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1357)：明朝开邦定国“九言策”
2007年，笔者经过密集研究和痛苦反思，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在1993年之前，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在1993年之后，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日益支配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我国有可能已经陷入依附经济的陷阱而难以自拔。从对外经济关系来看，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并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从而陷入了美国经济战略家通过对中国学界、政界和商界洗脑的陷阱之中，使中国人自己自愿地选择了一条依附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笔者看来，2001年加入WTO，标志着这种依附型经济发展道路的正式形成。
笔者在2009年初就指出，由于这种依附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自由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美元霸权、全球产业价值链和金融开放”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套在巨龙(中国)头上的五条致命的绞索”，“中美国”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与寄生虫(新型宗主国)的关系。[1]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日益暴露出“自杀性”倾向的致命弊端，因此，笔者在2009年初呼吁我国应尽早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革命做出战略规划，[2]并在2010年发表的《保护民族产业和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然而，虽然政府正确地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支配下，这种战略方针无法得到贯彻，反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思维指导下，任由美联储量化宽松印刷的美元纸片大量涌入中国，从而开始了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危害极大的大规模经济金融化过程，这不仅推高了房价，而且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衰落和政府来自实体经济税收的雪上加霜，致使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更加变本加厉，再加上四万亿投资大部分也流入房地产市场，这三种力量(美元涌入、土地财政和四万亿投资)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猛涨数倍，以金融、房地产和权贵资本为代表的三大食利者利益集团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并在2013年试图通过对土地、资源和公共产品(铁路、银行等)领域的进一步私有化，谋取更大的不劳而获，建立食利者垄断的资本主义。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重新恢复出口退税使“自杀性”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得以苟延残喘，“扩大进口战略”使中国进一步被推向“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类殖民地贸易”结构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已然成为一句空话;大力鼓励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价值链高端的控制更加得心应手，自主创新赖以展开的平台继续减少;而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发行的基础货币100%来自外汇占款则标明中国已丧失了货币发行和信贷的自主权，从理论上说，美元霸权则可以通过印刷美元纸片兑换成人民币，从而买下整个中国。在美元通过外汇占款篡夺人民币主权的过程中，买办资本和进出口产业利益集团罔顾国家与民族利益，与外国资本狼狈为奸、日益勾结在一起，依靠美元势力，骑在中国工农阶级、产业资本家阶级和中产阶级头上作威作福。现在，这三大利益集团正试图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和“上海自贸区”的遍地开花等金融自由化措施，造成其所谓“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
美国金融危机一爆发，笔者马上意识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国金融危机将给美元霸权沉重打击，并给中国经济大转型创造喘息之机，今后十年将是中国经济大转型的最佳战略机遇期。笔者当时曾天真地认为，中国经济大转型的时机来临了，但一看2008年底拉动内需的4万亿投资以及恢复出口退税的种种做法，我的心就凉了;特别是当听到某位领导“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高论，我几乎彻底绝望了：中国这不是“助纣为虐”和“割肉饲虎”吗?因此，笔者产生了一种四年来在给学生上课时多次加以分析的判断：美欧金融危机的大部分代价最终将由中国人民来承担，因为世界上从没有中国这样的大傻瓜，你不承担谁承担?
综上所述，外国资本、食利者利益集团和买办资本这三座大山正在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向中国人民压来，中国经济大转型的最佳战略机遇期正在逐渐消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笔者担心，加入WTO之后至今的改革开放正在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3]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中国的重演并非不可能。如果中国的精英阶层对此不察，却按照美帝国主义的指令对这种“改革开放”乐此不疲，难道不会像前苏联那样对中华民族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的千古遗恨?!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除了利益集团的支配外，我相信，我国主流精英阶层之所以被美帝国主义玩弄于鼓掌之间(例如，历次“中美战略与经济训话”)，之所以被华尔街所操纵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蒙蔽，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这包括缺乏对帝国主义性质的认识，对近现代史中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所有崛起国家经济史的无知，缺乏民族气节，等等。当然，他们仍是可以被改造好的同志，只要他们听笔者半学期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题，他们就会彻底明白：解决目前中国问题的惟一办法只能是，按照发达国家崛起时曾经所做的去做，拒绝按照他们目前所说的去做。
笔者认为，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政策提出批判的人，都有责任提出自己替代性的战略规划和方案，这种规划和方案必须以维护和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目的，必须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和特殊情况出发，所提出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必须切实可行，符合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有强有力的替代性理论提供支持。为了履行这种职责，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经济学家，自2007年开始，笔者就一直致力于中外经济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致力于总结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崛起或沦为殖民地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致力于创立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当然，所有这些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致力于提出一套中国在未来五、六十年内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新战略。
在过去的几年间，笔者几易其稿，终于在2013年9月完成了重启中国崛起过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并将其概括为20字的五大经济纲领，这就是：“国家保护、内需市场、主权信贷、智能电网、南南成长”。智能电网即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作为中国工业革命的五大纲领之一，是指以能源互联网为代表的包括高铁、机器人(智能装备工业)和农业现代化为新主导产业的中国跳跃式发展总体战略的构想;“南南成长”则是指中国在“脱美化”的过程中，领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种与美元霸权和金融帝国主义相平行的、以工业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笔者在去年7月份所提出的“外围包围中心”战略的简要概括。在今后两个月左右时间内，笔者将利用写作学术论文的余暇时间对上述五大经济纲领做出具体的阐释。
[1]大约一年后才发表这种看法，见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2]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3]贾根良：《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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