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琴
中国的贸易顺差，一向是在双边及多边国际政策协调场合被频频热炒的话题。美国常以此为由指责中美贸易不平衡，并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但WTO的最新报告指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日内瓦当地时间6月12日，WTO秘书处公布的其独立撰写的中国贸易政策报告指出，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中国双边货物贸易净顺差实际上非常小。
这也是中国入世以来，WTO对中国进行的第四次全面审议。
报告分析说，中国从周边的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进口加工贸易所需零部件，与这些地区或国家有很大的贸易逆差，然后向美国和欧盟出口最终产品，与这些地区之间因而又存在巨额贸易顺差。
“如果除去中国出口的进口零部件，那些双边顺差都非常小。”报告指出。
该报告是WTO专家小组通过全面的评估中国政府提交的报告，而做出的判断。该报告全面评估了中国目前的经济走势和贸易状况，以及随之采取的宏观经济措施，以及外界关心的，政府采购协定、稀土出口管控，以及各领域对外资开放的情况。
这份报告及中国政府提交的报告，在12日和14日两天还要经过各成员国代表的质询、中方回答的环节，最终会形成一个最终报告，但有关具体审议过程的公布则还需要等待6周的时间。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对《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指出，所有这些领域的话题，都曾经在过去的三次审议中提及。传统上，美欧代表将主导质询阶段，提出最新的关切，但也不外乎知识产权保护、自主创新政策、政府补贴、稀土出口管制及政府采购协议等老生常谈。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之辩
有关中国的贸易顺差，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明确指出，美国对华逆差程度被明显高估。造成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原产于中国的货物通过其他经济体转口至美国过程中的增值部分被计算为中方顺差;二是在对美加工贸易出口中，中国企业通常只负责接单生产，不掌控设计、运输、销售等环节，美方进口报关价格高于中方出口报关价格，进而推高中方顺差。
此前，陈德铭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中国与美国在一般贸易上是基本平衡的，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造成的。从企业主体看，2009年，中国对美有1400多亿美元的顺差，其中约有76%是外资企业造成的，而这些外资企业，主要又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从产品来讲，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最主要是来自电子信息技术和机电设备类，这些产品占了67%，大部分是在华加工装配的。”
此外，一直为公众所关注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海关总署公布的货物贸易顺差，由于对于服务贸易统计的落后，导致中国一直不能像美欧一样做到全口径的贸易顺差统计。
事实上，从反映一定时期一国同外国的全部经济往来的收支流量表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角度来看，经常项目包括货物(贸易)、服务(无形贸易)、收益和单方面转移(经常转移)四个项目。换句话说，既包括中国传统上重视的货物贸易，也包括服务贸易。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马秀红就曾在今年两会期间指出，中国目前公布的顺差是货物贸易顺差，存在大量逆差的服务贸易数据没有发布，不能完整反映中国顺差实际情况。
她解释说，去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是1151亿美元，而据不完全统计，服务贸易逆差为600亿美元左右，如果再算上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高档消费品的巨额消费，中国全口径贸易顺差会大大缩小。
美欧将主导质询过程
贸易政策审议，与争端解决机制、谈判，并列为最受认可的WTO三大功能。
熟悉审议过程的人士都知道，美欧将会主导接下来的质询过程，提出其最关切的问题。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李成刚在日前对国际商务业内人士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问题、市场准入、产业政策将是美欧长期关注中国的重点问题。
以之前三次审议过程为例，除了第一次报告中褒扬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居多，从第二次开始批评声音逐步增多，第三次报告更是对包括涉及中国稀土的双边争端做出了批评性评论，美欧指出问题的声音远比赞扬的声音大。
对此，赵忠秀认为，一方面，近年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越来越明显，欧美还不太适应;另一方面，这是多边贸易规则与国家特殊性的冲突，“由于WTO规则最初是由发达国家制定，中国是被迫熟悉应用，现在中国需要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这种冲突是难免的。”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首任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孙振宇对本报记者介绍，贸易政策审议是一套系统，定期对每个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全面的审议，美国、欧盟、中国、日本作为四个最大的贸易经济体，每两年审议一次，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巴西等国每四年审议一次。其他贸易额较小的成员每六年审议一次。每个成员对审议都非常重视，往往从国内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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