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某君：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名普通的经济学教授，自《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以来，我深为震惊，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还是给您写了这封信。我认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要给党讲真话;而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我在这里要对被媒体称为利用外资“新政”的这个文件即将造成的深远恶果直言相告，并申明自己的理由，供您参考。言辞激烈之处，敬请原谅。

　　我认为，《意见》因为有如下不当之处，严重损害了我国的长远经济利益，应该立即停止执行。

　　第一，《意见》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制造了对本土企业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条：“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确需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在人们对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不公平之处有目共睹的今天，为什么政府到现在还在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这对本土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公平吗?政府究竟是在服务于谁的利益?

　　第二，由于“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意见》将会把最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拱手奉送给外资企业，本土企业将因此被压迫在低创新率、低进入壁垒、低附加值和低工资的产业价值链低端，将使我国长期沦为技术依附和“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

　　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都属于高质量生产活动。高质量生产活动是科技进步的载体，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不仅创造了可以由企业家、劳工和政府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而且由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是导致各行各业中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但是，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历史上，德国、美国和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原因就在于通过幼稚工业保护大力发展他们当时的高质量生产活动。而我国为什么置现代发达国家成功的历史经验而不顾，却反其道而行之呢?

　　第三，“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支持A股上市公司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企业债和中期票据，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些措施将进一步为外国资本控制我国经济和运用金融手段掠夺我国财富敞开大门。有关外资企业斩首式兼并我国企业和我国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问题已经有大量报道，大量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反对意见;在《意见》出台前，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不顾A股市场实际状况，贸然启动“国际板”，只能使中国资本市场又成为外资和大型跨国公司高价圈钱的“提款机”，但笔者就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政府还一意孤行呢?我非常担心这又是外资企业和为了蝇头小利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某些国内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

　　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和目前经济困境的负面效应已经非常明显。据前几年的报道，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每个已经开放产业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自主创新将从何谈起呢?而且，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外包活动相比，外国直接投资更直接地通过控制这些产业把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土企业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这是造成我国目前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2009年在我国本土企业因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严重经营困难并有上百万企业倒闭的同时，据中国美国商会日前发布的《2010年商务环境调查报告》，2009年，71%的美资企业实现了盈利，82%的企业对在华业务前景表示乐观，91%的企业对未来5年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从前几年开始，因无利可图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大量资金或者不得不投资于可以在短期内就能产生回报的产业，因而造成钢铁、水泥、煤炭、轻工业和建材等产业的大量产能过剩;或者转向股市和房地产等投机活动，特别是在前者的产能过剩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无形中又加剧了房地产的投机活动。由于我国把房地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地方政府则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不断推高房价，更加助长了房地产业的投机活动，因此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国内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富人阶层把大量资金挥霍在奢侈品的消费上，以至于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中国竟然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到全球市场的25%以上，这难道还不令我们警醒吗?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致命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实际上，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中国经济的战略安排，其目标就是达到掏空并最后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作为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我国的制成品出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一直在不断地恶化，它不仅通过低廉的价格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补贴，而且由于价格竞争所导致的通过人为压低工资所产生的“冲向底部的竞争”也使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劳工阶层实际收入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目的成为泡影。更为严重的是，美元霸权迫使我国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美国从不打算偿还的美国国债，美国再运用向我国等国家发行的美国国债等筹集到的资金，不仅支持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支持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而且也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并进而控制我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提供了融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自杀性的。显而易见，我国不仅不应该再大力引进外资，反而应该使用外汇储备回购外资企业，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某君，您周围的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和某些政府官员要么深受新自由主义流毒的影响而不能自拔;要么已经沦为国外资本利益集团的买办，不然，为什么他们置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而不顾，一意孤行，制定出严重损害我国长远经济利益的《意见》呢?因此，我真诚地希望您提高警惕，并郑重地建议国务院重新审议《意见》并废除之。

　　随信附上笔者的一篇旧文。

　　此致

敬礼!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0年4月23日

附: 美国在经济崛起之前为什么排斥外国直接投资？

　　摘要：美国在19世纪末取得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地位之前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歧视甚至憎恨的态度，外国投资的绝大部分都被限定在购买债券上。美国以及各国历史经验都说明，当一国经济在没有迈入发达经济门槛之前，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虽然可以导致一国的短暂繁荣，但对该国的长期发展却是非常有害的。迄今为止，一国经济的崛起与是否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关联；反而，那些试图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最终都陷入了依附型经济的悲惨命运。这种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对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进行反思。

　　国内有一些论著认为，从殖民地时代起,美国就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在19世纪后半期，对外开放的表现之一就是大规模引进外资。按照这些论著的看法，大量吸引外资是美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手段，外国对美国的投资在美国在19世纪末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论著试图以美国的这种“历史经验”为我国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提供根据。但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自美国独立后特别是南北战争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是人类历史上通过世所罕见的高关税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国家。这么高的关税保护实际上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而不是什么对外开放的政策。

　　确实，19世纪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投资接受国，“在整个19世纪，美国吸收了欧洲对外投资的绝大部分”。[①][②]但是，“在1799-1900年间，(美国)国家资本存量增加了近600亿美元，其中国外净投资的比重还不到5%。显然其作用有限，因此许多现代的经济史学家很快就接受了库兹涅茨的观点：在美国经济的发展中，外国资本扮演着相对来说并不起眼的角色。”[③]不仅如此，与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待外资的态度截然不同，美国在这一时期利用外资上具有两个特点：首先，外国直接投资在利用外资中所占比例相当小，外国投资的大部分都被限定在债券上;其次，美国人对外资表现出歧视甚至憎恨的态度。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在这一时期美国境内外国投资的产业分布，见下表。

美国境内外国投资的产业分布（%）

资料来源：·恩格尔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第523页

　　通过上表可以计算出，债券(政府债券和铁路债券)占外国投资总计的比例在1843年、1853年、1869年、1914年分别为65%、57%、88%和56%，而外国直接投资则分别为0、1%、2%和16%，即使加上其他私人有价证券(应该主要是指股票和公司债)，外国资本的所有权投资仍只不过分别是23%、3%、3%和38%。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在1900年取得产业领先或经济霸主地位之前，很少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或所有权投资。虽然1914年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所有权投资分别上升为16%和38%，但在这时美国工业托拉斯的产业结构已经使外国直接投资无法与其竞争，而且，自1896年之后，美国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在1896年到1914年间美国已经成为外国资本的主要输出国。[④]

　　那么，在美国于19世纪末取得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之前，为什么外国直接投资占外国在美国投资总计的比例这么小呢?利普西指出，“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是开发优势技术的天然渠道”，[⑤]利普西对此提出的解释是：以现代标准来看，交通、运输太落后，企业几乎不可能跨越大洋来控制一个分公司。但这种解释是非常牵强的，甚至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对海外遥远的殖民地经济命脉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直接投资实现的。实际上，正如张夏准指出的，外国在美国很少有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在与外国投资者打交道上具有可怕的记录(从本段到第三段的资料均引自张夏准2007年的著作[⑥])。例如，1817年，美国国会颁布美国航海业严禁外国投资者染指的法令，这种限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联邦矿业法规定，只有美国居民和美国公司才有开采权;1878年的木材法规定，只有美国居民才具有在公共土地上采伐木材的权利;与中国长期给外资提供包括税收和土地出让金等诸多优惠政策截然相反，美国当时的一些州对外国公司征收比美国公司更重的税;1887年颁布的印地安那州法律甚至完全撤消了法院对外国企业的保护。

　　美国不仅歧视外国直接投资，而且难以置信的是，1884年1月出版的美国《银行家杂志》第38期上的文章对外国在美国有价证券的投资和货币出借也充满着敌视的心理。文章写到，“对我们来说，当没有一个好的美国证券由国外人所拥有的时候，当美国不再是欧洲银行家和货币出借者的剥削基地的时候，那将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支付给外国人贡金……是可憎的……”。

　　对于目前的拉丁美洲和中东欧的金融业为什么会因为对发达国家的开放而被外资控制所产生的“比敌人的海军和军事力量更可怕和更危险”的严重后果，19世纪的美国政治家和银行家们是非常清醒的。1832年，美国开国元勋和被今天美国自由市场信条宣传者奉为英雄的杰斐逊拒绝给美国第二银行发放继续营业的许可证，原因是外国人持有这个银行的股份太高了，达到了30%的比例。对于这个决定，杰斐逊解释说，“万一银行的主要股本落入某国之手，而万一我们不幸地又与那个国家发生了战争，我们将会处于怎样的境地?……控制我们的货币，接收我们的公款，使我们成千上万的居民处于依附地位，这比敌人的海军和军事力量更可怕和更危险。如果我们必须有一个银行的话……它应该是纯粹美国人的银行”。按照同样的逻辑，美国纽约州在19世纪80年代颁布法律，禁止外国银行在该州从事“银行业务”(如吸收存款和票据贴现);1914年又禁止在该州建立分支机构。作为美国今天的金融中心，当时的纽约州在银行业务水平上是没办法与伦敦竞争的，但与目前中国银行业所采取的所谓“引进战略投资者”截然相反，美国纽约州当时采取的办法是严禁外资入内的幼稚产业保护，这是它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

　　美国这种只允许购买债券但不允许购买美国企业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美国进步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指出，1972年后，当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提议，用其石油美元开始购买美国公司时，美国官员表示，这被视为一种战争行为。石油输出国组织被告知，它可以将石油提高到其想要的价格，只要它用这笔收入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那样，美国人就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货币，而不是黄金或其他“世界货币”购买石油。出口到美国的石油、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换到的是可以无限印刷的美元纸币，[⑦]美国人再用这种无限印刷的美元纸币大肆收购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但是，正如加拿大籍华人投资家马耀邦指出的，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公司收购美国企业，因为美国不会允许外国人控制自己的银行、航空公司、石油公司、电信公司、国防工业和科技公司。中国的公司不被允许购买美国的海外投资，在优尼科公司收购战中，美国政客的反对就是证明。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市场，甚至受到了中国官员张开双臂的欢迎。中国的国有银行贷款给美国的公司，使之能够低价收购中国的企业。[⑧]

　　从19世纪美国独立后一直到现在，美国人为什么只允许外国人购买其债券但不允许购买和控制其企业呢?1913年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语道破了美国政府秘而不宣的天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有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他深信，“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⑨] 虽然威尔逊总统的最后一句话有些言重了，但大规模的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长期发展是有害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如若不相信这个结论，那就请看一下拉丁美洲的命运吧!

　　拉丁美洲无法摆脱依附型经济的命运主要是这些国家企图通过自由贸易和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其经济的恶果。1960-1980年是拉丁美洲实行贸易保护的进口替代时期，在这个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9%;但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1981-2001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则仅为0.4%[⑩]。很明显，贸易保护是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时期取得优异经济增长绩效的重要原因。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除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采取过几年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外，大量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先是控制了拉丁美洲的资源和公用事业部门，后来又控制了主要的制造业部门，外国直接投资不仅通过拉丁美洲各国所提供的贸易保护在拉丁美洲各国国内攫取了巨额利润，而且通过“夺走或建立要塞部门，并以此控制其他部门”[11]，把拉丁美洲那些试图取得国际竞争地位的民族企业都扼杀在摇篮之中了。由此所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拉丁美洲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改变其不利国际分工地位的努力又完全被外国直接投资所瓦解，这是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其后期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拉丁美洲即使实行贸易保护也无法改变依附型经济命运的基本原因;同时，它也是19世纪的美国之所以能够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秘诀：在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必须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否则，从前门驱逐出去的豺狼却又在后门被放了进来。

　　经济史的研究说明，在英国、法国、德国、芬兰、日本和韩国的崛起过程中，外国资本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按照张夏准的研究，芬兰只有到1993年在为进入欧盟做准备时才对外资采取了自由化的政策，而在此之前则对外资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政策；日本对外资限制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在20世纪90年代末购并高潮之前的15年内（也就是1981年-1995年），就外国直接投资占总固定资本形成的比例来看，发达国家的平均数为3.5%，而在1971年到1990年期间，这个比例在日本只有0.1%；1971-1995年，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总固定资本形成中的比例小于1%，而发展中国家在1981-1995年的平均值是4.3%。[12]上述国家以及美国的经验都说明，一国经济的崛起与是否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关联;反而，那些试图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却最终陷入了无法摆脱的依附型经济的悲惨命运。

　　[①]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

　　[②]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

　　[③] 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

　　[④]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9页。

　　[⑤]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⑥] 参看Chang, H. J., 2007, Bad Samaritans--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Random House, pp 92-94;pp242-243.

　　[⑦] 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1页。

　　[⑧] 《中美关系——透视大国隐形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⑨]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⑩] Esteban Pérez Caldentey and Matías Vernengo, 2008,Back to the Future: Latin America’s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p4,根据图1和表1计算所得。

　　[11]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12] Rajneesh Narula & Sanjaya Lall, Understanding FDI-Assisted Economic Development,Routledge,2003, p.25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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