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魂》编者按：本期摘登是由闻言实同志提供的美、德、英、日和瑞士、墨西哥的有关学者、记者写的六篇文章，供研究参阅。它们分别是：《1%的“民有、民治、民 享”》、《美国：“1%大国”的贫富差距史无前例》、《资本主义制度将迎来第四次变革》、《美国只有名义上的民主》、《与自由放任主义诀别》、《马克思切 中资本主义病根》
一、1%的“民有、民治、民享”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
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他们人生的财运节节 走高，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对这个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创新和积极性给这些人带来了好运，并声称大河有水小河满，所有人都沾了 光。这种解释是误导性的。塔尖1%者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之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 年里，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的所有经济增长及其他好处，都汇集到了塔尖人手中。
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曾经试图“合理化”自19世纪中期以来直至现在仍然显得非常棘手的严重的美国社会分配不公。简言之，这一理论把高收入与高生产力和对 社会贡献大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对这种理论情有独钟，然而，能证明这种理论的证据却少得可怜。众多企业高管对过去三年的经济衰退难辞其咎——他们的“贡 献”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他们的企业都是极其负面的——却照样大领红包。有时，公司还不好意思管这笔钱叫做“绩效奖”，因此美其名曰“留任分红”。那些为我们 社会贡献了伟大而积极的创新的劳动者，从遗传研究的开拓者到信息时代的先锋，他们的所得与那些几乎毁灭全球经济的“金融创新”的发明家们相比，不过是一点 残羹冷炙而已。
有人耸耸肩，觉得收入分配不公是常态嘛。我赢你就输，你想怎样?这话打骨子里就错了。理由如下：
首先，分配不公的增长会导致机会不平等。无论何时，机会平等的减少，都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们最有价值的一种资源——人。
其次，许多导致分配不公的扭曲做法——如支持垄断势力和优待特殊利益集团的税收政策——侵蚀经济活动的效率。而这种新的不公又会继续制造新的扭曲，对 效率的侵蚀更胜一筹。举一例，太多能干的年轻人为了追求天文数字的薪酬，宁愿挤进金融界，也不愿意到那些能塑造富有创造性的和更健康的经济领域工作。
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经济需要“集体行动”——它要求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美国及世界都从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益匪浅，这些研 究使互联网得以诞生、提高了公众健康水平，等等。但是美国长期遭受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各级教育上的投入不足之苦。未来这些领域的经费还将遭到进一步削 减。
这并不令人惊讶。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距越严重，富人就越不愿意在公共需求上掏钱。富人无须在教育、医疗和个人安保等方面依赖政府，他们完全可 以用钱为自己买到这一切。久而久之，富人就脱离了群众，背离了人民。富人还都害怕大政府——大政府会动用权力调节平衡：取走他们的部分财富并投资于公共利 益。塔尖的1%也抱怨我们现有的美国政府，现在这个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缩手缩脚，内讧不断，除了减税什么也办不成，其实他们拥护它还来不及呢。
为什么美国社会不公会愈演愈烈
经济学家并不知道如何充分解释美国的社会不公为什么愈演愈烈。一般的供求规律肯定有一定影响：节约人力的技术减少了对许多“有益无 害的”中间阶层的需求，也减少了蓝领岗位。全球化创造出一个世界市场，使昂贵的美国低技能工人与便宜的国外低技能工人竞争。社会变化也是造成不公平的原因 之一——以工会衰落为例，它曾代表1/3的美国工人，而现在只有大约12%是其成员。
但是，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公，主要是因为那1%的塔尖者希望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税收政策。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资本收益，下调资本收益税率相当于让最富有的美国人搭乘免费顺风车。
从上世纪初的洛克菲勒到上世纪末的比尔·盖茨，垄断和准垄断企业一直是经济权力的一个来源。对反垄断法的马虎执行，对于1%的塔尖者来说不啻为意外之 福。今日美国不平等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金融行业对金融系统的操纵，这一操纵由金融行业花钱改变规则得以实现——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之一。当其 他手段都失效时，政府会贷给金融机构几乎无息的贷款，以优惠条件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缺乏透明度和利益冲突则视而不见。
当你审视这个国家塔尖1%者掌握的巨量财富时，就不禁会感叹我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国“成就”。而且我们似乎还要在未 来的日子里扩大这一“成就”，因为它会自我巩固。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存贷款丑闻中——这桩丑闻的涉案金额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真 是少见多怪微不足道——银行家查尔斯·基廷被一位国会议员讯问，他花在数位当选要员身上的150万美元是否能买到权势时，查尔斯回道：“我肯定希望如 此。”最高法院在最近市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取消了竞选经费上限，赋予企业买通政府的权利。现在代理人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所有美 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塔尖1%者的跟班，靠塔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大体而言，美国历任 贸易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也来自这一人群。当制药公司获得万亿美元的大礼时——通过立法禁止作为最大药品采购方的政府讨价还价——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的了。除非给富人大幅减税的条款已经到位，否则一份税收法案就不会在国会出现。鉴于塔尖者的能量，这才是应该预料到的体制运作方式。
不平等扭曲了美国社会
美国的不平等以每一种可以想到的方式扭曲着我们的社会。比如，大肆宣扬的生活方式效应。先富带动后富的“滴漏型经济”可能是一个妄想，但行为作派的向下“滴漏”却已经实现了。
社会不平等极大地扭曲了我们的对外政策。塔尖1%者很少有服过兵役的——事实是“全志愿兵”军队的工资吸引不了他们的子女，他们的爱国主义也就那么 多。此外，最富有的阶层在战时也不会为高额税收头痛：多发国债不就行了。对外政策，从定义来看，是实现国家利益与国家资源之间的平衡。可当家的1%者不知 柴米贵，什么均衡、约束，全扔到窗外去了。没有什么险是我们不能冒的，企业和承包商等着发财。
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似乎也是为富人受益而量身定做的：以鼓励国家间商业竞争为名压低企业税率、弱化公众健康和环保要求、侵蚀过去视为“核心”的包括集体 协商权在内的劳工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塔尖1%者认为他们无须关注这些，他们为我们社会带来的最严重代价或许莫过于：对我们身份认同感的侵蚀，其中公平 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都是如此重要。美国长期以来都以“人人皆有可能”的公平社会而自豪，不过统计数字可不这么认为：贫穷的美国公民，甚至中间阶层的 公民，能挤进美国上流社会的机率比很多欧洲国家都要低很多。他们手里抓的可不是什么好牌。正是人们对一个没有出路的不公制度的意识酿成了种种乱象：食品价 格上涨和青年长期失业率高，只不过是导火索而已。美国青年失业率约在20%左右(某些地区和某些社会族群为40%);每6个需要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 个找不到所需就业机会;每7个美国人就有1个要靠食物券生活(受“食物无保障”之苦的人是同样的数字)——所有这些就足以证明，有什么堵塞了那种吹嘘的能 从塔尖1%者手中“滴漏”给所有人的好处。从而疏离感的产生就可想而知了——2O—30岁人群在最近一次选举的投票率仅为21%，与失业率相当。
最近数周(指2010年底到2011年初)，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中东民众上街，抗议他们所在不公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当我们注目这些街头民众的力量时，一个问题浮上脑海：什么时候美国也会这样?我们国家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经和某个遥远的动荡之地差不多了。
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描述过他眼中的美国社会独有的主要优势——“适度的利己主义”。“适度”两个字才是关键。每个人都有狭隘的利己主 义：我要我想要的东西，马上!“适度的”利己主义则不同，它意味着重视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也就是公共福利——事实上是实现个人最终福利的前提。托克维尔 并不认为这一观点有什么高尚或者多理想主义，事实正相反，他认为这是美式实用主义的标志。狡猾的美国人明白一个基本事实：替别人着想不仅有益灵魂，对钱袋 也有好处。
塔尖1%者拥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棒的生活，但是有一件事看来是金钱买不来的：即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和其余99%的人的生活怎样息 息相关。这就是历史上塔尖者们最终都懂得了的道理，但往往为时已晚。美国人民已经看到对不公政权的反抗，这种政权把巨大的财富集中到一小撮精英手中。然而 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l%的人取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这样一种不平等最终也会让富人后悔。
(的这篇文章原载于去年5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转摘自2011年10月18日的《环球时报》)
二、美国：“1%大国”的贫富差距史无前例
德国学者托马斯·舒尔茨
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们最初遭到嘲笑。他们同对手——银行家和金融高管的讨论似乎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他们在智力和专业知识方面处于下风。
口号击中美国要害
如今他们的抗议活动已经进行了第七周。“我们是占总人口99%的那部分人，”当他们在曼哈顿大街上进军时，他们一再大声强调。但令 人吃惊的是，他们的这句话恰恰点出了问题的核心，而且他们用这句话描述出了许多专家学者试图通过长篇大论分析出的美国几十年来日益严峻的一种发展变化。这 种发展变化极其深刻，极具革命性，以至于正在动摇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基础。
近10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一边是占总人口1%的幸福的超级富翁，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9%的那些人。有关真实贫富差距的统计证据是那么确凿：目前，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
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向世界各国公布的国家报告中得出结论：美国的贫富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为严重。耶鲁大学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谓的“财富集中 在最上层的塔尖上”的情况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就曾存在过。当时控制塔尖的是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J.P.摩根等工业巨子，他们长期控制 着这个国家。
再次进入“镀金时代”
作家马克·吐温为那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创造了“镀金时代”这个概念。在那个时代里，只有表面金光灿灿，下面却掩盖着大规模失业、贫困和被撕裂的社会。
现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美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镀金时代”，这个普遍存在贫富差距的时代，新的超富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只不过这次的超级富翁是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巨子，而不再是石油和铁路大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担心这将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因为这种极端的贫富差距有可能严重阻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尽管长期以来人们能看到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但在廉价信贷、房地产价格上涨和过度消费的年代里这种发展变化被掩盖了，似乎所有人都能快速走上致富道路。金融危机使问题暴露出来。
从本世纪初开始，问题就不单单是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了。问题还在于分化在加速：2002年至2007年间，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层纳税者的腰包里。虽然美国的生产率自新千年以来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数美国人没有从中受益，民众平均年收入减少了10%以上。
哈克说，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赢家通吃”的经济体。美国“一直在往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国家的方向滑落”。
原因在于政治决策
美国另一位重要的政治学家巴特尔斯认为，财富分配的根本变化不是市场力量或金融危机这样的重要事件带来的后果;“原因在于政治决策”。
从前，“镀金时代”的经济大佬逐步掌握了巨大的政治力量。与之类似，今天华尔街的老板和集团公司的总裁们，成功地使其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家的管 制。只有这样，对冲基金的经理们才能突然之间做到每年挣好几十亿美元。花旗银行集团的前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桑福德·韦尔把一支镶在框子里的笔挂在办公室的 墙上，作为他影响力的标志。比尔·克林顿总统曾应韦尔的要求，用这支笔签字取消了实施了数十年的投资银行业务与普通银行业务间的分野。
历史学家卡里·格斯尔说，新的“镀金时代”和历史上的“镀金时代”的最大区别，首先在于“缺乏反抗”。“当时街道上挤满了抗议的群众。”曼哈顿现在看上去还不是这样。
(的这篇文章原题为《1%大国》，载于去年10月2日的德国《明镜》周刊;转摘自新华社2011年10月31日的《参考消息》)
三、资本主义制度将迎来第四次变革
英国《泰晤士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阿纳托尔·卡列茨基
西方国家如今在努力为资本主义制度重整旧河山，而东方则希望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
欧洲各国政府为何无力解决单一货币危机呢?美国又为何无法解决预算赤字问题，并结束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呢?抗议者们为何去攻击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呢?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其他许多问题，我在韩国首尔无意间找到了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我当时在一次会议上就全球资本主义制度 的未来这一课题发表演讲，并在韩国宣传了我的一本书。这本书讨论的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在这场金融危机后将走向何方。没想到该书成了畅销书。人们主要关注 的其实是这本书的书名：《资本主义制度4.0》。
“资本主义制度4.0”指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第四次变革。前三次变革是：19世纪初主张实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制度、上世纪80年代初由撒切尔和里根开创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货币主义。
我在韩国、新加坡等地与很多人士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支持以下说法：因这场危机而形成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与2008年遭到重创的资本主义制度大相 径庭。这场变革不只是调整一些规则或换下一些无能之辈。这场变革将改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两者的关系正是不断演进的各种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所在。
在亚洲一些国家的不少人士看来，这场危机让一种过于简单的观念灰飞烟灭了，即市场会自动形成最佳结果，社会一般须全盘接受市场作用的结果。亚洲人如今 可以认真审视如何打造新式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了，这种制度将在社会领域产生不同于危机前的结果。在打造比这次危机期间已崩溃的资本主义模式要公平、稳定的 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政治和市场应各自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他们进行的辩论可能令人倍感鼓舞。
这与美国和欧洲的局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发生了“占领”运动以及围绕抗议出现了各种言论，但西方政客们如今想的全是去修复旧制度。德国坚持旧式的中 央银行制度，由此在破坏欧元的生存。美国共和党人将任何表明对百万富翁征税额可能高于危机前水平的迹象谴责为“阶级斗争”，而民主党人则对改革50年前修 改的社会福利制度持完全抵制的态度。西方国家政府甚至没有考虑增加小企业和抵押贷款，因为这么做会干扰管理层的特权。
如果西方国家政客拒绝接受新的经济理念，他们就无法为打造不同于且好于危机前状况的未来提出想法。因此，如果西方政界丧失方向感并令选民大失所望的话，我们不应吃惊。如果下一个亚洲对西方的出口大幅增长过程，不仅包括新产品、还包括新理念的话，我们也不应吃惊。
(的这篇文章原题为《亚洲今后将大幅增加新理念的输出》，载于去年11月8日的英国《泰晤士报》网站;转摘自新华社2011年10月19日的《参考消息》)
四、美国只有名义上的民主
墨西哥《每日报》驻纽约记者戴维·布鲁克斯
美国资深记者比尔·莫耶斯指出：“华盛顿自由广场人山人海的状况没什么新鲜的，记者们还在挠着头皮问‘他们为什么聚集在这里?’但很显然他们占领华尔街是因为华尔街‘占领了’整个国家。”
莫耶斯说，很多人不解这些示威者为何不把他们的精力用在参与政党选举投票中，这是因为所谓的“民主”在美国并不在真正运转，两个党派的领袖们只是在维护最富有人群的利益，甚至连总统奥巴马也只是一边在口头上批评华尔街和经济决策机构，另一边却接受着大量的政治献金。
莫耶斯指出：“我们一边在进行着选举，一边却都心知肚明这些选举很难产生惠及多数美国人的政策。我们不断口诛笔伐，但权贵们却对人民最急切的需求装聋作哑。我们高声疾呼，但这个世界，我们共同的地球，本应好好传承给后代的土地，却始终在遭受掠夺。”
事实胜于雄辩。1400多万的失业人口和1000万的半失业人口，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处于贫困状态，超过600万人因为次贷危机流离失所，与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的最富裕人群收入还在不断翻番，日益控制着更多的国家财富，这在金融领域尤为明显。
根据《华盛顿邮报》上周末的报道，美国银行业巨头们如今比奥巴马上台时更为茁壮，正在逐渐恢复2008年经济衰退前的利润水平，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在奥巴马执政的两年半内，已经收获了比在小布什执政8年期间更为丰厚的利润。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业在巨额公共基金救援和政府政策扶持下浴火重生，恢复了其在经济领域的至高地位。但这些金融企业非但没有利用这些公共救助资 源推动经济增长，还重回导致“大衰退”以来最严重危机的博弈游戏中。而对于千百万正在为危机埋单的劳动者，政府却没有这么慷慨。
看到以上种种，似乎无需再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持续多加赘述。
《纽约时报》的保守派评论家戴维·布鲁克斯(并非本文)试图利用其观察家的身份，带着知识分子的酸腐，将这次运动贬低成一场毫无头绪、不严肃甚至 带有一点“激进”的儿戏。其他一些人将此次运动与印度或世界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相比较，认为他们的出发点虽然积极，但却不知道如何严肃认真地推动变革。更 有甚者指出，抗议者们只要一天不明白自己必须在国家的政治选举框架中工作，就永远无法实现更多。也有意见认为，抗议人群缺乏具体的要求，除了表达抗议的声 音外不会有更多进展。
得克萨斯大学新闻学教授罗伯特·詹森指出：“要求民众列出具体要求只是一种将抗议人群套进常规政治的手段，降低他们的情绪直至当权者能够接受，以这种策略实现劝阻和收买人心的目的，如果这些都行不通，再实施一贯的镇压手段。”
莫耶斯指出，美国并不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运动。在此前的类似抗议中，美国著名演说家玛丽·伊丽莎白·利兹曾经说过：‘华尔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法律披着骗子的外套，诚信已经支离破碎。各政党和政治演说家们无一例外在哄骗我们。真正当政的是金钱。”
如今，所谓的“民主”只是政客们手中的玩物，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这里正在创造着“美式的寡头政府”。他在《纽约时 报》的专栏文章中指出：“我们的社会财富正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状况正在使我们的民主变成名义上的民主，因为收入的高度集中与真正 的民主无法相容。”
(的这篇文章原题为《只是名义上的民主》，载于去年11月12日的西班牙《世界报》;转摘自新华社2011年11月15日的《参考消息》)
五、与自由放任主义诀别
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岩井克人
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1991年苏联崩溃，当时相当多的人都相信资本主义取得了完全胜利。然而，2007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特别是2008年 的“雷曼冲击”却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着实让资本主义世界尝到了一种不曾设想的、规模巨大的危机的滋味。当今的资本主义与 当年亚当·斯密设想的正好相反，随着资本主义效益的扩大，其不稳定性也在加剧。所谓资本主义就是把什么都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处理就行了吗?恐怕并非 如此简单。
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进行了两大实验。一个是以1917年俄罗斯革命导致苏联的诞生为开端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验。另一个是20世纪后半 期开始形成并持续至今的、基于自由放任理论的所谓“纯粹资本主义”的实验。可以说，正是它导致了当今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纯粹资本主义”实验是怎么回事。
全球化的开端虽然可追溯到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但其加速却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英国的撒切尔政权和美国的里根政权相继诞生，他们大力推进以 自由放任主义为基调的经济政策。这种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要在世界范围内使资本主义更“纯粹化”的运动，其理论支柱就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新古典 经济学。其基本主张就是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来同时提高效益和稳定。他们认为：当出现商品不足时，市场就会涨价，企业就会增产，消费者就会控 制购买，从而使供求关系自动地得到调整;这样一来，资源就会自动实现有效配置;因此只要市场能够顺利运转，类似恐慌的那种“不稳定”状态就会消除。在 2003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甚至高调宣称：“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宏观经济学是基于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恐慌的反省而诞生的，是旨在研究如何从政策层面防止再次出现大恐慌的经济学。称“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 已经完成”，也就是意味着，今后世界只需要研究如何提高生产率的微观经济学就可以了，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现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在2004年时也宣称： “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大稳定时代。”然而，仅仅几年之后的现实却全面否定了这些高论。世界经济不仅没有进入“大稳定时代”;反而陷入了“大不稳定”的旋 涡。
卢卡斯学说意在抹杀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效率低下和不稳定的出现是因为各种人为的规章制度限制了市场的灵活运转，只要将其从市场中剔除，市场越纯洁，效率和稳定性就越高。他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积极引进市场竞争原理，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应该说，在某一阶段，世界确实呈现出了新古典经济学派所说的局面。尽管全球化就是一场让资本主义更纯粹化的实验，但到21世纪初叶，除日本之外世界经济的确出现了比较均衡的大增长局面。那么此后世界经济的现实为何又粉碎了这一“预言”呢?
答案应从资本主义的本质方面来寻求。简言之，“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基础——货币自身拥有的“自由”所必然带来的结果。
货币的诞生打破了物物交换的限制，它不仅实现了交易的自由，而且还促进了人的储蓄、增值的欲望。用货币进行投资可以获得利润，用获得的利润再投资会获得更多的利润。可以说货币的这种“自由”给人带来了无限的欲望。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货币不仅拥有使用的自由，而且也具备不使用的自由。然而，当众人都行使不使用货币的“自由”时，会出现什么局面呢?那就是抑制消费，随后就将出现经济不景气，不景气会导致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又会进一步抑制消费，最后出现经济恐慌。
另一方面，当人们都预感到货币将要贬值而同时开始行使使用货币的“自由”时，又会出现通货膨胀。
由此可见，货币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给人带来了交易的自由，提高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它又是造成经济恐慌和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因 此只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不可能形成新古典经济学派所说的既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举两得”的局面。越是追求高效的所谓纯粹的资本主义， 货币的自由度就越高，与此同时它所蕴含的不稳定的风险也就越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真相。这次经济危机恰恰证实了这种让人不愿面对的真相的残酷性。
要追求效益就会增加不稳定的风险，这就是资本主义体制。
如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已基本上结束了。在这些廉价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的国家，由于工资不断上涨，建造机械工厂已经无法牟 利了。实际上，全球化正是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资本主义终结之后带来的结果。由于这些国家的资本已无法在国内通过建厂投资来牟利，因此便开始把目光 转向尚处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于是，资本开始在世界各地流动，寻找适合进行产业资本主义投资活动的场所。这就是全球化的本质。
另一方面，在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要寻找新的赢利点就需要进行技术革新，即实现产品的差别化。也就是说必须从依靠大量生产向提供个性化商品来赢利的方向转变。这就是“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
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利润的源泉是机械、工厂及实物商品，而在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则是靠人。因为只有人，才会谋求与他人不同的个性化标记，才能提供各种 个性化商品的设计和技术创新。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真理是“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花钱可以购物却无法买人。换言之，只有那些无法用金钱收买的有追求的 人，才能实现创新。
冷战结束后，美国公司那种“股东主权论”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经济学界的一些代表人物甚至宣称，“公司是股东的公司”这一“股东主权论”已作为全球化 的标准在世界得到了普及。可以说，正是这一主张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这次金融危机的现实却不能不让人对其产生怀疑。如前所述，随着后 产业资本主义的进展，资金对公司的作用相对下降，因此作为资金提供者的股东的地位也应随之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主要公司正是因为及时地摆脱了“股 东主权论”的毒害，才使其保留了制造业所需要的高度的组织力。由此看来，这次危机的震源地正是“股东主权论”的产生地美国，就不是偶然的了。
资本主义的敌人，或者说自由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放任主义。我们必须与自由放任主义诀别，在此基础上才能摸索更好的资本主义模式。
(的这篇文章原载于去年11月号的日本《中央公论》月刊;转摘自新华社2011年11月22日的《参考消息》)
六、马克思切中资本主义病根
瑞士银行资深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
对于努力要理解金融恐慌、各种抗议和其他影响世界的种种弊病的决策者来说，研读一下早就离世的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大有好处。
他们越早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空前绝后的资本主义危机，就越具备相应的能力摆脱困境。
在金融危机和接下来的经济萧条中，马克思的“幽灵”已经从“坟墓”中复活。今天的全球经济却在某些方面和他预见的情况有不可思议的相似性。
比如，想想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固有冲突将如何显露的预言。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公司对利润和生产率的追逐将自然导致它们需要越来越少的工人，从而创造出穷人和失业者的“工业后备军”，“财富在一极积聚的同时，苦难也在积聚”。
他描述的这一过程在整个发达世界都有体现，尤其是美国。在美国由于削减成本、避免雇人，使美国公司的利润在整个经济产出中的比例推升至60多年来的最高峰，但失业率也达到9.l%，实际工资停滞不前。
与此同时，按照某些标准，美国的收入不均已经接近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2008年以前，收入不均被放松信贷等因素所掩盖——这些因素使贫困家庭能享受更富裕的生活方式。现在，这种做法终于自食其果。
马克思也曾经指出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人们越贫困，他们消费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就越低。一家公司削减成本提高利润是精明的，但当所有公司都这么做的时候，就破坏了收入构成和公司赖以获得收入及利润的有效需求。
这个问题在今天的发达世界也显而易见。我们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但中低收入阶层却存在普遍的经济不安全感，消费水平很低。
后果在美国很明显：新建住宅项目和汽车销售分别只有2006年高峰时期的75%和30%。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的：“一切真正危机的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决策者必须把就业放在经济议事日程的最前头，并且考虑其他非传统措施。这场危机不是暂时的，无疑也不会靠对政府紧缩措施在意识形态上的热情得以解决。
以下是五大战略要点;令人遗憾的是，它们的时机尚未到来。
(l)我们必须维持累积总需求和总收入的增长，否则就可能坠入债务陷阱，并面临严重的社会后果。
(2)为减轻家庭债务负担，应当通过新举措使符合条件的家庭调整抵押债务，或者用一部分债务免除换取未来基于房价上升给贷方的还款。
(3)为改进信贷体系的功能，应当允许资本充足、结构合理的银行降低资本充足率，设法让新的信贷流向小公司。
(4)为减轻欧元区的主权债务负担，欧洲的债权人必须实施针对希腊提议的较低利息和较长支付时问。
(5)为防止通缩和停滞风险，央行应当把目光从债券购买计划转向名义经济产出增长率。这将使通胀率暂时略有提高，可能使扣除通胀率后的利率远远低于零，从而帮助减轻债务负担。
我们不知道这些提议最终效果如何，也不知道它们可能产生怎样非预期的后果。但是，当前的政策现状是不可接受的。这可能把美国变成像日本一样，但却是更不稳定的国家，同时使欧元区四分五裂并产生不可知的政治后果。
(的这篇文章原题为《卡尔·马克思能挽救资本主义吗?》，载于去年8月29日的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转摘自新华社2011年9月2日的《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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