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安逸繁华的美国梦正在褪色，美国亟需一个设计精巧、执行有力的长期经济战略
华尔街被“占领”、奥克兰街头火起。一个多月时间里，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蔓延到全美70个城市，令克鲁格曼式的命题热度再升：美国怎么了？
金融危机引爆了美国国内累积近40年的三个结构性问题——社会贫富分化、政党政治极化，以及产业空心化。以“变革”之姿上台的奥巴马政府，三年来却没有让民众看到解决其结构性问题的希望。于是，2011年9月17日，一个占领华尔街的念头，将美国部分民众的焦虑和不忿抛向了街头。
其实，上述三个结构性问题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正是在那个十年，美国社会左右两极推动的文化战争，使堕胎、枪支存废等无关国计民生大局、却又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议题重新笼罩了选举。两党内部的温和派被极端分子替代。1933年以来建筑在罗斯福新政共识基础上的所谓“中枢政府”逐步成为历史。
共和党右转，重拾大萧条前偏向富裕阶层的经济政策。民主党左倾，平权运动赢得了少数族裔的青睐，却丢掉了南部贫苦白人的选票，后者同样缺乏社会竞争力。而美国选举中吊诡的一幕开始出现，因为反对民主党照顾少数族裔的政治主张，白人下层投票支持共和党，咽下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减税政策。
政治的极化加之凯恩斯主义陷入滞胀泥淖，最终为1981年至2008年间，新自由主义一家独大铺平了道路。高福利广受诟病，效率压倒公平，所有这些令上世纪50年代达到巅峰的中产阶级社会的安逸繁华梦渐渐褪色。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制造业驱动下，德日经济勃兴，十余年后亚太新兴经济体起飞。美国制造业遭遇巨大挑战，并迫于成本压力开始外移。美国经济自里根时代开始，产业空心化加速，日益依赖消费驱动。上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诱使美国企业高管为操纵股价套现，而推动海外扩张。IT泡沫破灭后，房地产业成为美国政府吸纳制造业劳动力，继续经济繁荣的支柱。金融监管部门容忍、甚至放纵银行为房地产提供不负责任的违规信贷。金融危机前，新自由主义政策近30年的繁荣，终于把产业空心化问题拖到了病入膏肓的境地。
一俟泡沫破灭，一切积重难返。
美国出路何在？“休克疗法”之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需要一个设计精巧、执行有力，至少以十年为期的长期经济战略，加大对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创新技术的投资；美国经济的未来复苏须由这类新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出口增长驱动。
这要求政治家有不在意一时选战得失，不拘泥于本党教条的无畏精神。当奥巴马等政治精英乏力承担此任之时，走上街头的民众声称，要借助运动压力，结束明星化的选战，聚焦实际执政能力。
一场迄今还是自发的、多元的、协调和组织不甚周密和严谨的占领运动，能否实现这一雄心？一个深陷无就业复苏陷阱的、却又充满了创新精神的经济能否走出困境？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美国像是一个巨大的锅炉。只要下面点着火，它会产生无限的能量。能量或许就存在于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中。
占领者会在什么时刻撤离？梦断时分的美国将向何处去？世界拭目以待。
——编者
美国经济长疾
【：《财经》记者 金焱 王宇 】
持续低迷使人们对美国经济的韧性产生了怀疑：也许美国并没有失去创新能力，但或许已丧失了生产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就业供给能力
2008年的金融海啸，令美国引领全球经济长达25年的增长之势戛然而止。
在巨额资金救助及随后的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美国经济增长依旧缓慢。
而“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则正蔓延升级。华尔街“占领者”表达着对高失业率和政治分裂的不满，还有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寻找这些不满和愤怒的解药之前，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美国面对的是去杠杆化过程中的短痛，还是经济结构本身已病入膏肓？
刚刚发布的美国三季度数据多少令人感到些许鼓舞：消费者支出增长2.4%，耐用消费品支出超过二季度，非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支出也有所增长，企业也显示出更多信心，实际非住宅固定投资从10.3%飙升至16.3%；设备和软件购买支出增长17.4%；联邦支出增长2%；进出口增速较上一季度加快，分别增长1.9%和4%。
但是，更多的人怀疑这次“小阳秋”的持久性。三季度美国GDP年率增长2.5%，暂时平息了美国正陷入衰退的担忧，但出于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企业还是削减了库存。而支出的增加，更多是因为消费者的储蓄率从5.1%降至4.1%，考虑到去杠杆化过程的漫长，这种储蓄率的短暂回调显然不会持续。
奥巴马政府也警告说，需要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才能降低失业率。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超过9%的水平。经济的持续低迷已使人们对美国经济的韧性产生怀疑。
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主管保罗·谢阿德(Paul Sheard)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在于：美国家庭在繁荣时期，也即房市和信贷泡沫时期借贷过多，而随着房价崩盘，美国家庭负债过多，不得不进行去杠杆化。这抑制了美国家庭的需求——此一需求是驱动美国GDP的最大推手——并间接抑制了商业投资。在谢阿德看来，美国家庭为减轻债务进行的去杠杆化，或者说家庭需求受抑制的情形还将持续四年到五年，虽然其影响会随时间而减弱。这将制约总体GDP增长，并会减慢美国经济重返充分就业状态的速度。
纵观历史，美国经济经历过一系列的衰退、恐慌、泡沫和萎缩，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1929年的“大萧条”，也有不太熟知的1873年的“漫长萧条”，似乎每次都能浴火重生。
但这一次不同：奥本海默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投资官杰里·韦伯曼 (Jerry Webman)对《财经》记者说，从减税到增加支出，再到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人们终于意识到，政府刺激经济的手段极为有限，修复了资产负债表的金融市场终须为实体经济的脆弱性找到定价之途。
债务驱动型经济末路
如今，美国家庭、企业及政府为应对各自的财政挑战而忙乱不堪。在韦伯曼看来，美国经济的增长之所以趋缓，就是因为巨额债务的牵绊。
作为消费国而非生产国，美国已然是债务驱动型的经济。美国的低储蓄和高负债由来已久。
奥巴马总统称，过去20年间，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担当最终采购者和进口国的角色，“过去，我们总是刺激我们的经济，美国消费者买下全世界的产品”。
从上世纪90年代晚期起，美国的私营企业和家庭，自战后以来第一次进入赤字消费。
美国人通过借贷而非储蓄来接受教育，通过抵押贷款购买房子和家用物品及其他消费——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以及赊账方式等透支未来，几乎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个别人到中年以后才付完部分此类款项。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5年谈到消费者支出变化的趋势时说，“2004年的平均个人储蓄率已经下降到只有1%的水平——与此前30年近30%的平均个人储蓄率相比，这一数字已非常低了。”
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在上世纪60年代是9%或10%，远远低于日本和德国，后者分别是20%和15%。之后是长达20多年的向下滑动，到80年代美国居民储蓄率已下降到3%或4%，且大部分储蓄是按合同规定的形式而非以资源的形式储存——以保单和养老金的形式存储，而居民债务——负储蓄——已从1965年的3590亿美元增长为1988年的将近33万亿美元。
其间，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减税计划，希望增加储蓄，从而促进投资增长，但以失败告终。以减税刺激储蓄是供给派经济学的信条，构成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保守税收政策的基础。自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供给派的减税聚焦于收入高端部分的所得税的削减，但个人储蓄率、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并未见到提升。
据经济学家统计，当美国的边际税率从70%降低到28%，留存收益似乎都已被用来消费，而不是被存到银行和进行投资。一些储蓄保留着流动资本的形式，但进行的是资产交易，而非用于生产的投资设备上——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巨额资本流在某段时间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这些资金从未投入到生产性投资。
咨询公司RCF Economic & Financial consulting副总裁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对《财经》记者说，对于信贷问题的争议是，信贷不是少了，而是存在错配，更多的信贷进入了房地产、金融或基建部门，而没有进入制造业企业，即便是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也没有足够的信贷。
超额信贷转化为更高的资产价格，这些信贷最终形成了个人消费；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经济生活，而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却屈指可数，两者间出现严重的失衡。“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投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投资效率就是在萎缩。”伯恩斯坦说。
若从全球平均水平上看，美国的净投资额几乎最低，因为美国是在超越自身实际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借钱和花钱去实现经济增长。
伯恩斯坦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的消费型社会的特点尤为突出。2006年前后，美国的储蓄与收入的比率几乎是零，非常之低，而30年前，这个比率差不多是10%。
美国依赖于举债的增长又被史无前例的房市繁荣掩盖，这种繁荣部分由低利率创造。低利率帮助美国走出20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破裂和“9·11”袭击之后的低谷，然而时至2007年，长期发烧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崩溃，暴露了十年来高风险房贷的脆弱面，使世界经济陷入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当经济变得很糟时，人们发现没有一个缓冲地带，因此需要长期的调整。而现在很多人开始储蓄，这是好事情，但新的悖论是，经济转型却需要消费的刺激。”伯恩斯坦说。
在多数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等式中，美国消费者的储蓄率要达到10%，才能推动美国经济向前走，但是美国经济结构性的制约因素会使这个数字可望而不可及。
增减税裂痕
整个20世纪，美国的债务一直在不断地增长。而围绕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本身的纠缠不休也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现在，政策制定者们终于就一个关键议题达成了共识。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扎迪(Mark Zandi)对《财经》记者解释说，这个共识就是，实现财政可持续，需要在未来十年达成一个4万亿美元的赤字削减计划。政策制定者同意采取一个机制，用合理的方法——很可能通过削减政府支出——来进行2.4万亿美元赤字的削减。至于另外1.6万亿美元的赤字削减，要等到2012年下半年个人所得税削减到期后才发生。扎迪指出，届时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一个新法案，其结果很可能是对高收入家庭实行高税率。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9月下旬提出一项增税方案，以解决拟议中的4470亿美元就业促进计划的资金问题。这个方案中最具争议的一项提议是，任何一个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所缴税款占其收入的比例都不应低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共和党秉承一贯的立场宣称，对富人实行低税率，对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形势至关重要。而民主党则把大幅削减针对该收入阶层的税赋斥责为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负担。
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的数据，美国富人的税率在过去25年里大幅下降。收入最高的1%纳税人(按2008年水平指年收入超出38.0354万美元者)，在1985年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有效所得税率分别是33%和29%。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有效税率已降至23%。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估算，在年收入只有3万至4万美元的人群当中，大约四分之一负担的综合税率高于亿万富翁巴菲特，由此这一法案也被人戏称为“巴菲特规则”( Buffett Rule)。
在此背景下，对富人增税被认为是确保减赤成本由所有收入阶层公平承担的唯一办法。
11月23日，由12名议员组成的“超级委员会”，将公布他们根据7月份协议条款制定的减赤计划。
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表示，根据该计划，削减开支与增税规模之比高达六比一。这一比率比去年鲍尔斯-辛普森(Bowles-Simpson)委员会，以及今年夏季参议院“六人帮”(Gang of Six)提出的方案都要严厉，但是共和党人能否买账还是未知数。
芝加哥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经济顾问理查德·马顿(Richard Mattoon)对《财经》记者说，大家希望在政府支出减少的时候，私人支出能够及时弥补，但现在私人支出低迷，所以政府削减开支项目，很难对实体经济发挥正面作用，尤其是现在很多就业是来自政府的公共部门。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解决预算平衡，只需常识性建议：提高生产率；增加储蓄和投资；调动具有创造性的工商企业家的积极性等。扎迪说，目前的任务要使美国经济进入轨道，这对解决长期财政问题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两党政治导致的政策裂痕使此一任务几乎变成无法完成的使命。
美国金融家史蒂文·拉特纳(Steven Rattner)日前表示，和卡特里娜飓风相比，美国国会关于国债上限的争吵给经济造成的“寒蝉效应”更为严重。
去实业化之痛
扼杀美国经济活力的除了消费支出外，还有企业竞争力的下滑。过去，美国经济的优势来自于对全球制造业市场的“统治”，而现在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利润远远低于美国国民的消费水平。
战后美国大部分时间都享有贸易顺差，这一纪录在1960年到1977年间更是被不间断地保持。此后，美国经济表现开始出现螺旋式下滑，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虽然年贸易额一直在增长，但贸易赤字却成为美国进出口贸易中不变的主题。与一些国家高投资率导致贸易赤字的状况完全不同，低储蓄率、高消费和低投资，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推手。
制造业的水平在很大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20世纪50年代，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顶峰，而到1980年，日本和西欧的制造业水平已和美国并驾齐驱。从1964年前后到80年代末，美国的生产率在经济形势恶化的过程中江河日下，而伴随生产率下降的是一个资本向金融领域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与此同时，为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工资和福利的上涨，美国制造商逐渐把业务活动转移到国外，同时购买外国的零部件，重点生产因技术革新而享有竞争优势的高价值产品。
在这期间美国经济完成了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由欧洲的资本催生了美国19世纪的经济扩张。第二次转型则指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美国开始应对金融贸易领域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竞争，将资本从大规模制造业向金融、商业服务、零售、专项制造、高科技产品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转移。
美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倾斜，导致制造业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比重逐渐减少。高工资的制造业工作随之不断减少，并逐渐被低收入的零售业工作所取代。
2006年，制造业占美国国内产品和服务产出的12%，而1980年这一比例为20%。也是在那一年，金融和房地产贷款行业超过制造业，占美国经济产出的21%。而包括律师、咨询人员在内的专业服务人员就创造了等同于制造业的价值，占国内经济产出的12%，而该比例在1980年仅为7%。
在伯恩斯坦的眼中，美国的制造业确实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大衰退，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制造业产出也在大大提高，衰退的是制造业部门的就业率——如今，美国的劳动大军中只有10%是制造业工人，而1980年这一占比在20%以上。
马顿对比危机前后的状况说，制造业的衰落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已发生，那是因为全球需求减弱；但经济危机之后，情况已然发生了改变。制造业复苏的势头比美国总体经济复苏要快得多，有些是因为出口的提振，有些是因为经济环境的压力使企业提高了生产力。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蕾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10月25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1%，增幅几乎为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2倍。
独立风险分析师克里斯·维伦(Christopher Whalen)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的再实业化过程已然发生，随着美元的进一步贬值，美国会日渐回到工业强国的位置。
扎迪发现，随着美国企业资产负债表的逐渐修复，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已有显著的提高，在过去一年差不多提高了1%，而就业市场目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因为需求和产量的疲弱增加，而较少是由于生产力提高所导致。
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产能过剩。
在金融危机前美国的产能利用率也只有70%，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新兴市场的经济迅速发展，大量投资转向新兴经济体。十年前，新兴国家政府的储备一年总计增加1000亿美元。2009年，这个数额达到1.6万亿美元。如今主权财富基金控制了全球投资的12%。
维伦说，我们的系统面临着1920年所面对的问题：高技术、创新，以及生产率提高导致的产能过剩。
全球经济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经济财富和影响力中心，而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白宫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成员、哈斯商学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劳拉·泰森(Laura Tyson)声称，“我们美国还没有丢掉创新能力，但或许已丧失了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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