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是相对的，集体合作是绝对的
--------------读《中西文化制度比较——韩德强与秦晖对话》有感
前不久，在大学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西文化制度比较——韩德强与秦晖对话》，读后很有感触，我认为这篇文章具体反映了存在于我国的两种思想，即自由单干主义与集体合作思想的交锋状况。为了让大家进一步认清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观点主张，我写了以下这段话，与各位朋友共交流。
第一、且看自由主义与集体合作主义的对话
在《中西文化制度比较——韩德强与秦晖对话》一文中，秦晖代表自由主义，韩德强代表集体主义，他们面向大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观点交锋。他们的交锋在以下三个层面进行，他们的观点对于大家认清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本质也许有帮助。
第一个层面：是选择自由主义者的生活方式，还是被迫合作？
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就象动物界存在喜欢群居的集体主义者动物与喜欢独居的个人主义者动物一样，也分为喜欢群居的集体主义人群与喜欢单干的个人主义人群，不管它们是所谓天生的个人主义者，还是天生的集体主义者，它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来生活，而不是按照某种外在意志的强制来生活。(我想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本来主张吧)。
（我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包产到户改革，大概也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进行的吧。他们大概认为：中国农民喜欢单干，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如果把他们集中起来，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此，按照个人主义者的愿望，他们实现了分家，由集体主义者变成了单干主义。）
而集体合作主义者则认为:我们社会如果能够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自由地交易、自由地竞争更好。问题是在每一桩“自由平等”的交易背后都存在着类似食蚁兽和蚁群之间力量上的不平等，就如同一只老虎闯入羊群、食蚁兽要吃下蚂蚁的时候，那被吃的蚂蚁会怎么想?。老虎当然高兴，食蚁兽也高兴，我们可以想吃谁就吃谁?可是，被吃的蚂蚁，以及其它动物就不这样想了，他们会想，我们为什么要被吃?如果不团结起来打死老虎行吗?由此可见，当外来强大的势力介入你这个自由放任的群体时，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自由生活方式是无法进行下去的。除了死以外，只有被迫合作一项。
这是他们第一个层面的对话。
（在此，我想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当一盘散沙的中国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强敌入侵的时候，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无法进行下去了，只要在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八年抗战，终于赢得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胜利，这便是强迫合作最典型的一例）。
第二个层面:在面临强敌入侵时，弱势群体是选择自由逃散的消极方式，还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方式。
当面临老虎入侵时，自由主义者认为：我干嘛要打老虎，咱打不过老虎，咱还不能跑吗? 我不需要比老虎跑得快，只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嘛。老虎来了，要吃先吃你，后吃我。我们普通人就是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生存逻辑!问题是，这老虎吃了别人之后，力气就更大，跑得更快啊，它休息一下，过来又把我也吃掉!最后就是狼把羊吃光，老虎把狼吃光，整个食物链就崩溃了。
（今天，一盘散沙的中国农业以及中国农民面对以资本主义大农场主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强大农业集团的市场攻势所采取的麻木不仁的态度，当今国际第三世界各顾各的生存逻辑，面对西方列强强大的集团攻势而望风而逃的表现时，这是证明了自由主义者的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吗？)
集体合作主义者认为：照自由主义这个信条走下去，有可能是：第一，自由的、独来独往的、可以吃遍天下的老虎会特别高兴;第二，最后，老虎也没的可吃了!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在没被老虎吃光之前，有那么一个蚁群先合作起来了。合作起来后蚂蚁啃骨头，趁老虎睡觉的时候，就点点滴滴、“农村包围城市”，把老虎给啃掉了!
（中国共产党上世纪革命的成功，上世纪席卷世界各地的民族革命风暴证明了“蚂蚁合作起来后啃骨头”的理论正确性与实践的可行性）。
第三个层面：在革命后的形势，如何面对权力的监督
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按照集体合作主义者希望的那样，通过强迫合作的方式，在抵衡强敌的过程中，不但消灭了强敌，而且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强大组织以及一个由伟大领袖掌管所有资源，给大家公平分配的制度。可是这种制度保险吗?假如伟大领袖“念头一变，他今天想搞私有化了，又把这些已经集中起来的东西装进自己的口袋，那太方便了!那比任何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都要方便得多啊!这可能有也是所有自由主义者最担心的一件事。
（在1976年“伟大领袖”去逝后，中国形势的逆转，确实发生了如自由主义者所言的那一幕，给自由主义者攻击集体主义者提供了充足的炮弹）。
面对自由主义者的疑问，我们的“伟大领袖”实质上给出了答案：你只要看看那个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就会知道他胸有成竹：在革命成功后，他本人身体力行，不但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已，勤廉奉公，为整个国家与人民做出了表率，解决了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大家公平分配资源”的愿望，并没有“念头一转”。当他发现整个社会出现象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念头一变，想搞私有化了，又把这些已经集中起来的东西装进自己的口袋”，就开始践行“延安窑洞”的“民主诺言”，发动起人民群众，就象自由主义者希望的那样：“从骨子里是主张权力自下而上运行的”群众监督的文化革命。
(问题是自由主义者把“伟大领袖”的“群众监督”的做法给否定了。自由主义者希望“权力受到约束”，希望“民主宪政”，但是不知道在权力专制的情况下，离开集体主义性质的“群众运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民主宪政。因此，自由主义者讨论了大半天，最后除了提出“民主宪政”这个空洞的口号外，竟然找不到实现它的方法。因此，“民主宪政”就成为自由主义许给人民美丽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纸上蛋糕”。)
二、我对于自由放任与集体合作的理解
以上这些便是我对于韩德强与奉晖对话的理解。为此，我对于自由放任与集体合作有了新的理解，并有如下结论：
1、自由放任是相对的，集体合作是绝对的。
在当世界，市场交换将所有的人与组织联成了一体，世界变成了相互合作的一个整体。象中国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那种自由放任的个体单干方式 “个体户”虽然现在也存在，但是已经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即使街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个体户，但是通过市场交换已经与消费者、与供应商、协作商发生这样那样的协作关系，成为一个松散的群体，而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由人”。更多的人，通过“工厂、超市、商贸流通”等组织联合起来，进行集体合作。当然，社会上也确实存在着与诸多方面都不联系的独居者，但是用一句中国成语形容就是：“势单力孤”。这是在中国，如果在西方社会，特别是那些通过“会社”等方式组织起来，或通过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群，早已高度组织化。他们受到这样那样的“纪律”“制度”“公约”与“法律”的约束，并不象我们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自由”。即使有些人争脱了这个组织或那个组织的约束，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自由”，但是他们却又通过这样那样的“再就业“”，参加这个那个“组织”的活动，重新受到这个那个组织的约束。他们的选择只有选择“这个组织”或“那个组织”，而不可能获得不要任何组织约束、制度管束的绝对自由。由此可见，自由放任是相对的，集体合作是绝对的。
即使是那些标榜自绝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学者”，也不可能获得如他们所讲的那样自由，不可能绝对自由放任地发表他们的意见，践行他们的主张。网络上曾经盛传“屁股决定意识”一说。意思就是说，座谁的板凳，拿谁的钱，替谁说话。那些“学者”们表面上看起来挺独立的，事后一查，才知道不是参加这个“基金会”就是接受那个组织的“赞助”，他们一家老小的生活、发达全靠这些，你说他们能不与那些“基金会”合作吗?可见，合作是绝对的，而选择和“这个基金会”或者“那个基金会”合作的权利与自由，才是相对的。
2、自由主义是一种解放，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自由主义”是靠“团结奋斗”的方式实现的。
在《中西文化制度比较——韩德强与秦晖对话》一文中，韩德强提到了资本主义工厂合作劳动的不均衡，由此带来的剥削与压迫。这是合作过程中的“不自由”。为了达到劳动过程中的“均衡性”，确实需要某种“自由”，如某个劳动者从这个工厂跳槽到那个工厂，某个总经理从这个公司出来自由单干，重新建立新的公司，或者大量的劳动者从那个社会体制下逃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谋生，如殖民地时期的欧洲移民从欧洲旧世界涌到北美新大陆，或者内部人起来造反，推翻一个旧世界，这些都是人们争取“自由”的过程，当时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解放”。
但是争取“解放”的人要真正实现“解放”，还是要付出相当大代价的。原因就在于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的旧组织或旧体系，控制着社会上的绝大部分资源。他们拥有可以调用的大量资源，组织强大的力量来与逃离旧组织的人们进行力量不对等的竞争。要么用市场的手段挤垮新的竞争者，要么用追捕的手段追捕逃亡者，要么用镇压的手段镇压内部人的反抗。而逃跑出去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例如，当时逃到北美大陆的第一批殖民者，就遇到了“自然灾害、野兽与土著居民的袭击”等多种灾难，使得他们付出了死亡近一半人的惨重代价才达到免强生存下来的结果。这里面，第一，需要有极大的勇气，需要考虑敢不敢冒这样的险，付出这样的代价，第二，是不是团结，能不能团结起来。这样，他们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又以某种形式团结起来，建立起了新的组织，接受了新的制度约束，以集体合作的方式生存下来，并最终得到自已的目的。
无论是北美殖民地的形成过程，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或者过去曾经席卷欧洲各国的大革命，都是以争取“自由”开始的，到“团结奋斗”结束。
只有我们现在的中国精英资产阶级不懂得“争取自由民主”的“解放运动”是靠“团结奋斗”实现的。由于他们已经将集体主义妖魔化，再运用不起那个武器，因此，他们也组织不起强大的力量去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从政治上讲，他们是不成熟的。
3、组织也和人一样，是有生命力的，有它出生、成长的过程，也有它消亡死去的那一天。
发现这一规律的是当年与毛泽东同志进行延安窑洞民主对的黄炎培老先生。当时在毛泽东主席居住的延安窑洞中，黄炎培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最为重要的一次谈话，即所谓的“延安窑洞对”。当时，毛泽东主席问：“在延安考察的感想怎样?”黄炎培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这里所说的“一团体、一地方、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便是各种组织不断涌现，又不断死去的最直接的描述。从中国上下五千年讲，前有夏、商、周接代而兴，后有元、明、清不断延续。都是群体政权与组织不断生死的过程。就连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也是各种企业、公司不断涌现，而又不断关闭死去。只能说一个组织如果管理得好，可以延长更多的“生命周期”，就如同人一样，可以活“70岁、80岁甚至90岁，但是也有一、两个月便死去的婴幼儿。一个组织或一个人，可以很快地出生或死去，来世上走了一次，但是人间养育婴幼儿，教育人成长的方法、知识却在不断延续。从一个死去的组织身上可以得到教训去教育另一个刚出生的组织。这也是人间的教育规律。如从新中国60年革命史总结出来的毛泽东思想，即使在中国不能再生根、开花，但是它可以变成一种知识财富，用于教育美军这个群体组织，可以指导正在兴起的世界革命。这是我个人的认识。
三、我对于“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与“六亿人民尽舜尧“的看法
在《中西文化制度比较——韩德强与秦晖对话》一文中，自由主义还提到了《国际歌》与“救世主”。
文中是这样说：
自由主义最反对的是救世主。你们听《国际歌》怎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要考虑他人进行合作，牺牲自己，对不起!这个不是自由主义的思路，也不是《国际歌》的思路。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要考虑他人进行合作，牺牲自己。对不起!他们只相信自己。而在当今社会的左派看来，却又沉迷于盼望“救世主”拯救他们的幻想中，只相信救世主，不相信自已，与自由主义的想法正好相反。
最近，网上有“GCD恩赐幸福”一说，说建国以来中国人民的幸福是GCD恩赐的。其实这一说法在建国初期就有过，并且把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幸福归功于毛泽东同志。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给予了否定，他说：人民，特别是农民给了我们一切，农民的胜利果实不是某一个人恩赐的。这话如果放到今天就是说：在当今世界，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团结奋斗，而不可能是某个救世主，更不是谁的恩典。这对于打破中国左派普遍盼望新的“救世主”出世这样的幻想很有帮助。不但过去是，现在更是如此。
致于 “六亿人民尽舜尧”，我个人认为，这代表了毛主席对当时新中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他希望全中国人民都能象中国古代的舜尧一样，成为人人得道，个个修行的圣人，这样，他们的思想境界便会上华到与时代要求集体主义团结精神相适应的境界，而与自由主义思想相反。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他们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断学习各种知识、理论，提高自己辨别是非的认知能力，在各种非健康思想侵入时便会产生思想上的免疫力，轻易地识别好坏是非，以便有能力共同担负起建设美好国家、和谐社会的责任，而不能被那些“精英”们视为“懒惰”，“愚蠢”“弱智”，一直处于被欺凌被压迫的地位，这样才能使得他们能够与改造社会的主人公地位相适应。
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强敌入侵，强迫合作的地步。是需要发扬人人起来负责，争当“人人都是救世主”的革命精神，团结起来进行自救?按照自由主义的“丛林法则”，自由逃散?这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问题。希望各位朋友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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