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基本路径探析
——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王海军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
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条件
首先，是适应当时党内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在它成立90年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共到达陕北以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一直处于较为零散和分散的状态，那时“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从总体上来看，党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的”。[1]
抗战时期，党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陕北根据地的相对稳定，为我们党从事理论学习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外部环境。党深刻认识到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一方面，对于我们党自身来讲，“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另一方面，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培养大批有较高理论水平的青年干部，使他们从理论上得到武装和提高，“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3]。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提高到重要位置，毛泽东强调了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注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4]，并进一步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5]，要求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为加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当时的知识分子采取多种灵活方式，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有组织和有计划的实施轨道。
其次，是应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客观要求。
延安时期，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尚采取宽容政策。但1938年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毅然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反动法令，禁止“宣传三民主义以外之一切主义”，视“恶意诋毁及违反三民主义与中央历来宣言、纲领、政策者”为反动言论[6]，要求所有的出版物都必须送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1941年7月，国民党又印发《取缔书刊一览》，罗列了近千种遭查禁的书刊。
针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我们党进行了强烈抗议和反对，主张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蒋委员长是一位孤家寡人主义，什么都是‘一个’，‘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军队……人民大众是坚决反对的，我奉劝这位委员长还是趁早收起的好”[7]。1939年8月，中央发布《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译各种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各级党委应经常注意与检查党的发行工作，在运用公开发行的一切可能之外应即建立党内的秘密发行”[8]。党通过当时的知识分子翻译出版马列著作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
最后，众多社会科学人才的汇集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充分发挥了“智囊”作用。
延安时期，我们党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需要大批专业翻译人员译介马列著作，由此对翻译人才极为重视。“作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9]“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呢?”[10]在党的号召下，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抗战时期特有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些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中，不乏一大批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二、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路径延
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精英，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他们通过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发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章，在学校讲授马列课程及通过各种研究会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研究等方式，发挥着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作用。
(一)积极翻译和编辑马列经典著作
抗战时期，面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翻译和编辑马列著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首要前提，1938年5月，中央在延安设立了第一个编译马列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马列学院翻译部，集中了王学文、吴亮平、艾思奇、何思敬、王实味、何锡麟、徐冰、柯柏年、曾涌泉、曹订、张仲实、赵非克等一批专业编译人才，专门负责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编译部的主要任务是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以及斯大林的著作，当时翻译的材料主要来自苏联，有俄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版本。此外，为了把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及苏联的军事材料等译成中文，当时还建立了由曾涌泉领导的军委编译处，延安知识分子中“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成为专门翻译马列军事著作的机构。他们的翻译及其著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为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中国语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出了贡献。
一方面，延安知识分子翻译、编辑和译校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间，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共192种，其中，马恩著作30种，列宁著作57种，斯大林著作80种，马恩列斯合著25种。这些著作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列宁选集》(18卷)、《斯大林选集》(5卷)及《联共布党史教程》等。他们还重新译校了《反杜林论》(柯柏年译)、《法兰西内战》(吴黎平、刘云译)、《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黎平译)及《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敬、徐冰译)等经典著作的单行本，从这些著作中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著述及马列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
另一方面，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他们除了编写“马恩丛书”、“抗日战争参考丛书”、“职运丛书”等书籍外，还编译了一些专题文集，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王石巍、柯柏年译)、《马恩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等译)、《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其中有的是经典部分译文的节译和摘译，有的是经典文摘，这种语录式的节译和摘译适应了战时阅读的需要。
(二)利用报刊发表文章、出版著述
报纸、期刊是延安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要理论阵地，当时的《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中华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和解放社等重要出版社，成为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战场，他们撰写和翻译的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主要通过这些媒介发表或出版。特别是知识分子为纪念经典作家而举行的纪念活动，是诠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他们通过纪念活动发表演讲和纪念文章，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如1941年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允中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恩格斯传略》和《关于共产党宣言》，评价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朋友和战友，国际无产阶级的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1941年也是列宁逝世17周年，张仲实在《解放》发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文章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指出要“精通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应用分析中国具体环境和社会特点，一句话，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现在中国马列主义者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王思华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纪念列、李、卢》的文章，高度评价列宁的贡献，指出他“创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总参谋部——共产国际”。1943年马克思诞生125周年之际，柯柏年和温济泽相继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马克思的科学态度》和《马克思的生平》两篇纪念文章，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经历和贡献及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此外，还有艾思奇的《哲学是什么》、《如何研究哲学》、《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等文章在《中国文化》等报刊上连载，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延安知识分子翻译的马、恩、列、斯的文章(特别是一些短文原著)也主要通过这些刊物发表，如曼努伊尔斯基的《斯大林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杨松译)、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杨松、袁维译)、季米特洛夫的《战争与资本主义诸国里的工人阶级》(杨松译)等曾连载于《解放》周刊，他们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翻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主要有《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军队论》、《冲锋》、《以全力与邓尼金斗争》等。所有这些译著为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对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延安知识分子还通过出版著述，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如杨松等编著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编著的《社会学大纲》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艾思奇、吴黎平编著的《唯物史观》、吴黎平著的《论民族民主革命》及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著述，都立足于中国现实，运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介绍，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理论。其中，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具备了符合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的教科书体系，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该书代表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周扬翻译并编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艺的论述，该书被认为是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精粹表现。
(三)依托文化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团体
延安时期，为全方位、多层次地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中央创办了许多文化教育机构，如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等学校，把马列主义理论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强调系统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马列主义理论的实质和方法，提高应用马列主义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当时延安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如成仿吾、张如心、王学文、艾思奇、何干之、何定华、邵氏平、李凡夫、周纯全、吕骥、温齐泽、吴亮平、王思华、杨松等都曾担任过这些学校的教员，他们都具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在普及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方面作出了贡献。
在这些文化教育机构中，特别是1938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0周年成立的马列学院，是当时第一所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正规院校。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授课任务均由当时的知识分子承担，如在“马列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王学文，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深的造诣;讲授哲学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他的《大众哲学》在延安广为流传;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吴亮平，曾因第一个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全院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的原则，共设九个研究室，室主任均由各学科理论专家担任。各个研究室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普及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例如，历史研究室在范文澜主持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艺研究室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文艺史，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纲》;文化研究室还同政治研究室合编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供全党研究和学习马列理论使用;教育研究室在李维汉主持下，着重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等。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还依托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延安时期的学术研究团体众多，除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外，还有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历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等各个门类的学术团体研究会。特别是当时延安知识分子参加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零散和分散状况，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步入了有组织和有计划的发展轨道。1938年3月，毛泽东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由何思敬翻译讲义。1938年秋，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负责主持。从1939年春到1940年 5月，又先后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当时的王学文、王思华、吴亮平、杨松、艾思奇等知名知识分子担任过各研究会主任。这些研究会，既研究理论问题，也研究现实问题，如1939 年春成立的由张闻天任指导员、杨松任主任的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及前途，沦陷区工作，中国文化运动及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等。这些文化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团体，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在全党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氛围。
(四)以文艺宣传为重要载体
抗战时期，广大知识分子还深入到广大民众中，通过秧歌、戏剧、诗歌、文学等各种方式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所谓大众化，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艺术形式方面，应该是生动活泼、多种多样和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内容上则必须是进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能因为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文艺形式，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知识分子在话语表达上讲求以通俗化表达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生动形象、诙谐幽默和通俗易懂的解释。为此，许多地方成立了业余剧团，开展各种各样的文艺宣传活动，以秧歌剧、新旧梆子、皮簧、双簧、快板、活报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普及农民所难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独特作用。例如，当时延安的木刻版画以贴近边区军民战斗生活的题材来形象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像美术家力群的代表作《听报告》、《打窑洞》、《伐木》、《烧炭》及《延安“鲁艺”校景》的题材版画，来源于延安火热的战斗生活，以木刻版画特有的形式风格很好地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知识分子通过这些文艺作品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内容形象化和艺术化地表现出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阶级斗争、民族独立和群众路线等，使之扎根到农民的知识土壤之中，走出了一条以文艺宣传为载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道路。
三、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当代价值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符合中国国情和抗战实践的客观需要，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与国情和实践特征相结合，立足实践，开拓创新。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可能直接从马克思主义本本中，找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他们坚持实践的观点，立足于当时抗战的国情，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和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他们普遍认为文化界人士需要把自己的文化工作和抗战工作结合起来，而且要一切文化工作服务于抗战，服从于抗战。党在新时期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任务，要求党员干部更加重视对理论的学习，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推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当今时代，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做到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其次，马克思主义传播既要具有时代性、多样性和综合性的传播方式，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通俗化。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除了通过翻译出版经典著作、借助文化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团体等途径外，还通过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宣传形式，以通俗化表达形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动形象和通俗易懂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以这种理论体系掌握群众、教育人民，必须经由通俗化的转化过程，才能真正吸引大众的关注。今天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不仅要采用不同的传播渠道，充分利用现代社会所提供的报刊杂志、新闻广播和网络电视等大众传媒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更要按照贴近群众生活实践、贴近群众思想实际的原则，以人民群众所喜爱的通俗生动的语言风格来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要学会运用群众的语言，以通俗化的形式去表达鲜活的理论内容，深入浅出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的转变。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要重视理论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建设一支高素质与专业化的理论人才队伍。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根本动力和思想源泉，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所创造的理论创新成果都是在吸收和借鉴知识分子群体广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重要力量。理论创新，人才为根本。一个坚强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具有理论研究和创造的活力，必须造就一批优秀的理论人才队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大力发展自然科学，而且要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要造就一支具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培养和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此外，还要大力宣传和推介优秀理论工，宣传和推介他们的研究成果，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使他们的贡献得到应有的尊重。
注释：
[1] 《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2][4][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第533页，第532—533页，第534页。
[3] 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6] 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66页。
[7] 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会议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第7页。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l939—1940)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9][10]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第227页。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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