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梅新育
私有化主张充满欺诈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大规模私有化无异于宪法政变，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稳定性的威胁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近年流行的某些私有化舆论充满了欺诈，最常见的就是把国企与公众利益对立，在“增进公众利益”的旗号下推行实际上只能令少数寡头受益而剥夺大众的举措。
如以“国有垄断企业”分红少、损害了公众利益为由主张私有化，且不说前些年国企分红比例低系20世纪90年代国企极度困难时期的遗留问题，我们不能竭泽而渔，这种逻辑总结起来就是“因为国企暂时分红少，普通公众受惠少，所以，为了让普通公众增加受惠，应当把国企改为私人所有，让利润进入少数私人私囊，从而剥夺普通公众从中受惠的可能”⋯⋯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类似的忽悠做法同样也体现在关于财政问题的争议上。主张私有化的人多数也指责中国财政规模过大;事实是中国财政占GDP比例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澄清某些被搅混的事实。
美籍经济学家陈志武《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一文流传甚广。此文指责中国财政规模过大，声称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5.1万亿元，占GDP的21%，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 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中国政府规模大于美国。其实，这篇文章是把不同口径财政数据放到一起比较了，因此结论只能是误导。无论是按照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占GDP比重还是按照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衡量，中国政府规模都小于美国政府;陈志武文章中引用的中国财政收入是包括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在内的全部收入，但陈志武用以与之比较的仅仅是美国联邦财政收入，而美国财政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9》，2007年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总额51321.78亿元，陈志武文中这一数据大体正确;2007年美国GDP为138112亿美元，根据我查阅的美国国会预算署统计数据，2007年美国联邦财政收入25682亿美元，经济统计局报告提供的当年美国州政府财政收入约20190亿美元，两项合计45872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33%，尽管州以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尚未纳入计算，但这个比例已比中国同年全部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12个百分点了。若按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历年这项指标都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左右。
这些本来是经济学界的常识，身为知名美籍经济学家的陈志武在《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一文中作出如此驴唇不对马嘴的对比，是因为真的不知道，还是明明知道这些常识却故意拿不同口径数据对比?他这样做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正是由于充满欺诈，许多与私有化主张一脉相承的主张完全违背经济学基本常识，如“将外汇储备分给全民”之类，诸如此类的主张居然是知名学者提出，居然能够走红，实在是给中国经济学界留下了无法抹杀的耻辱印记，而我们的社会公众也需要增强辨别能力，以免遭遇忽悠深陷彀中而不自知。
欺诈私有化造就俄罗斯权贵资本主义
在苏联废墟上建立的俄罗斯叶利钦政权，企图通过大规模私有化迅速制造出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们的口号却是欺诈性的“全民平分国有资产”。“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后来与前总理基里延科谈话时对此直言不讳：“20世纪90年代改革中完成的唯一任务是促成产生大的资本家，以防止社会主义重归俄罗斯。这个任务95%是政治性的，只有5%是经济性的。” 殊不知此举却造就了在相当程度上凌驾于这个政权自身之上的操纵者。在收买大资产阶级政治支持的交易中，近乎无偿掠夺了巨额资产的大资产阶级、俄罗斯新贵们并无义务急于支持养肥自己的人。而大力推行私有化的盖达尔政府由于此举大大削弱了政权自身的资源，并将绝大多数国民推向自己的敌对面，反而极度削弱了自己的“谈判地位”。结果，新生的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开始萌生操纵政权的野心。
苏联刚刚解体，新生的俄罗斯大资产阶级中就有人开始显现出操纵政治的野心。俄罗斯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最近20年里，除了商界外，政府不可能从任何其他地方挖掘到得力的干部。任何一个30〜35岁年龄段上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没有经过在商海中的磨练，在国家的岗位上会无所事事。” 在1992年出版的与其副手涅乌兹林合著的《操纵金钱的人》一书中，他更写下了这样的自白：“几个月前我们还认为不影响我们这些商人利益的政权是最好的。就这一点来说，戈尔巴乔夫政府是最理想的。在当时那个阶段，这已足够。现在，当商人阶级的力量在积蓄，而且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发展进程的时候，我们对政权的态度开始改变。政府对我们采取的中立态度已不能使我们满足。现在需要遵循‘谁有钱谁说了算’的新原则。” 在这方面，霍多尔科夫斯基堪称言出必行。在攫取了尤科斯石油公司控股权和管理权之后，他同时向政治立场迥然对立的“亚博卢”集团、右翼力量联盟和俄罗斯共产党提供政治捐助，企图先在国家杜马中获得“拦截股”，进而取得“控股权”。
以1996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当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为标志，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正式诞生。在当年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12个与会的俄罗斯巨商(主要是银行家)决定集中所有人力、财力、物力以帮助叶利钦竞选连任成功。叶利钦如愿以偿成功连任，寡头们也如愿以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不仅向政府重要位置安插了自己人，而且还亲自披挂上阵，在国家机构中占据了几个高级职位，最典型的莫过于控制奥内克苏姆银行的寡头波塔宁出任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别列佐夫斯基更是嚣张跋扈。当初极力推行私有化、希望借此造就一个大资产阶级作为政权支持基础的丘拜斯刚刚提出“企业家的活动对国家的影响过大”，就立马遭到别列佐夫斯基的迎头反击。丘拜斯很快失去了在政府中的实职。1998年3月22日，别列佐夫斯基在独立电视台的“总结”节目上断言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不可能成为叶利钦政策的继承者。次日切尔诺梅尔金就被解职。
权贵资本主义将使国家走向衰败
强大利益集团孳生常常是一个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更是后发国家丧失“赶超”希望的根源。因为这样的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权，使之沦为为小集团私利看家护院的“家丁”，扼杀平等公正。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因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护国内市场、为本土产业创造发展空间，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舆论上势力强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有能力扼杀这类政策，以求满足自己对外国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
比如，一般而言，适度的本币贬值能兼顾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双重目标，对本国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较强的国家往往诉诸本币贬值手段以刺激本国经济。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公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政策工具，1968年的秘鲁政府和1971年的加纳政府实施未久，自身便宣告垮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政治经济精英群体日常生活消费高度依赖于进口消费品，本币贬值政策虽然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却导致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损害了这些群体的短期狭隘利益，便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颠覆了政府。
一个被利益集团绑架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注定缺乏行动能力，财政动员能力虚弱。因为这个小小的权贵群体有能力制定和推行片面有利于自己的财税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而一个财政动员能力虚弱的国家无法有效应对各类经济和社会冲击，本土现代产业的发展环境因此进一步恶化。面对外敌的入侵，这样一个国家也注定无力招架，因为敲骨吸髓的剥削者不仅不可能有效动员起被剥夺压榨的大众，反而往往唯恐被剥削的大众在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而争取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常常愿意丧权辱国割让利权，乃至为外敌充当统治的傀儡，只求能保住自己已有的剥削压榨特权。晚清和旧日的中华民国便是这般景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即使是在引领世界的大国，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也经常会扼杀公正和发展的希望。昔日的世界帝国西班牙就是这样没落的，今天的美利坚“帝国”同样面临这样的风险。次贷危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金融体制的深层次问题，致力于推动金融改革的奥巴马却因开罪了华尔街利益集团而付出了重大政治代价。2010年9月上旬，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主导着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他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像在谈一条狗一样。” 在这年年末的中期选举中，奥巴马果然惨败。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中，国有经济私有化是分利集团快速形成并膨胀壮大的最重要渠道。因为对于以自己发财致富为唯一目标者而言，财富再分配特别是掠夺财富永远比创造财富更为迅速快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拉美私有化进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这一点更是暴露无遗。它造就了俄罗斯目前已是根深蒂固的权贵资本主义，哺育了一批企图或曾经左右政局的寡头。尽管普京上台后强力整肃，但权贵资本主义病根已经深入俄罗斯肌体，无从根除。
警惕欺诈私有化，避免中国重蹈俄罗斯的覆辙，是中国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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