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形态代差比武器代差更加致命
2012年11月14日
《环球财经》杂志
在人类近代历史进程中，顺应时代潮流、引领黄金货币属性演变方向的国家，成为人类社会的顶级掠食者，而处在贵金属货币属性进化阶梯序列末端的国家，则遗憾地成为列强掠夺、“剪羊毛”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货币形态上的代差，往往比武器的代差更加致命
《环球财经》副总编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 张捷
■ 《环球财经》编辑 薛晓明
自1567 年“隆庆开关”到1644 年明朝灭亡的70 多年间，全世界白银总量的1/3 涌入中国，共计约3.5~5亿两，再经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实银本位遂固化为中国的基本货币制度，直至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才告终结。
中国的银本位和世界贸易中心地位促使黄金和白银产生逆向流动，在白银流向中国的同时，黄金向西欧、特别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中心英国集结，间接造成英国自1717年起实际实行、至1816年经议会正式确认的英镑金本位制度，1英镑含7.32克纯金的制度一直延续到1914年。
西欧和东亚这两个当时的世界超级大国分别采用金本位和银本位的结果就是——世界贸易的结算货币、国际债务的清偿货币“到底是采用黄金还是白银”成为新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之一，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闭关锁国，而英国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宣告黄金战胜了白银，金本位战胜了银本位，从此国际斗争的主轴就变成了进入金本位俱乐部的国家成为世界列强，然后剥削和压迫仍旧实行银本位的国家，以及银本位国家为了挤进金本位俱乐部而展开殊死斗争。
胡雪岩与汇丰之战
作为中国本土银本位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逻辑结果，从道光年间开始，中国开始出现银本位纸币的萌芽，那就是票号发行的银票，后者作为票号库存实银的金融衍生品开始流通在中国社会中。但是相较同时期西方发达的银行金融体系，此时中国本土初现轮廓的民族银行业显得尤其青涩而稚嫩。虽然鸦片战争，尤其是同光中兴(咸丰去世以后的一个特定时期，历史上也称“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后，依附式民族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和不间断出现内外战争的巨大融资需求，中国票号业迅速发展壮大。
但是在与西方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存在巨大代差的情况下，中国的钱庄票号体系迅速被英资汇丰银行所掌握，汇丰银行以其雄厚的资本、外资的特权地位和先进的银行制度，经由对上海华洋金融市场同业拆借业务的垄断控制成为中国票号业事实上的中央银行。胡雪岩事件突出反映了这一点：1882年~1883年间，中国票号业领袖胡雪岩耗资2000万两白银之巨囤积大量生丝，试图从外资手中夺回生丝定价权，期间胡氏资金链最紧张的时期现金流差50万两白银，以其旗下阜康票号、胡庆馀堂药馆的实物资产和品牌价值以及江南数万亩良田，竟然四处求贷无着，汇丰银行紧缩银根、强令各钱庄票号不得拆借胡氏，终使胡雪岩资金链断裂，中外生丝大战以中国民族资本失败告终。胡雪岩的失败，标志着中国票号业和银票纸币独立发展的失败。
西方白银游戏盘剥中国
到20世纪初，世界资本市场已经高度发达，但中国作为一个最主要的银本位大国，世界银价的变动对中国的货币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当国际市场银价低落，白银就会涌入中国；当国际市场银价提高，白银就会大量外流。白银在国际市场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所以白银一旦大量外流，就会引发中国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西方对于中国的金融货币战争正是通过白银价格波动进行的，中国要进行货币改革，要让控制中国的西方列强放弃货币掠夺收益，需要特别的机缘、付出特别的代价。
1931~1933年大萧条时期，西方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自甲午战争以来，通过纸币对白银的游戏，西方已经在中国赚足了利益，金融货币的掠夺收益已很难增加，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是西方倾销过剩产能的好地方，如何提高中国的购买力让西方倾销产品走出危机，是当时西方各国利益诉求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诉求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货币改革有了实施的可能。
由于危机中金本位货币制度在主要国家破产，囤积于黄金市场的大量货币资金转入了白银市场，白银的投机造成银价的波动。为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8个产银或用银大国，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不出售1934~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
但是一年不到，美国就背弃了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1934年6月19日，在美国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1934年购银法》，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这些政策造成白银的价格上涨，在1934年8月9日开始执行该法，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飞涨，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每盎司0.81美元。银价暴涨造成西方在中国购买资源的支出大增，同时中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1934年流出1.80亿两，1935年流出1.86亿两，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造成了银根奇紧、物价猛跌、利息上涨、销路呆滞、钱庄倒闭、银行关闭等严重后果。
美国收购白银，表面上说是为了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及稳定本国采银业，实际上是使得其他西方列强在中国采购资源、原材料的负担加重、成本提高，美国所产所收购的白银还可以在中国购买资源控制中国金融，从而使得作为资源大国的美国产品更具有竞争优势，因此英国在美国白银政策的压力下为了自身在中国的金融利益，就需要中国变白银本位为纸币了，而中国要发行纸币也必须与金融实力最强的英国和控制白银最多的美国货币挂钩。同时中国也是西方倾销产品的市场，为了列强在中国的市场利益，此时改革中国的金融系统、发行纸币就成了中国与列强一致的需要，也成为了中国放弃银本位的金属货币进入央行时代、建立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的历史机会和时间窗口。
南京政府法币改革
在此背景下，南京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改革，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2.76,0.00,0.00%)、交通银行(4.22,0.02,0.48%)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之白银、银元统由中央银行收兑，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1元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193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后，签署《白银协定》，由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美国维持银价的稳定，换取美元作为法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挂钩。
中国政府发行法币的政策一公布，英国驻华公使立即发出英皇敕令，要求驻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守中国法令接受法币，不得再使用白银。在中国处于垄断地位的汇丰、渣打等英资银行也率先交兑库存白银给中国中央银行，让中国政府一下子集中了3亿两白银实银，于是国民政府在军事统一中国以后，成功地在经济和金融上再一次达成全国统一。
中国实行法币改革的成效是极其显著的。至1936年，中国外债是20.46亿海关两白银，各国在华投资29亿两，在华民间债权、财产、房产等70亿两，将外国资产全部从白银置换为法币，这些财富是中国GDP的3倍，是中国法币发行量的8倍，不得不说是中国金融界的一场重大历史性胜利。
中日近代金融战
另一方面，自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日本开始大举向中国进行资本渗透。日本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取得了英国的支持才得以实施。根据中日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对日赔款需以英镑结算支付，于是日本首先强迫中国将甲午战争赔款兑换成英镑支付，然后再把中国赔付的2.3亿两白银、合364509656日元，总计41907624英镑存入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除去1.79亿日元扩充陆海军的军费，0.5亿日元充作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教育基金和救灾基金，其余1.355亿日元约合0.15亿英镑作为日元的发行储备，这才建立起日本现代金融体系。
日本所建立起来的日元新体系，是一种典型的金汇兑本位，日元通过与英镑挂钩间接与黄金挂钩，日本此举等于将从中国掠夺所得“上贡”给英格兰银行，并将本国的货币主权部分让渡给英国，由此日本的一切工商经济发展英国都能从中渔利；作为交换，英国等西方列强放弃对日不平等条约和特权，扶植日本富国强兵，使其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在远东制衡帝俄扩张和中国复兴的看门狗，这才有了日本的崛起。日本的现代金融体系并不是仅靠制度维新就能建立起来的。
随后日本将日元金汇兑本位制改革，将央行回收后控制的白银，再以资本输出的形式大量借给中国并在中国投资，力图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这种企图在一战期间达到高潮，1916年上台的日本寺内内阁在大约两年的任期中，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贷款总数达3.8645亿日元。日本在政府幕后支持下的民间对华白银走私活动就更加猖獗，日本对华过度贷款导致的严重国内经济问题甚至最终使寺内内阁倒台。日本希望以这些贷款得到中日货币一体化的重大利益，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下让日元成为中国实际的通用货币，让中国发行与日元挂钩的金券，进一步控制中国主权。
而中国通过日本贷款迅速发展了经济，促进了国家统一，但同时中国的精英却利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利用日元贷款的“民间性质”，成功地与英美暗度陈仓，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与日元挂钩而是与英美货币挂钩，日本的在华金融资产被中国的货币改革大清洗，给了日本以巨大打击，这是日本对华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败，直接导致了二战中日本与美英的对抗和中美英的结盟，使得中国得以翻身。
中日战争很大的原因正在于此。日本当时给中国大量的借款是按照白银计算的，日本也大量持有白银，日本在华投资更是以白银计算。中国放弃银本位发行纸币后，中日的商务往来和国家债务都变成以中国货币法币进行结算。而后来中国法币大贬值，导致日本对华应收款和债权灰飞烟灭。即使是在当今，为了国际货币的结算权也是值得打一仗的。
金圆券崩溃与人民币登台
等到中日战争尘埃落定，内战旋即爆发，中国的货币制度伴随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蒋介石政权崩溃的拐点并不是1948年11月开始到次年1月结束的淮海战役，而是1948年8月推行的金圆券改革。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报告收兑“成绩”：黄金166.3万两，白银(即银块)893.7万元，银元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万元，合计折合1.9亿美元。国民党通过金圆券改革尽收天下之财，尽失天下民心，其迅速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
随着金圆券的崩溃，人民币迅速登上历史舞台。人民币的诞生远早于共和国的诞生，早在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尚未结束，陕北、山东、华北三大解放区的银行就在石家庄宣布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原三大解放区银行各自发行的边区币统一为人民币。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低价冻结政策，金银定价远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只对土改退押农民所得的金银定价收购。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国家金银管制政策的由来。更为重要的是，不与金银、外汇挂钩，就使中国的货币与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割断了联系。人民币坚持货币的独立特性，率先实行某种程度的信用货币制度，与通行的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划清了界限。独立货币制度不仅让中国经济摆脱了西方的控制，也不用依附于东方阵营，成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货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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