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于2010年6月，发表于《海派经济学》(季刊)总第33辑(2011年卷第1辑)。
内容提要 由法国学生在2000年6月发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学界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出了一整套的经济学教育与科研的改革纲领。但是，在反思“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十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运动自身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它没有更多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发展上的特殊要求;也没有揭露美帝国主义战略家把经济学作为战略工具对中国等国家发起的“经济学战争”。虽然“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已成强弩之末，但是，这种改革运动几乎没有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影响，中国经济学界不仅出现了严重的学术殖民地现象;而且美帝国主义战略家通过对中国发动的“经济学战争”，目前在中国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把西方主流经济学转变成了一种精神鸦片，使相当多的中国人甘愿被美帝国主义所掠夺而麻木不仁。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拨乱反正，纠正对经济学自由放任的错误政策，改革中国大学经济学教学课程体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李斯特国民经济学和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教学，粉碎美帝国主义战略家把经济学作为政治工具支配中国人的思想并由此对中国实行新型殖民统治的阴谋。
关键词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 西方主流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战争 中国经济学
采访人陆夏(以下简称陆)：贾教授您好，您不仅是国内对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最早研究者，而且，我知道，“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也是您一手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的。您不仅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研究上发表了大量论文，而且也主持完成了教育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此相关的两项课题的研究，出版了一本译著和两本研究专著。国际金融爆发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又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今年恰好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十周年，您能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运动的概况吗?
贾根良(以下简称贾)：好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是一种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运动，英文原名为 post- 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在英文中，“autistic”是精神病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含义是“自封闭的”、“幻想的”或“虚构的”，由于“post-autistic”在中文中难以找到相对应的术语，因此，笔者2003年3月在把这个运动介绍到国内时，称之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2000年6月的法国，当时一群学经济学的学生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封对他们教授的请愿书。请愿书认为，经济学教学是有缺陷的：数学本身已成为一种追求的目标;新古典经济学的支配地位是压倒性的和不公正的;教条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其结果是一种自我封闭(autistic)的科学。法国学生使用精神病学上autism这个术语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现状进行了描述：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某种东西(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请愿书呼吁多元化的方法，强调更多地关注具体的经济现实。
2000年7月底，法国的一些教授也发动了他们自己的请愿，明确地支持改革的要求，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教授们的请愿书也呼吁进行公开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教育部部长杰克·兰(Jack Lang)宣布，他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不满，建立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杰克·兰任命著名经济学家菲图思(Paul Fitoussi )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责令他在一年内提交报告。
请愿书在法国掀起了一场争论，并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2000年9月，《post- autistic经济学通讯》的电子出版物在英国开始发行，它谈到了在法国发生的事件，鼓励人们了解并参与其中。这很快就在学生、助教和教授们之间传播开来。10月份，到第二期发行时，《post- autistic经济学通讯》的订户已发展到36个国家。
从一开始，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post- autistic经济学”运动采取了漠视的态度。然而，很快对新运动的批评之声就出现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10月份在Le Monde上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他写到，post- autistic经济学对新古典的保留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新古典主义的支持者完全意识到了这些缺点，正统和异端的目标最终都是一样的：致力于发展政治经济学中可以使用的可靠工具。然而，主流的这种主动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有观察者认为，索罗的文章是帝国主义的和恩赐态度的，它是对学生们的请求冷嘲热讽的歪曲。
法国学生继续组织公众争论，在整个2000年至2001年学年中，法国的许多大学组织了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关这个运动的文章继续在法国出版物上出现，2001年2月，法国杂志L’economie politique用一期的篇幅刊载了这方面的争论文章。在法国国家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和访谈中，法国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站到了学生的一边，200多名法国经济学家签名支持学生们的请愿活动。
2000年11月，为了对经济学改革运动进行国际指导，http://www.paecon.net/网站创立，《post- autistic经济学通讯》在这个网站上为公众讨论建立了一个持久的平台。《post- autistic经济学通讯》是一个可以免费订阅的因特网杂志，并已改名为《post- autistic经济学评论》，到2003年上半年，订户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个国家。2000年12月，经济学改革运动法国学生领导人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经济学的未来”国际会议，这激发了该项运动法国和世界其它地方之间的联系。大约在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飞抵法国会见了这个新运动的学生和学术界领导人。2001年1月，加尔布雷思在《后我向思考经济学通讯》第四期上反驳了索罗的看法，他指出，经济学的许多核心理论命题需要争论。
2001年7月，剑桥大学的27名博士生发表了“开放经济学”的请愿书。2001年8月，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75名学生、研究人员和教授对经济学状态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谈论，其结果是以类似的方式，发表了“堪萨斯城建议”，请求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克服人类行为的僵化观念，在研究中认真考虑文化、历史和方法论问题，开展跨学科对话。2003年3月，哈佛大学七百多名本科生和毕业生按照类似于法国学生的思路，签署了一封对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请愿书，并发表了《哈佛大学人道的和负责的经济学学生组织宣言》。
陆：在当时，“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瑞典、西班牙和比利时等国家的媒体都给予了大量报道。例如，英国《卫报》报道说，“……在法国，反对无节制的形式化经济学课程的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运动已经爆发……这个运动很快扩散到西班牙，越过欧洲大陆，正进入英国”。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指出，“……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运动，一个反对传统经济学的学术运动，很快在发展中经济和发达经济中对这个沉闷科学不满的实践者中间赢得了支持”。但是，里查德·麦金太尔在美国《挑战》杂志2003年11-12月号发表的《法国经济学革命：法国经济学学生请愿领导人雷维奥德访谈录》中提到，组织这封公开信签名的某些人仍在经济学界，但大多数人却离开了。为什么是这样?2003年之后到现在，这个运动发展状况如何?
贾：雷维奥德指出，他们中的某些人转向了社会学。雷维奥德认为，在经济学系之外，有许多途径可以讨论和研究经济学。有更好的办法研究经济问题，并使他们为公众所了解。雷维奥德的这种看法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方，政府、商务人员甚至学生(包括经济学院系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转向从经济学院系之外去寻找关于现实经济过程的答案。现在，那些在经济学院系之外受教育并从事经济研究的所谓“非经济学家”在经济政策、经济计划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学院经济学家。即使是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由于沉溺于数学形式主义，在严肃的经济分析基础上，撰写仔细构建、目标适合、面向广泛受众的论文的美国经济学家屈指可数，考虑到经济学的学科规模和这种论文对于公共辩论和政策的惊人影响，“这种低水平是荒唐可笑的。可大多数优秀的经济学家简单地放弃这种写作，将它们留给了那些恨经济学家的人。”
更为严重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学专业学生数量趋于下降的情况。英国皇家经济协会2000年发表的报告警告，申请经济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的数量已经降到了“危险的低水平”。该国最著名的两家经济学研究机构——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在2000年没有招收到一名新的英国博士生。据统计，报名参加经济学高级考试的学生数量已经由1993—1994学年的32000人下降到2000—2001年的不足20000人。此外，从1990/1991年度到1997/1998年度，美国获得经济学本科学位的学生从11298人下降到8596人，澳大利亚由1329人降为1062人，加拿大由1740人降为1170人。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的则是商业学校以及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生增多，因为这些学科现在给人们提供了机会，使之能不受主流范式的限制来学习了解经济生活的各方面。阿兰·希普曼对这一危机状况进行了更为生动的描述：“试图在经济中生存的人们向新闻记者寻求信息，向金融评论家寻求建议，向商学院寻求教育。为他们的市场神话找不到市场的理论经济学家只得追求不断缩减的公共补贴，或是基于与他们在课堂上所讲内容不同的原理进行私人咨询和预测。……大部分书店已经清空了经济学书架，以便为不断膨胀的商学部分腾出空间。”
我认为，经济学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发生这种危机，原因就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从体制上统治了教学、科研和人才选拔，并且形成了一套维持和强化自身支配地位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机制。我们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一书中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统治地位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根深蒂固，所以，不愿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学科成员只能逃离经济学院系，这其中很多人只有到没有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控制的机构去学习、研究现实经济体系，并教授相关知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经济研究在体制上已经分裂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在经济学学科体制内居于支配地位并坚守主流教条、恪守数学形式化的学院经济学，一部分则是在学科体制外，由商学院、社会学系等其他院系或公共政策机构从事的更加以现实为导向、面向公众的经济学研究。
也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统治地位在西方所造成的锁定，所以我才认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在西方不大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中国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旧的经济学范式的发展上落后于美国并不是灾难，而是机遇。目前，“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仍在继续，2004年出版了由许多著名学者撰写的论文集《经济学出了什么错?》，自2008年3月的第45期开始，《post- autistic经济学评论》改名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评论》，到2010年9月的第50期，订阅者增长为来自150个国家的11, 156名读者。从2008年3月开始设专栏对国际金融危机问题进行讨论;在2008年12月的第48期开始开设专栏讨论“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怎样影响经济学”。《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评论》网刊的主编富布鲁克在2009年5月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题为“有毒的教科书”的Facebook，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和协调世界各地的大学中抗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生活动。此外，你知道，英国女王在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提出了为什么经济学家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问题，英国主流经济学家贝斯勒和罕尼诗教授在2009年7月给女王写信回答了她的问题。但以霍奇逊为首的、主要是英国的异端经济学家们在同年8月也给女王写信，批评贝斯勒等人忽视了经济学家教育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许多前沿的经济学家已经把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相脱节的学科，西方主流经济学虚假的假设加强了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误导了人们的行为和政策制定。
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当时兴起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在经济学教育上存在的严重弊端，那么，这个运动的师生们对经济学教育与科研的改革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贾：他们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纲领。最突出的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共识的主要是以下四条纲领性的建议。
第一，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要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工具为中心、以教条为中心。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国家控制的教学科研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数学工具为中心的，即根据工具选择所要考虑的经济现实类型，其结果是大量的经济现实被从教学科研中排除掉了，甚至是数学工具的教学和运用也与现实问题毫不相关，他们教授和分析的对象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这实际是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体现，是以教条为中心的。针对这种现状，法国经济学学生在引发改革运动的请愿书中大声疾呼：要摆脱虚构的世界，反对滥用数学。在后续讨论中，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主张要彻底颠倒这种工具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问题为中心，即不顾教条的束缚，根据所需分析的经济现实问题来选择或发展工具，工具运用本身不是目的，与分析的问题相关的工具才有存在价值。这种问题中心论，就是要求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要以当前重大的、紧要的经济问题(如收入分配、贫困、失业、社会排斥、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等)为导向，以现实相关性为中心，使理论实质重于技巧、内容重于形式，真实压倒虚构，从而恢复和加强经济学的经验基础，将经济学带回现实。
第二，在经济学内部鼓励多元主义智力格局的形成，倡导批判性思维，实现各种范式、方法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
虽然格瑞恩等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与现实无关的，提出了是否应当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疑问。但改革运动的主流意见认为，分析、理解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知识是可错的和不完备的，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包括新古典经济学)都不可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完备的和最终的答案，但这些流派为认识经济现实提供了不同的窗口，从各个不同侧面提供了关于经济现象的知识，它们都是理解现实的可供选择的手段。所以，不应该简单地取消新古典经济学，更不应该以一种新的教条取代旧的主流教条，而应该在经济学中鼓励形成一种多元主义的格局，使多元主义成为经济学家基础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实现各种范式、方法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
多元主义要求经济学学科的竞争性和开放性，经济学成为一种“开放的经济学”，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纲领和方法只要有助于促进对经济现实的真正理解，在教学中就应该被讲授，在科研中就应该被实践和鼓励。这一开放性还应延伸到经济学学科之外，经济学家也应该关注其他学科尤其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进行跨学科的对话，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只是机械地模仿经典物理学和数学。
多元主义同样要求培育争论和批判性思维，无论是主流还是异端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确，都应该在同等程度上接受批判性的争论，从而明确其优势和劣势。
第三，经济学应该树立新的科学观，反对科学主义，反对把数学形式主义当作科学的象征。
受到经典物理学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主流经济学把客观性——获得意见一致的能力作为科学的象征，将数学形式化看作经济学科学地位的标志。结果，在追求一致性的自封闭思维的动力下，竞争性观点被排除，多元主义受到压制。而数学形式化方法成为唯一的科学的、具有合法性的方法，自身成为经济学实践的目的而非手段，导致了“为了形式化而形式化”。
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看来，主流经济学的上述主张和实践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科学主义的。这种科学观是根本错误的，必须被新的科学观所取代。首先，一个学科的科学地位并不取决于学科内部意见的一致性。富布鲁克指出，真正的科学是多元主义的，物理学中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种研究物理实在的思想途径以彼此的不一致而著称，但物理学家并没有排斥其中任何一个，而认为它们是互补的。吉勒斯·拉沃德也指出，科学的适当条件就在于以事而定，知识的可错性以及结论的不确定性和暂时性。因此，争论的持久性而非意见的一致性是科学的固有特征，而且这种持久性还是科学的动力。其次，真正的科学方法应该首先保持模型与现实之间恰当的抽象关系，而与使用数学没有必然关系。只有摆脱科学主义立场，树立新的科学观，采取真正科学的态度，将经济学的科学地位、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与观点的一致性脱钩，与数学形式化脱钩，才能为经济学重新定向于探索现实问题开辟道路，才能为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开辟道路，才能为数学形式化方法之外的多种研究方法开辟道路。
第四，建立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学。改革运动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种内容狭窄的经济学，它把经济学定义为理性选择的科学，将行为者定义为理性最大化的自利个人，排他性地使用数学形式化方法……。而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定义或标准的工作都被视为不合格的经济学，甚至根本就不被承认是经济学。为此，必须建立一种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应该重新被定义为研究现实经济体系运行的学科。新经济学应该容纳更宽泛的人类行为定义、历史视角、新型的知识理论、多元的方法;要正视经济学所具有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在研究范围上，新经济学还要将主流经济学漠视的生态环境、文化体系、伦理价值、阶级矛盾、破坏力量等等方面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陆：那么，“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在经济学教育改革上的具体建议是什么呢?
贾：为了使上述纲领性的改革意见落到实处，改革运动还或浅或深地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举措，特别是对于改革运动的中心议题——经济学教育改革，他们提出要以课程改革和教学法为中心进行改革，在这些改革举措上，改革运动较多地也存在着共识。
第一，在教学中保证智力渠道的多元化。采用多元化的教材，培植多元化的师资，将各种理论一起讲授，并表明它只是若干种方法中的一种。他们呼吁，除了正统的(新古典)理论外，大学还应该讲授替代性的经济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制度和演化经济学等。
第二，在争论中讲授经济学。多元化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罗列在一起，而是要赋予每种理论平等的竞争机会，围绕着重要的经济问题，对各种经济理论(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理论)展开争论，显示它们彼此冲突的观点，在比较中实现对理论批判性的学习、理解和选择。为达此目的，教学中应该尽可能使用原始文献，如使用斯密、马克思、瓦尔拉、凯恩斯和熊彼特的原著作为教材。这种教学方式颠覆了新古典的科学观，根本上不同于教授一种一致赞同的思想的传统教学方式，这也意味着要改变学生在学习时非此即彼的二元认知模式(不是真理，即是谬误)，使他们认识到科学存在着持久的争论，科学知识是可错的，科学结论具有暂时性，即使搜集再多的经验数据，进行再多的数量分析也依然如此。
第三，争论式教学需要充分了解理论本身之外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争论的情境、经验数据的作用和地位以及经济政策的结果，还包括这些理论、理论中所包含的关键概念的产生、演变的社会历史及理论历史情境。特别是理论课程的争论式教学应该采用历史的方法，遵循理论发展的历史路线并分析其成败的原因，考虑到这一点，微观和宏观课程应被合并。
第四，明确经济学教学是在教授经济学而非数学，废除对学生的数学形式主义淘汰标准，在经济理论教学中也要尽可能少地使用数学(或者根本不使用)，因为过多使用数学往往使学生空耗精力，难以了解基本假设的作用，甚至削弱了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第五，尽可能减少预设好“正确”答案的练习，例如多项选择和简答题，运用论文写作、课堂讨论等开放式解决问题的练习及考核形式来配合争论式的教学。
第六，改革新古典经济学的课程体系，以问题为中心、以争论为中心重新设置课程体系。改革运动的参与者普遍认为，在经济理论课程之外，科学哲学(或方法论)、思想史(包括经济思想史和相关学科的思想史)、社会经济史、数学和数量分析课程应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课程。霍奇逊就认为，哲学、经济思想史和数学应该构成核心课程。与新古典的课程设置相比，这意味着降低数学课程和工具教学的地位，加奎·萨皮尔就指出：“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数学课程的时间砍掉一半，将之用于方法论和认识论，那么每个人都将从中获益。”此外，改革运动还强调了开设跨学科课程。而且，所有设置的课程必须相互结合为一个协作整体。比如说，数量分析课程不应该只强调自身的技巧，而要与上述多元化了的经济学理论课程保持密切联系，并要服务于理论课程中所讨论的问题。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还提出了一些其它的改革建议。从这些建议中不难看出，这个运动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以理解和处理当前的重大经济现实为导向的、充满批判和反思精神的、多元主义的、开放性的、竞争性的经济学，也可以归结为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不断创新的经济学，改革终究是为了创新和发展。这些改革主张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如2001年法国教育部基于对法国经济学教育状况的调查做出的“菲图思报告”就呼吁进行包括以问题为中心、真正的争论、开设跨学科课程等内容的教育改革。
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些反教条主义的改革建议或实践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贾：是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它向我们昭示，中国经济学发展需要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在2003年，《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以《专论》的形式发表了我撰写的国内第一篇对这个运动进行评论的论文《中国经济学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六点建议：第一，保护、鼓励和促成经济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国内格局。第二，注意引进西方异端经济学，关注欧洲各国在经济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第三，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学的科学哲学和文化基础展开研究和讨论。第四，反对过分注重数学，重新评估数学在经济学中发挥的作用。第五，不迷信“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以获取 “诺奖”为目标。第六，探索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经济学教育和发展也有一个后来居上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它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中国经济学界应有勇气抛弃经济学中的陈腐教条，探索我国经济学发展的新路子。
陆：现在看来，您的这些建议仍是非常正确的。那么，您能否谈谈您的这些建议产生的影响吗?
贾：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个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2005年9月，也就是在我发表了对这个运动进行评论并被大量转载的论文两年半后，当我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近100人的研究生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课程时，询问同学们是否有人听说过这个学术运动，没有一个同学回答“听说过”。最近几年，我感觉到在课堂上介绍这个在国外发生的事件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而且，不知道是何种原因，在最近两三年，“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网站在我国被屏蔽了，再也无法登陆这个网站。我对中国经济学界很失望，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我认为，了解并对这个学术运动做出基本判断对经济学学生学习经济学是一项基本的工作。这个运动对经济学的基础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哲学基础、经济理论的假定、数学的作用、跨学科研究、经济学研究体制等。但是，在大学中没有人介绍“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经济学的学生们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盲目崇拜，这使我感到非常悲哀和惋惜。
陆：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前几年曾经指出，中国大学经济学院系的大部分领导权已经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当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您同意刘国光教授的这个看法吗?
贾：刘国光的判断是准确的。我认为，教育部对这个问题上放任自流的政策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由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在西方国家，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多数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正如改革运动的一位教授指出的，西方异端经济学家反对它，讲授经济思想史的教师们反对它。实际上，我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考虑，我长期从事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教学，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自由竞争理论、比较优势、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自由贸易理论等对发展中国家都是误导性的;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过时的，经济学的数学化是病态的，其理论建构也已经走入死胡同，这是我之所以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主要原因。
陆：我知道您一直在对西方异端经济学进行研究，您今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对西方异端经济学进行研究的专著。在西方国家，异端经济学一直处于学术底层，生存困难，现在仍然是这样吗?
贾：西方异端经济学家在西方国家长期受到排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欧国家曾面临生存危机，但在最近十几年，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西方异端经济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以至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多元主义的时代已经来临。著名经济学家霍奇逊在2007年甚至撰文指出，作为“异端”的以制度和演化研究为主题的演化经济学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但我认为，这些西方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霍奇逊都有些过于乐观了，因为只有当西方主流经济学放弃演绎主义，放弃数学形式主义作为科学的惟一标志，真正的多元主义才有可能出现。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但它却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其基本的缺陷。因此，我并不同意西方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多元主义时代已经到来的看法。
陆：您在中国宣传“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提倡经济学发展的多元主义并从事西方异端经济学的研究，是否也有过西方异端经济学家的遭遇?
贾：是的。我感到我在大学里好像是不受欢迎的人，学术研究也没有继承者。我指导的研究生撰写的毕业论文即使写的再好，也不会得到好评，曾经出现过研究生撰写西方异端经济学的论文在答辩时，如果不是我和同事的庇护，论文就很可能通不过的情况。最近两年，我自己提倡保护主义、反对引进外资以及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论文在发表时也颇费周章，例如，我今年被《新华文摘》转载的《“新经济思想史”刍议》曾被某“著名”杂志匿名审稿人斥之为“冲昏了头脑”，该杂志据此对我的申辩置之不理，最后不得不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值得说明的是，我认为《社会科学战线》是比某“著名”杂志好得多的杂志，但在我所在学院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对这两个杂志地位的评价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也就是即使我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20篇论文也赶不上某“著名”杂志的一篇论文。如果不是我早已升了教授，恐怕我这辈子是与教授无缘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到，对年轻人来说，如果不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研究，在中国经济学界根本就是无前途的。在中国大学里，不仅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队伍一直在萎缩，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也后继乏人，而从事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陆：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您认为这种状况对中国产生了哪些恶劣的影响?
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严重的学术殖民地现象，惟美国经济学马首是瞻。早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就指出了中国出现了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依附经济学”的特征，但那篇论文并没有提到目前日益被强化的殖民地经济学特征之一：把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数学形式主义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术水平最高的评价标准，并以西方这种误入歧途的经济学数学化的学术规范作为国内大学在职称评定、学术奖励、期刊论文评审和学科评审的标准，而经济学研究的思想性和对中国所面临重大挑战的回答则被排挤到了边缘，我把这种现象称作“模型误国”。直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这种惟美国经济学马首是瞻的潮流才开始被一些人所怀疑。其次，由于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在中国大学中日益被边缘化，美帝国主义战略家已经成功地在中国把西方主流经济学转变成了一种精神鸦片，对中国经济学学生和教师进行洗脑，使相当多的经济学学生和经济学家对美帝国主义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掠夺中国而麻木不仁，以至于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喊出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荒谬口号，误导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不仅帮助美国安然度过了严重的危机，而且把美国经济危机的大部分恶果由中国承担起来了。
陆：第二点我似乎不大明白。
贾：例如，目前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美元外汇储备的掠夺和导致中国通货膨胀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但这些美元外汇储备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下形成的。众所周知，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余永定先生指出，美元贬值、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正在严重地侵蚀着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余永定指出，自2002 年4 月开始到2009 年年底，美元已经贬值41%，这实际上等于美元贬值这一项就使中国的美元储备损失了41%。余永定认为，事到如今，除了向美国“晓以大义”，中国手中并没有什么牌可打。他还认为，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即便我们自知已经陷入陷阱，但却无法自拔。显而易见，由于美国滥发美元和迫使人民币升值，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度缩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向美国“晓以大义”是根本没有用处的。但中国果真是手中没有什么牌可打吗?笔者认为，我国实际上有一张大牌可打，这就是用美元外汇储备回购在华的外资企业。而要打这张大牌就需要先弄明白为什么“我们自知已经陷入陷阱，但在陷阱里却越陷越深”的原因。
据报道，截至到2010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约为2.4万亿美元;另据报道，截至到同一时点，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近40%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吸收外资仍保持在900亿美元的高位，仅下降2.6%，居全球第二。我们知道，由于引进的外资不能直接在国内使用，所以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收到的1万亿美元就直接变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也就是说，在不考虑游资等短期资本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即使就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而言，这1万亿美元就占到了中国外汇储备的42%。另外，据2010年 3月14日温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接见中外记者时引用的数据，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构成的60%，这也就是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对于中国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贡献率”达到34%。两项加总计算，引进的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创汇”到2010年3月底就达到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毫无疑问，引进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是中国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罪魁祸首!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一方面，我国大量引进外资，这些外资在变成美元储备后就不断贬值，在理论上说，这些美元外汇储备在未来将变得一文不值，而外资企业却在中国每年赚取高达25%的利润。不仅如此，美国跨国公司收购中国企业的资金也来自中国人民自己的血汗钱：美国不允许中国出口廉价商品辛苦挣来的美元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更不允许收购美国企业，因此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不得不被迫购买美国国债。然后，美国把通过发行给中国的美国国债筹集到的资金低息贷给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再转手使用这些资金大肆收购中国企业并进而控制中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这无异于中国人通过美国财政部把自己的血汗钱无偿地交给美国跨国公司，从而使用自己的血汗钱达到自虐性的“自我剥夺”的目的。此外，引进外资也是推动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进外资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就越大，破产倒闭的本土出口企业也就越来越多，这实际上就等同于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摧垮自己的民族企业。
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也是导致我国发生通货膨胀的重要根源，由于引进的美元外资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这导致了货币的增发;出口企业赚取的美元也必须兑换成人民币，这同样导致了货币的增发。由于大量商品通过出口换取美元纸片的形式被输送了国外，引进的外资和出口积累的美元储备在国内无法使用，也没有增加国内商品供应，但人民币却大量地被增发，焉有不通货膨胀之理?这种通货膨胀的类型在经济学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我把它定义为“财富输出型通货膨胀”。
陆：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经济困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
贾：就以我国目前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来说吧，它就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下形成的。我在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我国以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存在的致命弊端：由于模块化生产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了“担水劈柴”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受到了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根源。在已经发表的其他论文中，我也已经指出，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该战略成为一条中国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这岂不令人悲叹!
陆：为什么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呢?
贾：这要从布雷頓森林体系的崩溃谈起。你知道，布雷頓森林体系在1971年的崩溃并没有改变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美国却可以不受限制地印刷美元，因此，美国政府就蓄意地以国际收支赤字作为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工具。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需要美元作为国际结算的工具，这只有在美国连年保持贸易逆差的情况下，才能把大量美元注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而美国如果出现贸易盈余，这将回笼美元并导致国际贸易的萎缩，因此，美国政府发现，只有在保持其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条件下，美国才能够通过没有成本地印刷美元无偿地占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为了使这种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美国政府不仅要大力地推动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而且还蓄意地诋毁内向型经济，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其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才能通过印刷美元纸币，不劳而获地坐享别国的劳动成果。
陆：据我所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战略构想及其理论去年被推荐为了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
贾：是的。这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是多么的根深蒂固!特别是党中央做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已有两年了，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基础，所以我就写了这篇论文，而在正式发表上同样遭遇到了困难，但程恩富主编却欣然同意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
陆：您前面提到了经济学被美国作为国家战略工具所操纵的问题。过去我们很少认识到一种经济学思潮流行起来，在其背后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的问题。
贾：确实是这样。现在，绝大多数人仍把这种考虑看作是“阴谋论”而嗤之以鼻。但我感觉到，美帝国主义早就制定了一种把中国变成新型殖民地的战略，并通过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发动了隐形的“经济学战争”。在美国通过经济学毒害中国人的问题上，我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醒悟过来，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经历了这种过程。例如，美国高盛公司的高级顾问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时，中国知识界对这种提法一片欢腾，我当时对“北京共识”的提法也是欣赏的。但我在2006年1月发表《中国经济学革命论》后，通过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发现中国面临着严重困境。“北京共识”提出之时，正是中国各种尖锐矛盾开始爆发之时，因此，在2006年春夏之交，我忽然意识到，所谓“北京共识”极可能是外国人忽悠中国，使我们忘乎所以，从而对严重困难的根源视而不见，并继续使中国人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错当为“北京共识”坚定地推行下去。例如，在“北京共识”提出后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弥漫着一种虚妄的“中国已经崛起”、“中国正在崛起”或者“中国将要崛起”的极度乐观情绪。但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中国崛起”这回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动荡的前夜，中国老百姓就要受苦了。按照我对经济思想史和发达国家经济崛起历史的研究，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与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背道而驰的，如果不改变这种模式，中国将来不仅不可能崛起，反而将会进一步滑落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我把这种猜测和警告在2006年秋天写进了某杂志对我的访谈中，但该杂志不同意我的一些观点，没有发表这个访谈。这个访谈就一直放在抽屉里，直到2008年，才由《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创刊号登载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后知后觉者，最近看到杨斌在《》上的文章，他说他在2000年出版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就揭露了美国倡导新自由主义特别是金融自由化是出于其国家利益，是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战而有意布下的陷阱。可惜，我至今还没有看过他的这本著作，但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
陆：按照你的这种说法，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一场“经济学的战争”，其目的就是通过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中国人洗脑?
贾：是的。你知道，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有句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但亨利·基辛格还有一句潜台词没有说出来，“如果你控制了对方的思想，你才能够或者轻而易举地控制石油和粮食。”畅销书《金融帝国》的赫德森指出，美国金融和垄断利益集团通过给大学和研究机构捐助，将理论的传播过程完全变成了洗脑的过程，正是这样的洗脑工程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推向了崩溃和瓦解，其中最成功之作就是通过控制苏联决策者的头脑，兵不血刃第瓦解了前苏联。
陆：您能否再列举一些值得中国警觉的例子吗?
贾：例如，目前我国得到国外各种基金特别是美国资金支持的研究机构需要保持警觉。又如，美国在19世纪末的经济崛起是通过内向型经济和保护主义实现的，但在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时候，美国却肆意诋毁保护主义和拉丁美洲的内向型经济，当时绝大数学者注意不到这种经济思潮巨大变化的背后力量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从“超然公正”的经济学加入了对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的鞭挞，以至于在今天，内向型经济和保护主义完全变成了贬义词。此外，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把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为“邪恶的三位一体”，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了许多灾难，但我们对这些机构却从不设防，没有认识到这些机构是美国所操纵的工具。新自由主义借助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对中国学者、学生和政府官员的洗脑是相当成功的，以至于中国的“精英阶层”提出了所谓“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等著名的荒谬言论。笔者观察到，我国某些著名研究机构近年来所做的研究报告，其政策建议正中发达国家的下怀，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相信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甚至他们还自认为他们的研究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并没有得到发达国家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他们的研究只是真诚地相信新自由主义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但这正是他们的可悲之处，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耻辱!
陆：在您认识到这个问题上，您是否受到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影响?
贾：没有。这正是我要谈的问题。在反思“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十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运动自身也存在着不足之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学生们和学者们只是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基础方面，他们基本上不关心经济学背后的经济利益问题，特别是这个运动发生在发达国家，很自然地，它并没有更多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发展上的特殊要求;也没有考虑到美帝国主义战略家把经济学作为战略工具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发起的“经济学战争”问题。我认识到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产生的，当然也受到了在经济思想史中由源远流长的以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李斯特经济学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所存在的“第三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例如美国学派和李斯特经济学在当时就反对代表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今天如果我们要继承和发展这种经济学，很自然地也就要反对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陆：您能简单地概括一下这种经济学对今天的我国提出了哪些警示吗?
贾：在19世纪，当美国处于落后地位时，美国人一眼就看穿了英国人推销自由贸易的伎俩。当时在受到美国学派经济学影响的美国政治家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格言，“按照英国人过去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英国人所说的去做”。在今天，对于中国来说，“按照富国过去所做的那样去做，而不是按富国现在所说的那样去做”仍是一句至理名言。
陆：针对上面您提到的中国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您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怎么办?
贾：我近年来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拨乱反正，纠正对经济学自由放任的错误政策，改革中国大学经济学教学课程体系，压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学，除了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外，还应该增加西方异端(非正统)经济学的教学。目前一些财经类院系和管理学院系已经很长时间不再开设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了，因此，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大学所有的财经类院系和管理学院系不仅要开设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课程，而且还要把这些课程作为必修课来开设，中国大学的其他专业也要把这些课程作为选修课推荐给学生。只有了解历史、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并深刻领悟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们才能粉碎美帝国主义战略家把经济学作为政治工具支配中国人的思想并由此对中国实行新型殖民统治的阴谋。
陆：贾教授，今天对您的采访时间已经很长了。您能否给我和读者推荐几本与此相关的著作。
贾：我把这些著作随后作为这个采访的参考文献提供给你，可以吗?
陆：可以。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
贾：不客气。下次再见。
陆：下次再见。
参考文献
[1]爱德华·富布鲁克.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贾根良等.“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贾根良等.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人民出版社，2001.
[5]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6]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赖纳特、贾根良.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8]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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