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3）
西方中心论可以休矣
——评樊纲否认知识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就是因为他们把西方走过的道路看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是人类经济学的主流，而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把支流汇入主流；在此过程中，应该由他们起引导、领导、主导作用。因此他们的主流经济学就是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经济中心论、西方经济学中心论。他们所提出来的“比较优势论”、“世界工厂论”、“市场换技术论”、“救美国也即救中国论”、工业化等于城市化模式，以及中美国模式、教育产业化政策，无一不是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具体表现；而他们的西方中心论及根据这些理论制定的政策在给中国带来资源枯竭GDP、带血GDP、卖国GDP、奴才GDP、愚民GDP快速增长和中国人民创新能力普遍下降，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著名经济学家”的头衔与饱受媒体追捧、终日活跃在闪光灯面前的殊荣，带来价格不菲的演讲费与如雷般的掌声、欢呼声，带来了西方国家政府与民间机构赋予他们的各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与他们本人极大的满足感、优越感与话语霸权。而知识经济是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改变了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也改变了传统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基础。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在带来人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人类经济中心转移的同时，也必将带来人类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带来经济学的利益结构调整，触动原有经济学既得利益者的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既得利益。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他们虽然自形羞惭，但绝不甘愿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他们必须否认知识经济，以维护他们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既得利益。而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否认知识经济与西方中心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与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樊纲就是通过极力否认知识经济来维护西方中心地位、为了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而极力否认知识经济、通过维护西方中心地位和否认知识经济来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最“著名经济学家”之一。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西方中心论误导了中国改革，使中国改革偏离了正确方向，使中国丧失了通过知识经济后来居上的历史机遇，限制了中国的超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永远只能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所以必须打破西方中心的神话，确立知识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历史地位。确立知识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历史地位与打破西方中心的神话也同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知识经济——改变经济规律的新的经济形态
樊纲认为，对知识经济“不能过于狂热，更不能盲目”。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新经济(知识经济)所没有改变的东西。关于新经济是由知识所推动的经济的说法，他认为并不新鲜。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进步都是由知识推动的，例如，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大幅度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电报电话的发明使人类可以远程交换信息，等等，这些发明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互联网的出现。因此，知识并不是到了新经济时代才起作用，知识的重要性一直不曾改变过。在这里，樊纲否认知识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理由是互联网的出现和以往知识推动的技术进步之间只有时间先后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新经济”的“新”只是新旧的新，而不是新的经济形态。这说明樊纲根本不懂得互联网出现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互联网”。
所谓“互联网”，就是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信息经济发展到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知识经济开始形成、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和技术条件。现代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源三者各自网络化及其相互渗透、联结、联合而形成信息的全方位服务网络，是名符其实的“信息高速公路”。只有“三网合一”，才使计算机成了名符其实的“电脑”；信息高速公路，是真正的“电脑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在信息产业向知识产业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过程，就是信息高速公路中的硬件设施不断完善、软件系统的比重不断提高、软件系统中应用软件系统的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一旦应用软件系统在信息高速公路中占主导地位，信息产业就转变为知识产业。信息高速公路的主体系统、特别是计算机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双料人才，是上述转变过程的主体和基础。信息高速公路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1)在国民经济的质上：①信息产业由先导产业转变为主导产业。②全面改进生产各要素，改变生产各要素中知识的比重和地位，使知识成为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并使知识“软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作出更大的贡献。③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方式由扩散转变为集约、外延转变为内涵、劳动资本密集转变为知识密集、小规模转变为大规模、小范围转变为大范围，资本运营为主导上升为知识运营为主导。(2)在国民经济的量上：知识交流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倍乘因子。关系式：社会净产值=各物质生产部门（人才＋资金）X知识流量。(3)在国民经济的序上：①孵化出种种新行业、新产品，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劳动结构和消费结构，使之更具有柔性、敏捷性、适应性、低耗高效性；②经济全球化和多样化；③市场经济的变化：个性化、直接化、买方化、服务化。(4)信息高速公路的地位关系式：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信息商品化→信息产业化→信息产业先导化→信息高速公路→信息产业主导化→知识经济。这说明“互联网”或信息高速公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某个技术的进步，而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而知识经济，就是这种转变与转轨的产物，因而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知识经济，就是新的经济形态，而不仅仅是什么新技术或新知识。
樊纲：强调新经济不新在哪里，绝不是要否认新经济的作用，而只是想说明，新经济没有改变经济规律，人们应冷静、客观地分析新经济，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应慎用新经济概念，因为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的“旧经济”，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传统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
新经济没有改变经济规律吗？
现有的知识经济学实质是知识产业学，以联合国关于知识经济的定义为基础，对以知识为对象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作了较系统的阐述，是把知识经济学纳入传统经济学的框架，只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增加了知识这一要素，或突出了知识这一要素的地位与作用，在观点和方法上并未超出传统经济学窠臼。知识经济并非仅仅知识成为产业，也并非仅仅知识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是知识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从本质意义上讲，知识经济学此前并未形成一门新学科。现有的“知识经济学”确实没有改变经济规律，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改变经济学的科学规律。这就是樊纲之所以认为知识经济没有改变经济规律的认识根源——用旧的经济学范式框架来认识新经济，以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看知识经济学——属于新的经济学范式的知识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知识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科学的知识经济学，知识经济才有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才能科学定位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
科学定位的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确实改变了经济规律。首先改变了经济的客观规律——由需求与供给以价格为核心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价值规律。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由价格机制转变为价值机制。樊纲认为，新经济并没有导致资本定价方式的改变。纳斯达克市场的大起大落，使很多人感叹资本定价方式已经改变了，不能再按常规来判断股票价值。这果真是一种新变化么?樊纲明确地说：“不是”。他指出，资本的价值从来就是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从来没有改变过。全球股市对新经济的反应无非是过去几次重要技术革命发生时的“翻版”而已。他举例说，铁路技术刚刚出现时，铁路股票在市场上一路飚升；刚刚发明塑料时，凡是和塑料沾点边的股票个个“牛气”冲天。可以说，每一项重要的新技术产生后，市场都会如此反应，然后导致资本大量集中和无数新公司的诞生，然后经过优胜劣汰，淘汰掉90%的泡沫，进人稳健的发展期。因此，人们没有必要对网络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大惊小怪，这是客观规律。针对新经济是供给创造需求的经济这种说法，樊纲认为，这个说法也不新，因为在技术革命发生的过程中，历来都是供给创造需求。樊纲在这里忘了：区别新旧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不是供给创造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而是调节需求与供给的核心机制由价格机制转变为价值机制。
在知识经济时代，价值的交换价值由价格还原为使用价值。知识经济经济学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只有实现的价值才有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的价值才是实现的价值。使用价值的价格由使用价值的量决定，使用价值的量由稀缺度决定，稀缺度由供求关系决定，供求关系由主客体关系决定。在知识经济时代，主客体关系由效益决定。因此，使用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经过了以客体为中心同主体的统一，以客体为中心同主体的分裂，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分裂，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四个阶段。知识经济将是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不但科学知识，而且资本运作、资产运作也能创造价值，而且是巨大的价值量，通过智慧、知识、资本、资产运作带来的价值增长是几何级数。知识经济时期资本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与工业经济时期资本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的区别，是几何级数与算术级数的区别。因此知识经济时期资本的价值与工业经济时期资本的价值不同，其定价规则也不同：后者的未来预期收益的依据是“平均利润率”，前者的未来预期收益的依据是“超额利润率”。所以樊纲的“资本的价值从来就是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从来没有改变过”是在偷换概念。
经济的一般规律由工业经济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知识经济的价值规律，导致了社会核心价值的不同。由于知识经济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所以知识经济发展是以价值为参照的效益的发展不是传统经济以价格为参照的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也是知识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西方配置经济学的根本区别。知识经济发展是以价值为参照的全面的发展不是传统经济以价格为参照的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的目标、社会的核心价值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的一般规律由工业经济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知识经济的价值规律，导致了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知识经济发展是五度空间模式的发展而不是传统经济线性三维空间的发展。知识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在社会的五度空间框架中，社会空间、社会时间、社会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主导；后者通过前者来展示，前者通过后者来提升；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经济五度空间模式揭示了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相互关系。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阶段发展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创造过程中，知识经济→创业经济→再生经济→双赢经济→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学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有历史的必然性。知识经济学以创业经济学为基础、再生经济学为核心、知识运营学为主导、创新经济学为先导，其完美的结构是五度空间的“全息元”。
经济的一般规律由工业经济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知识经济的价值规律，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济的一般规律由工业经济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知识经济的价值规律，导致了整个社会形态的不同。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知识属于精神、意识的范畴。因此，意识和物质相比，意识为主导。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要的、直接的生产手段、生产目的。所以知识时代将是科学规律主导客观规律，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主导区域经济。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规范性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科学性和规范性统一的经济学是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必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知识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对称规律、价值规律、主体规律、双赢规律、公平规律、幸福规律。知识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主体模式：思维方式——智慧；行为方式——主动；增长模式：知识运营、资源再生；运作模式：系统性、工程化；经营模式：创新-创造-创业；管理模式：文化、精细化；合作模式：互补、双赢；竞争模式：创新、良性；发展模式：对称、和谐。知识市场经济通过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真理层次上升到合理与审美层次，由真的功能上升到善的与美的功能；使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使知识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
经济的一般规律由工业经济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知识经济的价值规律，导致了国际经济先进落后关系的不同。知识经济必然带来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全球创新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导；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英语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知识体系、美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金融体系必须被打破，经济全球化要求在世界经济体系多元化基础上的一体化、一体化主导下的多元化。必须以知识经济为主导、再生经济为基础、创业经济为核心、和谐经济为框架、幸福经济为目标重建世界经济体系。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知识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为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后来居上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信息高速公路虽然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向知识产业发展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但信息高速公路和工业经济、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的发展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同步进行的。正好像“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也可以演奏第一提琴”，工业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排除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后发优势；信息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知识产业方面并非不能后来居上。我国工业基础虽然相对薄弱，但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方面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接近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的软件建设方面，属于信息产业层次的平台操作系统开发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虽然上述两方面在总体上仍落后于最先进国家，但相对工业基础而言，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已拉近了同最先进国家的距离。这说明，如果我们能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综合思维能力强的先天优势，在知识产业层次的应用软件开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不是不可能。因此，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产业，首先争取在应用软件开发方面走在世
界前头，然后用应用软件的开发带动操作系统软件的开发，用软件的开发带动硬件的建设，用知识产业带动信息产业，用知识经济带动信息经济并进一步带动工业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是什么“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而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途径。
知识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般化、整体化、人类化。作为一般化、整体化、人类化经济学范式的知识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知识运营学、知识市场经济学、智慧经济学的统一，是新的理论形态、理论结构、理论功能的统一。科学定位的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不但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也改变了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只有用五度空间理论才能真正把握知识经济，建构知识经济学，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只能在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的大门外徘徊。而樊纲们之所以不懂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也正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
什么是五度空间理论？五度空间即时间、空间、层次的统一。在五度空间宇宙观中，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从三度空间观到四度空间观到五度空间观，是物理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传统物理学的空间概念，就是立体三维空间。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问世以来，空间和时间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是空间的另一种方式，因而传统的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成了四维空间。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这个层次不仅是传统物理三维空间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层面，而且狭义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质。它虽然只有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来把握，然而却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存在。同时，这种不同层次的本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成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人们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维空间。因此，四维空间还应加上层次一维，任何真正的系统都是五度空间。这五度空间的任何一维都可以和其它四维相互转化。作为事物本质的反映的人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本质上就属于这五度空间中的第五度空间——层次空间，而且是高层次的层次空间（意识本身又分成不同的层次，哲学思维的空间是最高层次的层次空间）。它同物质世界的相互转化，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特殊表现。
五度空间理论是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五度空间理论的意义：知识转变为生产力。如果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人类根据质能关系式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五度空间理论导致知识、信息向能量和质量的转化会裂变出生产力。用五度空间的模式来定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科学规律对经济客体的规范作用；五度空间理论使哲学和自然科学及其他具体科学实现了统一，使哲学成为可以量化的精确科学，可以像具体科学那样现实地实现它的功能和意义，从而实现真正的哲学革命。
五度空间理论是知识运营的理论基础。知识运营学则在内容与结构、观点与方法方面，对经济学作了突破与创新。知识运营学，是知识经济及其相关学说自上而下、由浅入深、由横向向纵向发展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理论自下而上、由低级向高级、由纵向向横向发展的交接、融合、升华、产生出来的新学科。知识运营学标志着人类科学范式的转换，必将带来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在知识运营学体系中，所有旧的名词，如“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资本运营”、“资产运营”、“产品运营”等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定位，因而成了新的概念。
五度空间理论是知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知识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由于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成为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市场不仅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且得到优化再生，使市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所以，知识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知识经济通过知识的市场化，使社会的任何领域都市场化，市场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的惟一基础。知识经济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知识的个性化、能动性、创新性特征，使个人创业得以普及，使企业和区域得以二次创业。创业是形成市场主体、健全市场机制、激活市场功能的基础。知识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
五度空间理论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在知识产业中占主导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的新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的新的经营模式是对策。智慧经济的新的发展模式是对称。智慧经济的新的发展目标是和谐。智慧经济，创新性知识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是经济增长方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营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和谐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功能。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新和创意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统一。所以智慧经济的经济形态比原有知识经济的经济形态更完整全面。智慧经济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经济，但智慧经济概念的提出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新的经济形态。因此五度空间理论既是把握知识经济的科学方法论，本身也蕴涵了知识经济学的科学规律。
知识经济——制度的转轨、变迁与融合
樊纲：“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开始的文件最早的转轨目标，如果今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话，当时正式提法是向一个计划经济以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你仔细想想，你不要光想一开始，你把这全过程想想。把这三十年的过程想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西方人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个法是怎么定的。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的妥协，做很多的变故。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一块，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这不转轨嘛，一会我要讲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渐进的过程，它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照照，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模式，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你是已知的。后面还要讲，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樊纲在这里是把参考当参照，把“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当做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如果有什么特点也只不过是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适当照顾一下旧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利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并用所谓的“制度转轨”来概括这种模式、用所谓“渐进式改革”来概括这个过程。这是把中国的改革看成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并轨，把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前段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面临着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所谓的向西方看齐的“制度转轨”，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要往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变迁”而言，根本不存在、也不应该以西方为参照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道路，才有可能后来居上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樊纲之所以认为中国不可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变迁中后来居上，也同样是因为他否认知识经济，否认知识经济对现有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洗牌作用。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现在不少人以为新经济发展了，我们的体制也会随之改善——并非如此!虽然好的体制可以促进新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本身不会带来新体制，所以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痛苦的改革过程是绕不过去的。 ”
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因此知识经济必然使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实践模式的转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的历史契合。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因此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的观点，把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脱离，认为社会经济体不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片面的、抽象的、简单的、线性的、非系统的经济观，这样的经济观根本不符合任何经济现实。
知识经济使市场经济成为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因此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通行的转型、制度变迁经济实际上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包括了向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所谓转型，就是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过程，是扬弃、综合、升华的过程。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经济制度，实现相容与超越，而不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的渐进式改革。
知识经济——比较优势的主体化、动态化与系统化
樊纲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传统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 “我们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但传统产业仍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樊纲还用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诫中国人民：“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防止片面强调高科技产业，防止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注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进(这就要求改进制度，发展教育、科技)；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发挥比较优势。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必须重视再重视，但它们的实现是一个充满艰辛的长期过程，在逐步实现这方面改进的过程中，则必须充分注意保持劳动成本的竞争性优势，一方面防止高消费、防止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另一方面不能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业升级换代。政府和理论界要防止片面强调竞争力的科技方面，而忽视其比较优势方面”。樊纲指出：“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贸易赤字有关，与增长方式有关，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有关，因此许多人指责这些国家不注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片面进行外延式增长，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种观点值得作深入的分析”。樊纲还认为，要寻找自己的相对优势，那就是“穷的优势”、“土的优势”与“落后的优势”。所谓穷的优势是指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像劳动力成本便宜等，土的优势是说拥有本土市场，落后的优势则是表示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能节省发展成本。“我们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还是低成本的劳动力”，“那些幻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高新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手的所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能最终导致增长速度放慢、差距差距最终拉大而不是缩小”。
樊纲在这里是把知识经济归结为技术经济，并由于这种归结，把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凝固化、低层次化。知识经济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改变知识本身的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则保持强势就是证明，而知识经济之所以能使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并带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也就是因为知识经济不等于技术经济。制度高于技术，知识高于制度。技术有垄断性，知识没有国界，没有垄断性。技术一旦上升到知识,形成原理性的东西，就可以打破技术的垄断，从而实现知识的重新洗牌；知识的重新洗牌，可以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这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发挥作用。通过知识融合，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经济学、管理学上也演奏第一提琴。只有通过首先在哲学、然后在经济学、管理学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经济上演奏第一提琴。经济转型为中国实现上述转化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认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把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演变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正确路径。
知识经济也是文化经济——使文化成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的重新洗牌中使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得以开发，而得到开发的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又成为经济重新洗牌的催化剂。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且在于知识经济带来的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主体化、高层次化、动态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整体化、系统化。在樊纲们看来，比较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地区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再生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用系统来整合、提升要素，会使要素产生新的功能。即使从要素看资源禀赋，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知识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只不过这样的比较优势在樊纲们的理解力之外。
知识经济——中国改革是制度改进而不是制度改变
樊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
樊纲在这里是把"帕累托改进"和“改进”划等号，认为要么"帕累托改进"，要么就是“改变”，而改变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而调整的结果就是有的人受益有的人受损。对受损这部分人的“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樊纲这种把改革定位于利益结构调整、利益重新分配的结论，其理论基础是西方的配置经济学；通过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参照的私有化、货币化、产业化、自由化改革，这种以利益结构调整、利益重新分配为目标的改革只能演变为一场牺牲解放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既得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重塑剥削阶级、制造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的掠夺。也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樊纲们所要的“改革”。
改革的目标不是所谓的利益重新分配，而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在再生经济学范式框架中，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改革既不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受益、其他人利益不受损害的“帕累托改进”，也不是使大部分人利益被损害后给其部分补偿、使少部分人快速先富起来并进行资本积聚形成资产阶级的制度改变，而是在效率与公平一致的基础上使绝大多数人都受益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通过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受益不是仅仅狭隘地定位为得到更多的物资财富，而是人的主体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社会分配结构更合理、社会保障制度更健全、受教育程度与可自由发展程度更高、人得到更全面的发展、生产力得到更快发展、社会得到可持续发展。
樊纲把改革定位于利益关系的调整，源于他的改革理论属于配置经济学，而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前知识经济时代。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这个时候的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生产本身，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这个时候的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视野在分配领域；生产只是生产领域的分配，生产领域只是分配领域的延伸，改革成了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学作为资源优化再生的学说，视野在生产领域；分配只是生产、再生产的分配，分配领域只是生产领域的环节，改革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与生产力的解放。配置经济学把分配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再生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再生型经济。
因此建构和谐社会与明确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必须建立在知识经济形态与再生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在樊纲们的配置经济学基础上，建构和谐社会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妄想。
知识经济——解决三农问题靠知识化而不是城市化
从上面可以看到，樊纲之所以要否认知识经济，就是因为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工业化的道路、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樊纲把这种思维方式延伸到“三农”领域，认为农业或农民问题应该跳出农村的视角进行思考，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应该在于“非农产业化”，也即西方工业经济时期的“城市化”。樊纲认为，目前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收入的源泉也主要是农业活动；而中国的农业又受人多地少之困，难以开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技术落后，人均劳动收入难以提高。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困难。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农业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规模化经营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问题。在多数农业人口转化之前，也就是说，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前，规模化经营是难以实现的。在某些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进行适度的规模化经营，正是因为大多数农业人口已向非农产业转化。第二，很难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来维持农民的收入水平。中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在加入WTO并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维持这种高价已有很大困难，更不要说再进一步提价了。第三，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改变。土地制度直接影响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但就目前土地收益状况和农民收人结构而言，农户承包的那一小块土地，已经不是“高收入的来源”，而成为“社会保障”的“保命田”。有了这样一块强制性的不可出卖的土地，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收入的源泉，在农民无法找到其他更高收入的工作之前、或者在失去了较高收入的非农就业时，可以有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避免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城市贫民”问题。只要多数农民还没有在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的就业，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应也不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因此，樊纲认为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说，多数农民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部门)中获得稳定的就业，逐步走向“城市化”的道路。只有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才能真正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产品的价格也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应有的变动，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农业和工业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樊纲在“三农”问题上同样秉持西方中心论与西方工业化时期的线性思维方式，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靠传统的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城市化”。
“三农”问题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化，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规模化生产不等于集约化生产，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就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使农民成为“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农民，用知识产业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使之层次提升与集约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城市化”与消化农村人口的根本途径。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充分的市场经济；充分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只有农业与工业的对称发展，才有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这种对称，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的重新洗牌，则为农业的发展水平与工业的发展水平持平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知识农业、建设知识农村、培养知识农民，农业将成为与工业相辅相成的一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论在理论上不能解释、在实践中无能为力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城市化道路，按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让中国重演西方曾经走过的农村人口就业非农产业化的城市化道路，永远解决不了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问题，不但永远不能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只能使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樊纲这种“跳出农村的视角进行思考”的“非农产业化”也即传统城市化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思维方式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必须让位于知识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
知识经济学——新经济学是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樊纲之所以要贬抑知识经济，把知识经济等同于一般的知识创新，目的是为了贬抑知识经济学，否定知识经济学作为新的、与知识经济形态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的地位。作为新的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学范式与传统经济学范式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如果知识经济学范式能成立，传统经济学范式的主流地位将被动摇，建立在传统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经济学家”的话语霸权将被否定。为了维护他们的学术既得利益，他们必然要奋起反抗。在科学史上，这种新旧范式之间的殊死搏斗是屡见不鲜的；更何况知识经济学引起的，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进步，而是经济学的范式革命。
知识经济是与传统经济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此相应，知识经济学是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只有把知识经济看成与传统经济不同的经济形态，把知识经济学看成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科学的知识经济学才能得以建立，知识经济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知识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知识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知识经济学范式，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科学的知识经济学，在旧的经济学范式框架中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学。
知识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改革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解释与重建中国经济的理论基础。之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对称。
知识经济学是价值经济学。知识经济改变了经济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对称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 “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主体性的社会创新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
知识经济学是整体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融合、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的相互统一，就是经济学的双向运动。经济学的双向运动是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是经济学双向运动的实践证明。在这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实现知识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的扬弃；只有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统一的范式中，才能理解和把握知识经济学，才能建构扬弃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对立、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对立的知识经济学。
知识经济学是复杂经济学。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复杂系统，而转型经济则把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推向极致：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系统中各种要素与关系、逻辑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全息元”。如果说，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同经济复杂系统之间本来就不对称，那么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更是牛头对马嘴。发展经济学应该是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时间经济与空间经济的双向互动、对称发展；任何单一要素、趋向的“发展”实质上都只是“增长”而非“发展”。西方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只是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而不是对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即使他们也出现过“发展”的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只是“增长”。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如果是科学，就只能研究“增长”而非“发展”。这只能同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相脱节。只有作为复杂经济学的知识经济学才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并指导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知识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以价值经济学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学只能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只有知识经济与再生经济的对称、政府调控与自由经济的对称，才有幸福经济、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再生经济。知识经济是再生经济的基础，知识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再生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运营学是知识经济学的主导，纵深科学是把它们贯串起来的线索和纽带，它们共同构成了知识经济学的有机整体。
知识经济学是合作经济学。随着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学也由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变；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从以非合作为主向合作为主转变。知识经济也即双赢经济；知识的可再生性，使双赢合作成为合作的主导模式，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可以统一。
知识经济学是控制经济学。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
知识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
樊纲们之所以不能接受知识经济学，是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属于政治经济学，后者属于人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定义、定位、性质、方法、功能都具有本质的不同，总体上相互之间根本不能相容。樊纲们的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线性的、直观的，因而一叶障目，不可能辩证地把握中国改革历史走向；否认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经济的重新洗牌与历史发展的螺旋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是走西方曾经走过的老路，中国的发展只能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发展观是直线的、线性的。樊纲们的经济学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只能成为神马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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