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为什么要宣扬“个人自由民主主义”?
-----------读潘维教授《理想主义与现实》一文有感
今天，读了潘维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文化节闭幕式上的演讲----《理想主义与现实》，解开了许多迷团。这种迷团，不但在我们中间，在不少青年朋友中间也照样存在。那就是中西方社会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不同认识问题。通过认真学习与思考潘文，我有如下心得，愿与青年朋友来一个思想上的对话。
第一、我们对西方社会“个人自由民主主义”存在的误解
很久以来，在我们中间，包括青年朋友中都有这样的误解：西方社会是自由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国当代社会是集体主义的社会，是一个压抑的社会。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误解，因此，人们就将投奔西方社会称之为“投奔自由世界”，将西方社会传播过来的“普世价值”观打上了个人自由主义的标签。将解除集体主义的束缚认为是“解放思想，消除专制”的标志。在解除集体主义思想束缚的大趋势下，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严重泛滥，以致使得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土崩瓦解，中国社会变得一盘散沙。
直到读了潘维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文化节闭幕式上的演讲----《理想主义与现实》后，我才搞清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本质，也搞清了中国精英分子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解偏差在什么地方。按照潘维的解释：西方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以集体主义为前提的。法律是上帝与人民整体的契约。民主也不是个人做主，而是团体党派的代表做主，以利益集团的划分为前提.而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正因为这样，所以西方社会到处存在着各种会社; 在美国送孩子上学，家长们立即组成家长协会，家庭主妇们要去看鸟，她们组织看鸟协会。社会上的一切都是有组织的，而且是自动组织起来，因为心向集体。在德国，那里的组织更“社会”。德国的汽车、火车;车上，车下，都没人查票检票，却没人逃票。那是个集体，集体是不容被伤害的。正是因为这些会社的广泛存在，所以西方社会是自下而上的组织起来，处于一个有序的组织构架中。 而不是各顾各的个人主义中。
这种解释与中国精英对我们的解释是大不相同的，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之所以称之为社会，首先是因为人是自由的，是先有自由的人，然后才能结成社会，是以绝对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 有一个名叫熊培云的，写了一本叫做《重新发现社会》的书，其中谈到：思想解放是第一生产力，独立思想者是一国最宝贵的财富，重建社会的第一步是让每一位公民有条件有能力拥有自已独立头脑的主权。在看来，无须共识，无局无束地思考，各行其是地行动也许就是自由的表现，就可以建立起真正的社会。这就是绝对个人自由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后来，公共知识分子又把它运用到处理人权与主权的领域，提出了“人权大于主权”的论调。因为人权是个人主义的概念，而主权则是集体主义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为了所谓“民主”，是不需要“主权”这个集体意识了。
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西方社会的“民主与自由”, 潘维教授进一步说到：你们经常读到的书里说，西方社会是个讲究个人主义的冷酷社会。可我在那里看到的是温情、是处处能见到的集体主义，或者叫做社区主义，团体主义。Civil Society，无论翻译成市民会社、公民会社、或者文明会社，首先是“会社”，不属于“会”或者“社”，就不是民，就不公，就不文明。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那里有封建传统，我国没有。我国是有两千多年“自由小农”传统的社会。相对我国社会而言，今天西方的社会比较“社会”，比较civil，比较有亲和力，比较令人羡慕，人际关系比较和谐。这也与熊培云一再宣扬的“首先是人，然后是社会”的结论相反。
如果不是潘维教授的演讲，我们还真的搞不清楚，原来在号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西方社会也同样存在集体主义，而且具有集体主义的传统。不了解这些， 我们对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人的欺骗性宣传就无法搞清楚。那么我们必然会想，既然西方都还存在集体主义，也存在着如公知们所说的“极权与压仰”，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掩盖了西方广泛存在的“集体主义”的现实，而反而针对中国的“集体主义”进行长达三十年的攻击与鞭挞呢?情况的发展是：中国人本来就是一盘散沙，这下子更散了，结果西方人持集体主义的传统，对中国造成了强大的攻势与压力。导致中国对外连连输阵?到现在，人们才明白，人家西方社会一直保持集体主义，并没有解体，倒是东方一个个国家解体了，社会一盘散沙了，因此就有了美国带领北约一帮兄弟逐个收拾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而如入无人之境。
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主张个人自由主义的我们倒是各顾各，一盘散沙，遇到困难无人帮助，孤立无援，而那些叫嚣“自由主义”的精英们却和帝国主义抱伙成团，他们拥抱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腿，一刻也不敢离开，怎么也没见他们个人自由主义地表演一番，让大家看看“自由主义”能带来怎样的好处。
这就是我对于当前社会困惑的思考。
第二、通过学习，我们解开了三十年前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迷团
通过阅读潘维教授的文章，我们还揭开了緾绕我们三十多年的一个社会经济领域的迷团。那就是关于人民公社的解散与改革开放的看法。
潘维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一文中说：建国数十年来，以色列的农民一直采用集体主义耕作，是人民公社的翻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翻版。西方的农民也彼此紧密配合，组织了种种合作社。而在我国，建立人民公社就会饿死上千万人，最后仅仅落实到了“小队”，也就是20多户人家的集体。而且，就这个集体，也是靠国家强力维持的。国家决定不维持，它一夜之内就垮掉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经济，但集体活动已经很少了。在美国的大学本科生，几乎人人都参与某种程度的集体活动，而且他们不按专业分班，没有辅导员，没有团支部、党支部、甚至并不住在一起。因为那里抱团的传统，也就是集体传统很强，所以团体自治能力也很强。我国是家庭公司，个体企业。西方则是大公司，能活上百年的集体企业，也就是股份制的企业。我国的股份制企业充满了对股民的欺诈，最后还要变成个人的企业。美国的股份制企业也欺诈，但比中国少得多，欺诈遭到的惩罚也严厉得多。
这样的解释就给我们解开了“大锅饭”与解散人民公社这个历史之迷提供了依据。
我们的改革就是从解散人民公社开始的。解放的原因是当时的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当时叫做“吃大锅饭”，效率太低。以致于“大锅饭”这个概念在国人头脑中存在了许多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解散以集体劳动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改吃中国吃几千年的小锅饭。当时叫做“解放生产力”。结果中国“解放”出了“小岗村”这个假典型，导致该村“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进致富门”。而人家“以色列”一直保持着集体主义耕作，也就是人民公社的翻版没有“解放”生产力，到现在也没见人家落后到哪里，反倒从潘维教授的文章看到“西方的农民也彼此紧密配合，组织了种种合作社”。
我们从包产到户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由承包制、到企业制度改革、再到私有化，一路走来，都是朝着“分”集体财产归“个人”所有的方向一路起来。他们名为“搞活经济”，结果导致“在我们当代中国，农民自己雇自己，企业也是家庭企业，在家庭之外，个人始终是自由的——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当自己家庭成员的老板，不靠集体，不靠社会，不靠会社，所以“君子不党”。最后的结果是“公司是家庭公司，企业是个体企业。”即使“股份制企业充满了对股民的欺诈，最后还要变成个人的企业”。而人家西方社会，因为那里具有抱团的传统，也就是集体传统很强，结果公司“则是大公司，能活上百年的集体企业，也就是股份制的企业”。
有人说，集体劳动中确实存在着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有的，而且广泛存在。问题就在于看我们如何改进管理。即使西方社会，因为管理不善，资本主义企业出现出工不出力，低效运作的现象也确实存在，由此导致了企业经营水平高低不等，效率有高有低，可是，也没有见听说因为出工不出力是集体劳动造成的，我们就解散“集体劳动”这种方式，改由个体劳动与单打独斗。就象我们现在的企业，不能因为出现“出工不出力”，就把企业这种组织解散了，改为一家一户劳动的“个体户”?这就是我们对于三十年前包产到户与吃大锅饭的再认识问题。
从潘维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经济组织方式是会社经济，以集体劳动为主要方式，它的改进方向是民主管理、科技创新与优化组织方式，朝着优化整体效益与改善人际关系方向发展。而中国的劳动方式则是个体劳动，只能适应小规模的生产方式，要适应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就只有朝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方向发展。这个进程在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尽管说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进程很是艰难，以致于潘维教授说“在我国，建立人民公社就会饿死上千万人，最后仅仅落实到了“小队”，也就是20多户人家的集体。而且，就这个集体，也是靠国家强力维持的”，但是国家还是决定让它垮掉了，那就是三十年前的那场包产到户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原本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是由于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需要集体劳动方式的生产组织规律，结果仅仅改出了“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进致富门”的假典型。这便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表现。
到现在，三十年改革有了结果：企业改成了家庭企业，无论管理还是融资都无法与以会社经济模式为基础的西方股份制跨国公司相匹敌，以致于中国企业改到只有卖给外国人才能生存下去;中国的商人盲目迷信外国人的“自由市场理论”，将中国的市场主体“自由”到了“相互恶性竞争”的地步，以致无法与西方联合起来的市场垄断者竞争，导致中国出现“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地步;中国的职场从业人员迷信西方人的个人奋斗，丢掉了“团结奋斗”的传统，结果使 “个人奋斗”在强大的“利益集团”与“关系网”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毫无办法;中国的弱势群体，只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操心，鼠目寸光，一盘散沙，面对社会上强势集团的压迫，无助地呻吟。这便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是个人主义带来的恶果。
三、中国精英为什么要对国人灌输西方自由民主的观念?
如果说中国的精英分子都是汉奸，是卖国的，这种说法也不正确。因为也有不少人希望中国能够迅速强大起来，希望民族得到复兴。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对中国的烙印打得太深了，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句话记得最清“落后就要挨打”，为了不致于挨打，不致于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重新开始了寻找振兴民族之路的历程。在这种情况下，在建国后曾经灭迹的全盘西化思潮复活了。
“希望强国”这种动机是没错的，问题就在于急于寻求强国之路的知识分子们走出国门被西方表面的繁华惊呆了，他们或求学于大学校园、或行走于学术研究机构之间，或出入于企业或政府机构之间，与西方的学者、教授、商人、政客交朋友，就是没有深入到西方的社会底层，用平民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于是，留学几年，就把西方学者、教授、商人、政客的观点带回来了，而没有观察到西方社会的本质，更没有用这种观察结果来具体思考中国真正的强国之路在哪里。
现在，潘维教授指出了这个本质：他说; 在西方，集体主义是现实，个人主义是理想。在我国，个人主义，或者说“家庭主义”是现实，集体主义是理想。大家都向往集体主义，但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却是现实。国家、国家，国不过是家之聚合而已。
正是因为这个认识不同，所以，出走国门急于寻求强国之路的中国精英们就把西方苦于集体主义传统的束缚，欲追求个人主义的理想，也当作自己的理想，带回来了，以为取到了真金，在中国境内大肆宣扬，认为中国也是苦于封建专制，缺乏个人主义，因此，需要大力弘扬“个人自由民主”，而不知中国本来就有个人主义传统这个现实，反倒需要强化集体主义理想教育这种时代要求。结果，中国社会本来就是一盘散沙，这下子更散了，更受到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的欺负，强国不成，反而需要“救国”。
有人举例说，美国是民主的，自由的，说人家的工会确实有力量，如果政府有哪一项政策违背工人的意愿，工会一个号召，成千上万的工人就会上街，给政府施加压力，从而伸张自已的意愿。我说，美国工会确实有力量，确实能动员起成千上万的人来上街。可是如果美国工人都象中国工人一样，个人主义严重，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只要不碍着自已利益，就不理会什么工会号召，或者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那么美国工会还能动员起成千上万的工人吗?大家自然会说：不能!这就从中说明，美国的工会虽然有力量，但是工会是以集体主义作为基础的。“自由”的表现是以集体主义作后盾的。有人说，
中国固有“封建专制”的政治传统，学者韩寒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揭露是符合现实的，因此，韩寒成为中国的意见领袖。即使韩寒的意见是正确的，也是得到大家认可的，如果碰到中国式的个人自由主义，应当怎么办?意见领袖没词了，原因就在于他所信奉的个人主义无法象美国工会那样，召集成千上万的成员上街来“自由”地伸张自已的意愿。自由主义遭遇了“集体主义”的现实瓶颈。如果他们不能正视这个现实，那么他们就只能永远陷于空谈。这里面就涉及到“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了。
这就是东方与西方的差距。到现在，那些精英学者仍在碟碟不休地介绍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介绍西方的“法制”与“民主”，他们能表述西方大公司的存在，但是不能解释大公司为什么存在的真正原因，知道法制的重要性，但是不知道法制是为何而存在。能解释“市场”的作用，但是不知道“市场”往往是团队与协作的纽带。能解释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与市场”的关系，并认为“分工带来市场，市场带来财富”，却不知道，“分工同样带来合作”“合作产生效率”。如果不是合作，那么分工就没有了意义。当然更不知道，如果不是合作，同样无法产生效率。而要做好合作，自然需要“团队”。
产生这些认识上的偏差，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留学西方的学者是在走马观花，将西方上层的言论不加选择地介绍给东方，既没有考虑到西方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的需要，也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的需要，充当了一个留声机的作用。结果自已在中国大肆宣扬起自由民主主义来，给中国造成了现在这种一盘散沙，道德败坏，政治腐败横行，经济体制改得进退失据，民怨沸腾的局面。我想那些知识精英，也不见得全部都是汉奸，但是由于自已已上自由主义的船，骑船难下，最后也把自己搞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潘维教授《理想主义与现实》的演讲，关于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呼吁，实质上反映了清醒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反思，也是对长达三十年来个人主义思想围剿的一种突破。从此以后，人们对于集体主义、对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会社”与“团队”等等概念，会有一种新的认识。
我们的青年朋友，特别是大学生，对于“个人奋斗”也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了。因为，即使在商业界也已经有了“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一说，可见，在职场上，“团队奋斗”即使代替“个人奋斗”，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这将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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