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发展学院教授)
【摘要】WTO的一个根本原则是自由贸易，其实质却是资本的自由贸易。在资本主导全球化、主导自由贸易体系的基本背景下，农业.畜牧业、医药业等多个涉及人类基本生命权利的领域成为买卖场。由于资源禀赋、政府支持、耕作形态的巨大差异，农牧业领域的自由贸易根本不可能带来公平贸易。当WTO及诸多双边贸易协定把农牧业、基本医药业都纳入自由贸易框架后，地球就不再是拿来生活，而是拿来买卖。为基本生命权利领域的自由贸易设立围栏，已是当务之急。
一、讨论贸易问题的两个视角
讨论当今的贸易问题，需要建立两个视角：一个是资本主导全球化的视角，另一个是公义与怜悯价值观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除资本之外的生产要素，都没有被全球化：土地无法移动，且有民族国家的国界限制，没有参与到自由贸易之中;劳动力在国际间流动的管制也越来越严;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也是不可自由贸易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自由贸易只是资本的自由贸易，全球化只是资本的全球化。
另外一个思考贸易问题的视角，需要引用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国老师的观察。他说当前的中国最欠缺两个词，一个是Integrity，中文中没有意思完全对应的词汇，因为这个词包含了“正直、诚实、未受损害的状态、完全的性质或状态”等多重意思;另外一个就是Mercy，意思是“怜悯、恩慈”。如果有了这两个词，中国的状况可能会大不一样。我们现在在网络、在其它各种新闻媒体，以及日常生活所见，都有缺乏Integrity和Mercy的因素。在农产品和畜产品贸易领域，缺乏公义和怜悯的情况更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和危险性。而且这一问题已经不仅限于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二、农业多功能与城乡不公平贸易
我们知道，乡村具有自然、社会、政治、经济至少四个不同的属性，但能够参与到贸易体系，获得价值支付的，只是经济属性里面的提供农业原材料这一属性。城市消费者享用了乡村的所有属性，但只对乡村的经济属性做了价值补偿。
我们又知道，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农业至少向全社会提供了八种功能：(1)生态环境功能;(2)物种和农作物多样性功能;(3)农民生活、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4)社会稳定与社会调节功能;(5)国家安全功能;(6)文化教育功能;(7)医疗休闲观光功能;(8)经济产业功能。但是城市消费者支付给农民的，只有经济产业功能的农产品价值。虽然农业净化了空气，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维系，维持了农民的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还提供了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与粮食主权等国家安全功能，但没有人为农业的正外部性支付价值。因为农业功能不可分割，即使农业提供了地区性、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公共物品，也没有人为此支付，这就导致了农业多种功能被剥蚀，乡村被剥夺的普遍事实。曾经有人做过中国农业生态价值的测算，仅仅加上小麦在生产过程中所耗用的资源，比如水，耗用的石油、化肥和农药，以及处理化肥和农药残留物所带来的生态成本，小麦价格应该是现在的6倍还要多。也就是说，计人生态价格，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差不多能达到日本、韩国的水平。但现在我们别说为小麦支付6倍的价格，即使多支付60%，城市人就会惊呼“米贵伤民”，主管部门马上会出面抑制粮价，所以城乡之间的自由贸易不等于公平贸易。甚至我们也没办法做到将粮食这种生存必需品和准自然品，和具有类似属性的自来水做出类比，像对待自来水一样，支付资源价格。北京现行的自来水价格的组成结构中，有57.5%是资源价格(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我们承认自来水耗用了资源，应该支付资源价格，我们也要学习承认粮食生产耗用了资源，应该同样支付资源价格，这需要首先解决认识问题。
三、中美间自由贸易也不等于公平贸易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自由贸易不等于公平贸易，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自由贸易也不可能等于公平贸易。
在农产品和畜产品国际贸易领域，自由贸易很明显地不等于公平贸易。这主要涉及三个条件的国际比较：资源禀赋、政府支持、耕作形态。由于各国在这三个方面的情况迥异，使得农业领域的自由贸易不可能等于公平贸易，相反加剧了贸易的不公平性。
第一，农业资源禀赋比较。虽然中美国土面积相同，但耕地面积存在3倍以上差距。美国可开垦土地的面积，更是大大高于中国。到2006年底，中国耕地面积为12177.59万公顷，折合300928.9英亩，美国是中国的3.1倍;若计入牧业用地，美国是中国的3.6倍(美国约有4.3亿公顷农地，占地球全部农业用地的10%)。美国的平均农场规模，是中国的373.8倍(美国2006年农场平均规模446英亩，同期中国农户平均耕地1.19英亩)。美国的劳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304.5倍(美国2006年农业劳动人口305万人，中国同期29975.5万人)。
也就是说，一块在美国养活1个人的农地，在中国要养活300多人。试想，一个人的工资分给两个人花，已经很拮据了，分给300多个人去花，还怎么过日子?这是极不对称的资源禀赋。而且在现行的全球化体系下，不可能像经济学假设的那样，通过要素自由流动来平衡，也根本不存在假想中的均衡。为什么呢?需要讲述一个故事，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卡特总统曾提出一个尴尬的问题，天上的鸟都有迁徙自由，你们中国人却没有迁徙自由。邓小平知道中国人的确没有迁徙自由，但是他转换了这个话题，说美国需要多少中国人，是100万，200万，还是1000万，2000万，中国都可以送给你。轮到卡特总统哑口无言了。邓小平的机智在于，他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力的流动是有国界的。在号称全球化的时代，劳动力流动却似乎是逆全球化的。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劳动力是全球自由流动的，只要到达一个地方，就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拥有土地，落地生根。反而现在签证越来越难，劳动力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依照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要素禀赋与自由贸易理论，中国应该有大量农业劳动力流到美国。美国不是土地富裕嘛，中国不是劳动力富裕嘛，两个国家一交换，福利不都增进了嘛，经济学把这叫做帕累托改进。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假想的要素自由流动，永远不可能实现。中美之间农业资源禀赋迥异，就决定了中美之间的农业贸易极不平等，尤其是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当然中国在部分劳动密集性的农产品上有优势，这对美国也构成了不平等贸易)。
中美农业第二个巨大差异是国内支持政策。美国的农场为数甚少(200万家)，农业人口也很少(305万人)，加上雄厚的财政能力和政治利益结构，使得美国有条件、有能力对资源本已十分丰腴的农场进行高额补贴，而且只有规模化的大农场，商品化的农产品，才能得到补贴。
美国长期执行农产品补贴政策，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是其核心政策，此外还有低息农业贷款补贴、农资补贴和农产品贸易补贴等。美国通过补贴政策减低其农产品最终市场销售价格。目前补贴已经占到各种农产品最终收入的很大比例，其中大米和棉花更是超过50%(见图1)。
补贴使得美国产品市场售价低于中国
图1中美农产品价格的补贴差异
每一个财政年度，美国政府支付的农业补贴预算高达8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270美元。若计算综合补贴，相当于平均每个农场1年1万美元以上的补贴。若考虑补贴分配的极不均衡，经营商品化生产的大农场得到的补贴金额，远远超过多数小农场。得不到补贴的小农场，迅速破产兼并。
撇开美国国内农场补贴迥异带来的农场经营两极化不议，巨额补贴使得中美农产品贸易处在极不公平的竞争位置上。由于农业资源丰裕，加上商品化农产品得到补贴，使得美国农产品有很大的价格优势，美国大米、小麦、玉米的售价都明显比中国低，而计入补贴因素，得到的收入却比中国高(小麦持平，见图1左图)。补贴之后，美国主要农产品取得了明显的价格优势，大米和棉花的补贴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了74%和62%(见图1右图)。中国在2004年之前还征收农业税，2004年以后不征税了，2006年开始有一定的补贴，但是单位农场得到的补贴额与美国相比，大相径庭。先天条件再加上后天因素，导致了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自由贸易竞争根本无公平可言。
中美农业第三个巨大差异是耕作形态差异。美国大农场是康拜因式的农业，与多年来资本净流出的中国农业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中国农业机械化率在不断提高，但让大型拖拉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手提肩挑+畜力+小型机械”相配比的农业进行竞争，如同让金刚铁盔的武士与手无寸铁的平民比武一样，毫无公平可言(虽然农业经济实践证明，家庭小规模农业在成本、劳动核算及劳动密集性生产上更有优势)。
可我们偏偏将不同性质的农业拉入WTO的竞赛场上去进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有什么公平可言呢?Integrity和Mercy在哪里呢?
四、美国国内食物贸易也远未达成公平贸易
不仅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自由贸易没有公平可言，美国国内的食物贸易也没有公平可言。在美国食物贸易体系中，作为生产食物的农民得到的那种价值是微乎其微的，在麦片里面农民能够得到3%的食物价值，在薯片里面得到2%的食物价值。在加工成分极少，农民份额占比最多的脱脂牛奶中，农民也只得到49.7%的食物价值。在美国国内，也没有公平贸易可言。
美国的自由贸易不等于公平贸易，还可以我曾经访问过的农民Gary(盖瑞)作为一个例子。2007年秋我访问美国衣阿华州农场时，有一晚住在盖瑞家，和他一起吃饭时，我们聊起食物体系中的这种分配结构。他深有感触，拿起一盒早餐麦片，问我这盒早餐麦片里，农民能得到多少。后来他告诉我，在这盒3.5美元的早餐麦片中，农民能得到5美分，也就是1.43%。关于美国食物消费支出的研究表明，美国消费者在食物上花得越来越多，2000年比1970年多花了30个百分点，但农民得到的份额却越来越少，少了20个百分点，中间有5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些差距如何形成的呢?主要是市场份额的扩大。一项对1910年以来美国食物美元结构的研究表明，农业产前投入份额和产后市场份额在不断拉大，被夹在中间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在1910年农民可以得到将近40%，之后不断地减少，2007年时减少到5%，他们预期到2020年只剩3%。农民从整个食物体系里只能得到3-5%的市场价值，这样的食物贸易谈得上公平吗?
虽然没有人算过食物人民币(Food RMB)，但中国农民也有类似的直观体会，在农村田野调查时，听到农民把当前的农业生产体系叫做“两头笑、中间叫”。中国农民也知道产后和产前的参与者都在笑，而农民被挤在中间哇哇叫，这和美国农民的体验，以及食物美元计算出的结果一样。
对于上述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阐述，我们可以做个简单小结，由于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国内支持政策的巨大差异、耕作形态的巨大差异，使得农产品的自由贸易永远不可能是公平贸易。这种不公平，既体现在城乡之间，也体现在国内不同农业区域之间，更加尖锐地体现在国际之间。毕竟，国内贸易的不公平，还可以由主权国家的政府做出调控和弥补，而国际间的贸易不公平，则如同古罗马的斗兽场，只有你死我活的竞争，没有公理，自然也没有利益受损者的合理补偿。因此，当WTO会议涉及农业和劳工权益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很多。在中国，WTO很少被质疑，甚至常常被视为尚方宝剑，这是不正常的。
五、关于食物主权的“不可能三角”
在农业和食物体系中，有三个国家安全：一是农产品的数量安全，即粮食安全;二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即食品安全;三是农产品的综合安全，及粮食主权。唯有粮食涉及三大国家安全，由此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粮食属性的特殊性。
我们可以将这三大国家安全视为广义上的食物主权，这在微观上涉及一个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基本生存权利，又在宏观上保障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不因食物问题而受到侵蚀。所以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食物主权问题。国家因食物问题受到主权侵蚀的最明显例子是朝鲜。由于食物长期短缺，朝鲜在决定本国国家事务的过程中，不得不参与六方会谈。让六个国家坐在一起决定本国的命运，这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难以容忍的。但得不到作为生存必需品、作为国家安全基础的食物，就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这是当代食物主权被侵蚀的一个典型代表。
针对食物主权，我提出了一个“不可能三角”的假说，即“粮食安全一食品安全一食物主权三者仅得其二，不可能三者俱得”(见图2)。也就是说，在得到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同时，必须丧失一定的食物主权，朝鲜是一个例子。如果想得到粮食安全与食物主权，有可能会牺牲食品安全，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也是这样。如果要想得到食品安全和食物主权，那有可能会损伤粮食安全，比如日本、韩国是明显的例子。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还没有经过验证。谁能够把这个假设给验证了，不管是证实，还是证伪，我相信都可以轰动中国，甚至轰动世界。
图2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食物主权的不可能三角假说
六、生者有其食、病者有其药
作为总结，我们可以做些引申。我们事实上已进入了一个全球资本化的时代，WTO是推动全球资本化的一个主导性力量。WTO在工业领域和服务领域推动的资本化，是可以被接受的，毕竟只是将消费弹性较大的商品与劳务进行自由贸易。但现在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WTO十多年来正在把向人类提供生存必需品的农牧业和基本药品，也纳入了自由贸易框架，这意味着任何东西都可以自由买卖了。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一些基本的常识，至少要区分哪些东西可以买卖，哪些东西不可买卖。哪些东西可以在国际间买卖，哪些东西只能在国内买卖。比如说在农产品和畜产品方面，在国内实行自由贸易是可以被接受的，毕竟有一个中央政府可以平衡地区间、行业间、人群间的利益。有一个权威组织存在，在出现问题以后，至少还有个地方说理，但在国际之间找谁去说理?公义和怜悯有谁维系?
我们至少要具备这样的基本常识，生命权利是不可买卖的。具体说来，至少有两项基本生命权利是不可买卖的：一个是食物主权，保证人们能够吃到维持生存所需的基本食物，以及为农业和食物体系的稳定提供支持;另一个是基本医药权利，生病了能够得到基本的药物。“生者有其食、病者有其药”，这两个基本生命权利不应该被纳入到WTO的框架里面去。现在，很不幸的是，WTO正在高歌猛进，全球资本化也在高歌猛进，但愿我们给WTO，给自由贸易设定一些基本的不可踏入的保护区，让自由买卖的势力范围不能涉足。借用一句老话，这个地球是拿来生活的，不是拿来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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