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慈，香港的大学教授，搞社会学研究的，其文章自称在深圳的劳工机构工作过，关注工人阶级及罢工问题。他与潘毅合写过呼唤阶级分析的《阶级话语的消逝》(潘毅以研究建筑业分包制和富士康工厂制度、宿舍劳动体制等问题著称，媒体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
陈还在香港激进青年组织“左翼21”里活跃，发表过对近年香港青年激进化与民主运动的深度评点。从其公开的文件来看，陈属于激进民主派。
他的正面价值不在他的公开政治立场，而在他的研究工作——从其研究的兴趣、重点和深度来看，陈敬慈比潘毅更值得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参考、学习。因此值得搜集其文章。
略为解释如上，以免有人误解。以下文中粗体都是我所加。转载阅读时我顺手改正了若干错别字。
——秋火。2012-5-9-刚下夜班，很累。
以下节选自《陈敬慈：中国劳工的挑战》(根据2009年1月一次研究培训班的讲课内容整理)，全文见此：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d87510100j0n1.html
阶级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那我就不怎么涉及了。在之前的文本里，比如潘毅老师的研究和其他人的研究，在农民工这一块，他们有两个不同的分析和判断。一个视野是新的工人阶级没有完全形成，但还是在形成中。另外是李静君提出的视野，他倾向于把农民工的斗争描述为市民的斗争。在其早期的研究中，他谈到农民工的斗争是自发的、随意的。这与从西方文本里面去看这样的问题，如野猫式、零星的罢工等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引述研究过野猫式罢工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他说，没有任何的罢工是随意的，背后总是存在某种逻辑、某种程度的计划，总有一些人是领导，不管这些领导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但一定是存在的。所以，罢工到底是有组织还是无组织的，我就把这两个东西拿出来比较下。
……
我在深圳某个地方的服务中心做了一年的工作人员，也住在农民工社区里。通过社区的网络认识工人，进入工人的宿舍和工厂进行观察和访谈。同时，也使用了一些文件，比如NGO工会的早期录像，来整理早期的一些罢工历史。我等下会比较多讲到2004、2005年的罢工浪潮，所以，我必须先了解诸如上世纪80 年代的珠三角地区的罢工情况，或者90年初的情况如何，这样才能做比较，才能论述社区的动力是如何影响罢工的，政治经济的改变如何影响工人的行为。
我看了很多关于八九十年代的罢工文件，主要是工会和NGO的录像。在80年代的工业区蛇口，在劳工关系中，工会是很重要的，即有人投诉的话，则工会派人来调解。很多工会文件和NGO文件都认为1987年发生在蛇口的罢工事件是整个80年代最坏的。当然他们没有做研究，只是靠媒体的报道。这次事件只是涉及到20个工人，这些工人好像是开平的移民工。在整个罢工事件中，工会都派人来做政治工作。到1993年，在深圳、珠海也有罢工浪潮。这个罢工浪潮没有2004、2005年那么大。其中也有很多个人，比如工人要求在罢工中成立一个临时的工会，但临时的工会很快被政府宣布是非法工会，不能继续存在。我要强调的一点是，1995年的劳动合同法某种程度上是针对1992年到1995年的罢工浪潮的回应。劳动部部长在1994年发表过讲话，意思是在1993 年的时候，罢工、停工、上访的个案超过一万件，而且大部分是在外资厂，所以劳动部必须设置相关的法律来规管这样的情况。很显然，劳动合同法的出现是因为这样的劳工斗争。这个劳动法一方面给了劳工一些权利，另一方面也设立了规管劳动冲突的基本框架。所以在1995年，罢工没有出现浪潮。一直到2004、2005年。为什么2004、2005年会有罢工浪潮的出现呢?我提两点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劳动市场的改变，即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工业迅速发展，很多工厂在面对竞争的时候只有重新调整自己的策略，一种策略是把工厂做大，另一方面则是既在珠三角有工厂，又在内地设有工厂。那么，不管是哪一种方法，都需要大量的农民工;第二是社区网络经过移民工30年的历史正在逐渐形成中。
(秋火：2011年7月秦岭根据其劳工NGO经验写的《九十年代以来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与集体抗争》与上面这段话的论述比较吻合。当然，秦文写得更具体深入)
接下来谈我的具体的田野个案。我的田野工作前半年没有固定在某一家工厂，而是到处跑，看不同的工厂、不同的社区;到了下半年则重点地看某个社区、某个工厂。这里所要说的是具体的工厂。我进去的那家工厂，所有的工人一个月扣50块都可以住宿舍。但最后的结果是，这家工厂30%的人是在外边租房子，租金一个月为150块到200块。30%这个数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谁住在外边？这群人主要是技术含量高一点、技术熟练一点或者结婚了的工人，或是基层的管理层，这个群体是比较倾向于住在社区里面的。根据官方的数字，社区所住的地方大概为9.8平方米。在2002年，这个社区有180个已经注册的厂，还有超过100家小工厂，但官方的数据反映不出来。政府说有5万个临时居民，主要是农民工，也有小部分可能是做小生意的，但基本上看不到本地人。我这里还有一个官方数据，在深圳48.7%的移民住在这样的农民工社区里面。农民工住在社区里，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即在工厂做了一段时间，积累了一点资本，在工厂做不下去的人就在社区里开个小店，卖点简单的东西。而小店就成为那个人的老乡聚集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会提供麻将等，所以这里晚上很热闹。在这个社区里，老乡网络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某个地方来的农民工两周一次聚在某个老乡家吃饭。另外，黑社会也是很活跃的势力。黑社会和老乡网络有交错的地方。比如我研究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帮派，其中有三个帮派是特别强的：四川的帮派、贵州的帮派和广东海陆丰的帮派。四川的帮派主要的经济活动是收保护费;贵州的是买卖毒品;海陆丰的是开小店。四川人收保护费主要是收小店的保护费。后来四川人收保护费的重点倾向于工厂中层管理层的保护费。因为他们的收入比较高，而且这些人的家庭也住在社区里。黑社会成员里面的大佬基本上是男性，没有女性，做“小弟”的有少部分女性，小弟跟着一个大佬。有一群人是不干活的，天天在社区里跑，晚上有什么事一叫即应，在餐厅吃饭不给钱的，等大佬到月底的时候一次性结账。社区也不完全是老乡网络的关系。工厂在1995年已经存在，所以这个社区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十多年的历史中，工人相对是比较固定的。所以社区中也有非老乡的网络，也有跨省的平辈网络的形成，其形成的基础主要是消费模式。比如一些年轻男性喜欢上网、滑冰、看电影，女性则在街道上看电影。另外，职业方面，班长、科长层次的人会去洗头按摩。所以，社区里的社交网络也与消费能力相关。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个现象，很多在社区活跃的大佬和在工厂里做科长、做班长的中层管理层是好朋友。因为大家的消费能力差不多，所以互相认识。这里要谈的是，社区网络如何推动了2004、2005年的罢工。这两年的罢工没有官方数字，但可以看媒体报道。2004年开始，在深圳、东莞等出现了许多围绕工资的罢工，也有部分的罢工是要求成立工会。在这个过程中，所谓自发性的罢工，没有工会参与的罢工，是不是真的自发？谁在领导，还是真的没有领导？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分析了老乡网络、黑社会网络、一些基层管理层。
详细讲讲一家台资的电子厂在2005年的罢工过程。那家工厂在2004年还是个只有三四千人的工厂，后来它在一个村买了地，建立了更大的厂房。到罢工的时候，新厂和老厂的工人有一万人左右。以前修机器的工人，在工厂里是没人可以管住的，因为他们有黑社会背景;另一方面，机器修理是不需要长期工作的，机器坏了则修。一个车间大概有三四个技术人员，是流动的。到2005年，他们早上打卡、吃饭，然后就不进厂了，晚上叫一些人帮忙打卡，他们下午的时候就去村里玩。他们的直接领导是知道的，但也不管，但台湾的老板讲自己不知道。2005年，工厂引入了新的制度，即所有人在中午时都要排队打卡出去，然后再排队打卡进厂。其中一个部门在五楼，最高楼层的人下来吃饭时就发现打卡已经排长龙了，所以可能没时间吃午饭，这个部门便罢工。经理下来谈，他们很快将要求转化成要求加工资，这个要求被工厂答应了。这个部门的一些人在其他部门贴通告，呼吁一起罢工，但没有得到回应。最后，这个部门的100多人跑到高速公路上，但因为人数不多，很快被赶回来。其中30个人跑进工厂，砸烂每栋楼的总开关。这样，生产就不能继续，工人才跑出来。到下午的时候，厂方很紧张，要求谈判，但没有代表，没法谈判。后来有10个人愿意做代表，谈判才进行下去。谈判以后，这10个工人就被厂方送去工厂，然后就不见了。工人就开始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10个人被收买了，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们被派出所关起来了。这样就激起了很多工人的愤怒。第三天，几千个工人跑去国道，因为国道有两个出口，所以他们也分两队。有一批人没到国道就被他们的经理截住了;另一批跑到了国道，但被劳动局和保安截住。回去以后没有真的谈。这又有个小插曲，第二天晚上工人跑到台湾老板住的地方把他抓出来骂，后来他在保安的保护下才离开。所以，台湾老板在第三天听说几千个工人要来和他谈判，很害怕，躲起来了。第三天就没法进行谈判。到了晚上，一个有规模的组织在社区进行了动员。怎么动员呢?他们做了几条很大的横幅。一条写“某某厂违反劳动法，不加工资”;另一条写“还我十大代表”。这两条横幅在社区里边打出来。然后有人拿着喇叭讲要上国道，也有筹款箱。到第四天，早上8点钟，8000个工人就走上国道，并与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最后有30个工人进了医院。下午有一个谈判，工人的基本要求都得到了落实，主要是最低工资，但工人代表没有回来。根据后来的调查，应该是工厂把他们解雇了，但是给予高额的赔偿，一个人3万块。这个事件以后，这个社区的其他工厂都有相关行动：或是工人罢工，厂方加工资；或是厂方在罢工前就按照这家厂的标准加了工资。这个台湾人后来又在惠州开了一家工厂，当时可能要请1.5万人，但实际上只能请到6000人。这家工厂也有很多的罢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家工厂新开的时候，会派老厂的一些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把技术带去新厂。而技术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就是在罢工中起领导作用的那批人。所以，他们也把罢工经验带过去。这个事件后，老厂的罢工是没有停止的。而且是以几十个代表的形式去劳动部门投诉。在罢工期间，工人要求成立工会，后来就成立了工会。但工会作用不大，以至普工不知道工会的存在。
这次的罢工事件在职工工资的调整上起了作用。2000 ~ 2005年的工资调整幅度不是很大，但2005 ~ 2006年，2006 ~ 2007年，工资上涨的比较多。当然，工资上涨的原因与劳动短缺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劳动短缺工资就上涨的原因。如果仅仅从劳动短缺来看工资的上涨，则没有把工人的集体行动考虑进去。2005年的时候，虽然我们在讨论民工荒，但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并没有加上去。工人最低工资的落实是工人集体行动的结果。
接下来我谈另一个个案。深圳在2005、2006两年都加了最低工资，而且幅度比较高，而到了2007年深圳政府宣布不加工资(当年7月没加工资)。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对工人的需求不那么紧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2006年工人的集体行动没那么多有关。我要讲的个案是一家德资工厂在2007年的罢工。但这次罢工由于政府的迅速行动，规模没有上次罢工规模大。这次罢工的背景很奇怪，在最低工资基本落实的情况下，很多工厂为了控制成本就增加工人的工作量，没完成的工作量则规定在中饭时间免费加班。同时，工厂的技术人员被限制了加班时间。造成罢工的原因是在8月时，普工发现工资没有增加，一部分技术人员甚至发现自己的工资减低了。这次罢工比2005年的罢工更加严谨、组织力更强。在收到工资单的第二天即星期五，下午5点，经理离开工厂以后，工人就把一些公开信贴在工厂里，但这些信并没有谈罢工，只是要求增加工资等。星期六和星期天相安无事，到了星期一的早上，很多工人准备上班的时候，发现没有电。这次也采取了与上次同样的方法，即打烂开关等。一万个人去了街道，厂方要求工人选代表，但这次罢工没有工人代表。最后，厂方决定让厂中的职员（即技术人员和基层管理员）去开会，但真正留下来开会的只是科长或以上的人。开完会后，新的方案产生，在工资方面，技术人员加300元，普工加30元。普工对只增加30元工资不满意。到星期三的时候，罢工仍然在持续。到了星期四，厂方公布一个政策，如果员工复工，可以得到50元补贴;如果不复工，可以马上辞工(之前辞工是要排队的，很多人要辞工辞不了)。这两个选择对员工都有吸引力。但第二个选择更加有吸引力，因此罢工后，有3000人辞工了。
比较一下罢工的历史进程，2007年工人要求的是合理的工资，当时最低工资已经落实了。2007年已经有了工会，但工人要求在工会中加入基层的代表。另外，这家德资工厂有两家工厂，在深圳不同的镇，他们是同时罢工的。2007年的罢工步骤也更加清晰，且不选代表。深圳市政府在2007年的10月就增加了最低工资。
下面讲一讲政策上对我们的启发。第一，国家的法律还是以个人利益为主的。1993年有最低工资，1995年有劳动合同法，但这个法律的框架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基础，而很多斗争是以集体行动出现的。现在的法律框架没办法避免集体行动的出现。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与厂方谈判为基础的框架。第二，我们看到工人代表被选出来后就被厂方解雇了，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保障，也没法得到外部的支持。这就导致罢工领袖只能在底下进行，不能正式亮相。
(秋火：陈讲的第二个特点仍然出现在2010年5月南海本田罢工中。)
(秋火：案例还是上面两个案例，但介绍得更详细。)
从2005年9月到2006年8月，在深圳工业区一个NGO的劳工服务中心的帮助下，笔者开展了实地调查，本文有关材料主要来自于此。2006年12月、 2007年8月和2008年1月，我为了跟踪形势发展，多次进行了回访。在这些调查中，我访问到很多有罢工经历的工人。NGO的一些资料和出版物也为我梳理2004年以前劳资冲突的历史轨迹提供很大帮助 。
二、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
……
有关经济特区工厂关系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会制度仍然发挥着一定的调解作用(Leung, 1988; Wong, 1989; Tam, 1992)。蛇口工业区早期的劳动争议发生在港资开达(Kadar)玩具厂中，1983年这家厂雇佣了1600名工人。工人不满工时过长，向蛇口工业区工会(SIZFTU)提出申诉，蛇口工业区工会是受当地政府支持的，建议厂方限制超时工作。20个工人支持工会的立场，在开始与管理层谈判的第一个晚上拒绝超时工作，管理层则还以颜色，解雇了一个带头的工人。蛇口工业区工会要求该公司让被解雇的工人重新上班，Kadar玩具厂则以撤回投资相威胁。在蛇口工业区政府支持下，工会代表工人对Kadar玩具厂提出诉讼，最终迫使工厂管理层答应了工会的要求。在这个案例中，工人处于相对被动弱势的处境，工会和当地政府采取了保护工人的立场。
Leung(1988)讨论了另一次罢工，这是当时被描述为深圳最糟糕的一个案例。深圳一家日资工厂雇佣了21名农民工，他们停工了10小时，在此期间，工会和党员干部日夜跟在他们身后，劝说他们重新开工。与此后其他案例相比，Leung(1988)强调80年代工人罢工的主动性还很差，官方工会和党在工厂发挥的作用也差不多。1992年后，随着外资涌入和民工潮形成，官方工会无力发挥其调停人的角色，外资企业中很少建立工会组织。
在八九事件之后，一些人尝试去建立独立工会，无一例外都失败了(Leung, 1995; 李静君，2007)。政府为了应对新的挑战，1992年颁布了工会法的新版本，以巩固工会集体协商的权利，同时加强上一级工会对下属工会的控制权。仅在 1994年一年，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建立了17293家工会，比十年前几乎增加一倍。然而，其中大多数工会都为管理层所控制，无法执行社会主义“传送带”的作用(Jiang, 1996;Chan，2001;Cooke, 2005)。因此，大多数普通外来工不知道他们工厂里是否存在工会，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不是工会会员。缺少有效的工会，野猫罢工成了工人抗议的常见形式 。Leung (1995: 38)指出“从1992年到1994年，劳工抗议数量激增”。按照Jiang (1996: 139)的说法，这构成了“中国南方外资企业中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Taylor等人(2003: 175)将其描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三次罢工浪潮” 。
在此期间，深圳政府对独立工会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1994年有个例子，深圳一家台资制鞋厂工人罢工期间组织了“临时工会”，罢工结束后被宣布为“非法”。这件事被亚洲专讯资料中心(1995)记录下来，笔者采访过这篇文章的研究人员。应对这一罢工浪潮，中央政府实施了劳动法。原劳动部部长李伯勇这样讲：“今年劳动和就业状况非常糟糕，劳资冲突有快速增长的趋势，去年罢工、停工、集体上访、游行和示威不低于1万起，其中外资企业尤为明显……劳动部正在积极筹备立法，配套相关政策……希望上述问题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和调解。”(Kuai Pao, 14/03/1994)
90年代中期，立法和监管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取代原有社会主义行政法规(Ng and Warner, 1998; Taylor等人, 2003; Clarke等人, 2004)。1993年劳动部颁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更重要的是1994年开始实施《劳动法》。《劳动法》奠定了工人合法权利和签订合同权利的基础，建立起解决劳资争议、工会和资方签订集体合同的框架。但由于工会并没有发挥代表工人利益的作用，尤其在外资企业中，因此签订三方协议、建立集体合同和集体协商制度仍然难以实现(Ng and Warner, 1998; Clarke等人, 2004)。
由于地方官员和投资者的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当地政府也不愿意执行劳动法，工人工资标准往往比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Chan，2001;Cooke, 2005)。于是仲裁程序成为解决劳资争议的最后途径。根据国家统计局各年统计，登记的劳动争议案件总数从1994年的19098件上升到2003年的226391件，但对于工人而言，仲裁程序非常耗时和复杂。
这种劳动管理体制无法有效处理工人的投诉，于是，工人越来越多绕过工会和法律，采取停工、罢工和抗议的新模式。根据下一节的调查研究，90年代初罢工是 “分散的、自发的和无组织的”(Leung, 1995: 44)，21世纪初罢工是“分散化、原子化的行动主义以及守法主义 ”(decentralization, cellular activism, and legalism)(Lee，2007a: 236)。本项研究主要调查2004年出现民工荒以后罢工方式的发展。
三、中国新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
在农民工相关研究中，学术著作受西方劳工研究中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导向影响（李静君，2007b)，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外资电子厂女工身上（如李静君，1998；潘毅，2005）。这些研究描述了年轻妇女从农村走入现代劳动体制的整合过程。这种整合过程包含强制因素，但也遇到了阻力。……李静君的淡化阶级分析是西方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很普遍的潮流(Pun and Chan，2008)。
……
汤普森的思想给新工人政治研究提供了两个方面的视角。第一，工人自我认同在他们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形成。政治上，民工、农民工、外来工是改革年代带有贬低性的社会话语;文化上，打工是粤语中很常用的词汇，含义与工人相似。第二，只能从历史角度，才能理解阶级形成。国企工人形成的历史和物质基础与新工人有很大差别，不应将两者直接对比，而应从新工人的工作场所和社区斗争中做历史比较，揭示建立更具包容性的阶级意识的可能性和约束条件。按照这种研究思路，我在下一节中分析两个工人罢工案例。联系前面几节提到的劳资冲突历史背景和1978年以来南方劳工法律监管实施情况，将对这两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
四、罢工特征的变化
我选择2004年和2007年发生的两场罢工 。两场罢工都发生在深圳宝安区，属于上述“罢工浪潮”中广泛存在的现象。
这两个案例显现出工人抗争的相似模式，尽管2007年发生在德国独资工厂的罢工过程更为重要。两次罢工是由不同工厂中不同群体组织的，但两个案例却可以互相借鉴，为同一个集体积累经验。事实上，这些工人有一个非常发达的非正式网络，尤其是来自于同省的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者。承接2004年台资厂工人罢工，德资厂工人发动了短期停工，要求执行最低工资标准。2007年发生许多次罢工，最终迫使深圳市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2004年台资厂罢工
从2004年到2005年，深圳爆发了一轮罢工浪潮。主要的诉求就是徹实执行劳动法，尤其是与工资和社保相关的规定。其中在一家9000人的台资家电厂发生了一场罢工。这家工厂始建于1992年，当时仅有20-30名工人。2004年，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没有休息日。当年合法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480元，按照每周工作40小时计算。按照劳动法规定，平常加班工资标准应是正常工资的1.5倍，周末加班工资标准是正常工资的2倍。然而，该厂工人实际工资都低于此标准，基本工资指周一到周六8小时工作报酬，每月约为450元，超过8小时或周日加班工资大约每小时 2.4元。
沃尔玛是这家台资厂的主要客户，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这家厂已经变成了一家大型企业，有三家分厂，两家在深圳、一家在惠州。深圳厂60%的工人是男工，不同籍贯的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之间的肢体冲突很常见。贵州和四川人因暴力行为较多而名声在外。
2004年4月，工厂执行了一项新政策，要求工人在半小时午餐休息时间前后都打卡，目的是防止生产线外的技术工和辅助工在午餐时间后滞留厂外，但这给工人制造了很大困难。那些在楼上工作的工人经常需要排队十分钟或更长时间才能进出。罢工从五楼上漆车间开始，随后第二天扩散到全厂。工人要求按照法定标准提高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早上，每个车间都贴上罢工通知，但全厂范围内罢工呼吁并不成功。100多上漆车间工人从厂门走出，阻断了附近的公路。他们要么被管理层劝回，要么被警察驱散。该车间一群年轻工人随后关闭了不同车间的电闸，大多数工人也因此离开厂房到外面站着。镇里官员和警察很快到场，厂方要求工人推选自己的代表。没有经过正式选举，有10名工人自告奋勇成为代表。下午举行了谈判，但会议结束后，这10个人就消失了，据传言他们是受到威胁，然后用可观赔偿金收买遣散了。晚上，一些工人非常愤怒，冲进了行政办公室，将台方总经理和本厂厂长驱赶到工厂门口，那里有几千工人聚集。一位目击者描述当时场景：“在厂门口有两三千工人，厂内还有好多人，要求台湾佬(即总经理)滚出来，给工人一个解释。台湾佬晚上9点才出来，他一出现，那些门口的工人就向里挤，厂内的工人向外挤，到处都是哇哇的尖叫。有人高喊‘杀了他!杀了他!’……台湾佬也挨了打，四五个保安及时赶到，拖着台湾佬和经理进入厂内，随后关闭了厂门…… 一些愤怒的工人翻过铁门，其他人向台湾佬头上扔烟头、矿泉水瓶和垃圾。台湾人并没有因此发脾气，相反，他说：‘不要扔东西，不要乱扔。工资可以提高。’一个工人指责他：‘你们台湾人不把我们当人’……大约100名工人整夜守在门口，不让工厂发送货物。”
第三天，两三千名工人再次走上了公路。出发10分钟后，几百警察、武警和保安拦住去路，劳动局的干部劝他们返回工厂：“只要你们回去，我们可以在桌上谈任何条件。”当工人返回工厂后，他们发现台湾经理人员都已经逃到临近一家台资厂里去了。工人进入工厂后大门就被锁死了。一些比较激进的工人暴力威胁保安，要求他们放工人出去。工人中的不满情绪很普遍，大部分工人约定晚上继续进行动员。
第四天早上继续动荡，有消息传开，“宿舍里、居民楼甚至街角，都有人让其他人‘去市政府’”，一名工人回忆说。两条大型横幅“还我十位工人代表”、“**厂违反劳动法，不提高工资!”高悬厂中。早上8点，四五千名工人离开工厂，走上公路。工人们也带来了扩音器和数码相机，抬着筹款箱，上写“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请捐出你的钱！”这些筹款箱很快就装满了钱。年轻普工举着扩音器，高喊口号，许多中年熟练工和基层管理人员也在旁边走，“wow wow”的鼓舞士气。照相机仅在警察殴打工人时使用。越来越多其他工厂工人也参加进来，下午1点左右，示威者数量达到七八千，到达入境管理站。10辆消防车和30个高压水枪停在战前，警察用水枪驱散工人，工人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砖头。后来，警察派出便衣混入示威队伍，这些便衣突然用很大力量袭击工人。前面的工人一倒下，后面的工人就尖叫起来，其他工人开始撤退。许多工人都被逮捕，但很快获释。 30多名工人被送入医院治疗，医疗费都由警察局出，区警察局局长来看望他们，给每一位伤者100元，警察和工人都一样。第五天下午，召开了工厂大会，总经理承诺午饭和晚饭时间都延长到1小时，并保证工厂将完全遵守法律。这些保证使罢工结束。 (秋火：警方迅速冲击工人的技巧和“恩威并用”的策略，很有智慧。)
虽然工资问题已经解决，但罚款制度、工作节奏太快仍然引起工人不满。例如，工厂设立日产量目标，如果工人不能完成定额，将按比例扣除工资。罢工后这一产量目标实际上增加了，一些不熟练的工人每月收入要被扣掉200元甚至更多。为了不被扣工资，工人被迫更加努力的工作。一些工人去劳动局投诉，但无人受理。年终，大约3000工人辞工，并去劳动局领出两年的社保，这些社保是罢工后工人去劳动局集体诉讼赢得来的。罢工后工厂建立了一个工会，但该工会仍然亲资方，没有任何民主选举和工会活动。
这次罢工后，同一工业区的大厂(雇佣千人以上)都发生了罢工，工人明确要求完全执行法定工资标准。罢工信号一打响，工厂的管理者马上通知政府，主厂大门上锁，警察包围住工厂。在这些罢工中，甚至不用谈判，厂方非常积极的响应工人的要求，将工资调整到法定标准以上。
2004年年底，上面提到的这家台商在惠州又开了一家大型工厂。早先那家罢工的工厂派出了几百名基层管理者和技术工人，支援建设新厂，他们也将罢工经验传播到新厂。惠州厂2004年12月发动第一次全厂罢工。2006年3月我到这家惠州厂，发现那里的工人对深圳厂大罢工都很熟悉。两个厂里，以车间或部门为单位的停工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离职率也非常高(Chan，2009)。
2007年两家德资厂罢工
深圳关内和关外分别执行两种法定最低工资标准。2000年关外标准是每月419元，每年小幅增长，到2004年仅为480元。但到2005年7月，这一标准激增到580元，2006年7月进一步上涨到710元。因此，大部分大厂工人都获得连续两年大幅加薪，他们据此预测2007年7月也将有同样幅度的上涨。但2007年并未如他们所愿，2007年8月深圳市政府没有上调工资标准，这就为8月、9月的新一轮罢工奠定了基础。2007年8月有两个电子厂的工人联合罢工，这两家厂同属一个德资公司。两厂各有8000名工人，工作环境和管理方式也很相似。一般情况下，该公司都是遵守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保要求，这两点是2004年以后工人特别关注的。
这家德国公司面向全球市场生产手机充电器。1993年建厂，在深圳建立了两家大型工厂，在北京也建立了一家。与台资厂情况相似，这些工厂工资标准要比同地区小厂标准稍高些。与前面那家台资厂不同，德资厂90%的普工是年龄在18-30岁之间的女工。大多数普工来自河南、广西，技工则主要来自广东。
普通工人一般被称为员工，而其他人，包括经理、监工、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办公室文员，被称为职员。经过连续两年的加薪，2006年底，公司采取增加员工劳动强度、减少职员加班费两项措施降低成本。每条生产线上的生产定额开始稳步增加，如果工人不能完成定额，她们第二天午饭时间就会缩短，以便做完前一天未完成的任务。很多工人抱怨，工作太辛苦。为了解决随之而来的高周转率，工厂限制工人的辞工权利。那些没有正式“许可”离厂的工人，公司扣发她们最后一月的工资。2007年7月，公司严格限制职员工作时间，每月加班不能超过72小时。此外，跟上面台资厂相似，2007年8月公司要求职员午饭打卡。
当8月工人拿到工资单后，发现工资没有上涨，技工和基层管理者也发现，由于加班减少他们的收入也降低了，于是他们决定组织一次罢工，罢工范围也迅速扩展到另外一家厂。一个周三，罢工爆发了。周五晚上，一封信在第一家厂所有车间张贴出来，这封信提出如下要求：
1、调整基本工资标准。员工：1500元以上;二级职员：2000元以上;三级职员：2500元以上;四级职员：3000元以上;以上标准不计任何补贴在内。
2、给在厂外住宿的人提高食宿补助。
3、改善福利条件，为高温、有毒、室外和职业病多发职位提供合理津贴，并组织定期体检和职业病检查。
4、为夜班工人发放夜班津贴，并提供夜宵补助。
5、缴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等所有劳动法规定的社保。
6、解决饮用水卫生问题。
7、改善公平加班条件。
8、工会应正常发挥作用，工会委员会成员应包括基层员工和职员。
周一上午，一些技术工人切断了电闸。数千名工人走上公路，占据半条主要干道。镇党委书记、劳动局官员和工厂高管努力劝说罢工者选举代表进行谈判，工人回答说，他们每个人都是代表。(秋火：看来2011年12月深圳南山的海量罢工工人的确不是这种回答的首创;应该更早就有了。)警察随后用武力将工人赶走，很多站在前面的年轻工人进行了抵制，数人被捕。下午，管理层宣布将平均基本工资从300元上调到500元，但按照不同职位，普工只涨30元。大多数基层管理者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周一晚就回去工作了。 周二，生产工人决定继续罢工。工厂贴出公告，宣布上述加薪方案，并给厂外居住的人每月50元补助、给夜班工人每天1元津贴。经理和基层管理者努力劝说工人回去工作，但工人们感受到，职员已经被收买了。晚上，从宿舍楼撒下传单，要求职员和工人保持统一。传单还提出了以下要求：
1、员工基本工资：810元。
2、对住在工厂宿舍的人，不能降低补助和津贴;对住在厂外的人，应获得适当补贴。
3、夜班津贴为每月150元。
4、根据劳动法，给有毒有害工种和室外工作职员发放适当补贴，补助标准为每月150元。
5、员工饮用水应达到卫生标准。
传单上列出的要求更加具体，明确了普工的利益诉求。这表明，普工不是消极受基层管理者和技工领导的群体，他们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尽管他们的资源相对有限。为传单所鼓励，工人们第三天继续罢工。第四天，公司宣布，那些想3天内辞职的员工将立即拿到所有工资和赔偿金，想3天内复工的员工将获得额外津贴，其他工人将视为旷工而被开除。3000名工人选择辞职。工厂也同意提供在宿舍和车间提供蒸馏水，并承诺在车间安装空调、在宿舍每层的休息区开辟电视房。对工人要求加入工会的要求，工厂没有积极回应。但作为补偿，工厂承诺经常与基层管理者开会，更多听取普通工人的建议。
第二个厂的罢工过程很相似。两厂工人都是第四天复工，工厂放宽了招聘新员工的年龄限制。罢工期间，工人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市政府将很快增加最低工资标准，传言很快变成了现实。10月1日，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关内850元，关外750元。政府还宣布，新工资标准追溯至2008年6月30日。同2004年那轮罢工一样，这场罢工的连锁反应非常明显。周围很多大厂的工人发动短期罢工或者准备罢工，要求上调工资，一般管理层很快做出反应满足工人要求。
两厂罢工同时发生，罢工方式也基本相同(C. Chan，2010)。这表明，工人战斗性和协调能力很强。两厂都在深圳，他们的经验通过工人内部的网络传播开来(C. Chan，2010)，这些案例也让我们理解，工人如何相互学习并增加集体经验。
五、讨论和结论
尽管珠三角地区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罢工报道(Leung, 1988; Wong, 1989; Tam, 1992)，但在1993年以后罢工的影响和范围与以前明显不同。尽管近年来罢工有了很大发展(Chan and Pun，2009)，但我们从1993年到2007年的罢工中，仍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共同点，总结如下。
第一，工人的要求越来越激进，从要求工厂守法到要求基本工资超过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在 1993-1994年，面对工人涨工资的要求，管理层采取提高食宿补助、提高额外津贴的办法，工人就放弃抵抗(AMRC，1995)。但到了 2004-2005年，工人要求工厂必须严格执行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不得做出任何克扣。2007年罢工者要求在正常生活、工作环境之上，获得一份体面的工资。
第二，工人从过去、从其他厂学习经验，能够采用越来越复杂的斗争策略。1993-1994年，罢工者不敢越出工厂半步（AMRC，1995），但到了2004、2007年，他们开始走上公路，以便吸引公众和政府部门关注。2004年的案例中，工人将斗争经验传播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新厂，2007年同属一个外商的两家工厂的工人发动联合罢工。
第三，民工荒增强了工人的斗争信心。尽管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工供给似乎是无限的(Lee，1998)，但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在工资不上涨的条件下迅速增加了劳动力需求(Lee，1954)。2004年和2007年罢工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工人大规模辞职。工人知道，再去找一份新工作很容易。Edwards and Scullion (1982)认为辞工是劳资冲突的一种形式。在本案例研究中，辞工是个体反抗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增加了以罢工为代表的集体抗争的力量。虽然罢工后大多数工人工资都上涨了，但工人对管理层的不满仍然继续存在。特别是技术工人，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劳动力根本不是无限供给的(Lewis，1954)。
第四，频繁跳厂加剧了民工荒，并降低了工厂生产能力。罢工更加增强了工人的自信，并加剧了工人和管理层的冲突。借用 Hirschman’s (1970)的概念，从发声到离厂、到再发声，这是工人表达不满的通常方式。这种工厂冲突新形式对管理层提出巨大挑战，管理层关心的首要问题是生产率，也对政府提出很大挑战，政府主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工人抗争促使政府改善劳工立法(例如修订劳动法规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使管理层实施新的经营战略(例如将工厂迁往中国内地)。但同时，面对新的法律、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工人斗争策略也会发生变化。
(秋火：这里所说的工人斗争策略具体指什么?)
第五，如前所述，工人抗争促使中国政府改善劳工保护机制。李伯勇的讲话就是一个明证，1993-1994年罢工促使政府出台劳动法。2004-2005年罢工后，2007年劳动合同法立法程序开始启动，加强了工人的个体和集体权利，此外罢工还促成《劳动争议仲裁法》和《促进就业法》出台。在地方层面，2004-2005年罢工潮后，法定最低工资显著增长。
第六，国家也认识到个人维权框架是不够的，需要设立工厂集体协商机制，以解决劳资纠纷、保障工厂有稳定的劳动力。因此，2007年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工会的作用。在国家全力支持下，2006年，全总将外资企业建工会的计划推向新历史高潮，例如沃尔玛、麦当劳和肯德基等跨国企业（Chan，2006b）。工会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党和国家的政治压力，主要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Clarke and Pringle, 2007)，几乎所有的罢工工人都绕过了官方工会。这些国家和工会的举措实际是对工人的政治让步，给工人行动提供一个新环境。(秋火：当时出现了沃尔玛江西南昌八一店基层工会案例，以及更有意义的山东烟台澳利威基层工会案例，后者在2006年10月一场长达十天的罢工中、得到全总支持而成立。澳利威工会案例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因为正如陈文所说“几乎所有的罢工工人都绕过了官方工会”。而得到全总空口支持的澳利威工会实际上并没得到来自上面的多少好处，除了模糊的合法性保护和官方媒体有限报道之外，澳利威工会还备受全总下级地方工会的打压。)事实上，集体谈判和民主工会的真正障碍并未清除。很多工厂工会，尤其是在外资企业中，仍然没有活跃会员，工会委员会一般都控制在管理层手中(Clarke等人，2004;CLB，2008)。
因此，国家对阶级组织的政策含混不清，阻碍了工人阶级形成。正如德资厂案例所示，工人改选工会的要求没有得到管理层、当地政府或上级工会的回应。(秋火：实际上烟台澳利威工会一开始也没有得到管理层、当地政府或上级工会的直接回应，但当地媒体对罢工及工会诉求做了一定报道，或可看做地方政府的间接回应 [鉴于当地媒体受当地政府控制]，总的来说直到全总领导介入才使这一局面改变。应说明：全总领导当时坐飞机紧急赶赴烟台，却根本没敢去罢工现场，只是在当地政府里“斡旋”去了。)没有有效的组织，工人斗争只能停留在工厂和社区层面，大规模劳工运动还不可能发生。只要国家和全总不支持非法罢工，即使公民社会真的存在也过于弱小无法提供帮助，罢工领导工人将继续处于孤立无援处境，承担管理层报复的风险。这些因素导致罢工领导工人必须隐藏身份，也不能挺身而出参加集体谈判。没有公开的领导，不同行业工人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一般不能露面的领导工人都是技术工人或资深普工，他们能发现工会作为阶级组织的重大作用，但年轻工人对工会作用的认识是不够的。
(秋火：如果说“国家和全总支持非法罢工”意味着“罢工自由”的话，那这段话的确是对的。其实2006年10月澳利威公司十日罢工期间，就有全总工作人员指出现行法律没有禁止罢工(根据澳工会顾问张军自己的说法)。但这却没有根本上改变罢工领导者的处境。中国工人仍非常需要争取“罢工自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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