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
西方“马克思学”是标榜对马克思的思想与概念进行超越政治的重新研究的思潮，由于其倡导的客观、纯学术、反权威态度迎合了当下一些人厌恶政治和猎奇的心态，因而拥有一定的市场。据某些媒体报道，西方“马克思学”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热”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又一热点。在民主政治问题上，西方“马克思学”提出的诸多观点构成了20世纪西方学者民主理论重要的部分，也是值得深入辨析的理论。
一、统治阶级和国家
毫无疑问，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对于这个观点，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也承认它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是，他们认为，把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理论有着许多重大的缺陷，首先是关于“统治阶级”这个概念。密利本德认为，统治阶级所以“被称作‘统治阶级’，是因为它拥有并控制绝大部分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并由此控制、操纵和指挥国家或在国家中占支配地位。但这一概念是建立在阶级权力自动转化为国家权力这个假定之上的，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自动转变”。由于阶级权力是一种市民社会权力，因而也是一种受到反对势力挑战的公然维护特殊利益的权力；而国家则是一种公共权力，因而必须得到公众的“同意”才具有合法性。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取决于许多条件和社会各阶级关系的状况。米尔斯认为“统治阶级”这个概念把复杂的政治事务简单化了，它不仅抹杀了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也取消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复杂关系。“如果在强调经济制度的同时，也给予政治秩序和军事机构以应有的地位，我们就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上层集团的概念看得更复杂一些，而不能像马克思尤其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只把它简单地理解为‘统治阶级’。密利本德也认为，任何一个阶级都是由不同的、因此也是潜在的或事实上互相冲突的部分组成的社会整体。既然马克思承认“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那么也就意味着承认资产阶级还有其特殊的事务。这样，国家的“自主性”（独立性）便不言而喻，而“工具”论则难以成立。“只要那个阶级不是铁板一块（它决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它就不可能像委托人对代理人那样行动，‘它’也就不能够简单地把国家当作‘它的’工具”。读者可以从上述“高明的”议论中看到这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原来只是根据“字眼”来理解马克思的著作，而不努力去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他们的逻辑是，既然马克思把现代国家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操纵和使用这个工具的就只能是“一个意志”、“一双手”，因此，整个阶级就必须是“铁板一块”。否则，怎能把它叫做“工具”呢？这种浅薄的推理，难道也称得上是严肃的批判吗？把“政治事务简单化”的究竟是谁呢？
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们认为马克思的国家概念遇到了两个事实的挑战：其一是被剥削阶级利用国家去限制财富权力，维护自身利益，业已取得了成效。“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受到了工会的限制，而工会也是通过国家起作用的”。其二是消灭了私有制并不能够消灭国家权力。“‘第三世界’和共产党社会中的国家第一个和最明显的特征是国家和行政权力的非常显著的膨胀，特别是共产党政权”。他们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了马克思国家概念的基本错误。但是，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认为国家权力仅仅是被经济所决定的消极的东西，它能发挥巨大的反作用，并有着相对的独立性。正如列宁曾指出的，如果政治是无能的，那共产党人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呢？但是同时，政治服务于服从于经济，这又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是以保护私有制为前提的、不可能根本触动垄断资本的利益；反过来，社会主义国家强化国家权力，虽然有自身的失误，但根本原因还是外部环境的压力，处于保护经济基础的需要。从长时段看，“国家消亡”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客观趋势。事实上，许多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一方面指责马克思忽视政治实体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责备马克思忽视了政治权力膨胀的危险性。看来，对唯物辩证法的顽固拒绝，使他们始终难以把握马克思国家学说的真正含义。
二、形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活力”
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提出：“一切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是危险的”。因为一切权力都有一种独立自主、凌驾一切之上的倾向，因而其独立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控制和利用。既然经济权力是经济弱小者所不具有的，那么他们改善处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政治力量来控制经济权力的滥用，“因为政治力量能够控制经济力量，政治上的民主也是由被统治者控制经济力量的唯一方法”。他们所反复吹嘘的“民主政治”，就是在西方世界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法律形式上的民主。在他们眼里，这种形式上的民主不仅意味着所有公民享受同等的政治法律权利，而且这种法律没有任何倾向性，它创造“对一切人都开放的机会”，其实这是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例如，哈耶克就认为：真正公平的法律，“普遍性的条规，有别于具体的命令的真正的法律，旨在适用于不能预见其详情的情况，因而它对某一特定目标，某一特定个人的影响，事前是无法知道的。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立法者才可能说得上是不偏不倚的”。据此，他居然把马克思关于法的阶级性的观点视为“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然而，这种视私有制为天然合理的法制，是不是代表了一种阶级倾向呢？这种完全不考虑立法的社会受益情况的立法者，是不是一种虚构呢？历史证明，这种“形式上的民主”至多只创造了一个有限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它何尝能够实际地消灭剥削和社会不公正呢？甚至连美国当代自由派思想家约翰•罗尔斯也不得不提出：必须从“结果平等”的原则实施上去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结构。
对“形式民主”的崇拜是建立在对国家崇拜的基础上的。因此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几乎一致地把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视为空想。实际上，阶级对抗是一种历史的、特殊的社会矛盾，而国家则是适应这种特殊矛盾需要的特殊公共权力。因此，对抗消失不等于矛盾消失，国家消亡不等于公共权力消亡，但是将采取与今天根本区别的形式。“形式民主”不仅不是真正的民主，而且是不具备“消亡”资格的民主。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加上国际条件的配合，国家才趋于“消亡”，而民主也随之消亡。“马克思学”学者在这里又一次暴露了其无法超越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的狭隘眼界。
三、官僚政治的合理性
现实社会主义中最引人注目同时招致非议最多的就是官僚政治，即“国家集权主义”。但是，在一些“马克思学”学者看来，“在20世纪中叶，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一切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因此，必须具体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条件。根据他们的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的所谓“官僚政治”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1。它是前工业社会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2．它是不发达国家实行经济起飞的重要方式。3．它也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社会模式。
综上所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官僚政治问题，上述三种观点虽然在评价上大有出入，但它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却大体一致，这就是以工业发展阶段为中轴。实际上，上述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了工业发展的三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经济发展的“起飞”和“工业社会”。以此为理由，也就程度不同地肯定了官僚制度的合理性。它们的共同之处还在于其着眼点都集中在生产工艺方面，而对于社会关系方面则不予重观，且对生产力状况作了单线条解读（实际上相对落后国家也有先进生产力），因而虽然避开了“社会主义异化论”者的某些片面性，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之中。
四、特殊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
在许多“马克思学”学者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学说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尤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在实际上是一种工人的民主，它是逐渐为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和社会的完全民主让路的。”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则以“党的专政代替了工人阶级民主”，其理论根据就是列宁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相一致的观点。“列宁的天真想法所反映的，是他无力去想象他的对于工人的最大利益的概念能在事实上同工人实际的最大利益有所不同。”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这一失误，致使俄国革命走上了极权主义国家的道路。“苏联和任何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少数共产党或党的领导者，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居民的一种公开专政”。但是在米尔斯和拉斯基等人看来，上述这种空谈“民主”的观点，实际上只能葬送当时的革命，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的选择。
但是，也应该指出，米尔斯等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解释，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他们总免不了从抽象的词义出发，从古罗马独裁者或卢梭的“强迫人们变为自由”的名言中，寻找“专政”的来源。因此，他们总免不了把“专政”（自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反民主的少数人专权、剥夺公民自由的专制暴力；而无论他们如何为“无产阶级专政”辩解，承认它有存在的种种理由，然而总免不了把它视为一种灾难和邪恶。这样，他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观点也就往往难以真正区别开来，更不可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意义。
五、民主和专制的“双重变奏”
西方“马克思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指责，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反民主的极权主义。这也是许多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认定现实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之间缺乏直接联系的主要根据。然而，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把极权主义与马克思学说联系起来，力图证明在马克思学说中就有导致极权主义的因素。
这些西方学者指责马克思学说中具有极权主义思想方法之处有二：一是无产阶级和社会其余部分的划分，二是无产阶级中形成了“自我意识”或掌握了理论的部分和其余部分的划分。这两个划分就使得少数人操纵真理成为可能，从而蕴涵着极权主义倾向。但是这种指控似乎故意回避了一些事实。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化趋势究竟是马克思的主观臆造还是资本在自身的增殖、积累和集中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一再强调工人阶级不同于其他劳动阶级之处的两个重要方面（即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了教育和文化，与先进的大机器生产相联系）究竟是不是事实？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最大区别在于，资产者由于垄断生产资料而形成了狭隘的既得利益，而无产者由于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而在根本利益上保持一致，这又是不是事实？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么就起码不能把无产阶级的团结和阶级意识视为神秘主义的虚构，更不能由此推导出所谓极权主义的思想结构。
在许多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分析中，由于马克思过分强调政治对于经济的从属性，忽视了其独立的存在，因此，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政治思想始终是零碎的，甚至似乎空白。他们认为，这一失误是至关重要的，它带来双重后果：一是马克思没有看到政治权力的危险性，没有考虑如何限制其作用的问题，因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另一是马克思忽视了利用政治权力推行社会改良的可能性，因而过分重视了“革命”的作用。
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特别强调马克思对政治的“疏漏”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产生的影响。关于马克思的政治学观点问题历来有两种提法：一种是马克思在他的实践中未遇到的、或未作理论概括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理论，确实需要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去发展；另一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学说的攻击，如极权主义一类的指责，这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必须坚决拒绝的。我们虽然高度重视政治的作用和政治制度的建设，但却不把政治视为可以凌驾于经济之上的独立核心，因为这并不符合事实。
上述的简论表明，西方“马克思学”确实是立场、观点、方法差异极大，无法一概而论的流派或思潮。从政治上说，有同情共产主义的左（如C．赖特•米尔斯、R．L．海尔布隆纳等）、两面批判的中（如约瑟夫•熊彼得、丹尼尔•贝尔等），以及坚决反共的右（如雷蒙•阿隆、F．A．哈耶克等）之分野；从历史观上看，有技术理性史观（如加尔布雷思）、多元理性史观（如丹尼尔•贝尔）、有试错或进化理性史观（如卡尔•波普尔、F．A．哈耶克）以及观念理性史观（如刘易斯•科塞）等之争辩；从对于人类未来的展望上，则有“电子工业社会”论、“后工业社会”论、“超资本主义”等之区别。但是，他们又确实追求或标榜对马克思学说进行纯学术、“价值无涉”的客观研究，自认为开辟了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同的研究路径。实际上，由于抽掉了工人阶级世界观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质，他们的研究也可能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整体的把握上则由于无视无产阶级实践、否定社会科学的党性原则而难有作为，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大多迎合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包括他们中许多人主张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品格，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又是以工人阶级实践为基础的，因此，离开工人阶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无源之水，去除工人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误入歧途，这就是考察西方“马克思学”得到的基本启示。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49期，摘自辛向阳著《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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