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席卷美欧国家的“占领”运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全球政治觉醒表明，历史的拐点已经到来。哈佛大学学生对曼昆教授的罢课再次点燃了西方持续多年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场经济学革命本质上只是历史拐点的意识形态和学术反映，其对全球和中国的影响正方兴未艾。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此，各界人士更不待说学术界人士，不可不察。
西方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历史演变
郑彪
重商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套“西洋拳法”。历史上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两手，经常交替使用，或混合使用，是“组合拳”。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当代科技革命引起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全球化的空前发展使得地球“越来越小”，国际关系越来越紧密和错综复杂，不仅人与人之间已经“摩肩接踵”，企业之间的大规模兼并重组层出不穷，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国家之间的渗透、控制、颠覆，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吞并、融合和冲突更加惊人。强势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更加强势，强势中也有分化，也有颓势；弱势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在拼力挣扎，挣扎中也有分化，也有崛起，也有复兴。总之，世界多极化在艰难地却是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适应政治需要，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经历了演变过程。
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上就是三位一体，它们的方法论，更是相通的。理论是实践的反映，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方法则服务于理论，理论在发展变化，方法亦随着变化。从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角度看，这五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是非常之快的。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面貌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海涅曾经说，生活之树常绿，理论总是灰色的。他是在说，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其实不然，理论既不总是落后于实践，也未必“总是灰色的”，也在发展变化。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态和方法，就随着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的变化，不断在发展演变着。整个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是适应政治和冷战的需要，象一条“变色龙”，一变再变。研究西方经济学及其方法论演变的背景、过程及其实质，分析和总结其中对于当代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经验教训，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当务之急。
历史上既然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三位一体，本节的讨论，为行文方便起见，就将这三个学科“一勺烩”了，一般只拿经济学说事儿。
一、经济学是干什么的？
经济学所为何事？是富民强国之术？还是政治斗争（包括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是象牙塔里的“玩意儿”？还是学者的“名利场”、“提款机”？抑或是“圈里人”的“饭碗”？现实往往让人看着既明白，又糊涂。一会儿好象什么都是，又好象什么都不是。一会儿好象这门学科非常有用，一会儿又好象嘛儿用没有。
经济一词的来源，在中国有两个。一是古汉语。古汉语中最早“经”是“经”，“济”是“济”，分开用，各有含义。“经”的含义很多，最基本意思也有几种。基本含义是指南北方向的路或土地。与“纬”相对，就是指方向。《周礼·考工记·匠人》说：“国中九经九纬”。“济”的含义是渡（过），通过，成功，帮扶救济。“经”与“济”相对时，含义是治理、管理，经邦济世，兼有方向和成功（或渡过和通过，是一个意思）的含义。就是说既要经邦济世，就要方向正确，又得干成功，干垮了不行。干成功就有个方向问题。经邦济世用近代语言就是富民强国，用现代语言就是现代化。所以现代化和经济改革也有个方向问题，这是古汉语“经”、“济”本身具有的含义，经与济连用也是一样。所以，经济学就是经邦济世、富民强国之学，中国古人就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唐宋以来，科考入仕要懂经济，要有策论，要懂得安民之术，不能光少数人富起来，拿多数人垫背就完了。其实在富裕问题上小平同志是“两点论”，一点是“先富”，另一点是“共富”，而且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①
白居易诗云：“万言经济略，三策太平基”。②要发展经济，才能安民，才能太平。至于富民强国，中国古代政治家早就懂得这个道理，也是政治理想。西方由于民族国家形成得晚，到重商主义出现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经济学本身最初始、最基本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谋求富民强国（强国自然包括强兵）之道，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也是经济学在西方一诞生，就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而且“政治”一词一定是在经济前面。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西方学者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有意义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表面上与政治无关，其实不然，宏观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和基础，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政治暗含在经济里，何尝不是一种“政治”经济学？
所以，政治经济学也好，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也罢，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活动主体的历史条件下，本质上都是富民强国强兵之术，也是强大自己，削弱它国之术。西欧国家从重商主义时代就奉行以邻为壑，五百多年全球化的历史，直到今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难以改变这一点。中国实行睦邻富邻政策，追求建设和谐世界。所以，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类型的国家，甚至于在相互敌对的国家，使用同一版本的教科书，原本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是输送利益；而美国向中国倾销各种经济学教科书，既是输出知识，也是输出意识形态，其中的政治目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而后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③战后则有众所周知的“和平演变”战略；七八十年代以来则有新自由主义；这些可谓源远流长，政治上是一脉相承的。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演变的历史脉络
政治经济学也好，经济学也罢，都是具有强烈政治性、阶级性的学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更是如此。这是由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是客观存在的。把经济学前面的“政治”二字去掉，只能更其名，不能去其实。阶层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阶级的另一种委婉的说法。但是国际上无论如何不能分“阶层”，即使回避阶级，也必须要区分国家和国家利益集团。阶级性是一定阶级、阶层、国家和国家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表现，是反映一定阶级、阶层、国家和国家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欧特别是北欧国家，阶级阵线已经模糊不清，理论上不大接受阶级分析，自有那里的国情。但是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在美国，阶级阵线仍然泾渭分明。所以，“依附理论”能够在发展中国家赢得共鸣。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取决于它们所研究的对象的特殊性质。作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或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不同国家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尽管西方经济学标榜自己不以经济关系而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实际上资源如何配置在阶级社会中都首先是一个利益“配置”问题，也是分配问题。在发达国家，利益配置由国家垄断调节，“肉食者谋之”，与经济学无关，更不需要经济学家假手其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资源在国际间如何配置，历来是现在更是每一个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和国际重大冲突的根源。研究经济关系，必然触及各阶级、阶层、国家或国家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国家或国家利益集团的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关系的分析、论述与研究，必然需要使用不同的以及一些共同的方法，却往往作出彼此相去甚远的解释甚至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以为各自的阶级、阶层、国家或国家利益集团的利益服务。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历史时期和国家，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很明显，也容易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去政治化”，相对地不那么容易奏效。在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和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和与此相联系的国际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处于低潮时期，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国家或国家利益集团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冲突也必然是客观存在。但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却可能被掩盖；而经济学的“去政治化”却可能大行其道；如果受到国际突发事件的推动和加以国际政治手段的配套运作，甚至可以收到现代战争所无法比拟的奇效。历史证明确是如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和许多国家内部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经济学理论的政治性、阶级性凸显，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
近代以来，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格局、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日趋变化，各国国内情况也日趋复杂。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欧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导致社会意识形态发生裂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分裂。马克思首先是革命家，是为了理想而不管自家饭碗甚至生命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结论具有革命性、爆炸性，它宣告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终结，也砸了沿着古典经济学家思路继续前行的经济学家的饭碗。既然已经走上穷途末路，而“穷则变”，果然“变则通”，庸俗经济学在官方扶持下，终于孕育出一个马歇尔，现代西方经济学就诞生了。而马克思主义处于长期被打击、压制甚至被禁止的地位，这是西方国家的政治需要。西方经济学这个“变”的基本方法，就是“去政治化”，就是萨缪尔逊说的“回避阶级斗争”，“阶级调和”论开始流行。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蔓延，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西方国家的上层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在实践上阶级斗争不仅无法回避，而且愈演愈烈。这种背景在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和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条件下，曾经使得西方国家的政权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这时候，“罗斯福新政”其实就是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自救，采用某些社会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政策在政治上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做出的让步。而凯恩斯主义不过是将这一切进一步理论化，当然是被包装在西方经济学的外衣内。这样一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也就在实际上成了政治经济学了。
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为了冷战需要，也为了在政治上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在推出“马歇尔计划”的同时，制定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和针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第四点计划”。意识形态成为冷战工具，人文社会科学都在其内，经济学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成为显学。发展经济学就是“第四点计划”的产物。离开战后国际政治这个基本历史背景和高度，孤立地考察西方经济学的演变，不仅说不清楚，而且根本就误入歧途。实际上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断尖锐的条件下，以后又是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厮杀、竞争、对抗，后来又是东西方对抗的世界政治的基本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以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依归的国内外政治需要决定着，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政治经济学经历了变色龙一样的不断演变：先是经过“去政治化”的处理，从政治经济学演变成经济学；再从马歇尔的经济学演变成萨缪尔逊经济学；再经过萨缪尔逊经济学“省略阶级斗争”也就是“去政治化”的一版、再版以至到几十版的“处理”、“处理”和“再处理”（包括数学化、心理学化等处理），经过漫长的一百多年一路反复“处理”下来，经济学的政治性质（这里指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断消退以至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见了。
当然，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在经济学说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去政治化”，其所以能够进行得下去，也取得一定的效果，也是因为在二十世纪西方国家政府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的调节，通过再分配明显改善了广大中下层老百姓的生活，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没有实践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明显缓和的历史条件，意识形态“去政治化”是做不到的。毕竟没有实惠，光玩虚的，是玩不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去政治化”既符合垄断资本的政治需要，也是阶级矛盾缓和与社会结构变化的理论反映。不仅如此，随着战后几十年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也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七十年代前后进入低潮，西方逐渐获得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而由于苏联“不争气”，其解体更使得西方的政治优势达到顶点。这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能够在世界上风靡一时的根本原因。所以西方经济学的风靡，不在于学说本身如何有力量，而在于它借了“西风”，这就是一时间的“大气候”。如同诸葛亮草船借箭，不是他真有神通，而是借了风，借了势。但是气候这东西是会变的，而且变得很快。
万变不离其宗，尽管经过“去政治化”的反复处理，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也是政治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是由经济学的用处决定的。首先是因为“去政治化”行为本身的目的就十分“政治化”，是有政治背景和明确的政治目的的。其次，“去政治化”之后的经济学，反而其目的更加“政治化”了，表现在国际上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大肆推广，只是这种政治化是披着“去政治化”的外衣，故而既十分隐蔽，更相当危险，也相当厉害。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其富民强国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美国已成为西方世界霸主，美国政府的决策机制另有一套，与一般所谓经济学和一般经济学家无关。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因之改变，主要是作为美国推行国际战略的工具（更需要“去政治化”的反复处理）。既要为冷战服务，也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这也是冷战需要），因而也就在战后诞生了“‘发展’经济学”。第三，西方经济学“去政治化”也是出于另一种国内外需要，也是政治性的，就是需要养活一批学者，既可以促进“就业”，又可以“制造”官方所需要的经济理论。有些学者吃饱了没事干，可以玩玩儿经济学，是数学化也好，模型化也好，工具化也罢，怎么玩儿都行，既不影响国计民生，还会对发展中国家起“引导”作用，因为据说这才是现代经济学最新的发展方向。经济学“去政治化”最隐蔽的政治目的和最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发达国家自己“发达”以后，经过“去政治化”把经济学从富民强国之学变成了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之下的“配置资源”之学。这一下釜底抽薪，经济学变成了没有“民族灵魂”的“学问”，也没有时空的概念，成了万金油。照此种阉割了政治利益和民族灵魂的经济学做去，在现行国际分工体系和WTO以及国际知识产权协定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无论怎样“发展”，彻底没戏了。美国战后这一辣招，是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英国最早经济学“去政治化”是从自己在十八世纪完成崛起过程后期“妖魔化”和埋葬重商主义开始的，以后不断继承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大力对外推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政策；到十九世纪末，从马歇尔以后，经过“去政治化”处理的经济学又经过“国际化”传承到美国人手里，演变至今，其历史差不多同美国历史一样长。本来，十九世纪出了个马克思，才有二十世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有后进国家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的全球的半壁江山，也才有中国今天的崛起。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基本事实。正因为如此，西方一百多年来拼命诋毁马克思主义。可是，基本事实居然可以“颠覆”，谎言重复一千遍，居然真就成为“真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里真就有人相信。其实，事实并没有变化，只是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可是这种“政治神话”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看似费解，其实没什么神秘，就是上面所说的“势”发生了变化，“东风压倒西风”变成了“西风压倒东风”。一时“西风烈”，刮得人们看不清楚，甚至晕头转向。苏轼有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④这是因为人在山中，位置不同，角度不同，只能看到局部，不得观其全貌。待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前后，有了新的历史高度和一定的历史纵深，西风渐弱，东风又起，孔子也居然开始“周游世界”（孔子学院），布什也成了“跛脚鸭”，世界的“势”也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真理这一“庐山的真面目”也就逐渐清晰起来了。
三、“去政治化”是对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革命”
阶级分化是一种历史久远的客观存在，不是学者的杜撰。随着近代西欧海外殖民掠夺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兴起，国际竞争和战争的激烈和频繁，西方国家内部阶级的分化也愈演愈烈。这种情况首先引起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阶级性的关注，并与此相联系，最早提出了劳动价值论。那时候马克思，更不用说列宁，还没有诞生。大卫·李嘉图更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关系在分配领域的经济表现，从而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封顶”， 因此李嘉图经济学的阶级分析被西方“主流”认为是把政治经济学引入了歧途，但是却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道路。道不同不相为谋，西方也是如此。李嘉图生活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开始尖锐化和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政治观点、意识形态急剧分化的时代。为资本主义制度作政治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应运而生。李嘉图以后古典经济学的终结，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后，西方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沦为庸俗政治经济学而成为代表官方利益的主流经济学。这既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需要，也是经济学家的利益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但是科学不管饭，还砸饭碗，更遭到迫害；而搞庸俗经济学，政府既欢心个人又实惠。历史上西方国家不但不容忍马克思，而且也不能容忍再出李嘉图。多数学者不想过马克思被迫害的流亡生活，甚至于不能学李嘉图。因为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古典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历史条件已经不需要也不允许再出马克思、李嘉图；二是李嘉图乃历史上最有钱的经济学家，别人学不了。按照“经济人”理论，西方学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既符合理论，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资本论》的诞生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逼到了背水一战的“死角”，或者说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到了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是一场革命，它是无产阶级的“圣经”。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将政治经济学发展到十九世纪的顶峰，在实践上，这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这一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使得资产阶级政府不仅需要打压马克思主义，而且需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革命，动外科手术，就是去政治化。因为这时候的政治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正确不正确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符合资本的利益，是否违背当局的“警章”。所以，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需要是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旷日持久地搞经济学“去政治化”这一悄无声息的“运动”的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需要一场“革命”。首先是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的“革命”。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论基础，既是唯心史观，又受到培根唯物主义新哲学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谬误和真理混杂的矛盾体系。马克思是在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完成了认识论的伟大变革以后，才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的。而庸俗政治经济学也恰恰是在方法论上与古典经济学家分道扬镳，从十八世纪的萨伊和马尔萨斯开始彻底跌入唯心主义。选择何种方法是与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目的相联系的，要想回避或掩盖阶级矛盾甚至公然为资产阶级辩护，就不可能选择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甚至于机械唯物主义也不行，只有选择唯心主义。马尔萨斯从斯密关于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所能购买到的劳动的庸俗观点，引出了利润来自于贱买贵卖的荒谬结论，其实这是早已过时的早期重商主义的观点。1867年《资本论》出版。这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科学巨著，以观点的彻底和严整以及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也使得资产阶级国家急需自己的思想武器，使得西方经济学家面临选择。既然马克思的路不能走，斯密和李嘉图阶级分析的路也不能走，又要继承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成果（凭空不能发展），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学习马克思（嘴上决不能承认），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李嘉图学说中找出路，只不过是向与劳动价值论完全相反的政治方向，以边际分析为基本分析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在1867年出版，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攻击马克思的阵线中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数理学派等纷纷出笼，正是这个道理。
其次，政治经济学演变为经济学，标志着西方政治经济学开启了“去政治化”的过程。其“去政治化”有两个方向。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都是在“去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贯强调的劳动分工、生产组织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分析加以抛弃，这是一种“去政治化”。其结果被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而边际分析方法则从此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另一个方向就是以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为代表，完全放弃了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视国家和宏观经济问题的传统，将政治经济学引向微观经济学，并“试图用一个数学框架对古典主流经济学加以数学化”。⑤这样一来就不仅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令人不安”的政治倾向，更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划清了界限。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和宏观问题即政治性阶级性强的问题“交还”给了政府，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大大缩小了。到了二十世纪，微观经济学越来越向综合方向发展，终于把心理学派、数理学派都“综合”到了自己旗下。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既是宏观经济学，又是微观经济学。那时没有这种明确划分，但实际上是这样。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国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任务已经完全不需要政治经济学来介入它的宏观问题，特别是利益分配问题，而是需要政府的国家垄断调节和通过法制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政府来解决那些市场解决不了的两极分化问题、公平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垄断问题。特别是鉴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高涨的形势，更是如此。宏观经济问题也要通过政府和法制解决。例如1890年美国总统哈里逊搞了《反托拉斯法》。宏观政治问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西方国家也用法制和再分配的财政加以缓解，就是通过立法来迫使垄断资本让步，并保障逐步增加工人的福利。这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在《资本论》出版引起工人阶级空前革命浪潮的条件下，资产阶级领导的又一次“光荣革命”，它持续到罗斯福“新政”甚至战后。不过这一次，资产阶级又得了大头，无产阶级得到的利益很有限。于是1890年马歇尔适时地推出了他的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经济学原理》，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福利经济学也应运而生。
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是西方经济学的一次革命。其所以是一场革命，不仅在于对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和建立了宏观经济学，还在于凯恩斯向西方经济学和国家经济政策注入了社会主义因素。这些社会主义因素来源于《资本论》学说和早期苏联计划经济实践，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立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明明“借鉴”了马克思的著作和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但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表述上被处理得了无痕迹。对于凯恩斯借鉴马克思的《资本论》，著名的琼·罗宾逊夫人曾有过一个很委婉的说法。她在1942年出版的《论马克思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学遇到的许多问题，马克思在几乎一百年前就已经研究过了，并在七十年前的《资本论》中做了广泛的论述。她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有许多“相通之处”，例如都力图抛弃传统经济学只研究微观经济的局限，开始把经济学引向宏观经济研究；都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贫富分化和大量失业；都认为光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难以实现经济的“和谐”。⑥何谓“相通之处”？不过是“借鉴”的婉辞而已。凯恩斯自称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坚决地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强势群体）一边，这是“明智”的选择，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凯恩斯非但不光明磊落地说明其理论来源，象马克思坦言自己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而且“不屑一顾地把《资本论》比作《古兰经》，认为它们都是无用的教条。”⑦这种做法就不象他自己标榜的那样“有教养”了。凯恩斯还进而得出结论：“《资本论》排除一些偶然的但却非建设性的和不连贯的思想火花以外，其当代的经济价值是零。”⑧“借鉴”了马克思，却说其“当代的经济价值是零”，这不仅是教养问题，简直在人格上有点忒不地道了。可是，这也怪不得凯恩斯个人，这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即使凯恩斯个人“有教养”地声明其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垄断资产阶级政府也断不能允许。因为这在政治上无论如何是“使不得”的。凯恩斯身后是英美国家政府。所以，即使罗宾逊夫人明知其“借鉴”了马克思，但至多也只能回护说是有“相通之处”，决不是“剽窃”。不然夫人在英国怎么“混”得下去，岂止是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擦肩？有趣的是，“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爱米尔·莱德勒曾指出凯恩斯同马克思的三点“相同之处”：第一点是凯恩斯采纳了劳动价值论，包括在‘工资单位’概念中用熟练劳动力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折算来说明。第二点是他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观点，这一点常以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的形式作伪装。第三点是凯恩斯承认消费和投资之间有必要保持比例，从而承认了马克思关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⑨爱米尔·莱德勒是原东德人，否则这么“直罗锅”是要砸饭碗甚至于惹祸的。可见西方的学术自由也有其政治潜规则。可是，在垄断资产阶级眼里，凯恩斯的《通论》是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向是“魔鬼”或“异教徒”。而“革命”居然在垄断资产阶级眼皮底下与“魔鬼”公然“私通”。“私通”之后，官方还要瞒天过海，然后大肆鼓吹，将凯恩斯捧上“神坛”。这也是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国家政治上“没得办法”，不得已而为之，与“教养”、“道德”无关而与利益有关了。这样讲，并不是完全否定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具有某种理论上的创新价值，例如有效需求理论。但是，即使是这一点，按照罗宾逊夫人引用另一位曾在剑桥从事研究的波兰学者米哈尔·卡莱茨基的话说，“马克思的方法为有效需求的分析提供了基础，而学院派经济学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的轻视，已经浪费了大量时间为自己重新找到这一方法。”⑩显然，此话暗含着对凯恩斯的批评，而不是褒扬。罗宾逊是在卡莱茨基的影响下转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有趣的是，罗宾逊在1942年完成《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之后，顶着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桂冠”，却不断地接受马克思的影响和不懈地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作“泥瓦匠”的工作，力图“融合”两个似乎势不两立的正教徒和异教徒。她的不懈努力居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于“其他那些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她的引导之下，并常常被认为是形成了一种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式。”（11）后来以哈罗德- 多马模型成名的多马也直率地承认自己的研究“受惠于马克思”。（12）所以，不要小看罗宾逊夫人的“泥水匠”工作，它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有意义的理论“综合”，这代表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种进步趋势。这是否也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与时俱进”的一种形式呢？罗宾逊夫人在当时的英国这样做，已属难能可贵。
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前已经成为法制国家。二次大战更确立了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霸主地位，并开始了东西方冷战。正是在这一国际政治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垄断资本的政治需要使得西方经济学开始了战后表面上进一步“去政治化”亦即工具化的过程。这一方面表现在西方经济学开始大量使用数学方法和引进计量经济学，作为建立和检验经济模型的方法，从而西方经济学迅速数学化、模式化和工具化。另一方面，战后西方经济学的进一步“去政治化”的实质却是相当“政治化”的，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战后东西方对峙条件下西方发展计划的实施，包括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为了在政治上争夺广大发展中国家，美国在战后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上，开始推行面向发展中国家的“马歇尔计划”。正是哈里· 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向美国国会所作的就职演说中提出要致力于“发展”，以努力改善“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基础。战后半个多世纪中发展中国家总体状况的恶化无情地暴露了西方推行“发展计划”的实质。
二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即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经济学大规模地向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科学渗透，引领了世界学术潮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只不过不是由经济学家发起，而是表现为国际政治学向经济学的渗透。战后西方经济学“政治化”实质的另一个表现，或者说是集中表现是将经济学理论的某些部分抽取出来，“包装”成新自由主义作为冷战工具，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肆“推销”。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渗透着“理性经济人”理念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和理论潮水般地席卷全球。这是一个在美国全球化战略推动下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洗脑运动”，推动着美国主导和以“美国化”为目的全球化战略。这方面在全球取得的战果是惊人的。当然，由于西方经济理论的“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政治化的过程，其目的在国内是要防止经济学发展的《资本论》倾向，在国际是要向一切后进国家树立一个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因此，发达国家从来不会拒绝而必然会鼓励另一种政治方向的经济学的政治化，例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之类的著作。经济学之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也不光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在西方国家何尝不是？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因为政治是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属性。所以经济学家想要超然物外，标榜“中立”，如同想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当年从“经济人”理论出发，发现了一个对西方国家极有用的道理和方法：“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力，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无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斯密不愧为大师，这个方法成为后来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洗脑，进而颠覆和肢解这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也成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法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最有效的宣传”的定义是：“宣传对象按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认为是他自己选定的。”这种当代“洗脑战术”不过是斯密方法的现代版和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应用。事实证明，由于美国占据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的综合优势地位，利用人心的势利，人性的弱点，这一招相当阴险而有效，不但不可小觑，而且需要下大力气认真对待。我深信美国的当代意识形态“洗脑战术”一定有现代心理学实验的基础。斯密这个方法对于现代垄断资本的意义决不亚于他那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难怪斯密的学术地位在西方被官方捧得天高，可惜民间并不买帐，“千年思想家”的第一美誉还是献给了马克思，第二名是爱因斯坦。
战后西方经济学进一步“去政治化”的第三个表现，就是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原本在二次大战以前，在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流行的只是殖民地经济学，但是在这些国家已经有人在研究本国的发展问题，例如研究中国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当时这种弱势的研究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学科。战后在两大体系对抗的条件下，为了争夺广大发展中国家，使之留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避免倒向共产主义，于是在西方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大力推动下，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牵头创立了发展经济学。这时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恰好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以中国资料为背景的《农业与工业化》研究，于是张培刚先生脱颖而出，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几十年来发展经济学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但是总起来说，这门学科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殖民地经济学的性质，基本无用，致使七十年代以后实际上走进了死胡同，以至于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经济学已经死亡”。对于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政治背景和目的，杰拉尔德·迈耶的一段话说的很透。他认为，战后初期，“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丧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13）冈纳·缪尔达尔指出：“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主义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各种各样的研究现在都按照这些研究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做出的贡献来进行评判。”（14）如此这般，发展经济学的衰落命运就注定了。九十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二级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不低，但是它的发展实际上面临严重危机，只有一个出路，就是根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根本思路对其从体系到内容进行根本改造，使之真正成为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否则继续沿着现在的路子滑下去，结果必然是边缘化，或者干脆被取消。
回顾西方国家近代经济学理论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趋势，即越到晚近的年代，经济理论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或说政治地位表现出某种“边际效用递减”趋势（但是作为资本统治利益集团的工具性质一直不变），而日益沦为国际战略工具。例如重商主义与政治的关系最直接，也最密切。因为重商主义“一出娘胎”，就具有政策属性，是“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如此，重商主义者本人，也大多不是学者，而是“朝廷重臣”，如柯尔贝尔是法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美国开国时期的汉密尔顿也是财政部长。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当时的重商主义几乎就是政策。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对政治决策有如此重大的直接影响的政治地位，在近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是后无来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政策的影响已经逊于重商主义，但是仍然很有影响。这一点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著作的名称具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即可看出。例如威廉·配第的《赋税论》、《政治算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研究》，大卫·李嘉图的《黄金价格论》、《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等等。这些著作许多直接就是政策建议。法国重农主义者安·雅·杜尔阁本人就是路易十六的财政部长和海军部长。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其所以有很高的政治决策影响力，这是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上升时期，经济理论支撑对于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十九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实质已经揭破，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问题上升至国家政治决策层面。这时候摆在资产阶级政府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认识”阶级矛盾，而是处理或缓和阶级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封杀和打压，至多可以允许其在不危害其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在“象牙塔”中作为学问研究，经济学与政治也就“渐行渐远渐无书”了。其结果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终于沦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女仆”。（15）这表明在西方国家，经济学经过长期“去政治化”以后，实际上已经被“革命”，阉割了经济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这种经济学对政治决策影响的“递减”趋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以后凯恩斯经济学兴起，经济学的政治影响重振，俨然独霸了官方经济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滞胀”发生。以后就是各种经济学流派轮换登台，“你方唱罢我登场”，诸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等。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学一方面继续有限地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实际政治影响并不“显赫”；另一方面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学术界、社会上特别是在国际上作为一种“显学”和领导世界思想潮流的地位还是相当显赫的，这是因为它被赋予了冷战和意识形态工具以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示范”、“指导”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战后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数理化、模式化、工具化趋势，本质上是一种自废武功的“无用化”趋势，因为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认识客观世界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被废掉了，对西方国家的利益并不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化发展趋势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客观上已经具有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要求。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所说，“20世纪末，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重新流行，甚至在经济学家中也是如此。”（16）这也就是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但是新政治经济学在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先。西方政治学者特别是国际政治学者已经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率先打破了政治学与经济学分离，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兴起。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家反倒未见有所作为。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利益，也就需要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也是当代全球化的现实，只是在转型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例外。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冷战和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成为霸主国美国及其盟国推行全球化战略的有力的理论工具，具有空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其目的就是在维持现存的国际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尽可能推动这一格局向更有利于全球美国化方向演进。
四、美国其实很“讲政治”
经济学的“去政治化”，在英国和美国是出于国际政治需要，也是国内政治需要。对于国内，以美国为例，官方一向使用两套手法。一方面，官方对国内的教育，很“讲政治”的，甚至于很“政治化”的。美国是世界霸主国，又是“自由、民主”国家，这样一个看起来最强大的国家，恰恰最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无处不在宣传美国最好，美国至上，美国理当“领导”（统治的别名）世界。美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是以宗教形式灌输和渗透的，也是通过历史教科书进行的，而且是“从娃娃抓起”的。
美国建国是在1783年，即英国签署《凡尔赛和约》，承认美国独立。早在1821年即建国三十八年后波士顿建立了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公立中学，美国历史就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进入中学课堂，这是很“讲政治”的做法。随后，美国各州相继以立法形式规定中学必须开设历史课程。政府挑选一些政治上“可靠”的著名历史学家亲自撰写历史教科书。近年来，历史教育在美国中小学课程计划中的地位更空前提高。据有关资料，1992年美国《历史课程全国标准项目》开始启动。1996年，三个《标推》，即《世界史课程国家标准：探寻通往今天之路》、《美国史课程国家标准：探寻美国的历程》和《幼儿园到四年级历史课程全国标准》正式发表。这三个《标准》实际上是《2000年目标：教育美国法》中的主要教育改革目标之一，从而成为国家立法的一部分。（17）你看美国厉害不厉害？美国深知，历史对于培养训练学生的自我认知、民族意识、价值判断、公民素质、思维能力和议政参政能力等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美国如此，英法是老牌资本主义，更是如此。拿德国来说，德国从十六世纪就开始大力兴办近代大学，十九世纪更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德国“年轻一代从一开始就要学会不仅仅只为自己活着，而是为整个民族。”（18）西方国家无不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各种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等随处可见，保存完好，许多都是免费开放。那里并不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但是到处都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
既然美国历史学教育这样“政治化”，而大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经济学教科书却如此“去政治化”，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转型国家（例如俄罗斯和某些东欧国家），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被某种势力抬高到近乎中世纪神学的地位；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弗里德曼等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乎受到某些势力的教主般的吹捧；其目的为何，难道不发人深省吗？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这些做法居然在一些国家“大见成效”， 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可见，政治经济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学问，既不可外媚洋而内媚俗，也不可以“玩儿”学问。“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苏联解体，东西方变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瞬间倾覆，历史发生倒退，寡头黑社会横行，人民群众重新陷入水深火热，方知经济学是“玩儿”不得的，“政治化”是“去”不得的。
另一方面，美国官方在从不放松“讲政治”的同时，又有意识地纵容一般公民中的“去政治化”倾向。结果造成一般美国公民政治上的普遍的惊人的麻木。一位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退休美国老人给普通美国人做了这样一副“素描”：“这里的人通常不问政治，他们讨厌政治，他们只关心家庭经济，对邻居家发生的事不感兴趣。”至于伊拉克战争，“他们认为这是很遥远地方发生的事，同时，他们又相信总统说的话，布什说伊拉克是美国的一个威胁，萨达姆是一个恶魔，他在准备新的‘9.11’，因此必须解除武装。那么，美国人就认为应该是这样。”（19）换言之，一般美国公众对于国际政治，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这其实是美国政府所需要的，可是这种公民素质却与美国的地位不相称。他继续画自己的“素描”：“另外一个问题是普通美国人的知识面很窄，他们不了解世界其它地方的事。我可以肯定，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儿，分不清伊拉克和伊朗，也不知道这两个国家是在亚洲，还是在非洲？不久前，一项民意调查要求一些美国大学生指出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在美国地图上的位置。结果，绝大多数人不能指出来。这是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事，那么，就可想而知很多没有进过大学的美国人的水平了。”（20）这是很悲哀的事情。白宫不会不了解这种情况，但是他们一定认为美国和世界的事情有精英们管着就行了。这位老人继续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一般很高，他们为自己所处的状况感到骄傲。他们认为，这些是他们用努力和自制力换来的，他们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问题是美国人已自私到别人发生的事对他们都无关紧要的地步。美国人只知道看管好自己的财产。除此之外就是好战观念，美国人从小就培养好战观念，从小就玩星球大战的游戏，他们在这个游戏里是战无不胜的超人。”（21）这其实说的是美国当局对国民“去政治化”和很“讲政治”的两手教育方式。普通民众不关心政治，更不懂政治那“肮脏的玩意儿”，正可以使政治精英们放心大胆地玩儿“政治”，实际是包括“玩”（愚弄）老百姓在内；而从小培养国民的好战心理，长大了就可以上战场为精英们拼命。在美国，精英集团主要是盎格鲁·萨克逊人，至少也是白人，有色人种所占的比例极小。但是在当兵的人中，比例恰好相反。对于许多有色人种的移民及其后裔来说，一般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和一些不体面的工作，但是征兵却要首当其冲。所以，在美国政府口口声声维护的“美国利益”中，其中“分蛋糕”的区别和学问是很大的。老百姓一旦不懂政治，也就与分蛋糕的事无大关系了，有什么是什么了。美国一般老百姓不关心政治，更不懂政治，光相信政府，结果从里根政府到布什政府，特别是布什政府，都大肆为富人减税，为穷人削减福利，美国一般民众既不明就里，也没脾气。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的情况怎么样呢？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说所谓白领阶层或中产阶级，一个时期以来他们的利益也是受损的，其经济社会地位是下降的，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以来被洗脑，至今仍是新自由主义虔诚的信徒。他们不懂政治，他们是提着自家的猪头，在拜别人的佛。他们被人家卖了，却替人家数钱。所以也该醒醒了。
如果仅仅把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做法概括为“去政治化”，不免过于简单化了。美国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丰富的如何做霸主国的政治经验，加以自己战后霸主国的实践，美国早就成为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老手。例如，美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战后初期到六十年代美苏对抗时代，也正是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无处存身。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政治“缓和”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动，美国国内外政策和战略酝酿深刻的调整，而西方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都难以提供理论支撑，这时需要在理论上借重于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认识社会特别是认识国际社会的能力，已经被长期以来的“去政治化”给“废”（自阉）了。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全球化的认识，任何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相比，至少从方法论上，都无出其右者。乔治·索罗斯不无钦佩地说：“卡尔·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对全球化的分析在今天依然十分值得一读。”（22）索罗斯是国际金融家兼国际“无国籍政治家”（23）他对马克思的钦佩显然不是出于种族原因——都是犹太人，而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钦佩。正因为在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方面，马克思主义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起在美国兴起。连一些在西方有影响的国际政治学者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者都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分析方法和一些理论，但是他们一般都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在西方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美国政府，允许马克思主义存在和发展，是有其政治原因的。主要是第一，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的战略任务，西方现有的理论不够用，必须借重于马克思主义。这是战略利益需要。第二，“在美国，处于严格控制中的“象牙塔”里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一类的社会政治实践并无联系，这对政府而言就不仅无害，而且有益。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关注的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不是改造这个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欧和北美的大学迅速扩大，极大地推动了这种趋势，因为它允许在社会主义政党之外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并产生了实质上脱离政治运动的‘左派学术团体’。”（24）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然不威胁政治，又可以对美国政府起到为国际社会和本国社会把脉、诊断和警示的作用。如此说来，何乐而不为呢？
(本文为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11章第1节，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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