饥荒肆虐，成千上万人饿死，这刺激了欧洲人的海外冒险。而此时正值明末清初大动荡，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续了七十年之久，据地震学家证明，这个时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鼠疫横行，千年极寒驱使了女真南下，以后的动荡和屠杀我们都知道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790年-1840年的“道尔顿极小期”，但相较为轻。在西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在东方正是清朝由盛转衰阶段，也是清代灾害高峰期，淮河流域尤为严重，一直持续到道光十九年(恰为1839年)。由此可见，天体活动周期对人类文明有根本性的破坏力。

人们通常将资源约束列为头号因素。实际上，如果把水土资源作为总体来看待，因其多样性、弹性和可转换性实际上并不那么令人恐怖，它的约束性常常是农业生产方式带来。一个鲜活的例子是朝鲜。朝鲜饥荒并非是由于治理不当，而是朝鲜对工业化农业生产的恶性依赖。这种方式依赖于工业技术、机械农具、石油化肥及杀虫剂，它使得朝鲜上世纪80%年代即实现70%城市化和粮食自给，但因苏联解体，而断掉了上述生产资料来源，以此酿祸。

这种模式，就是美国发动的著名的“绿色革命”，它把人类从1970年代的粮食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但它也形成了严重后果，并在今天遭遇了严重挑战。如果太阳活动令周期确立的话，它可能将酿制一场极其深远的灾难。

1970年代粮食危机的升级

从外表来看，本轮危机与1970年代(1972-1979年)的粮食危机极其相似。

经济大背景上，石油价格暴涨，1973年“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彻底瓦解，美国陷入经济停滞与衰退，引发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世界长达20多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时代”。这个著名的滞涨年代，同样有着连续几年的恶劣气候和自然灾害中国现存有万余座水库就是建于1970年代的抗旱运动世界粮食歉收，出口萎缩，传统的循环耕作方式中，耕地面积的扩大远远及不上粮食需求增长。恰好，当时的苏联出人意料进入世界粮食场，引发紧张局面，两极冷战形成的贸易壁垒又推高了交易成本。这一时期处于太阳黑子极活跃年代。

这已经构成了整个农业和粮食系统发生系统性风险全部要件。上述要素之间绝非偶然的历史关系，而是环环相扣。

工业化过热发展导致工业品供给过剩和农业资源的不足，一面导致经济危机和货币体系危机，一面被密集的自然灾害中加剧通胀，最终把经济推入长周期紧缩。

本轮粮食危机的货币体系和经济危机背景自然明了，其原因与上世纪70年代无本质区别。同样是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全球粮食库存消费比降低到18%左右的历史底部。同样在2007-2008年，发生席卷全球的粮食暴动。

同样引起大规模贸易壁垒，如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阿根廷禁止或限制小麦的出口， 从而关闭了全球小麦市场的三分之一；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印度和柬埔寨禁止或限制出口， 使得全球只剩下少数出口国， 主要是泰国和美国。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通胀。

的主要不同在于根源，一是引发农业资源危机的生产方式不同，二是太阳活动周期不同。

70年代粮食危机前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着力单位产量，在日本先后培育成功了高产矮杆小麦和稻谷，随后迅速推广到美国、墨西哥产业化生产，并迅速荡平亚洲地区，这就是我们现在大量使用的工业杂交种子。

这种种子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全世界实现了玉米、水稻和小麦平均产量两倍以上的增长，极大满足了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史称“绿色革命”。

但是这一方式对能耗和水资源的需求成倍增加。如在美国生产一吨玉米需要160升油(包括运输、机械、化肥、农药等等)，而在墨西哥， 农民用传统的方法生产同样多的玉米只需要4.8升油。单位产出的耗水量一般是农户生产方式的5-10倍。本质上，这是一种能源投入型生产方式。这反过来又推动能源价格上涨和水资源枯竭。2005年， 能源开支占美国农业生产总成本的16%还多， 其中三分之一直接用于燃料， 包括电力， 三分之二间接地用于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农业消耗了全球用水量的70%左右，许多灌溉系统60%以上的水被浪费。在“绿色革命”的核心区印度中央平原和中国华北平原，地下水资源已遭到严重损毁。

而且，长期频繁的灌溉和农药使得土质大幅下降，这使得单位产量的能耗成本进一步增加，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在水土资源贫瘠的东亚地区更为严重。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所长、粮食经济学家布劳恩指出，“农业生产增长率大致维持在每年1.2%左右，但是这一增长率却无法赶上人口增长和由此而来的对粮食需求的增加。”这是问题的根源，跟中国投资驱动与滥发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道理。

变本加厉的是，小布什2005年出炉的《生物能源法》。也就是说用石油种玉米，再用玉米变燃油，这本质上是逆自然而行，但却赤裸裸撕开了农业与石油的寄存关系，彻底打通了粮食与金融市场的通道。即便仍然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能耗成本，美国巨大的比较优势依然培育了掌握全球玉米、大豆、棉花、小麦、豆油、食用油、工业种子定价权的四大粮商。这是70年代粮食危机所未有的局面，因而加剧了本轮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蔓延。

另一个被忽略，且可能极大加剧事态的是自上一个太阳周期以来，太阳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衰退迹象：第24周期迟到两年且一直相当疲软，太阳黑子减少，太阳风减弱，光谱失常。天文学家正在推测地球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寒冷期，实际上某些高纬度地区譬如英国几年来已遭遇了极其严寒的冬季。如果这一周期得以确认，其杀伤力远非70年代可比，且必将引发“马尔萨斯人口增长抑制”：大饥荒、战争、瘟疫。

基于上，我们认为2008年以来的粮食要件齐备，可能会是1970年代粮食危机的升级版。为了逃脱苦难，人们期待的是农业“二次革命”，并寄希望于“转基因”，但是从目前看，除了增加美国粮商的话语权，转基因无法提高单产，且后果无法评估。因此，本轮粮食危机波动时间可能很长，烈度未知。

中国的真实现状和未来

如果不力挽狂澜，5年之后中国农业问题会很明显，根据我们在四川和湖南的草根调研，60岁以上老人已经占据部分地区80%以上劳动力。而老龄化和城市化却在不断增加粮食需求。

中国用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1/5的人口，但代价是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和70%左右的可用水资源。“粮食连续七年丰收”的背后是，2-3倍于欧美的花费和农药使用量，数倍于传统种子的工业种子。

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课题研究组的数据表明，过去8年，我国粮食单产几乎没有显著增长，但每亩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近40%，每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公斤，这一生产效率正在以每年1公斤的速度下降。化肥增长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降低到10%左右。至2010年，我国良种覆盖率已达95%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40%。但中国的种子工业除了杂交水稻外，基本没有话语权。今天前十大粮食公司已经控制了全球种子市场的32%以及全部的转基因种子。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一直宣布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我们根据历史数据追溯推算的结果却似乎与此结论有出入。

也就是说，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资源消耗透支接近极限。目前全球每年粮食的正常贸易量为2.2亿吨至2.3亿吨， 纵使中国将这些粮食全部购买下来也只能满足我国粮食需求的45%。2010年我国粮食进口量约为3700万吨，已占当时世界粮食贸易量的1/6左右。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一大粮食出口市场。

这是相当令人担忧的境况。中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跟随转基因路线，要么重回生态农业。但前提均为：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性物种、大面积的土地改造、高效的节水农业、完善的水利设施和安全的肥料资源供给。

粮食，在未来十年它是中国的重要国家战略，在资本市场，它就是下一个石油。

责任编辑：NF076(本文来源：理财周报 ：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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