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如果单纯拿权威部门统计的GDP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了，不但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日本，而且据说很快就将超过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了。但是，这种GDP大跃进靠得住吗?为什么GDP跃进幅度这样大，社会问题反而更多了呢?
本章分为如下7节：
1.别被GDP光鲜迷惑而失去判断力
2.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能富强吗?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澄清
4.“先富带后富”变成贫富两极化
5.80年代推行小岗村道路合法吗?
6.90年代国企破产、变卖合法吗?
7.抛弃社会主义盲目入世贻害无穷
1. 别被GDP光鲜迷惑而失去判断力
中国官员曾经普遍靠GDP升迁，所以很难用GDP衡量改开的什么真实成就。正如本章第7.3)B大段将要引用的北航大学李成智教授谈话，GDP也有质量上的巨大差别：
做8亿条裤子和造1架飞机的GDP是一样的。但是造飞机的是富国，做裤子的是穷国。国家的穷富不是看GDP多少，而是看GDP成分。要论GDP，大清国是当时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国的GDP是茶叶、瓷器和裤子，日本的是大炮、轮船。
除去巨大的质量差别，GDP还因其统计上的各种水分，而掩盖了经济发展的本质。
1) 首先GDP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统计指标
GDP又称“国内生产总值”，但要注意所谓“国内生产总值”与毛泽东时代的“工农业生产”根本不是一回事：
à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照“价值”来计算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用来评价“资本(或资本家)”获取“利润(即盘剥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宏观环境的数据。因此，GDP并未反映工农业是否满足了人民生活所需以及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需，因为反映这些需求的是“使用价值”，而非GDP的“价值”。
à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允许剥削，因而也就不使用与资本盘剥劳动者相关的GDP。所使用的“工农业生产(还包括交通运输、国防建设)”是按照“使用价值”来计算的，它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所需以及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需——因为这些“需求”本来就以“使用价值”表现在统计数据之中。
让我们举些例子来做比较：GDP计入住房销售总额、医药营业总额、教育带动的各类营业总额以及其它一切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营业收入额。具体举例，十年来房价上涨了五倍至十倍，GDP中相应住房这部分的统计值也就跟着“虚高”上去五倍至十倍。但在毛泽东时代，哪里有依靠涨价把“工农业生产”提升五倍至十倍的神话!
现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已经高得超过了美国，也就使相应的GPD“虚高”到超过了美国的水平。但你能因此就说我们的经济比美国还要发达吗?
说到底：GDP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指标，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提供给资本家集团，用以观察和判断如何从劳动者人民的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经济指标。“工农业生产”或者其它本质类似的社会主义经济指标，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是在社会主义体系中提供给劳动人民和人民的国家机构，用以观察和判断如何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生活、生产、科教、卫生和国防建设等需求的指标。
2) 其次，中国境内的外企“生产总值”一律计入
只要是在中国境内，即使是外资企业的生产值也一律计入中国的GDP。例如中国GDP中出口的部分，往往超过50%(以前曾高达三分之二)是外资企业实现的。但统计GDP时，这50%也与中国民族企业那50%同样地计入中国出口部分的GDP——就是说，出口额中至少有一半是被外企老板攫取剩余价值的，但也都统计在中国的GDP中。
我国各地招揽了大批外资企业，这就相当于将相应的未来赢利空间让给了外国人，而不给我国的民族产业保留发展的机会——这不是在搞“经济卖国”吗?那么，为什么各地官员还是那样热心地“招商引资”呢?原因是，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以GDP的增长速度来评估官员的政绩、来决定其升迁的。于是，即使是引来的外企所创造的GDP，也给官员带来了同样的升迁机会，谁还管它是否“卖国”呢?
3) 再次，GDP从不扣除发展经济带来的任何破坏
本章将在相应节或小节介绍，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建成了基本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例如运十大飞机的研制体系)，完成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例如86000座水库、包括最著名的红旗渠)。如所周知：改开之后，那些工业系统和农田水利系统，因各种原因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甚至根本性的破坏。
但是在统计GDP时，这些损坏、或者根本性的破坏，并不因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对GDP有丝毫的扣除。相反，如果采取某种措施来挽救这类损失，那么因“挽救措施”而发生的“营业额”(未必真有实际效益)可是都要计入GDP的。
4) 瞄准低端出口破坏了中国资源环境和金融平衡
进入WTO之后，中国自觉地或被迫地定位于低端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尽管低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带来国内各地GDP的大幅攀升，但就是这些低端产业，又造成了触目惊心国内环境污染(如雾霾)，以及超量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损耗，等于在吃子孙饭。
但是在统计GDP时，这些影响当代人和后代人生存发展的环境损失和资源损失，从来都不会折算成经济性损失而从GDP中扣除——因为GDP永远都是只加不减的。相反，如果采取了某种措施来挽救环境的或者资源的损失，那么因“挽救措施”而发生的任何的“营业额”(未必真有实际效益)可是都要计入GDP的。
更加严重的是：改开以来所发展的瞄准低端出口的中、外资企业，虽然也为国家赚取和积累了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却与中国人民自己的需要(即现在所称的“内需市场”)完全无关。其中大批外资企业所赚取的外汇，以及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并购的外国资本，还有投机型的外资热钱，都必须换为人民币在中国流通。专家估计，中国央行所发行的大约25万亿人民币(M1)中，约有70%是用于兑现这几种类型的外资的，其余能够用于国家、人民和民族企业流通所需的，反而只占央行所发行人民币的一少部分。这一极不健康的比例，使得中国的金融系统极易被国际资本所撼动和掠夺——最近出现的“钱荒”与“通胀”并发的矛盾现象，就是这种危险的迹象。
即使扣除了上述种种的虚假因素，中国的“GDP大跃进”还是有很多问题。要想正确地做出评价，就必须遵从李大钊在九十四年前所说的原则，即首先要考察指导经济发展的“主义”、考察社会上多数人在GDP大跃进中的受益状况，因为经济发展：
“……总要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那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主义。”
那么，改开以来人们还有什么“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那些套话连篇、不知所云的官样文章。我们将在以下第2、3、4节分别考察那些产生了重大社会效果的指导思想，看看它们是否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2. 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能富强吗?
在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于2003年去世后，很多学者或者借回忆李慎之的机会、或者借引用他人回忆的机会，写文章或发表谈话说，国家领导人早在1979年1月就说过“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并以此来论证要走欧美之路、甚至要搞“中美国”。就连《百度名片》李慎之词条也这样记载：“慎之向小平请教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见李郁回忆文章)”，其中的“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那句，自该词条于2006年6月20日创立至2013年9月18日的29版，版版都有这句话、至今未见修订[22]。
需要指出，多家网站自今年7月以来登载文章《关于1979年邓小平解释对美开放理由的考证》(http://www.szhgh.com/article/history/25589.html)，署名黄卫东。黄文在认真地分析了有关学者的7、8篇引证之后，得出结论说领导人这样讲的可能性太小，这样多学者都说谎了的可能性也不大，反而是李慎之说谎的可能性最大[23]。
无论当初是否有领导人讲过“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这类思想总归在改开之初就干扰了正确方向，而且还被后来的领导人发展成了“中美国”概念，并且至今也未受到任何明确的批判。总之，以为“中国跟着美国也能富强”确曾在官民中变成了“开放意识形态”。但是，“跟着美国走”真能富强吗?那就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跟着美国走”都得到了什么。有一篇文章至迟在2012年7月1日上网，已经流传一年有余，其标题为“蒋介石及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卖国条约”。该文列举了在1945年11月21日至1948年8月5日之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所签订的十六项不平等条约，并简单地介绍了美国根据各项不平等条约，分别从中国攫取到了什么权利、甚至主权。文章总结说：
“美国扶持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把这些条约合在一起，美国从蒋介石手中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真是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陆上，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从现在到将来，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所有‘中国’主权云云，实际上尽成美国主权了。”
毛主席不但总结过这些历史教训，而且还在1965年5月25日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进一步讲道，“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但是，那种以为“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的改开领导人们，早把毛主席的警告丢到脑后，“仰人鼻息”而犯下了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正如前文所引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美国2011年在全球攫取了超过7万亿美元的“霸权红利”;相反，中国却是全球“霸权红利”损失最多的国家，超过3万6千亿美元!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全年劳动的60%，都被以美国垄断资本为首的西方资本攫取了;相反给中国留下的都是劳动者疾病、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等，足以证明：中国跟着美国走，是不可能富强的!
改开以来的所谓“经济成就”，恰恰掉进了西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所设下的圈套。西方资本主义给中国改开设下了什么圈套?本文集将在第三分册第九篇章《欧美世贸计多端》给出宏观的分析和微观的案例，并证明毛主席1965年的断言英明无比。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澄清
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的记录。他以后还在80、90年代多次提及这个概念，其中解释得最清楚的是1992年南巡的那一次：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话不错。但是，绝不能因“也有市场”就说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英文“Market System”的无歧义翻译，是指按照“自由市场交换原则”所建构和运行的经济体系。相反，社会主义的“市场”只允许按照“社会主义的条件”交换商品，而“自由市场交换原则”所允许的许多交易行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中都是必须受到限制、甚至完全禁止的。
西方资产阶级学界就是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来使用的，认为二者是同一个概念。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资产阶级则断定那是自相矛盾的词汇，只有中国官方才这样使用。请看《维基百科》对这两个词条的解释：
“市场经济也被用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来描述其经济制度的官方术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全面研究和批判的，恰恰就是这个“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是同义词!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作家，是不可能接受的。
1) 限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交易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什么呢?
在1956年至1958年(包括纠正共产风等“五风”)期间，毛主席对此做了发展性的阐述，其要点也反映在陈云同志和周总理的同期讲话中，以及中央此后所发布的有关文件中。其中最具体和最容易鉴别的两个条件，就是下述两样东西不得自由交易：
a. 劳动力不得在市场上作为商品“买卖”或自由交换;
b. 生产资料只能在公有制(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经济组织之间交换。
但是“市场经济(MarketSystem)”则没有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条件”的限制，因此资产阶级学者和马列主义学者在这一点上持相同看法，即这两大对立阵营的学者，均将没有“社会主义的条件”限制的“市场经济”认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或者可以说，两大阵营的严肃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谁若讲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等于是在讲“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种令人不知所云的“概念”。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宪法，但在1982年制定时，其第十五条明确写道“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但是在1993年修宪时，这一句就径直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关键的“市场经济”一词，就借助其修饰词“社会主义”而进入了中国宪法。同样是在1993年的宪法修改版中，“农业人民公社”被取消了，“国营企业”和“国营经济”也分别以“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所代替。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也从1994年开始组织起草《破产法》。虽然对于破产法出台时机多有争议，但其指导思想(如2004年所宣布)还是明确的：
“统一适用于各类企业组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出现了公司、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企业等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形成多种企业组织形式共存的局面。企业破产法既要适用于新的企业，也要适用于原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企业组织。”
指导思想第2条(即第1条实质性指导思想)
毛主席、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至1958与1959年相交之际，就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交易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条件”，即1)“劳动力”不得自由交易，2)“生产资料”只能在公有制的经济组织之间等价交换。但上述《破产法》指导思想，显然已经将这两条“社会主义的条件”完全破除。那些仍然在硬说这样的《破产法》是社会主义的人，实际上已经从经济基础上根本地抛弃了马列主义。
让我们再来看看九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实践：
A.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大力提倡、鼓励和培植劳动力市场，即提倡和鼓励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样，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地雇佣劳动力，而劳动者也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地出卖劳动力——这样的“市场经济”明明就是资本主义么，怎么能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呢?第5、6节将分别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讨论改开以来的要害问题，其中将包括“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关键和危害。
B.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与国际接轨”为名，大面积破产和变卖原工业国营企业(1993年修宪改称“国有企业”)和农业集体企业(1984年下文件改称“乡镇企业”)，并在中国全面移植西方资本市场机制，使得生产资料，包括企业的资产、企业股票以及企业“自身”，全部都可以作为“商品”在资本市场上自由交易、甚至以掠夺公有资产的方式“交易”——这样的“市场经济”明明就是资本主义、甚至是比欧美更坏的资本主义(欧美法律至少不准掠夺“国有”资产)，怎么能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呢?第5、6节将分别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讨论改开以来的与国际接轨等要害问题，其中将包括“资本市场”形成的关键和危害。
在建立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并实行“自由贸易”之后，被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和批判的资本对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全部复活了，中国就是这样走上“打左灯、向右拐”道路的。
2) “市场化”造成新三座大山
并无权威部门给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何科学的、严格的和经得起考验的定义。但广大人民还是从改开以来的社会实践效果看明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开以来，一些领导人听信资产阶级“专家”的“市场万能论”，自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专家”们还帮助领导们编造了很多词汇，如“医疗改革”、“医疗市场化”、“住房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等：一切由钱说了算。但是，将医疗、教育、住房这三个领域“交给市场”的社会效果是是，医疗、教育、住房三大改革令老百姓们不堪重负，造成了压在人民肩上的“新三座大山”。
A.医疗市场化
这在1992年启动医疗改革时就引起争论。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1993年5月会议上强调医疗的大众性和公平性[24]、明确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但他和他的支持者们马上被反讥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医疗改革最后还是走向了“市场化”，公立医院借机乱涨价、医药产品借机虚抬定价、药品销售和治疗服务环节腐败重生，连医生都要根据开药方带来的药品销售额来分发奖金，有意混淆脑力劳动与腐败之风，结果是医疗费用飞涨、民众不堪重负，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B.教育产业化
2006年10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因为在这一口号的误导下，很多优质公办小学、初中和高中乱收借读费、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界也都以赢利为目的、变相出售公共产品、追求利益最大化，引起了人民群众极为强烈的不满(见《百度名片》“教育产业化”词条)。但在九十年代提出“教育产业化”的那些领导人，不肯出面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肯帮助纠正这一口号的负面影响，而是抵赖说政府从未讲过这句话。其实，网上的证据是赖不掉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2011年05月14日在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历史资料·历年课题指南”拦下刊登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9年课题指南》，其中“经济学·甲：经济理论”以及“国际问题研究”两部分都包括有以下这样的课题指南：
“第7条.我国教育产业的发展及教育经济学研究”
网上还能查得到实为该《指南》所引导的大量研究论文，例如：
a.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中国教育产业发展中的金融问题研究》(吴顺达)
b. 华中科技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我国教育产业发展问题研究》(蒋海鸥)
c. 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发展问题研究》(杜白)
这些论文就是依《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开展的，该《指南》不但承认“教育产业化”、而且承认“教育已经产业化了”，指导学者直接去研究“教育产业”的各个方面。领导人如果面临这样的白纸黑字证据，还不承认自己当年的指导思想有误，那又如何纠正错误呢?难怪“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影响仍在继续扩大!
C.住房市场化
政府提供地皮、银行提供贷款、与地产商结成铁三角，不断将房价推向新高、令万民怨声载道(见《城市房产·北京(http://bj.cityhouse.cn/market/)》)：
a. 北京四年前住房均价每平米12,760元，2013年3月涨到了35,302元，平均每年涨价29%。一年前每平米均价24,996元，2013年的涨价比率高达41%!
b. 北京海淀区一年前住房均价每平米32,467元，2013年4月涨到了49,872元，2013年的涨价比率高达58.2%!
这样高的住房价格已经超出了美国那些房价最昂贵的大地区平均值一、两倍，而且近年还在超常速上涨，这样的经济还能称得上什么“特色社会主义”吗?
医疗、教育和住房市场化的后果证明了一条真理，即所谓“交给市场”就是“交给资本”，就是让资本(或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和广大人民群众。将这些统统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实际是在搞“最坏的”资本主义。
4. “先富带后富”变成贫富两极化
本节要讨论的是，邓小平谈“先富带后富”、却造成了“贫富两极化”的问题。但这样的讨论，完全无意指责是邓小平有意的、或直接地造成了“贫富两极化”。
1) 邓小平多次反对两极分化
事实上，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几次谈话中都曾明确指出，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要采取各种手段或方案，来控制不要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这些表明他仍想坚持社会主义的谈话，主要搜集于《邓小平文选》第三集，让我们列举一些如下：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第111页《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111页《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
第208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第229页《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第364页《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第374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在晚年这样几次三番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应该避免两极分化”、而且也“能够做到”，为什么中国还是出现了不可否认的两极分化呢?是邓小平的权威不够吗?显然不是!是有什么阴谋集团用武力推行两极分化吗?根本没有这样的证据!
那么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呢?就是这“先富带后富”理论出了问题，因为这理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因的，这将在下面第2)小节分析。但理论错误还是理论问题，造成贫富两极化的直接责不在邓小平，而在他身后的某些领导人：
这些领导人已经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权威，那样的手段来纠正贫富两极化了。尤其是，他们已经长久不讲群众路线了，哪里还有力量推行社会主义?相反，他们却被新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所包围，被资本主义的力量所左右了。
2) “先富带后富”理论有误
邓小平在1985年提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
于是，“先富带后富”不但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且还让大批“等待后富”的人们做了三十年的梦。大家醒来才知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就永远也富不起来了。为什么呢?马克思早在146年前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时，就给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明。中国现在的改开只一个最新例证：
à 那些“先富者”们，肯定会在“市场经济”中将个人财富转化为资本;
à 那些“等待后富者”们，却只能在“市场经济”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à 即使没有意外病灾，劳动力出卖者的平均工资，也只供“劳动力的再生产”之用，即包括本人劳动力再生，以及其上、下那两代人的生活开销;
à 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超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那一部分，则全部被资本、或者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即“先富者”)们拿了去。“先富者”们除挥霍其中的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将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新资本投入市场，以便将来赚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再明白不过的了。“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主张“先富带后富”呢?这无疑在客观上欺骗了老百姓!
3)社会实践后基尼系数剧增
中国改开是否“先富带后富”?这还可以用一个各国通用的社会统计系数，即“基尼系数”来回答。这是一个数值在0到1之间的小数：当其为“0”时，表示该社会是“绝对平均”的;当其为“1”时，表示该社会的全部财富都归一个人所有、其他的人全部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显然，处于这两种极端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基尼系数越是接近于0、就表示贫富差别越小，相反若越是接近于1、则贫富悬殊就越大。
以下有关中国改开之前、之后的基尼系数对比，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à 中国在改开之前1978年的基尼系数是0.16，是全世界最为平均的国家!
à 改开后砸“大锅饭”、“让一些人先富起来”，中国贫富差距急剧上升，基尼系数到1985年增至0.24，到1995年升至0.434、2000年再升至0.458。
à 联合国曾预期，在2012年2月报告2011年度基尼系数时，中国将突破0.55，处在全球倒数第四位，只比南部非洲三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好一点。
à 世界银行报告《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第23页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到2011年急升至0.57!横向比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两极化的国家了!
(注：西南财经大学的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在2010年就已升至0.61)
作为更直观的比较：世界银行报告还指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相比之下，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贫富最为悬殊的美国，当然肯定是全世界贫富两极化的国家之一。
4)基尼系数证明剩余价值论
中国的“基尼系数大跃进”和“贫富悬殊大跃进”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市场经济”中，“先富者”们不可能“带动后富”;否则其他人也都富了，那么“先富们”又从谁那里去剥削“剩余价值”呢?
“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石。谁若宣扬市场经济可以“先富带后富”，那他就是在否认剩余价值学说、他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
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效果，包括“先富不可能带动后富”，本文集将在第一分册第四篇章《姓社姓资是关键》及其它有关篇章再做详细和深入的讨论。
5. 80年代推行小岗村道路合法吗?
中国的改开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则是从推行小岗村“大包干”开始的，到1987年，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实行了大包干，最终导致人民公社解散，令中国又退回到小农经济时代。现已发现，历史上真实的小岗村，根本不是当初为了推行“大包干”而打扮起来的那个小岗村。这就让所有肯动脑筋的人们，都怀疑当初糊里糊涂地推行小岗村“大包干”模式、并进而在全国解散人民公社，是否合法?
让我们先从权威部门所不曾阻止的《百度名片》词条开始。
1)《百度名片·小岗村》的原文
“1978年冬，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按下鲜红的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一‘按’竟……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小岗村……当时仅仅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也就是说从1955年到1970年这15年间，小岗村年均每亩耕地生产粮食133000/517/15 = 17斤。目前的生产水平小麦每亩需种子15~20斤。数据参考扩展阅读《风起青萍末》)”
笔者核对过：该词条自2006年6月20日建立至今共83版。上述两段文字，在2010年1月7日第15版至2013年4月6日的第83版，三年多以来无丝毫修改。
2)《百度百科》名片的巨大漏洞
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的东南侧，离淮河大约20公里。195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早就为淮河南北地区规定了努力方向，那就是：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可见，无论《1957年纲要》后来是否实现了，淮河以南1955年时年均亩产就已达到400斤;淮河以北地区年均亩产也已达到208斤。但小岗村离淮河约20公里：
a. 淮河附近社队的年均亩产，即使在1955年时也应该为208斤与400斤之间的300斤左右，为什么小岗村的亩产在此后十五、六年长期停留在17斤上呢?这还不到附近社队平均亩产的十七分之一，只够第二年的种子。那么全村农民在这些年间又是吃什么活过来的呢?《百度百科》是否在隐瞒事实、或者干脆在撒谎?
b. 也许小岗村还有什么比“沈浩之死”更加蹊跷的难言之隐?那也必须向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讲清楚，让广大党内外干部和群众明白真相，而绝不允许在全国推行这不明不白的小岗村“大包干”，甚至悍然违宪地解散了全国人民公社!
《百度百科》“小岗村名片”的数据大有问题。它在解释小岗村的“年均亩产17斤”时，还指明是在引用“数据参考扩展阅读《风起青萍末》”。但在网上根本就查不到这篇《风起青萍末》——这只能证明“小岗村名片”的谣言有多么低劣!
这里要说明的是，1982年宪法第六条写明：“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该第六条是在十一年之后的1993年，即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根据小岗村的假经验解散十年之后，才修宪取消的。
3)2000年采访就发现了弄虚作假
《中国教育华夏论坛》等网站发表或转载了陈窗和曾德方两位在2000年采访小岗村的文章《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2001年3月整理、5月修改)，披露了小岗村及其上级领导在宣传“大包干”模式时大量的弄虚作假行为：
a. 小岗村在历史上十年九旱，解放后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小岗村农民与附近农民共同修建了燃灯水库，使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十八、九万斤，好年成还达到了二十万斤。1978年只打了3.5万斤粮，主要是因为当年遇到了大旱。小岗村虽然在1979年采用“大包干”打了13万斤粮，但与集体化时期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可是村队领导和上级、直至省级领导在宣传小岗村1979年成绩时，都有意地掩盖了小岗村在集体化时期远为辉煌的成就，欺世盗名地向全国人民说，小岗村因为“一包就灵”而“脱贫致富”了。
b. 司机抗玉兵说：“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之前，县里派我，还有另外一个汽车司机，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说这是任务。可等江泽民一走，又让我们把饲料粮拉回来了。”这是小岗村及其上级领导长期欺骗党中央的证据!
c. 小岗村老农严立坤接受采访说：“就说1998年吧，江泽民到小岗村来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这是县、镇领导欺骗党中央的证据!
d. 采访中还发现，收藏在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的“十八个血手印”生死契约书，居然是弥天大谎。村长严宏昌说：“那是包产到户多年以后的事，当时，有一个名叫王影东的大记者，来小岗村拍电视。王影东说，要搞一个按手印的条子，并说北京的大领导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但那个按手印的条子早已不见了(也许根本不存在)。于是，严宏昌按照记者的意思编写了前言和正文，并且一人代签了十八个名字，再找人乱按了十八手印，结果按出来二十一个手印!
e. 发财致富后，严宏昌就与小岗村的大多数贫穷农民不一心了。他的亲弟弟严福昌在采访中被问到：“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盒子)。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这既是对党中央的欺骗，也是对全国人民的欺骗，说什么“先富带后富”，全都编瞎话!
f. 这次采访发现，小岗村的农民到2000年已分化成穷、富两派了。严宏昌和其他几家富裕户的农民发了财，都不愿意再走集体化的道路了。
g. 其中最严重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h. 但严宏昌作为村长，在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时却隐瞒了缪夕五家的情况，而仅是代表那几家富户表示“农民怕变”，并且还主张进一步私有化。他的态度证明了：
严宏昌事后编造的所谓“十八个血手印”生死契约书，只不过是按照他本人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对真实历史的篡改，是用来欺骗领导和人民的。
4)沈浩猝死、小岗村骗局大爆光
上述这篇报道早在2001年春就上网了，但是影响还不够大。到2009年11月，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在其任上以身殉职后，为了宣传这位真正共产党人的事迹，小岗村分田到户之路走不通的真相，才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有些文字摘自网友评论)：
a. 小岗村多年来不停地向国家伸手要钱，得到了那么多次资助也没有发展起来。安徽省派出了省财政厅的处级干部沈浩到小岗村担任支部书记，显然也有财力支持的意图。纪念沈浩的电视剧《永远的忠诚》，讲的几乎都是沈浩不停地为小岗人要钱、要贷款、要援助、要投资，并且沈浩也因这样奔波、操劳过渡而以身殉职。
b. 沈浩说过：“2004年2月，村里为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4万多元债。‘大包干’展览馆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起来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
c. 沈浩努力争取到50万元款项，要为小岗修一条发展经济之路。但身为“红手印”之一的村主任贾治国盯上了这笔钱，非要承包修路。另一位当年的“红手印”道出了真相：“这条路要是包给那帮人，非给你弄成豆腐渣工程不可。”
d. 小岗村“红手印”的另一位带头人余本福，在担任村主任期间以权谋私，用作假手段占有小岗村的八间房。沈浩要以法律手段收回村有财产，余本福则动用媒体发表《小岗要重走集体经济之路?》，以此来抗衡沈浩的决心。
从严宏昌、贾治国、余本福这些“红手印”带头人的作为就明白“小岗村道路”为何走不通了，因为这些人要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哪肯帮其他村民致富呢?
5)推行大包干违宪违反中央精神
在带领小岗村干部参观大寨、看到大寨兴旺发达之后，沈浩对郭凤莲讲：
“你们大寨是‘干’出来的，我们小岗是‘按’出来的”。
这话道出了要害：大寨人是“干”社会主义的，小岗村是“按”资本主义的。
在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后不到一年，1965年的学大寨展览会就展出了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52个学大寨典型，例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例如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个个都令全国广大农民心服口服。但是小岗村是个隐瞒真相、弄虚作假和欺骗全国人民的典型，仅仅依据这样一个假典型就敢于在全国推行“大包干”、破坏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人民公社的法条，既违反了1978年刚刚通过的第三部宪法，也违反了在1982年通过的第四部宪法。
除了违宪之外，这一行为也违反了当时中央领导和中央文件精神的下述精神：
a. 在讨论“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的大包干时，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以及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都态度鲜明地反对。其他中央领导人中也没有明确支持大包干的(《小岗村的故事》)。
b. “大包干”还违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条列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等。
c. “大包干”甚至违背了时任国家总理赵紫阳的1982年4月19日谈话：“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
因此小岗村“大包干”既违背了宪法、也违背了党中央精神，推行这样的假典型就是鼓励资本主义势力违宪和对抗中央精神。因此不难理解：从1984年人民公社几乎全部被迫解散或瓦解之后，到2003年共计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不升反降——这样长时期的人均产粮停滞和下降，是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55年以来的第一次!
6)社队企业私有化冒出乡镇企业
邓小平在1985年6月29日谈话中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实际情况如何呢?
A.乡镇企业绝非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
这些“乡镇企业”的前身都是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到1983年已经发展到三千几百万职工的规模了。它们早就是分布于各种行业、各种商品经济的各类小型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在文革中、后期已经相当发达，有粮食和农产品加工的，有小型农机具维修制造、农业机械和动力机维修、小型化肥生产、小型水泥和建筑材料生产的，也有接受大工厂加工订单的。
社队企业不但将大批农民转变为工人，而且还给社员们分红。只是各地发展不均衡，靠近中、大工业城市的社队企业因有城市工业和工人老大哥的支持，发展得更快一些。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为农村地区工业化所播下的“种子”。
B.乡镇企业被扶植为资本主义带头羊
是在推行“大包干”、解散人民公社之后的1984年3月，中央文件才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的。此后，政府对乡镇企业給予了大力扶植，包括各种优惠政策，例如土地使用的，能源配置的，以及税收优惠的政策等等。
这些乡镇企业大约经历了“私人承包”、产权改制(私有化)以及资本主义完善化几个阶段。乡镇企业刚开始多由供销人员来承包，其实主要是雇佣本村的农民。农民员工没有劳动法保护，没有停业、失业保护，也没有合理的休息时间。乡镇企业就是依靠剥削这种高额剩余价值而起家的。乡镇企业“改制”，比较多的是将企业的产权转到了村支书、村长等权势者及其亲朋厚友，企业利润就由这些人来瓜分，再也不分给原来的社员们了。“社员们”从此变成了乡镇企业中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
乡镇企业一方面中断了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成为80年代腐蚀国营企业的资本主义马前卒。大批中小“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改制”私有化，与乡镇企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在以各种形式引进外资之后，这两类企业或其变种又变成国际资本掠夺中国市场的帮凶。
C.乡镇企业的特殊演变值得人们警惕
à 乡镇企业沿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受到了某些高层领导的放纵和鼓励：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们应该还记得，在乡镇企业高速发展期，广大国营企业职工还保持着社会主义道德。资本主义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向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招揽业务时，往往采取了“给回扣”等不正当手段，在人民群众中遭到了普遍的批评。但是，时任国家领导人的赵紫阳居然在讲话中说乡镇企业给回扣“是搞活经济的正常活动”，肯定和鼓励了不正之风——要知道，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回扣手段收买客户采购人员也是违法的。单单这一条就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就曾预言：在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就将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à 乡镇企业非法经营毒食品、地沟油等等，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纵容和包庇：
很多乡镇企业或其衍生企业，参与了制造和销售地沟油、毒奶粉、有毒医具、废旧假药、旧鞋胶囊以及其它伪劣产品和有毒食品，还严重地污染环境、糟蹋不可再生资源。它们的这些违法经营受到了地方政府广泛的纵容和包庇，其原因包括：一是鼓励乡镇企业干这些事，也能增加地方的GDP，为当地官员升迁增加资本;二是这些乡镇企业为了获得支持，往往也将部分非法经营所得，用来贿赂当地官员。
à 英国《每日邮报》网曾报道，英国每年有1200万吨垃圾被倾倒到国外：
其中中国是最大受害国。此外，美国、日本等国每年也将大量垃圾运往中国处理，严重地污染了中国的环境。这些“洋垃圾”，往往就是私有化的乡镇企业或者其衍生企业所处理的。这样的有害“经营”，也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纵容和包庇。
社会主义的社队企业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乡镇企业后，其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乡镇企业为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地做出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政府官员再以“经营效益”和“发展生产力”为借口支持这样的企业，那当然就是名符其实的资本主义道路了!
7)中断农村工业化农民背井离乡
改开以来，各级政府机构将大笔外资、内资吸引到沿海大、中城市，迫使农业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背井离乡、大规模地去沿海省市和大中城市打工，却又得不到当地的户口;结婚、育子仍然得不到城市户口，子女也不能在当地就读——他们干的是工人的活，却得不到工人的社会待遇，所以被社会和政府称作“农民工”!
农民工目前已经占中国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化中最奇怪的一景——请对照《资本论》来分析改开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连马克思都不曾想到，改开的中国居然会创造出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在城市遭到剥削的劳动力，却被迫回到农村去廉价地再生：十足的“超”剩余价值剥削!
6. 90年代国企破产、变卖合法吗?
“改开精英”举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旗帜，声称要将全民所有的制的国营企业，改造成“能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发展”的企业。但如已经分析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改开精英”实际是要将国营企业改造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企业。
可是，国营企业在毛泽东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老、中、青工人有着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加上现代工业要比农业复杂得多，使得“改开精英”们无法用小岗村那种假典型来“骗”出个国营企业私有化。因此，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蜕变过程，延续了整整二十多年之久。本开篇只选择几个关键点，来论述这一蜕变的非法性。
1)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逐步提升地位
毛主席在1959年底至次年年初曾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了如下批语：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275页)
毛主席在这里批评斯大林忘记了工人阶级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利，即管理国家、文化和企业的三大权利——失去了这三大权利，工人阶级的其它权利就都没有保障了。工人阶级在新中国地位提升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获得这三大权利的过程。
A.废除封建把头制和企业民主改革
党在解放初领导工人开展的民主运动，分为民主斗争、民主团结和民主建设三个阶段。例如，那时镇压了或者斗倒了像北京“粪霸”那样的“三霸一虎”，像电影《六号门》中马金龙那样的天津封建把头，像上海纱厂里“那摩温”那样的工头等等。工会在运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工人积极份子队伍随之壮大，工人们树立起做国家和企业主人翁的信心和勇气。运动后期，各企业普遍建立起至少包括一半数量普通职工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相当于企业行政机构，私有企业暂时不设)，以及由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会议”(相当于工人群众监督机构)。企业内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队伍，成为以后三反、五反、一化三改等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力军。
B.职工代表会议改为职工代表大会
在完成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党的八大于1956年提出要贯彻群众路线、要将企业“职工代表会议”改为代表常任制的“职工代表大会”;党中央又在第二年下文规定了职工代表大会的四项基本职权(审查厂长报告、审查企业各项计划、审议并决定奖金和福利基金的使用方案，以及必要时建议上级撤换行政领导等)。因此从1957年起，职工代表大会制就成为国营企业中最重要的民主管理制度。
C.国企试行《鞍钢宪法》民主管理
为了消除斯大林一长制忽视工人阶级管理权利的消极影响，毛主席在1960年3月22日批转了《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即强调国营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鞍钢宪法》;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即“两参一改”;要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搞出中国企业的社会主义管理制度。
这些原则先后纳入了中央在1961年制定、1965年修改的《工业七十条》。但文革前《鞍钢宪法》还仅仅在一些国家骨干企业中试行，并未在工业战线全面推开。
D.文革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一般研究者往往以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坏、或者遭到了搁置。但真实情况是，当初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制度的初衷，借助文革中充分地调动工人积极性的大民主形式，获得了更为圆满的兑现：
首先，在文革时期作为企业行政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中，已经有了大批生产经验丰富、觉悟高、有才干和领导能力的工人，使得工人最为充分地参加了企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有些革委会的负责人本人就是来自生产第一线的老工人或者劳动模范——以陈永贵为首的一批工农劳模，甚至还进入了国家最高层管理机构。
只要对照上述所引毛主席1959年有关工人三大管理权利的批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文革时以三结合(最初是两派群众、革命干部和支左军代表三结合)方式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工人劳模进入国家和企业管理机构，应该是1956年至1966年十年间“职工代表大会”的进一步发展，而绝不是其遭到了什么破坏。
其次，被“三结合”的革命干部，都是首先通过工人群众认可了的，而且又是在文革期间最能听取群众意见的(即使曾被“打倒”，也都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群众运动的人，绝非改开以来将自己曾被“打倒”通通说成是“文革受迫害”的那种人)。这些领导绝不像文革前学习苏联“一长制”时期那样的官僚化领导，更不像改开以来自以为是的“企业家”们——“企业家”居然还敢要求工人称自己为“老总”[25]!
再次，企业中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群，大多数都能与工人、干部“三结合”(注意，这是《鞍钢宪法》术语的“三结合”，不是革委会的三结合)，或者按照厂部车间的安排、或者自由组合成“技术革新小组”，搞出了大批技术成果，使得《鞍钢宪法》获得了全面的推广——就是在那一时期，我国既搞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重大国防科研系列成就，又搞出了最大批量的高水平民用技术成果。这一史实证明，当时的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的调整，使得生产力获得了最大的解放[26]。
最后，很多企业还创造性地在厂部、车间和班组这三级分别成立了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管理小组”(或使用其它名称的类似组织)。前法中友协主席夏尔·贝特兰在1974年曾经发表《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一书，其中以著名的北京针织总厂为例，报道了厂革委会成员所介绍的该厂“工人管理小组”：这些不拿额外待遇的小组，不但监督企业的领导，而且还在思想政治工作、生产技术革新、财务成本物资和投资、劳动安全以及一般福利等五个方面，在工厂职能管理部门和工人群众之间穿针引线，成为十分有效的管理实体。
以上这些归纳，都是基于有文字可查的生动事例。笔者将在本文集第十二篇章介绍与《鞍钢宪法》和文革期间有关企业管理的史实，其中还包括本人的经历和见闻。
2)改革开放使工人阶级不断丧失地位
改开以来的领导，从上向下地贯彻了如下步骤来剥夺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利：
A.排除群众代表、消弱企业民主管理
中国工商企业的革命委员会在1975年写入宪法，在1978年宪法中仍然保留。但到1981年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革委会中很多群众组织代表被当做“三种人[27]”审查和打击，堵死了广大职工通过革委会行使企业民主管理权利的渠道。再进一步，原来在企业中保障工人管理权利的革命委员会，在1982年宪法中干脆被取消了。
尽管文革中出现的革委会作为新型民主管理机构，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尽管积极参加文革的所谓“三种人”，有可能在文革中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作为组织和人群都曾是保障企业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载体。在掀起审查“三种人”高潮并解散革委会之后，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瑰宝，也就干脆就被完全抛弃了。
国务院于1986年9月15日 又正式下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其本意是在革委会被取消之后，仍然维持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但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遭到全盘否定，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也就有名无实了。
B.《鞍钢宪法》同样也遭到了冷处理
改开时代虽然还维护《鞍钢宪法》的声誉，但官复原职的领导们普遍不相信群众、甚至害怕群众，自己当然也都不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不可能让广大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了：他们早把《鞍钢宪法》抛弃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虽被捧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大部分却不再“与工人相结合”了，也不再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了。
因此，再也没有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三结合”了，当然也就没有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了!通通都没有了!官方虽然还会发文“正面肯定”一下《鞍钢宪法》，但却从来都不准备实行，其实不过是在摆摆样子、安抚群众而已。
C.以“市场经济”名义搞劳动力市场
企业的“领导”、或者后来被称为“企业家”和“老总”的那些人们，先是有权安排工人“减员增效”，进而有权安排工人“下岗”，最后干脆就能随意解雇工人了。另一方面，企业家和老总们又可以随意从劳动力市场聘用工人，于是工人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雇佣劳动者”，当然也就百分之百地失去了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
D.最后搞点法制门面却从不准备实行
先是1986年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然后是宣布自1988年8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这些法律和法规中所写明的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权力，比1956年的八大文件和1960年代的《工业七十条》都更加详细、更加“好听”。但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与市场经济根本冲突的。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者们从来也没有认真面对这一根本性冲突，因为这些法律和法规，是谁都不曾准备实行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二十五年以来，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有关根据这两部法律、法规，追究侵犯全面所有制产权行为的、或者侵犯职工民主管理权利的任何报道呢?
正如毛主席1959年批语早就指出的那样：在失去“管理各种企业”这种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之后，中国工人的工作权、休息权以及其它权利，就都没有保障了。
3)改开市场经济腐蚀和挤垮国营企业
“资本主义补课论”以及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市场经济论”，早在八十年代就在社会上泛滥，并从各个方面腐蚀和破坏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正常运行。
A.国营企业内部：进一步剥夺工人企业管理权利
八十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国企改革，包括利改税(与私企“平等纳税”)、拨改贷(像私企一样靠银行“贷款”融资)、砸三铁(砸掉国营企业中的“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减员增效(名义上抓利润、实际上由企业领导决定谁上、谁下、谁留、谁走)，目标都是“变企业为市场经济主体”(变相废除全民所有权)：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由企业领导说了算——工人既无监督权、更无决定权。
八、九十年代所进行的这一切“改革”，都是在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从经营效果来看，每一项“改革”都失败了，都令国营企业的经营状况越发糟糕。国营企业到了90年代末竟然普遍被三角债缠身，动弹不得了。无论这些“改革”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国营企业都已经改由“企业家说了算”——但这些企业家们不但不必为改革失败而负责，反而获得了在优化组合、减员增效中随意让工人“下岗”的权力，各项“改革”失败的后果通通由工人来承担。因为在国营企业中失去了民主管理的权利，工人们的其它权利就都没了保障，企业的全民所有性质也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B.国营企业外部：制造腐蚀和破坏其经营的环境
小岗村支部书记沈浩以身殉职事件惊动了全国上下，使得国人方知“小岗村样板”原来是一场骗局。但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在1980年1月视察时，居然与某老干部发生了这样的辩论(见光明网•读书频道《后来者小岗村》)：
à 某老干部责备万里脱离了社会主义;
à 万里问该老干部：“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à 该老干部答曰：“我要社会主义!”(回答得对：因为那些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少数“群众”肯定与广大农民不一心，那就不可能是党的依靠对象)
à 万里却回答到：“我要群众!”(其实就是自私自利的少数“群众”)
在这段对话中，万里居然发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这表明他认为“社会主义”与“群众”是对立的。那么万里所宣称的“群众”，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现在已经真相大白，原来就是小岗村“红手印”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宏昌、贾治国、余本福们!“小岗村”典型后来又被援引来解散人民公社，同时还将本来健康的“社队企业”改制为私人承包和私有化企业。这样，个体化的农业，加上私有化的乡镇企业，就构成了最初腐蚀和破坏国营企业的外部环境：
a. 为了争夺国企的订单，或者抢夺紧俏的原材料，乡镇企业几乎一律施以“回扣”、“佣金”、“红包”、“提成费”、“好处费”等来收买国企有关领导和供销人员。这不但腐蚀了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侵犯了国营企业的利益，即企业职工的和全民的利益，而且还形成长期的恶劣影响、至今无法清除。
b. 很多乡镇企业还用高薪从国营企业挖走关键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盗用该国企的技术图纸和工艺经验，开发产品再反过来与这家国企直接竞争。这不但破坏了该国企的生存环境，而且还令其无形资产大量流失。对于这类严重问题，官方不但不予追究，还在报纸上表彰“第二职业”、“星期天工程师”!
c. 私有化的乡镇企业与国企内受贿人员这种相互勾结、破坏国企生存环境的行为，不但损害了全民所有制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企业广大职工的利益。但是，企业内工人竟然完全无力抵抗，因为他们不但丧失了企业内的民主管理权利，而且在政府主管部门、或者国家司法系统那里也找不到任何支持。
C.放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将国企带入了困境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按照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原则，独立自主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在长达二十年的三线建设中，在十几个内地省份建成了四十五个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基地。这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巨大成就，其核心部分就是“构成复杂产业链关系”的大批国营企业群。
但是改开以后搞“市场经济”、利润挂帅、金钱挂帅，势必会走上刘少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那条邪路，势必会破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十二年所建成的独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势必令大批国营企业陷入了困境。
例如，本章第7节将讨论运十大飞机下马的惨痛教训：它不但使得我国痛失了发展大飞机的机会，还严重地影响到有关的复杂产业链中的大批国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因为产业链关系而大面积影响国营企业的问题，普遍地存在于我国所有的重要工业领域之中。这方面的详细史实将在本文集第三分册有关篇章中论述。
4)“国营”变“国有”、再抓大放小
1993年修宪，将1982年版宪法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第五条);将整部宪法中所有的“国营企业”一律修改为“国有企业”(第八条、第十条)。
A.“国营”改“国有”、法理讲不通
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是终生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人民领袖。他们在有关的全国人大上从来都是用“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来表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而且获得了全体代表和亿万人民拥护的。
“国营”在字面上表示“国家”只是经营者而不是所有者，全体人民才是所有者，因此“国营”与“全民所有”的搭配符合法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和产物，是阶级对阶级专政的工具和机器。因此，在使用“国有”一词时要特别小心，不要因这一字改动而改变了企业“全民所有”的性质。为此，我们要向1993年修宪的起草者们以及举手表决同意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发问：
à 你们认为有什么必要，将宪法中的“国营”全部修改为“国有”呢?
à 你们又根据什么理论，将宪法中的“国营”全部修改为“国有”呢?
à 按照我国宪法写明的指导思想，你们在将“国营”修改为“国有”之前，到底查阅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哪篇经典著作了呢?
你们不曾拿出任何理论根据，那就让我们举出一条来和你们讨论：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股份公司)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我说‘不得不’，……。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也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捏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
—— 恩格斯 《反杜林论·社会主义》
可见，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也有国有化，但其资本主义性质不变。或者说，恩格斯认为“国有”并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性质”。因此，1993年修宪就有了疑问：“国有”还能像“国营”那样保障“全民所有”性质吗?那就要考察大规模的改开实践了。
B.国有企业完全剥夺职工民主管理权
按照马列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国家是阶级斗争产生出来的工具和机器。但另一方面，国家作为工具和机器，又是由国家机构各个部门的官员来掌握和运行的。因此，1993年修宪在并未澄清基本法律概念的情况下，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改名为“国有企业”，就给“全民所有制企业”变为“官有企业”留出了运作空间：
1993年修宪将“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有改为“官有企业”之嫌：一方面将企业职工丧失民主管理权利的事实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另一方面还在“企业主体经营”的名义下加大了“官”权以侵蚀其“全民所有”性质。
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在修宪后的“国有企业”中，企业高管可以随意解雇普通员工、招聘新员工、甚至以高待遇安排自己的亲朋厚友。企业高管的待遇也比普通员工高出几十乃至千百倍，而且即使企业亏损高管也照拿高待遇。
最严重的是在国有资产交易、国有企业股份交易以及其它产权性质或金融性质的交易中，没有职工代表和“全民”的代表进行任何监督，使得企业高管有了为个人、为亲属以及为其利益关联者捞取国有资产的可乘之机。
今年春节发生的“潘任美”事件，就是上述c条的最好事例：
四川大学法学院陈界融教授等十四人早在2009年10月10日，就在网络上实名举报，根据事实证据怀疑“国有”地产商任志强和“民营”地产商潘石屹相互勾结、输送利益、收买官员、令高额国有资产流失。但无奈，所有有关的的官员们三年多来毫无作为，仍令任志强、潘石屹高枕无忧。
今年春节，司马南、吴法天等学者再次追究此举报案，引起民众的大规模响应。但是，任、潘二人除在微博上谩骂司马南等人之外，从来不敢正面地回答民众的质疑。网民因此质疑。任志强、潘石屹、以及潘氏的美籍妻子张欣是否形成了一条渠道(这也是“潘仁美事件”称呼的来源)，只在一笔生意中就将价值几十亿人民币的高额国有地产，攫取到了美国公民的户头上去了?
陈界融、司马南、吴法天等人和广大网友所质疑的，就是“国有企业”在“潘仁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前是否经过了企业员工代表大会、以及代表“全民资产”的负责机构的审判?事后有没有任何可予追究整个变卖和转移过程?是否放任“国有企业”老总为所欲为?直至本文发布之时，仍未见报道任何政府部门或者纪检部门，曾经从任何角度追究或者“过问”。
“潘任美”事件之所以会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原因之一就是任志强、潘石屹这两位地产商，多年来在市场上和媒体上过于高调亮相。人们怀疑，在那些低调“闷头发大财”的“国有企业”老总们里，以及与之相互勾结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中，具有共同侵吞“国有资产”嫌疑的人，到底会有多少了呢?
C.借助改制、官商勾结侵吞国有企业
改开派在工业领域一直并不成功，致使大批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三角债缠身”。这时，改开派就从上向下贯彻“抓小放大”的“改制”，允许中小型国有企业走破产、重组之路。很多国有企业的高管们心有灵犀，先设法自行搞垮企业，然后再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自己的亲朋厚友。如果这些“购买者”连这点收购资金都掏不出来，那么这些高管就通过政府或银行，帮助其亲朋厚友获得贷款。大批中小型企业的原工人反映，这些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过程，从来都不经职工代表大会审判和“全民资产”代表的监督，造成国有资产无妄流失、企业职工们也丢掉了饭碗。
《环境与生活》杂志2009年第七期报道了一桩自九十年代后期，贱卖集体所有制企业、贱卖国有企业、并造成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大规模流失的举报案：
山西省沁水县位于中国无烟煤、化工用煤和炼焦煤最大的供应基地，其中沁水县嘉丰镇的南凹寺村煤矿是1976年全镇27个行政村的农民在镇党委的带领下，历经五载，创办的乡镇集体煤矿，1983年正式投产，1998年达到相当的规模：可开采量1260万吨，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吨，资产总值达65亿元。
1998年2月20日，吕中楼勾结原嘉丰镇党委书记马刘勤，以60万元的超低价承包年产15万吨的南凹寺煤矿，无偿取得总资产65亿元和年利润2000万元的南凹寺煤矿的永久经营权，并以该矿为基础注册了他个人的煤炭实业公司。
2001年初，吕中楼又瞄向沁水县国有煤炭骨干企业“三矿一站”(永红煤矿、永安煤矿、侯村煤矿、嘉丰煤炭集运站)。“三矿一站”资产精良，占沁水县国有资产总额的80%，其经济收入占沁水县财政总收入的70%，总价值(含探矿权、采矿权、土地使用权)800亿元。吕中楼再次伙同马刘勤、并暗中勾结原县委书记申会，利用2003年“改制”的机会将账面额5.2亿的国有资产低估为1.27亿;吕中楼再施诡计、以1250万元拿到“三矿一站”的75%的股份。
2004年2月，吕中楼的“沁和煤业有限公司”又以超低的价格先后将沁水县永安煤矿、南凹寺煤矿、端氏镇曲堤煤矿、中村镇北庄煤矿以及刚刚改建的中村煤矿一并吞入，使20万沁水人民的根本利益乃至国家资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各方质疑这起国有企业“改制”非法地造成800亿国有资产流失。
2009年6月10日，山西省沁水县39名党员干部联名举报了现“晋城中嘉煤炭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吕中楼，先后与原嘉丰镇党委书记马刘勤、原沁水县县委书记申会，通过非法的国有企业改制等手段，在6年时间里，连续将沁水县8个国有煤矿转为个人资产，造成金额高达800亿国有资产流失的事实。
2009年7月8日，《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在沁水县收到了《山西省沁水县39名党员干部关于吕中楼等“官煤勾结”侵吞巨额国有资产举报材料》，并对这39名举报人(包括沁水县的在职领导干部、退休的老干部和其他老党员)进行了采访，以上a至e即为举报的内容。据新华社披露，包括温家宝等领导人都批示要调查，但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相反，这39位举报人反而被监听电话、被监视本人和家人、遭受恐吓甚至遭受陷害。据记者的报道，被采访者都说，就是因为吕中楼上边有人。
一位反对“三矿一站”改制的人大代表说：“当时‘三矿一站’的财政收入应该占沁水县的70%，如果将如此大资产改制给个人，就必须要向人大汇报，并且通过后才能算成立。可是他们不但没有经过审批，并且连职工代表大会都没有召开，不顾干部员工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前任矿长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说：“矿权是资源型企业最核心的资产，但是沁水县将国有煤矿改制为混合所有制、民营占75%股权的企业，却根本没有涉及采矿权变更问题”。这种改制应有违反国家根本大法之嫌。
结论：沁水县吕中楼侵吞800亿国有资产的举报案，至今毫无解决的迹象。现在，又有人在制造“国有企业垄断”舆论，叫嚣要“深水区改革”。根据上述历史经验，这些人实际上是要“官僚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外商资本主义”三联手，对国有资产进行最后的瓜分和打劫，并最终改旗易帜、搞垮社会主义的中国!
7. 抛弃社会主义盲目入世贻害无穷
【注：此段文字记取了运十大飞机研制成功却遭下马的惨痛教训，并借机分析了中国当时挤进WTO的指导思想。其中有关运十的文字与数据源自采访运十总设计师程不时的报道“谁折断了国产大飞机翅膀?”，以及其它相容的采访报道，例如“国产大飞机下马的原因”。目前尚未见到与本段文字有根本冲突的报道】
1)研制运十大飞机立项过程和成就
新中国在1954年成功地试制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飞机和引擎;1956年又成功地试制出歼五喷气飞机，进入了世界上少数能够成批生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列;文革中又在1968年成功试飞轰六之后。这时，周总理提出了中国也要试制大型旅客飞机。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国家计委和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于1970年8月向上海市下达了试制运十大飞机及其发动机的任务，取代号为“708工程”。
运十大飞机的研制采用了近百种新材料，过百项新标准、新工艺，机体国产化率达到100%。除发动机需部分国外配套件之外，航电和机械系统国产化率超过96%。运十客舱最大178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实用升限高达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与美国的主流机型波音707属同一量级，但既非707的翻版、也非707的“引进”。运十的整个研制过程没有依赖过一个洋人，全部依靠我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研制，是我国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给我国航空科研设计带来了质的飞跃。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机的费用一般是15亿至20亿美元，但运十的研制费用总计5.8亿元人民币，经济效益绝对领先。
运十大飞机一共试制了两架，一架用于静力强度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另一架用于实况飞行试验，自1980年9月起，先后飞到过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等地，尤其是曾经七次飞抵拉萨。至1985年2月停飞为止，运十总累计共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没有发生过问题，试飞完全成功。
以下是记者采访运十总设计师程不时的对话，生动地描述了运十的成功试飞：
记者：西藏好像飞了不止一次?
程不时：不止一次，我们是在春节期间飞西藏，国务院值班室国务副总理，我们向国务副总理汇报的时候，国务副总理一看到这个飞机的照片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大一架飞机，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么大一架飞机。后来正好遭遇雪灾，西藏有很多东西运不进去，他说你飞机既然已经飞西藏，就把救灾物资运进去，结果我们救灾又飞了六次，每天起落，以至于成都机场的一些老飞行员都很奇怪，说这个试飞的飞机怎么就像我们航班的飞机一样执行任务。
记者：实际上当时已经用上了?
程不时：就是救灾用上了。
记者：中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程不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708工程由中央直接指挥，中央各部委、军队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共262个单位协作会战。成功试制运十，使我国拥有了自已设计制造大型飞机的复杂技术，不仅填补了我国民航工业以前不能制造大型飞机的空白，而且使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了制造100吨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在研制运十的同时还试制了与其引擎性能相当的915发动机，并装在美国波音707上进行了成功的飞行试验。
最重要的还在于培养和锻炼了队伍，为进一步发展我国民用飞机工业打下了基础，这才是我国航空界最宝贵的财富。路透社报道时评论说：“在得到这种高度的技术时，再也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波音一位副总裁看了飞机，了解了情况之后说：“如何研制大型喷气式运输机，你们也毕业了，我们不过早毕业而已”。美国道格拉斯一副总裁看了飞机之后说：“你们航空工业一下子赶上来了15年”。
2) 运十大飞机这样成功为何下马?
在运十试飞成功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上海会议两次明确“自主研制干线飞机”的方针。国家领导人在一九八一年也曾两次发出“今后国内统统用国产飞机”的指令。但十分奇怪，运十大飞机项目竟然在没有一条摆得上桌面的理由、也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的情况之下，就被无声无息地下马了，这就使得标志中国航空工业前途和希望的、已经试制成功的运十被活活地饿死在摇篮中了!
这是为什么?让我们听听记者对程不时的采访。
记者：后来怎么就下马了?
程不时：后来没有钱了。后来经过专家一起论证，论证以后得了三条结论，第一条结论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丢，队伍不能散，然后提出一个方案，要六千万，就把这个飞机继续飞下去。然后第三架飞机已经装配了60%，把它装好，然后再做一些补充的工作。当时上海地方说这个型号已经交给中央了，这不是地方的型号，已经交给航空工业部了，但是为了使它继续下去，我们预备承担一半，上海预备承担三千万。那么还有三千万又向国家要，因为早就是国家的了，上海已经是表示这样的姿态。然后就跑到北京要三千万，没有要来，航空部没有给，没有钱了。没有任何文件，说这项工程停止。因为这项工程开始是有文件的，1970年8月份，国家文件，上马的文件有的，没有一个文件说它下马，悄悄地就没有了。
记者：那么大的项目就因为三千万吗?
程不时：当时确实是卡在三千万这儿就没有了。那么所以我始终认为，“运十”没有下马的文件。“运十”是被搁置了，它被放起来了，放在架子上了，为什么呢，要腾出地方来装美国飞机。
这是为什么?原来是放弃中国的运十大飞机，改走组装美国大飞机的路：
1985年，上海从美国麦道公司拉到生意，组装其DC-9超80型民用大型机。
à 此前在1984年6月4日，上海飞机研究所219位同志联合上书，呼吁继续发展运十、千万不要花巨额外汇去组装DC-9超80，但爱国者不被接受!
à 西方《财富》杂志后来写道：“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扳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原来是美国麦道的阴谋!
国务院于1992年11月下文决心研制150座以上的干线飞机。但这次已经不是继续研制运十大飞机了，而是与国外合作研制的大支线飞机AE100了。主管部门根据此文提出了个“三步走计划”：
第一步，中美合作制造装配MD80/90(就是1985年上海组装的DC-9超80);
第二步，中外合作研制AE100，约在13年后的2005年服役;
第三步，自行设计制造180座飞机，在18年后的2010年实现。
“三步走计划”的执行结果：
第一步因为麦道被波音兼并、上海麦道装配线走上绝路而失败，并因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准备做第三架运十的价值数千万元的材料，已经加工了一半又全部报废，而且还给试制运十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以沉重打击。
第二步改与欧洲空客公司合作，但又因对方毁约而再次遭受损失和打击。
整个“三步走计划” 到1998年全部落空，中国航空工业的最高成果仍然是20年前独立研制成功的运十大飞机——但它已经躺在库房中被遗忘了20年!
一句话：在“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思想的指导之下，放弃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运十大飞机;在“中国跟着美国也能富强”的崇洋媚外思想指导下，抛弃了自己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转而仰人鼻息，结果是国家上当受骗、大飞机计划全盘泡汤。
3)运十下马令中国遭受惨重的损失
来自台湾成功大学航空研究所，以及来自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其航空中心的教授和专家们，曾在1993年分三批访问了上海。他们在看到了运十飞机及其试飞录像之后表示：70年代，国内自行研制大型喷气客机的成功，表明了中国在民机研制方面的巨大潜力。在此基础上，改进成中国的A300系列(空客)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中，台湾工研院院长在1993年3月31日看到运十后，还特别说道：“我们为中国这一航空工业的重大成就感到自豪。”
但是，国务院在八十年代改走仰人鼻息的技术发展道路，不但输掉了自主技术的发展机会，不但输掉了抢占国内、国际大飞机市场的时机，不但输掉了大笔的资金，而且还搞散了自己最为宝贵的科技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队伍。此外，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而形成的航空工业，包括拥有几十万职工、200余家企业、20余家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以及30多家研究院所，都面临着转产民品、自身难保、没有出路、下岗分流、发不出工资的空前严峻的困难局面(请读者对照我们在本章前面第6节、第3)C大段“放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将国企带入了困境”的分析)。
2007年1月8日，国防科工委新闻发言人黄强明确宣布：中国正“积极论证”大飞机专项，并将在两到三个五年计划里，通过军民统筹来推进大飞机的研制。这在中国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为什么呢?让我们选两条专家评论：
接受新华网采访的资深专家说，大飞机研制和生产涉及空气动力学、材料学、航空电子学等大批学科领域，以及化工、电子、冶金等大量工业部门，被称为“现代工业之花”。因此，至今也只有美国、俄罗斯和欧盟能够做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更将大飞机制造业列于知识经济产业的首位。
北航大学李成智教授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大飞机产业。他说，单纯比较GDP多少是没有意义的。做8亿条裤子和造1架飞机的GDP是一样的。但是造飞机的是富国，做裤子的是穷国。国家的穷富不是看GDP的多少，而是看GDP的成分。要论GDP，大清国当时是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国的GDP是茶叶、瓷器和裤子，日本的GDP是大炮、轮船。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廖全旺接受采访时说，据预测，未来20年中国航空市场将呈现爆炸性增长，民用客机数量将达2194架，市场容量大约在1800亿美元左右。过去二十年，我们把国内市场通通都送给了美国波音和欧盟空客，以后还能这样吗?而且，我们有了大飞机，还可以开拓国际市场么。
例如，我国自制的长征三号火箭，自1990年4月7日接受委托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起，在到2010年4月8日的共20年时间里，就进行了30次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发射了36颗商业卫星，提供了6次搭载服务。长征火箭到那时也已飞行了123次，成功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飞机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呢!
但是，运十大飞机在1985年被无辜下马，使中国丢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丢失了整整一代科学技术人员和高档技术工人的队伍，甚至丢失了一大批骨干国营企业，这是极其惨痛的教训!其它类似的教训数不胜数，在在证明了在抛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科技实力排名已经远不如七十年代了!
4)从运十下马教训看入世指导思想
运十大飞机于1985年2月停飞，到1986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重新研制国内干线大型飞机”时，改走“与欧美国家合作、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二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仰人鼻息”的彻底失败道路，是毛主席早就预见到了的：
“……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这两段话均为毛主席1958年在井冈山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讲
八十年代的领导人在作出运十大飞机下马决定之时，肯定是以为中国只要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就能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自由贸易，就能以市场换技术。这显然是忘记了毛主席的深刻分析，或者根本就不相信毛主席的至理名言。
中国于1986年7月10日递交了入世(或关贸总协定•GATT)申请书，恰恰也落在国务院正酝酿中断自主研制运十大飞机、改与欧美国家合作的那个时间段里。这就决定了，介入中国加入世贸·WTO(简称“中国入世”)过程的那些官员和学者们，同样也抱着“改与欧美国家合作”、“以市场换技术”的幻想。
A.“仰人鼻息、以市场换技术”证据
在中国入世的2011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备忘录”为题发表了这样两段话，说明了介入中国入世过程的官员学者们的指导思想：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所言，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中国肯百折不挠地争取入世，从根本上讲是国内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的抉择。从更深广的层面来看，WTO是中国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际组织，这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经济行动，……”
“WTO规则的‘内核’是尽可能地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加速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我国企业将有更多机会走出去开拓市场，从事贸易和投资，同时也将把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特别是开展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合作。”
众所周知，吴敬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拥有一大堆学者、顾问头衔。分析《人民日报》对他的引用，就知道吴敬琏以及国务院那批官员们的指导思想了：
中国无疑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即本章开头所分析的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为此必须入世，因为WTO就像天堂里那样公平，“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开展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合作”、“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那里，中国就能“公平地”“以市场换技术”了。
中国入世完全不须警惕西方国家，因为这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经济行动”：总之“仰人鼻息”、“跟着美国就能富强了”。
其实中国入世有利有弊，只要我们保持毛主席、周总理所提倡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警惕性，就能趋利避害、将WTO为我所用。但那批推进中国入世过程的官员和学者们，显然违背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他们抛弃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结果非但得不到西方的“公平”对待，反而使中国连连吃亏、甚至伤及根本。
B.中国产业链遭破坏行业市场遭控制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根据大量研究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因此，莫里斯·迈斯纳称道“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
八十年代运十大飞机下马、改走仰人鼻息之路，不但搞散了中国最为宝贵的科技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队伍，而且迫使二十几家飞机和航空发动机企业、三十几家研究院所、二百几十家参与合作的企业以及几十万职工转产民品、下岗分流、甚至发不出工资，破坏了我国三十多年来所发展的航空工业。直到本文发稿之日，中国仍然没能再次研制出运十那样的大型客机[28]，航空工业的市场全部被西方资本所垄断——读者不难想象，这件事也令我国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的发展，面临着类似的严重困难!
其它很多工业的产业链，也都因仰人鼻息而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就以机床和精密机床工业为例：这是两弹一星、核潜艇、建造第二汽车厂以及其它主要工业工程都离不开的基础工业，我国到1979年已经达到80%以上的自足率。但改开以来，中国不再继续发展机床行业，致使中国数控机床系统的市场被西方资本垄断了70-90%。
除了上述产业链遭垄断之外，西方资本还利用WTO的“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有计划地参股、收购中国企业，以达到控制、垄断我国行业的目的。在我商务部于2009年3月18日根据中国《反垄断法》宣布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之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过去我们都是以大力吸引外资为自己的成绩，改革30年了，我们才意识到保护民族产业的重要性。他说，以前中国有关部门放得太松了，把自己的东西那么轻易地给别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28个主要行业已经有21个行业被外资垄断或者控制了。比如南孚电池就卖给了吉列，双汇火腿卖给了高盛。这些案例说明我们一度很傻很天真，觉得这样就很国际化，就是和国际接轨了。现在我们才意识到别人都是在保护自己的民族品牌，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国28个主要行业已经有21个行业被外资垄断或者控制了”，这是令人吃惊、又极其危险的信号!不过商业部有关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他的根据是“市场份额大不等于垄断”——但即使采用他这样的说法来批驳对“外资垄断”的指责，王志乐仍然还是承认了，外资确实以大市场份额控制了我国很多行业的市场。无论如何用词，国人都要提高警惕了：一方面必须防止外资进一步侵蚀我国各行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必须进行反击、夺回社会主义祖国的行业市场。
C.中国制造被欧美服务贸易占尽先机
入世后，中国出口额猛增、外汇储备持续攀升为第一大国。于是就有日本、欧美等国媒体称中国为“世界工厂”，甚至拿中国与十九世纪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提并论。国内某些学者不去分析中、英两国的本质差异，也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的称道。
事实上，在中国入世之前，世界贸易的结构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这样两项重要变化：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金融垄断地位大力发展金融服务贸易，二是信息等领域的技术革命成果使得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美国在这两方面独占鳌头，在1984年商品贸易逆差高达1140亿美元的情况下，其服务贸易居然还有140亿美元的顺差。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急切打开其它国家的服务贸易市场，要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和修改关贸总协定。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坚决反对，因为在服务贸易中的银行、保险、证券、通讯、信息、咨询及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西方国家的优势要比发展中国家大得多，全部自由化必然令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领域遭受“自由贸易”的严重冲击，甚至令国家的主权、机密和安全都遭受损害。于是就有了三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经长达七年的讨价还价，谈判各国才形成了这样几个重要协议：
à 《服务贸易总协定》于1994年4月15日签署、1995年1月1日生效(关贸总协定组织于同日易名“世界贸易组织”)。
à 《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于1997年7月1日生效。
à 《全球基础电信协议》于1998年1月1日生效。
à 《金融服务协议》于1999年3月1日开始生效。
这就是中国2001年11月加入世贸时的最重要背景。据1997-2006年统计，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三大传统部门，但在作为乌拉圭谈判“成果”的信息、电信、金融三大领域中却极为落后。欧美国家在新领域已占尽了先机，在这种世界贸易格局中，怎么能够拿中国与十九世纪的英国相提并论呢?
更加要害的是，欧美企业早就利用其服务贸易优势“再造”了各重要制造产业。
这种“再造”是利用全球市场将重要制造业的“价值链”大幅改造，想方设法将其中的“加工”环节“拆分和剥离”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都能胜任的小块，而欧美企业自己则掌控着该制造业的骨架。在经过这样改造的制造业中，一家中国企业若要争得这些“拆分和剥离”成小块的“加工订单”，就必须与其它的中国企业、甚至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血拼竞争，就给了欧美企业利用一对多的谈判优势，得以大幅压缩“加工订单”价格，使之逼近加工原材料和劳务的成本。此时加入WTO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制造”产品充斥世界各地，却只留给中国企业极为稀薄的利润空间。
但无论利润多么稀薄，中国出口业的“企业家(资本家)”们都要千方百计去抢定单——只要能抢到订单，他们就能想办法在从自己的中国员工身上“榨”出利润——资本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而中国的资本家就是帮国际资本压榨中国工人的附庸。
下面就以台商富士康承接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制造为例，来说明这条道理。网上流传着一张“图解苹果供应链成本：富士康利润仅分2%”，系根据美国科技博客网站(Business Insider)所列苹果公司iPhone生产供应合同商的成本比例所绘制[29]。这张图所给出的iPhone各家生产供应商成本、利润数据如下。
各生产供应合同商成本比较：
à 三星(SANSAM)16%;
à 和硕(Pegatron)5.2%;
à 英特尔(Intel)2.7%;
à 广达：2.3%;
à 富士康：40.86%。
——富士康的生产成本在所有的合同商中所占比例最高，一家就达到了41%!
苹果和各合同商的利润分配：
à 苹果公司：58.5%;
à 美国其它公司：2.4%;
à 欧盟公司：1.1%;
à 日本公司：0.5%;
à 富士康台湾本部：0.5%;
à 中国劳动力：1.8%。
——富士康却只获iPhone整体利润的200分之一、苹果公司的117分之一!
这些数据表明：尽管美国苹果公司所有的iPhone手机全部都是由富士康的中国工人来生产的，尽管iPhone手机所用原材料几乎都是富士康自己购进的，尽管生产手机的大批主要设备以及厂房都是富士康自己添置的，但美国苹果公司的利润却是中国劳动者总收入的32.5倍，是富士康公司利润的117倍!
即使想维持这样稀薄的利润，富士康公司也必须想尽办法压迫工人增加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那样多富士康工人选择跳楼自杀的根本原因：富士康2010年1月8日至2013年5月11日共二十二跳，就是说二十二条年轻的鲜活生命，因为实在不堪忍受富士康对他们的非人压榨，而选择了跳楼自杀(见《百科名片•富士康跳楼事件》第167版，2013年5月19日更新，至5月21日晚共阅览949,741次)。
请读者想想：盲目加入WTO的结果，就是苹果公司这种欧美企业得以在全球赚取高额利润，却将压榨工人跳楼自杀的“脏活”留给了富士康这种中国企业[30]!
结论：中国入世有利有弊，但若按照“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补课论”运作，就必然将中国工人阶级置于国际资本与中国资产阶级相联合的残酷剥削之下：
à 在加入WTO时坚持“市场经济”错误路线，只能帮助国际资本肢解中国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将中国企业降为国际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出口”企业。
à 走“市场经济”之路就是走资本主义之路，将领导权让给了中国资产阶级。
à 但中国资产阶级天生软弱，而复辟了的新生资产阶级更加软弱：他们只可能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帮助国际资本反过来无情地剥削和压榨中国工人阶级。
笼罩全国近半领土、25省100多大中城市人口稠密地区大面积、长时间的空气雾霾，也是新生资产阶级为国际资本低端代工、低端外包所造成的，只图那点稀薄利润，却于国于民百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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