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去年11月2日，本博客贴出了《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的摘要和前言。该文已发表于《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应杂志编辑的强烈要求，正式发表时在措辞上做了较大修改。下面贴出的是原文，引用请查看杂志原文。

　　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①]

　　摘要：目前我国自主创新的体制环境比2006年初提出这一战略时更加恶化，表现出了比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更加严重的“洋务”特征，这突出地体现在四个方面：货币自主权的丧失使我国科技创新投入的资金成本畸高和民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根本无法与在华外国资本展开竞争;自由贸易正在使我国科技创新丧失赖以生存的国内价值链高端产品的自主权;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是“新洋务运动”新的和突出的特征;我国也已经丧失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自主权。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引发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这种血的教训应该使我们猛醒。18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之上，这种模式至少应该包括以下要素：保护民族产业及其市场，实施主权信贷，回购外资企业，恢复实施2007年颁布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法。

　　关键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自主创新;洋务运动;新洋务运动

　　今年是洋务运动破产也即甲午战争失败120周年，洋务运动试图在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晚清的“自由贸易”制度下，通过购买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实现自强和求富的目标，但这种违背落后国家经济追赶历史规律的现代化道路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1992年开始的“市场换技术”是向洋务运动发展道路的回归，或者说是“新洋务运动”的开端。2006年1月，我国政府明确地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其目的就在于试图扭转这种发展趋势。然而，在过去的八年中，虽然我国在自主创新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通过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金融自由化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用开放倒逼改革”的名义之下被进一步推向极端，目前，自主创新的体制环境比2005年时更加恶化，“自主创新战略”存在着落入“新洋务运动”彀中的危险。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自主创新战略最终必将走向失败。自主创新体制环境的恶化不仅表现在洋务运动时期缺乏自主性的“洋务”特征上，而且这些特征比12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下是笔者观察到的四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一、货币自主权的丧失导致科技创新投入的资金成本畸高和民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人民币基本上是以贸易顺差特别是外资在华企业的贸易顺差、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热钱等美元流入为基础发行的。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的外汇占款为236670亿元，基础货币为252345亿元，[②]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例高达93.8%，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人民币发行的基本机制，这说明美元已经掌控了人民币的发行权，它是2011年温州版“次贷”危机和2013年6月“钱荒”的根源。在当代世界经济中，货币主权甚至比领土权还要重要，笔者在相关论文中已经讨论了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中国人民银行错误的货币政策是导致我国货币主权丧失的根本原因，讨论了由此所产生的五大严重后果，此不赘述。

　　就自主创新而言，中资企业将因创新投入的资金成本畸高和极度缺乏资金，根本就无法与在华跨国公司竞争。流入我国的美元绝大部分是跨国公司拥有的，他们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流通，这导致了过去十年我国增发的基础货币远远超过了1949年到2003年54年间发行的数量，从而产生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为了避免因“流动性过剩”导致过高的通货膨胀，央行没有采取笔者一直在建议的从源头上堵住美元流入的政策，[③]相反，却采取了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发行央票的信贷紧缩措施。笔者早在2011年的文章中就分析到，信贷紧缩打击的是我国的民营企业，却为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了一种不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租界”，因为在民营企业因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无法从银行系统贷到流动资金之时，不得不依靠高利贷解燃眉之急，这犹如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民营企业大量倒闭，或者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而外资企业却因把美元倒入中国，变相地拥有了货币发行权和通过高利贷提供信贷的权力，外资企业不仅放高利贷，而且乘机收购民营企业，这导致了外资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控制权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和加强，美元霸权和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而非“国进民退”才是扼杀我国民营企业的罪魁祸首。

　　由于美元霸权对中国经济的支配，民营企业因极度缺乏资金，生存就很困难，还谈何创新?那么，对国有企业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有人认为，国企获取信贷没有很大困难，即使是如此，国企也无法与外资竞争，因为国企贷款的资金成本也远远高于在华跨国公司。由于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长期停留在0-0.5%的水平，美国跨国公司可以低息如平均利率1.5%在美国贷到美元，在中国可以无成本地兑换成人民币，而我国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就达到3.2%[④]，国企获取的贷款利率至少要4.5%以上，国企的资金成本至少要比跨国公司高两倍。因此，当美国企业可以低息为科技创新融资之时，中国企业却没有足够资金或者在比美国企业高得多的资金成本条件下进行科技创新，这怎么能够竞争过美国企业，怎么能够竞争过在华的跨国公司呢?

　　货币主权的丧失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破坏还导致了我国在教育、科技投入、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严重缺乏资金。由于人民币的发行和信贷是由流入的美元所支配的，它绝不会用于没有直接利润收入的中国国内的社会公共开支或社会公共服务，而只能只能在中国境内制造一种以美元为核心并服务于外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例如，早在1993年，中央政府在制定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时，曾明确提出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然而，这个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2007年是近年来最高的，也只达到3.32%。社会公共开支的严重不足和长期欠债使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这无形中又大大提高了中资企业的创新成本。在过去三年中，笔者[⑤]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如何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实施主权信贷、为科技和工业创新提供廉价融资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建议，但并不被货币当局所采纳。

　　二、自由贸易使我国科技创新日益丧失价值链高端产品的国内市场自主权

　　价值链高端是科技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突破的基础和平台，但是，由于我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分工一直被压制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造成了贸易顺差过大等外贸结构的严重失衡，目前已经形成了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和高端产品大量进口的不利局面，核心技术突破因缺乏市场的诱导和丰厚利润的刺激，在我国长期受到严重压制。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造成了恶性竞争，企业之间竞相削价，从而在过去十多年内造成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严重恶化，陷入了“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为了解决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特别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我国政府在2010年采取了“扩大进口战略”。“扩大进口战略”首先扩大的是先进技术设备进口，而且并无进口替代的战略考虑，因此，这无疑将使我国的进出口结构进一步被固化在“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坏贸易”结构中，使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困局进一步被强化，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现在不终止“扩大进口战略”，实施笔者所建议的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战略，那么，这必将使我国在这种“坏贸易”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我国科技创新赖以生存的价值链高端产品国内市场的自主权将大部分被剥夺。[⑥]

　　笔者对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说明，由于民族工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被跨国公司所“虏获”并在国内市场上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普遍陷入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之中。所谓“高端产业低端化”是指仍旧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不计生态环境代价等低端要素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这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全丧失了它在发达国家崛起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仍是信奉自由贸易和依赖发达国家核心技术的“洋务运动”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革命，我国必将痛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⑦]

　　从发达国家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我国要摆脱“高端产业低端化”的困境，就必须拒绝加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价值链高端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拒绝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利用国内巨大市场规模为价值链高端的自主创新创造领先市场，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价值链，这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条件。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普遍接受了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从没有认识到价值链高端环节对国富国穷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国把价值链高端的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而陷入“高端产业低端化”的根本原因，从而使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成为他国高端产品“做嫁衣”的工具。

　　例如，韩国和芬兰这些小国由于国内市场狭小，20世纪80年代在信息技术范式迅速变革的时代不得不主要通过国际市场为其技术创新提供动力，但他们却是在保护国内市场(芬兰在1987年之前禁止外国电子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情况下，通过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并从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入手切入全球价值链的，而全球自由贸易特别是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则为其价值链高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按照“分工(技术创新)受市场规模限制”的斯密定理，如果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也就没有中国低端产业价值链为其高端产品提供市场，那么，由于国内市场狭小，韩国和芬兰的高端信息技术创新根本就不具有取得成功的机会，正是全球自由贸易特别是中国开放广阔的国内市场为这两个国家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发展战略提供了根本性的市场保障，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成了他国高端产业发展的垫脚石。

　　我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在推动我国政府建立作为现代版“大东亚共荣圈”的“中日韩自贸区”，现在，他们又在大力鼓吹加入美国围堵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如果政府被他们所误导，那么，TPP将导致美日韩的高端产品大量涌入我国，我国产业价值链高端将更全面地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控制，科技创新的空间将极度被压缩，我国将完全丧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⑧]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和2010年开始实行的“扩大进口战略”实质上仍沿袭的是洋务运动的思想路线：通过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达到“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然而，洋务运动的失败教训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都说明，现代化是买不来的，一国从国外购买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越多，该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就会越拉越大。

　　三、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是“新洋务运动”新的和突出的特征

　　上述讨论已经说明，在自由贸易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关税保护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着技术、生产率、品牌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绝对优势，必将摧垮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高端产业，这就是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其历史上从落后走向发达的过程为什么都采取了贸易保护的原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如果对外资不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高端产业，这是因为，在存在自由贸易但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将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发达国家产品的竞争力;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其绝大部分价值链高端产业在没有走出国门之前在本土上就被发达国家直接剿灭了。

　　上述情况就是过去二十年间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国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应有的产业政策对作为“幼稚产业”的本土高端产业进行保护，反而对外资采取了税收优惠、廉价出让土地、压低劳动报酬、降低环保要求和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等一系列对中资企业极其不平等的政策，大力引进外资，从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形成了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那么，是否中资企业天生就竞争不过外资企业，因而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呢?路风和余永定的研究说明，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之所以比中资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竞争力，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挤出效应和政策扭曲。一方面，挤出效应是指占据技术和生产率等诸多绝对优势的外资获得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而许多中资企业由于无法在获得这些项目上与外资竞争，只好把资金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尽可能地增加投资量，这是中国始终不能摆脱外延式增长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在华外资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较高赢利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中国为吸引外资而执行的一系列超国民待遇的政策扭曲环境所造成的。[⑨]这两方面的原因都说明，绝大部分中资企业在本土上竞争不过外资企业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那么，中国经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这种高度依赖是如何形成的呢?路风和余永定引用岳健勇、黄亚生、周黎安的研究成果对此进行了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处于转轨和发展的双重矛盾之中，多种瓶颈致使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体制的转变，无法像急于加快经济增长的决策所期待的那么迅速。于是，借外资之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并摆脱无法在短期内克服的体制改革之困，就成了引进外资的重要动机。当保持高增长率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后，以当地GDP增长绩效作为衡量政绩标准的“晋升锦标赛”，更使各地“招商引资”的竞争成为不计成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大动力。[⑩]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注意到，我国货币主权的丧失是造成各级地方政府不计成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外汇占款成为人民币发行和信贷的基本途径时，地方政府只有搞到美元，才会有发展的资金;而搞不到美元，该地区将因缺乏资金无法发展，国家货币主权的丧失驱动着地方政府疯狂地引进日益控制中国经济的外国直接投资。

　　显而易见，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来自实践的经验证据，都证明外资企业不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组成部分。路风和余永定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产生依赖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政府把依靠外资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这个结论可能会令某些人震惊，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不可争议的现实。2006年1月我国提出的自主创新战略不仅没有遏制这种趋势，反而遭到了在社会上流行的下述论调的坚决抵制：在华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在华外资企业的创新就是中国的自主创新。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就必然会成为目前“新洋务运动”新的和突出的特征，因为在1861-1894年的“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也没有把外资企业看做是自己的企业。“买办”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盛行是史无前例的，它竟然使中国各级政府都沦为了外资的买办。

　　对待外资的不同态度是决定晚清“洋务运动”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近代史上，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炮舰政策的胁迫下，日本和中国一样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因此，对外资的不同态度就成为两者之间产生重大差别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日本人痛恨为外国人办事的本国人，所以，在当时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买办利益阶层生存的土壤。对明治政府来说，不论是发展军工产业还是民用产业、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日本领导者们恐怕日本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11]而对于已经进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明治政府的目标也很明确：通过支持日资企业，把外资企业排挤出日本，例如，日本政府通过扶植和资助三菱汽船会社，在19世纪70年代打败了势力强大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大海运公司“P· O”公司，把外国势力全部从日本沿海航线上彻底赶走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不仅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满清政府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是在1911年废除外国列强强加给日本不平等条约的前提。

　　但与日本对外资的态度不同，满清政府的目标却是“稍分洋商之利”，并给予洋商、洋货“超国民待遇”。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外国资本不仅在“洋务运动”时期控制了晚清的大宗产品出口，而且在满清国内获得了“超国民待遇”，正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的，“自道光二十二年[12]大开海禁，……洋人各货……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托其出名认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同一洋货，在洋人则无厘捐，在华人则纳厘捐”。[13]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满清的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签订的“齐价合同”不仅使这两家外资企业的实力大大超过轮船招商局，而且也因其合同的垄断性质扼杀了其它民族资本发展现代航运业的可能。[14]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这种依附于西方列强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其教训值得“新洋务运动”时代的我国深刻反思。

　　四、我国已经丧失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自主权

　　2011年6月28号，在跨国公司、美国在华商会、欧盟在华商会和美国政府的重压之下，我国财政部宣布，自2011年7月1号起停止执行财政部2007年颁布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办法”这三份文件。在此之前，曾有报道说，2011年5月1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拿到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单后，激动的宣称：“(这)是里程碑式的”。但是，对于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真正的倡导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噩耗，它标志着我国自此将丧失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自主权，无法使用政府采购支持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

　　使用政府采购支持本国企业自主创新是世界各国需求方创新政策的主要手段，“被很多人视为当代最有潜力的创新和产业政策工具”，它对美国在高科技的国际领先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自由贸易使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受到严重抑制，但不受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和WTO所禁止的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仍然使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技术追赶的某种可能。正如赖纳·科特尔和韦科·兰博指出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WTO的规则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实施东亚成功发展所采取的经典产业政策，但是，他们的研究说明： 虽然WTO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产生了严重的限制，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议，WTO还是保留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的政策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如果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议，要在对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领域实施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将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他们建议发展中国家不要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议。[15]

　　我国没有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议，自然可以实施财政部在2007年颁布的关于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这是我国政府面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垄断地位所采取的自主创新具体举措。但是，在这三个文件颁布后，美国和欧盟的在华商会对我国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极尽污蔑和攻击之能事，掀起了大规模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他们到处散布外资在中国经营环境恶化的言论，把中国政府采购中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品污蔑为贸易保护主义，唆使发达国家媒体对中国政府群起而攻之。2010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知识产权侵权和自主创新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报告，称中国自主创新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其他外企在中国市场处于竞争劣势，并形成新的壁垒，危害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出口。在2010年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之前的5月3日-6日，中国美国商会还开展了对华盛顿智库、奥巴马政府以及国会的游说之旅。

　　发达国家在华跨国公司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通过政府采购支持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那么，我们的技术垄断地位和统治中国经济的地位将如何保持?”因此，在允许发达国家那些加入了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国家运用政府采购支持本国技术创新的情况下，他们也决不允许中国实施这种政策，决不允许在中国存在对跨国公司统治地位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威胁。这就是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为什么要不屈不挠地打掉中国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的原因，美欧跨国公司终于在2011年5月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笔者在当时曾评论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丧权辱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其中包括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但是，这一幕又在所谓“崛起的”中国又上演了：中国自主创新政策自主权的丧失对中华民族所带来的长远恶果绝不亚于近代史上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16]

　　[①]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新经济思想史研究”(10XNJ015)项目成果

　　[②]参看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

　　[③]贾根良：《外储问题的根本在于外资和美债》，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8期。

　　[④]由于美元流入导致的通货膨胀，高达3.2%存款利率也不能使存款保值。

　　[⑤]贾根良：《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

　　[⑥]贾根良：《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与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

　　[⑦]贾根良：《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发展模式的革命：我国光伏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与反思》，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5期。

　　[⑧]贾根良：《中国为什么要远离“请君入瓮”的TPP》，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⑨]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108页。

　　[⑩]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101页。

　　[11]弘治等编著：《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12]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满清政府在该年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13]转引自弘治等编著：《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13页。

　　[14]江秀平：《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创办近代企业的比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5]赖纳·科特尔和韦科·兰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2期。

　　[16]贾根良：《取消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堪比满清丧权辱国》，2011年8月4日，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11388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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