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具有中高级文化程度的人们应该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马克思的生平有所了解的人却可能屈指可数。因此，看到本文的题目后多数人一定会感到十分惊讶。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们不妨从梅林《马克思传》中的两段话开始。
引言
梅林在谈到马克思在大学学习时期，不上正课，而是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时说：
“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二十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F18]
又在谈论马克思出版《资本论》后读者的反映时说：
“马克思在其他‘专家’那里的遭遇也并不是愉快的。甚至八年以后，在这班老爷们里面，还有一个人谨慎地隐匿姓名，煞有介事地宣布说，马克思作为一个‘自学者’，在科学方面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F481]
这一褒一贬两个评价，虽然都有些夸张，但也恰好说明马克思确实有这样两种不同的自学经历。大学阶段通过课外阅读获取知识是自学。后来，以哲学博士的身份隔行研究经济学也是自学(没有导师、通过阅读)。因为入门时选用了早期的经典著作，故被正统的经济学家称为“自学者”，并评为“在科学方面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也不足为怪。
治学方面，马克思与哲学大师黑格尔一样阅读时有作摘记的习惯。但不同的是：黑格尔认为，要学到真正的文化，起初就得努力忘掉自我，这与毕达哥拉斯的教育理论相同：最初五年内，学生必须保持缄默。而马克思则喜欢边阅读边评论，并且往往批判性的评论居多。其中，容易产生疑问并引起争议的是：
1845年2月1日，他与达姆施塔特的卡尔.LESKE签约将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马克思的身份是哲学家?报刊评论家?还是，经济学家?须知：
正如后来马克思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恩格斯后来也说道，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D44]
1844年夏初，卡尔让燕妮把他们的女儿带回特里尔看望外祖母。…卡尔一个人呆在巴黎，依旧不间断地看书、写作，做大量笔记，但他还是没能确定究竟选择哪个写作主题。…于是，他开始系统地钻研以前从未涉猎过的古典经济学领域里各位伟大理论家的著作。[Y60]
试问，这个“钻研”算是学习还是研究?所做笔记是学习笔记还是研究心得?如果算作研究的话，研究的基础是什么?俗话说，“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哲学家可并非是万能的。
事后，马克思未能按约交稿，虽有种种理由作为托词，水平不够、准备不足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这件事上也可反映出马克思的某种性格特征。
性格方面，显然，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青年，他志存高远、嗜书如命、崇尚自由、反对束缚、自信专断、好斗善辩、喜欢挑战权威，同时热衷社团活动。大学时期，与其说是迷恋哲学，毋宁说是迷恋政治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大学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没有一丁点经济学知识。
马克思的伟大也许就源于此。然而，如若有所失误，其原因则也在其中。
本文从弗兰茨.梅林(德)、戴维.麦克莱伦(英)和雅克.阿塔利(法)三位著名学者与社会活动家撰写的马克思传记中选摘这一时期的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下面所摘段落后面的数字是其所在页的页号，字母F表示弗兰茨.梅林，D表示戴维.麦克莱伦，Y表示雅克.阿塔利。
大学生活
(梅林在他的《马克思传》的前言中说：)如果马克思在实际上真像马克思主义教区的教士们所赞赏的那样，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年，那末我就不会醉心于写他的传记了。[F3]
1818年5月5日卡尔.亨利希.马克思生于特利尔。[F5]
卡尔.马克思的双亲的婚姻是极其美满的，因此，作为仅次于长姊索菲亚的最大的男孩子，卡尔.马克思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的欢乐中度过的。[F6]
但是就连马克思的父亲有时也暗中怀着忧惧注视着爱子心灵中的“魔”。不过他在卡尔刚过二十岁生日几天以后就死去了。使他感到苦恼的不是那种梦想儿子有一个光辉前程的家庭妇女式的渺小忧虑，而是对儿子性格中某种像大理石一般坚硬的东西所感到的隐隐的恐惧，这种东西是和他自己的柔和秉性格格不入的。 [F7]
1835年秋天，卡尔.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看来，在那里的第一年与其说是在研习法学，不如说只是“住大学”。[F11]
第一学期，马克思与来自特利尔的颇受尊敬的学哲学的校友(早他一年入学)同室，成为30名特利尔同乡会会员之一，并且很快成为五名领导者之一。该会的活动主要是喝酒。[D14]
无论如何，这位青年学生自己并没有选择柏林作为进修大学学业的地方。卡尔.马克思喜欢他的阳光明媚的故乡，而对于普鲁士的首都则终生都是厌恶的。黑格尔哲学虽然在它的创立者死后比他生前更加风行于柏林大学，然而它也不能把卡尔.马克思吸引到柏林去，因为当时黑格尔对他来说还完全是陌生的。[F16]
1836年10月22日，卡尔.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但是他对那里的课程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在九个学期当中，他只不过修了十二门课程，主要是法学必修课，而且就是这十二门课程，他大概也很少去听讲。在正式的教师当中，只有爱德华.甘斯一人对卡尔.马克思的精神发展有过一些影响。[F17]
不过，据马克思自己说，他在大学修法学课程只是次要的;他认为历史和哲学才是主要的课程，但就是这两门课程他也很少去听讲，而仅仅选修了加勒尔所开的必修课逻辑学。[F18]
一到柏林他不情愿地作了几个必要的拜访，接着就把自己完全隔离起来，沉浸在科学与艺术中。抒情诗的写作是他的首要的题材;至少，正如他本人所说：它是“最愉快最合意的”。[D16]
概而言之，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伊始，与中学毕业作文中表现的思想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再为为人类服务的思想所鼓舞;不再关注于要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可以最好地为这一崇高理想而献身的位置上。相反，1837年他的诗歌却呈现出了对离群索居天才的崇拜和对抛开了其他人的个人人格发展的内在兴趣。 [D19]
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母的长信中说，诗歌只能是而且也只应该是一种附带的事。他认为自己的本分是研究法律，而他最迫切的愿望是想在哲学方面试试自己的力量。…[F19]
这第一个学期的结果是，“熬过了许多的不眠之夜，进行了许多次战斗，经受了许多的内部和外部刺激”，然而所得甚少。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抛开了大自然、艺术和整个世界，疏远了朋友。加之，他的年轻的身体疲劳过度，因此他遵照医嘱迁居到施特拉劳去，这地方当时还是一个安静的小渔村。…在第二个学期里，他也吸取了极为广博的各种知识，但是在他的学习方面，黑格尔的哲学越来越明确地成为变换不息的现象中的一个固着点。当马克思初次接触到黑格尔哲学的片断时，他并不喜欢它的那种“古怪而粗犷的格调”。但是在又一次生病的时候，他从头到尾地研究了它，并且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在那里，通过思想论争，他越来越接近于这个“现代世界哲学”。[F20]
这封信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因为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但是对于他的父母，这封信却产生了很不愉快的印象。那时已经病魔缠身的父亲，又在儿子身上看到那个老早就曾使他担忧的“魔”。[F21]
马克思一直保持着的博士俱乐部故意玩世不恭的生活作风，使得他越来越疏远他的家庭。当他的母亲只是劝劝他适度地消费酒、咖啡和胡椒粉时，他1837年11月的长篇“告白”引来了父亲异常辛辣的回信：…[D26]
这封信就这样继续写下去，而在结尾处，他严词拒绝允许儿子回家。[D26]
“现在就回来是胡闹。我知道，反正你是不会认真上课听讲的，虽然你大概也会照付学费;不过，我希望起码要顾全体面。我不是社会舆论的奴隶，但是我也不喜欢被人议论。”[F22]
在柏林的最后三年里，马克思仅参加听过两门课：一门是布鲁诺.鲍威尔讲的关于《以赛亚书》;另一门是关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D27]
学习方法与习惯
为了有助于写作，马克思大量地摘录了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爱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的历史》。马克思有摘录他阅读过的一切书籍的习惯(有时加上自己的评论)，这种习惯保持终身;那些保持下来的笔记本有益地推动了他思想的发展。[D18]
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二十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F18]
面对这种哲学显而易见的吸引力，马克思开始通过写作澄清自己的思想——这是他以前所采用的，而且后来也多次使用的方法。他写了24页的对话，题目是《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D23]
马克思向黑格尔的转变首先通过从头至尾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完成了：在生病期间，他“从头至尾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接下来，参加了一个黑格尔派的讨论小组。[D24]
博士论文
从1838年春天丧父以后，卡尔.马克思又在柏林住了三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同“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们交往，而这个俱乐部中的精神生活为他开辟了通向黑格尔哲学的道路。[F24]
他自己回忆道：“由于在施特拉劳和朋友们见面，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这个俱乐部定期在宪警市场的施特黑利的一个咖啡馆聚会，后来在成员的住宅里聚会，该俱乐部饮酒、喧闹，形成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聚集点。[D24]
卡尔.马克思加入“博士俱乐部”的时候刚刚二十岁。但是，正像后来所常常发生的那样，每当他加入一个新团体之后，他立刻就变成了这个团体的精神中心。鲍威尔和科本都比他大十来岁，但他们很快就承认了马克思的卓越的才智，认为没有比这个青年更好的战斗伙伴了，虽然这个青年还能向他们学习许多东西并且实际上也学习了许多东西。[F28]
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真正首领不是科本，而是布鲁诺.鲍威尔。他是黑格尔的最卓越的弟子，并且被公认为如此，特别是当他以思辩哲学家的傲慢态度抨击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并受到施特劳斯的猛烈还击的时候。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保护了这个大有前途的天才。[F31、32]
鉴于亨利希(马克思的父亲)一直都希望卡尔子承父业成为特利尔的律师，再不济也要当一名法律教师，因此他最终决定让儿子去柏林大学学习。[Y21]
亨利希认为，在柏林这座并不繁华甚至依旧保留着乡土味的城市里，卡尔受到的各种诱惑将少于波恩。可是事与愿违，在柏林肆虐的偏执思想与不包容态度，今后将使卡尔成为一名反抗者。[Y21]
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领域(这个领域比政治要安全得多)开始展开了对当时的正统思想的攻击。[D24]
这也意味着他即将学习政治。因为在这一年，批判黑格尔成为了另一种指责普鲁士现行制度的方式。[Y32]
博士俱乐部此时已成为一个尽人皆知的危险地方，卡尔仍然是其中最活跃的成员。[Y26]
卡尔希望向自己的老师布鲁诺.鲍威尔看齐，以后也能成为一名哲学教师。[Y26]
位于柏林的大本营博士俱乐部受到了最为严厉的监控。[Y32]
有关马克思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份资料宣称他曾“几次求债”，并表明他在校的5年中至少改了10次地址。[D26]
父亲一死，卡尔也放弃了律师的工作，转而投身于新的梦想：成为哲学教师。[Y32]
这也意味着他即将学习政治。因为在这一年，批判黑格尔成为了另一种指责普鲁士现行制度的方式。[Y32]
由于卡尔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当巴黎发生攻占警察局与市政府的骚乱后，他十分兴奋。他将在英国刚发生不久的一场起义命名为“宪章运动”，取自于 1838年5月他发表的《人民的宪章》一文;这场运动要求改善郊区工人的卫生条件，要求举行无记名普选以及非财产所有者的被选举权。[Y33]
随着来自家庭的援助日益减少，马克思选择职业变得极为紧迫，学术界似乎能够提供一个立刻行之有效的前景。…1839年初，马克思出于取得大学哲学讲师职位的考虑，决定着手写作博士论文。他倾向于在波恩写作，鲍威尔由于他激进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出于教育部的压力已被迫转到波恩。整个1839年和 1840年初，马克思一直忙于为博士论文而阅读和作摘录。[D27]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和科本)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共同兴趣的影响。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兴趣：首先，在黑格尔的“总体哲学”之后，青年黑格尔派感到他们处在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相同的情形;其次，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包含现代思想的本质要素：它们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哲学基础，深刻影响了早期基督教道德，同时还含有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D27]
马克思的论文准备笔记很晦涩，部分原因是这只是私人化的笔记，部分原因是这些笔记常常使用青年黑格尔派所具有的生动比喻性语言，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他们生活在充满危机、灾难日益迫近的整体氛围中。[D28]
黑格尔曾说伊壁鸠鲁的哲学总地说来是肤浅的。这种哲学的创始人，像所有自学者一样，非常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因而当然不会使用马克思在阐释伊壁鸠鲁主义时所用的那些黑格尔哲学的玄妙语汇。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成了这位黑格尔的学生授给自己的毕业证书;他熟练地运用着辩证法，他的语言表现出那种为黑格尔所特有而他的学生们早已失去了的活力。[F42]
在马克思看来，生活永远是工作，而工作永远是战斗。他所以对德谟克利特有反感，就是因为后者缺乏“能动的原则”;像他后来所说的，这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德谟克利特对于事物、现实、感性，知识从客体的形式、直观的形式去加以考察，而不是主观地，作为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去加以考察。而伊壁鸠鲁那里，吸引着马克思的正是使这位哲学家大胆地奋起反对宗教压力的“能动的原则”：
“不惧神威，不畏闪电，也不怕天空的惊雷…”[F43]
1841年4月6日他提交了论文，但不是给柏林大学：相反，寄给了耶拿大学，这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在那里“非常容易获得博士头衔”。事实上，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档案中有这一记录。整个事情得力于那里的文学教授沃尔弗成功的努力，他是亨利希.海涅的朋友，与马克思相熟。他极有可能把耶拿大学的这个系的内部情况告诉了马克思。马克思即刻在1841年4月15日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学位。[D31]
克罗茨纳赫笔记与巴黎手稿
克罗茨纳赫笔记
结婚后，卡尔与燕妮前往莱茵河的瀑布区共度蜜月。…1843年夏，他们在位于巴特克罗茨纳赫的居所中避暑。当时卡尔25岁，燕妮29岁。卡尔带来了 45卷书，他阅读卢梭、孟德斯鸠、马基雅维利以及狄德罗的作品，这些人在他心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也继续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其中就包括刚出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卡尔并未放弃青少年时期的任何梦想并且为今后制定了一项计划：位列最伟大的哲学家名录之中，将自己的学识与之前其他那些思想家的认知融会贯通，用所处时代的语言撰写一篇针对现行制度且易于工人阶级理解的批判性文章。所有这些都是在他新婚的前两个月里做出的决定。[Y48]
回到克罗茨纳赫，马克思和燕妮在母亲那里住了三个月。这使马克思能够“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开始为《德法年鉴》撰稿。《德法年鉴》显然将成为一份特别的政治评论性刊物。虽然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的文章曾涉及政治问题，但他的方法，像正规的论战文章一样，曾极大地综合吸取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的论证方式。现在他感到需要一种更为系统的批判方法，于是决定努力采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术语，尤其是《法哲学》的术语。当普鲁士政府显然不具备成为黑格尔所讲的“理性国家”可能性的时候，黑格尔的所有的学生或早或晚地都发生了这种转向。马克思心怀这个念头至少有一年时间了。…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这三个月对黑格尔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比他上一年纯粹逻辑-政治的方法要丰富多了。[D64]
有两个因素促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学的看法。第一个是他新近担任《莱茵报》编辑的经历。[D64]
第二个因素是阅读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对他的影响。[D65]
受到哲学与历史分析的启发，这部书稿是马克思以许多青年黑格尔派中非常流行的术语——“批判”为书名的著作(一直到并且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第一部。这个术语所表现的方法——反思和考察别人的思想——非常中马克思的意。马克思喜欢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其他思想者的思想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他在这部书稿(显然只是一部匆匆而成的第一草稿)中的方法是摘录一段黑格尔的《法哲学》，然后加一段自己的批判性内容。[D66]
马克思1843年夏天并不是仅仅沉浸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理论中，他还对近代法国、英国、美国，甚至瑞典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笔记，并且对公元600年至1589年做了长达80页的历史年表。…[D69]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阅读笔记构成了五大本《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些研究笔记于1927年被苏联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题目加以发表。)
巴黎手稿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到达巴黎。[D74]
莫泽斯.赫斯寄给了卡尔一本自己即将出版的书的样稿，这本书将给卡尔留下深刻的烙印：《论货币的本质》。赫斯在书中将黑格尔关于异化和转化的概念应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他写道：“货币是人类被异化了的财富。”他预言了哲学宗教思辨的结局，商业投机的后果甚至是金钱统治的最后下场——将被“人与人之间即时且人性化的交易”所取代。[Y57]
1843年12月末，挫折出现了：卢格和卡尔只收到了旅居巴黎的德国人的来稿，以及恩格斯从巴冕城寄来的一篇短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卡尔读过之后深受触动。…正是赫斯和恩格斯的这两篇文章，马克思开始隐约地看到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Y57、58]
卡尔从来不会像工人阶级那样生活——即使他一贫如洗——他也从来不深入工厂实地考察;因此为了了解工人阶级，他与弗里德里希使用同样的一些资料：各种报告、传媒以及他人的见闻。[Y69]
1844年夏初，卡尔让燕妮把他们的女儿带回特利尔看望外祖母。…卡尔一个人呆在巴黎，依旧不间断地看书、写作，做大量笔记，但他还是没能确定究竟选择哪个写作主题。…于是，他开始系统地钻研以前从未涉猎过的古典经济学领域里各位伟大理论家的著作。[Y60]
马克思怀着热情浸入到深刻的思考中。无论卢格如何不赞成他所认为的马克思毫无条理的生活、他的嘲讽和骄傲，他都不得不钦佩马克思勤奋工作的能力。[D94、95]
他读了很多书，工作异常勤奋。他有批判的天分，有时这种天分会堕入纯粹的辩证法游戏，但他从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他会中断任何研究陷入新的书籍海洋……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兴奋、更激烈，特别是当他工作病倒，连续三夜，甚至四夜都没有休息时更是如此。[D95]
马克思打算继续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学，然后计划研究国民议会史;“他一直都想写点关于他新近读到的东西，但是他仍一直在不倦地阅读，做新的摘录”。…在妻子和孩子离开期间，马克思作了内容丰富的关于古典经济学、共产主义和黑格尔著作的笔记。这些文献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1844年手稿》为人所知，它(1932年全部出版)引起了一些人的欢呼，被认为是马克思唯一最重要的著作。保留下来的手稿的四个部分构成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虽然是一种不完整的形式。第一手稿——27页的长度——主要是关于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摘录，接着是马克思自己对异化劳动的思考。第二手稿是一个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4页纸的片断。第三手稿长达45页，包括对私有财产、劳动和共产主义的讨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对劳动产品和分工分析的片断以及一段对金钱的简短分析。第四手稿有4页纸长，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要。[D95]
从1843年秋起马克思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阅读经济学。到1844年春为止，他已经阅读并摘录了从17世纪晚期的布阿吉尔贝尔、魁奈到詹姆斯.穆勒、萨伊等所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马克思还提到他受惠于未指明的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及其自己同时代伙伴，例如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给马克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马克思把对它的摘录放在了《巴黎笔记》的前面。[D96]
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提供《巴黎手稿》的结论，要从这样一部探讨了包含有经济学、社会批判、哲学、历史、逻辑学、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不连贯的作品中得出结论是不可能的。虽然每一部分都有独立的主题，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部分都有着相近的风格。恩格斯描述的马克思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似乎第一次同时出现，如果还没有融合在一起的话。正是这些所有的手稿(至少在西方)引发了许多人对马克思的重新阐释—— 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把它作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来对待。手稿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出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广泛的关注;这部手稿的某些方面很快为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所吸收，一时甚为流行，这些方面为非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提供了远远超过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动人基础。[D113、114]
恰当地看来，这些手稿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一种对要采纳的思想的原初的、丰富的表现，手稿在随后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发展，尤其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后来的这些著作中，毫无疑问是更系统、更细致、在极为纯粹的经济的和历史的背景之下探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但是核心的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即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解放的可能性(通过共产主义支配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并没有改变。[D114]
在离开巴黎的那一天(1845年2月1日)，马克思就已经与达姆施塔特市的进步出版商卡尔.列斯凯签了协议，要写一部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1845年夏天完成。关于经济学的部分毫无疑问是《巴黎手稿》的再创作。[D134]
1845年7月，他们两人(马克思与恩格斯)花了六个星期去英国旅行。从接下来的马克思给他的出版商的一封信来看，这次旅行完全是为他的书作考察。他们在曼彻斯特花了大部分时间在老切特姆图书馆阅读诸如配第、图克、库伯、托马斯和科贝特等作家的经济著作。[D136]
在一封给列斯凯解释的信中，他写道：“…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的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D137]
列斯凯在1847年2月取消了协议，虽然他(马克思)仍然在努力完成这一著作——直到1871年![D144]
[F]弗兰茨.梅林(德)：《马克思传》
樊集译，持平校1965年7月人民出版社
原德文版1919年出版，1960年民主德国再版
本书根据1957年俄文版翻译
[D]戴维.麦克莱伦(英)：《马克思传》(第4版)
王珍译2008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文第一版1972年出版，根据2005年英文第4版翻译
[Y]雅克.阿塔利(法)：《卡尔.马克思》
刘成富、陈钥、陈蕊译2010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根据2005年法文版翻译
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新浪网下载检索号：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388468.html
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新浪网下载检索号：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669252.html
与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4版)基本相同，但所注页号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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