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欧洲(本文指欧盟)对于中国极端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技术来源地，还因为欧洲现代化的经验及其战略取向对于中国实现大国崛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欧洲是现代化的发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诞生地。在二战结束后的近70年时间里，欧洲告别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通过内部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实现了高度繁荣。作为后现代的超国家政治实体，欧洲具有很强的软实力。在打破美国一极独霸，通过推动世界多极化促进全球和平和正义方面，欧洲和中国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欧洲现代化的经验
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欧洲国家顺应了战后非殖民化的历史大趋势，通过内部大市场的建设，形成了不亚于各自前殖民帝国的地理-人口规模，在战后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可与美国相匹敌的经济超级大国。在战后年代，具有“帝国”的规模--即自身市场规模庞大，是一个国家崛起为全球大国(global power)的重要前提。就自身条件和发展潜力而言，目前世界上具备成为全球大国的实力或潜力的国家只有三个：美国、欧盟和中国。
早在一次大战爆发前，西欧国家的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欧洲内部支离破碎，民族国家彼此对立，仅凭各自与其海外帝国的微弱整合，根本无力对抗未来两大经济巨人--美国和俄罗斯帝国。美俄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将来必定是世界两大主导力量。为此，欧洲国家应当相互融合，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
军国主义德国同样认识到欧洲统一的重要性，它两次发动世界大战，都有在经济上整合欧洲之意。如果说德国的一战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庞大的中欧帝国，那么，它发动二战则是要仿效历史上的查理曼大帝和拿破仑，统一整个欧洲，作为日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基础。希特勒有句名言：“决定未来世界命运的不是柏林，就是华盛顿”。
第三帝国的覆灭没有使欧洲统一的思潮成为历史的陈迹，相反，二战结束后，席卷全球的非殖民化浪潮以及美苏冷战大大促进了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战后，殖民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已不合时宜，但欧洲列强最初并不情愿失去各自的海外帝国，它们最终决定放弃殖民地既是迫于历史大势，也是其政治精英反复权衡利弊的结果。
欧洲的政治精英们认识到，殖民地越来越成为欧洲宗主国的包袱。政治上的道理不言自明;在经济上，殖民地微弱的购买力只对宗主国的夕阳产业还存在一定价值。随着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欧洲经济的未来在于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而这些高附加值产品的消费市场只存在于西方而非第三世界。为此，统治阶级有必要在政治上向工人阶级做出让步，以保护和促进国内的消费市场。战后西欧各国纷纷建立福利国家，推动内部经济整合，绝非历史的偶然。尽管如此，单一民族国家的市场规模毕竟有限，欧洲主要大国遂通过多次谈判降低彼此间的贸易壁垒，推动欧洲整体市场规模的扩大。
欧洲“帝国”市场规模的形成从根本上为其战后复兴奠定了基础。虽然欧洲内部民族国家在经济表现上各有优劣，但其总体发展阶段相近(大多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工业化)，这就使各国在经济技术上的比较优势通过欧洲大市场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使欧洲企业实现了较大的规模经济，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融合的成功充分体现了欧洲政治精英的远见卓识。美国出于冷战的考虑，坚定支持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对于欧洲来说，接受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军事保护是欧洲在政治上的唯一选择，这是美国的超强国力和冷战的现实政治所决定的。欧洲为此得到的回报是：美国向欧洲单方面开放国内市场;同时，欧洲获取海外资源的渠道也得到了“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的切实保障。这种开放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以及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有力地促进了欧洲战后复兴。但这并非最主要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形成。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艾伦·米尔沃德(Alan Miward)指出，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通过内部一体化同样可以实现经济复兴，只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是民族国家通过创立超国家机构，构建共同市场的典范，欧洲因此也实现了从未有过的永久和平，这两者构成了作为后现代超国家体的欧洲最强大的软实力。
欧洲战后复兴和重新崛起给予中国的启示是，通过内部整合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家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缩小贫富分化以稳定国内需求，将对本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诱导。其二、与此相关，统一的国内市场必须受到保护，以便国内企业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进而实现技术的跃进。
在共同迈向全球大国的征程中，欧洲和中国同样具有“帝国”的规模。两者的差别在于，欧洲需要解决“帝国”的整合问题，中国则需要解决“帝国”的效率问题。前者指政治领域，后者指经济领域。自秦以降，中华帝国在政治整合上做得相当成功，中国的官僚制中央集权体制是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重要制度保障。但问题是，由于技术条件等制约，中国历史上罕有国内市场完全统一的情形，而更多是呈现为某种“蜂窝结构”，即区域化市场，这又与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着直接关联。
在工业文明时代，尤其是产业竞争空前激烈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兴衰从根本上取决于本国的工业技术实力，这就要求国家扶助一大批民族企业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途径就是国家通过产业政策，支持国内企业在受到保护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实现较大的规模经济。
“帝国”的规模是中华民族的先人留给子孙后代的极其有利的初始发展条件。虽然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西方主导制定的自由主义全球经济规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但中国依然有可能凭借自身的大国地位，通过精湛的外交争取到最有利的发展条件，实现和平崛起。
遗憾的是，中国忽视了自身的有利条件，更忽视了欧洲的外交理念给中国带来的有利的发展契机。
欧洲的多极化理念
在冷战期间，欧洲无力对抗苏联，要确保国家生存必需倚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为此，欧洲选择了在政治上服从美国的领导(法国除外)。与苏联帝国不同的是，“美利坚帝国”君临欧洲起初并非美国所愿，而是其欧洲盟国出于自身的安全需要力邀的结果(empire by invitation)。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保护了欧洲免遭苏联入侵，同时也遏制了德意这两大前法西斯国家，从而彻底改变了几百年来以“均势”结构为基础的欧洲内部的国际关系，实现了欧洲的永久和平。在这种自由帝国体系中，欧洲自身发展的多样性得到了美国的充分尊重。在美国的庇护下，欧洲得以将节省下来的大量军费开支用于建设福利国家，由此成长为一个与战后日本相似的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民事大国(civilian power)。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承担了欧洲防务。尽管如此，经济的崛起大大增强了欧洲在冷战后寻求与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自信。然而，欧洲之外的世界远没有进入“后现代”，现实主义(地缘政治)而非自由主义依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坚信不疑的国际行为准则。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的零和竞争，其基本要义是发展和不断加强国家的军事硬实力。欧洲恰恰是以牺牲国防工业为代价建成了所谓“民事大国”，面对与美国较大的军事技术差距，欧洲如要通过大幅增加军备来增强军事硬实力，无论从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还是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来看，都是不现实的。因此，在防务政策上搭便车而不是抗衡美国，是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最为现实的选择。即使欧洲认定有必要适度增加军备，其国防工业的发展也同样需要规模经济，而国防工业如何在全欧洲范围内实现有效的整合，则是欧洲未来政治一体化需要解决的巨大难题。
军事硬实力的不足意味着欧洲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有限。一方面，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仅凭经济和外交等软实力手段远不足以解决重大的国际冲突，无论这种冲突是发生在欧洲的外部(伊朗核问题)、还是欧洲的内部(波黑战争)。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一意孤行地推行“单边主义”(如第二次海湾战争)，欧洲并无有效的制约手段。
由此可见，欧洲要发挥大国作用离不开美国军事硬实力的支持，但同时，欧洲又对美国脱离“多边主义”自行其是深感挫折和无奈。这一困境遂造就了冷战后欧洲独特的外交理念：多极化比帝国主义时代那种列强争霸的完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或者冷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单极秩序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其政策含义是，欧洲支持多个力量中心的出现以共同牵制美国。这种支持不是无条件的。欧洲深受“民主和平论”的影响，同时基于其自身的发展经验，坚信一个或数个价值观和政治文明与其接近、外交上负责任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有利于世界和平。
正是基于这一外交理念，欧洲在世纪之交对中国崛起表示出某种程度的理解和支持。欧美同属西方阵营(这里的西方是个意识形态概念，而非种族或地理概念)，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相似的政治法律制度;在维护美国在战后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共同压制“非西方”对西方的挑战上，双方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度共识。从这一意义上讲，不属于西方的中国很难在政治和战略上对西方阵营实施分化瓦解。
但事情并非如此绝对。中国是个统一的大国，西方则非铁板一块。“观感引导行动”往往是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虽然欧洲与美国在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上没有丝毫不同，但双方对中国的认知却存在明显差异。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全球大国，其对外政策中的现实主义信念根深蒂固，在美国眼中，无论中国将来在政治上变还是不变，中国崛起本身即自动构成对美国的挑战，198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的“排日风潮”(Japan bashing)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与沉醉于权力政治的美国不同的是，欧洲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而且，欧洲不是一个全球大国，与中国也没有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如果中国能够遵守国际规则，政治上逐步朝着“透明化”、“公民社会”和“法治”的方向演变，欧洲对中国“大国崛起”则是乐观其成。
这具体反映在1990年代末欧洲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最初态度上。1998年初，中国入世谈判的进程骤然加快。中国急于加入世贸的国内背景是，经济改革和工业化均遭遇到严重困难，决策者希望通过大幅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以促进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同时，通过将经济自由化规则强行施行于国内，从体制上倒逼改革。
利用外力倒逼国内改革的策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因此而导致国家丧失相当的经济自主权则是得不偿失。在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对于中国这样少有的具有“帝国”规模的后发国家来说，最佳的发展战略是在有限度开放国内市场的条件下，通过国家力量推动国内大市场的建设，同时，通过产业政策的指引实现自主发展。
中国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冷战结束后，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日趋严酷，但中国是个政治大国，外交上的折冲空间本来就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广阔得多;而且，“帝国”的规模本身就构成了中国足以凭借之以较低的代价从西方获取先进技术的有力杠杆。但中国最终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国家尚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情况下接受了异常苛刻的市场开放条件，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诸多方面做出了过多的让步。这些让步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对全球化时代的大国政治相对陌生，尤其是对欧美外交理念的差异洞察不足，更对欧洲主动示好反应迟钝。在整个19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美欧日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加剧，三者对新兴国家市场的争夺尤其激烈，这就给中国利用三者在经济利益上的争夺带来了契机。当时，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最大，保持现状即可最大限度地维护日本在华利益，故日本对于美国为本国优势企业扩大在华市场份额，过分压迫中国开放市场的做法反应冷淡。欧洲对华贸易逆差较大，但其总体对外贸易保持顺差，故而欧洲也无意在中国市场准入问题上对中国过分施压。更重要的是，与日本相似，欧洲还从政治的高度看待中国入世。欧洲认为，中国是个正在艰难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对中国施加过大压力，则可能给中国的改革者造成政治上的困难。
欧日与美国的分歧意味着三大国在对中国的要价方面并无统一立场，这恰恰是中国可以利用来争取最有利发展条件的良机。1996年，日本率先于与中国达成商品协议。日本是三大国中对中国要价最低的国家，欧盟外交使团随即多次暗示中国，欧洲不是中国加入世贸的主要障碍。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如何以最低的开放成本获得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技巧以促进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应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根本着眼点。在对待中国入世问题上，日本的要价最低，欧洲其次，美国最为苛刻。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虽然要价不高，但在战略问题上与美国有着同样强烈的地缘政治情结，同样将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因而，日美在对华技术转让问题上都态度保守。欧洲则不同!
由此不难做出如下推断：假如中国没有做出不惜一切代价加入WTO的姿态，假如中国在与日本达成协议后，立即进入与欧盟的谈判，并在与日本达成条件的基础上与欧盟达成协议，那么，中国入世与否都无关紧要，因为欧美日的技术水平在同一个档次。一旦锁定了欧日两大先进经济体的要价，中国即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彼时再掉过头与美国谈判，迫使其在要么接受中国的条件(不得高于欧日要价)，要么退出中国市场之间做出选择，结局将完全不同。
然而，中国当时的想法却是，既然美国是中国入世的最大阻力，那么，只要搞掂了美国，其他国家均不在话下。这一奇特的思维逻辑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政治考量，即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而，处理好中美关系应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据此，中国确定了“亲美疏欧”的谈判策略。这是对大国关系和中国自身处境的严重误判，不但刺激了美国不断提高要价，更激怒了欧盟，后者转而与美国密切合作，共同向中国施压，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甚至提出了比美国苛刻得多的条件。
与前所述，中国入世并非国家工业化成功的自然产物。而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际贸然大规模开放国内市场，这在所有成功的当今发达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何以能够成为通过经济自由主义实现工业化的成功例外?!即使中国希望借助入世以解决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考虑到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也决不能以牺牲国家的自主发展为代价。事实上，欧洲对中国的巨大经济价值(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技术来源地)及其独特的自由主义多极化外交理念，都为中国实现繁荣和进步，特别是为中国争取最大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外交视野的狭窄使中国失去了一个与欧洲携手构建更加稳定的多极世界的良机。就国家发展而言，如果当时的外交运筹得当，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时至今日，虽然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发展成就”是以中国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和资源的全面枯竭为代价取得的;不仅如此，全球化还确立了外资在中国市场的绝对优势，由此而导致国内产业被压制在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这是造成中国产业升级困难的重要制度根源。这样的“世界装配车间”地位与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相距甚远。
中国目前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历史会不会给中华民族第二次反转的机会?这从根本上取决于领导者对国家未来方向的准确把握和外交大智慧。(是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
文章原载《凤凰周刊》2014年第18期(总511期)，6月25日出版，本文系编辑前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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