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12年5月4日在北京落幕。在67项成果清单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中国政府承诺将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并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
中国政府一言既出，引发广泛争议，且双方观点趋于两极分化。
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敏感时机，对中国政府提条件，属于强制性的“灌药”，干涉中国内政。有网友评论道：“我国的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国企分红比例低的话，企业用来扩大国企规模再生产、用来‘走出去’投资的自由资金就会非常充分，美国用量化宽松形式攻击中国经济的难度会更大。另外，美国人的另外一个借口是说中国的创新和发展需要靠大量民营企业来实现。这个观点没错，但是用来攻击国企在中国的存在和国企的地位是用心险恶。”
另一方面，由于民众对国企改革和国企收益能为社会共享呼吁已久，因此媒体上不乏支持美国逼中国吃药的声音。有人甚至认为，要靠美国来推动中国改革是一种悲哀：“尽管人们可以看出美国财长盖特纳批评国企享有巨额政府补贴及各项‘不公平’的政策倾斜，是站在美国利益来考虑问题，但公允地说这也是国企进一步改革的症结所在。”
为何公众对提高国企分红比例的认识有如此巨大的分歧?《国企》记者对多位相关专家的采访表明，公众对美国的药方仍然缺乏理性、清醒的认识。
“忠言”不忠心
在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在谈到国企问题时认为，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带来的收入可用于资助政府的社保和养老开支，从而有可能降低中国人大量储蓄的必要性，让他们提高消费支出，从而达到刺激中国内需的目的。
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而社保和养老积累不足的确阻碍了国内需求。因此，美国的“学雷锋”行为着实打动了不少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海就认为：“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对美国来说，可以减少来自中国国企的有力竞争;对国内来说，也有助于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但是，在美国貌似在为中国民众谋福利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美国此举的动机并不单纯，意在减弱中国国企与美国企业的竞争。美国生病，中国吃药。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对《国企》记者表示：“美国政界说话一直都是代表相关利益集团的。华尔街在中国很多国企中都有股份。近几年来，我们的股市没有比较好的表现，分红比例比较低，因此美国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长期研究经济金融安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斌认为：“美国此举一方面是借以改善其国际形象，而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他们更深层次的目的是削弱我国国企的竞争实力。”
杨斌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企业竞争力日益下降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伴随着中国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西方国家对国企的批评声就纷至沓来，不绝于耳。”
2012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中文网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对中国公司发动攻势》的文章。写道：“美国贸易官员们对美中商业冲突的核心环节——受到大量保护和补贴的中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协同攻击。”
此外，美国副国务卿霍麦茨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因为中国国有企业近年来凭借政府支持，实力大增，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对美国企业构成巨大挑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从商业利益考虑，美国的政府代表垄断资本，而跨国垄断资本现在迫切需要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中国国企的扩张势头。如果按照近期遭到抵制的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所建议的那样，国有企业更大规模地实施股权多元化甚至私有化，就会为美国产业资本和华尔街争取到更大的利益。中国当前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之一是国内产业结构非常有序。国有企业是主力军，私营企业是生力军，跨国企业是“雇佣军”。如果这个结构继续保持，对中国国际竞争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如果我们听信美国人的建议，把国有企业的龙头打掉，将不利于培育中国未来的国家竞争力。”
杨斌说：“国企是美国的眼中钉。中国政府在承诺提高国企分红比例之后，要警惕美国加码，提出更多苛刻不合理的要求。”
“良药”不治病
美国“提高国企分红比例”药方的立论基础是，中国经济转型为创新型经济需要有大量能够创新的民营企业，而提高国企分红比例能够为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创新提供更多空间。这种观点获得了一直担忧“国进民退”的人的支持。
然而，《国企》杂志采访的专家均认为，美国的确说对了症状，却说错了病因，因而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中国经济转型、深入推动改革，的确需要创新型民营企业，但在科技研发高风险、高投入的当下，更需要创新型国有企业。中国经济的病根是缺乏创新，而不是国企。“如果通过提高国企分红比例来限制国企发展和创新，民营企业或许能够得到发展机会，但如果一个民营企业缺乏创新，那么这种机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无益。反而是创新实力强的跨国公司能够从限制国企发展中得利。”杨斌说。
那么，“提高国企分红比例”的药方究竟对美国声称的“社保和养老”有何裨益?
官方数据显示，2007-2009年，共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1572.2亿元。其中，2007年139.9亿元，2008年443.6亿元，2009年988.7亿元(包括电信企业重组专项资本收益600亿元)。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421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19 亿元，合计440亿元。而截至2010年底，中国社保资金缺口达10万亿元;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额1.9万亿元，其中做实账户仅2039亿元，等于1.7万亿元的缺口。
朱海就表示：“提高国企分红能增加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对解决社会资金来源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不能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一方面这个资金来源的持续性值得怀疑，现在国企的利润高，有几万亿元，提高红利上缴比例后，这一块的资金似乎比较多，但以后一直会有这么高的利润吗?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决定了社保资金难以实现公平的分配，仅增加资金来源，对社保制度没有触动，不能解决社保制度建设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从经济学上看，国企的红利并非企业创造价值的体现，很大程度上是‘假的’、‘账面上的’。因为它是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国资委宣布国企实现利润上万亿元，但1万多亿元只是毛利，央企可支配的资金只有2000多亿元。要知道，只有创造的价值才能解决问题，人为创造的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当然也解决不了社保问题。”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介绍说：“现在国务院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办法，是所有政府收支预算编制统一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汇报。目前，所有中央直管企业的财务隶属关系在财政部单列，资产关系则在国资委，所有预算资金的支出和上缴不通过国资委，账户均设在财政部。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资委只是在国有资本预算中监管企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在支出时对财政部有建议权。”
在这种格局下，国企上缴红利仍然基本用于急需的国企发展，并没有全部投向社保等用途。2008年11月底，国资委首次公开对200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用途。公开资料显示，该支出总额547.8亿元，基本全部重新投向了当时出现了流动性困难或受到自然灾害打击的一些央企，包括东航和南航、大唐电力、国家电网公司等。2008年国有资本预算支出的90%以上属于资本性支出，2009年投资方向大体变化不大。2010年3月，财政部首次公开了年度中央国有资本预算收入和支出两张表。其中，10亿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10亿元作为滞留资金，用于应对突发事项;其余95.5%以各种形式回到企业，比如中央企业改革脱困补助、中央企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支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支出等。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陈少强说：“国企红利相对于我们国家的预算来说，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欲速则不达
中国政府此次对美国做出“稳步提高国企分红比例”的承诺，有评论提出，应该尽快提高国企分红比例，现在最高15%的比例也太低了，至少应该提高到50%、60%。
其实，稳步提高国企分红比例，一直是国家对国企改革的题中之义。国家一直在稳步推进国企分红的比例和范围。2007年以来，资源类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由原来的10%提高到15%，一般竞争类中央企业收取比例由原来的5%提高到10%。
2012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对于“两会”期间一些政协委员热议的“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水平”也表示赞同，并指出在确保连续性的前提下，可将国企上缴红利占利润的比例逐步提升到20%、25%。
文宗瑜也对记者说：“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明后年肯定会再提高。”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曾实现三度扩容。2011年，5个中央部门和2个企业集团所属共1631户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2012年2月，财政部继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四类共301家企业被新划入红利上缴范围，其中主要是工信部所属企业81家和文资办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108家，此外则是国资委所属企业55家、体育总局所属企业53家，其余还有3家卫生部所属企业和1家民航局直属企业。未来，国有红利征收范围将实现全面覆盖。
对于美国开出的“急郎中”药方，专家认为，当前国企分红比例上调不应过快。
陈少强说：“现在舆论说国企上缴红利比例太低，认识有误。从国企发展的基本面来看，第一，目前经济形势不很乐观，经济下滑，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效益都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不宜过多地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否则很可能会影响国企的发展。第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成，国有企业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国有企业战略重组并购等历史遗留问题、企业办社会、冗员安置、离退休人员统筹外负担等巨额费用。第三，其实大部分国企经过改革，已经和民营企业一样处于市场竞争环境下。它们需要规划自身的发展，需要资金进行并购重组。“十二五”期间央企在装备制造、生态环保、能源资源、信息网络、新兴材料等重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如果上缴红利的比例提高过快对业绩会产生不良影响。第四，不能仅仅看国有企业上缴红利这一点，还要看到在中国这种体制下，国企客观承担重大的社会责任，而民营企业都可以不管。央企还担负着国家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重任，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巨大。第五，当前国有企业的战略调整还没有结束，只能用它的红利部分来解决自身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现在国企上缴红利也主要是用在国有企业。当国有企业自身问题解决后，国企红利上缴的问题会有突破。
从上缴红利制度实际的执行来看，第一，现在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谈判有一个过程。因为这件事是政府部门对众多的国有企业，而且是不同行业的企业，要逐个进行谈判，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第二，很多国企改革为股份制，按市场运作，提高上缴比例，牵涉与《公司法》等法律的衔接问题。因此，提高股东的上缴比例，在《公司法》的框架下有一个过程。第三，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包括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以后三者会逐步打通。现在我们的国有资本预算刚建立不久，社会保障预算也还在研究中。所以，还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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