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利率自古以来一直是很高的，古代有著名的九出十三进的规则，也就是当铺当期一般是一季粮食的时间，不到半年最多是半年，当十块扣除所谓的手续费等只给九块，而你赎当则要13块，也就是实际利率4/9即44.4%，这只不过是半年，如果算出年化利率则是108.6%，是当年翻倍的。按照王安石改革，青苗法给老百姓的优惠利率也是20-30%，老百姓实际拿到的还要高，这样的当铺规则在中国流传千年。
西方社会的利率则与中国完全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督教会认为收取利息是非常可耻的行为，受到了教会的抵制，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所谓“肮脏”的金融是给最没有地位的犹太人去把持的，或者是给来的野蛮人维京海盗参与的;而西方进入近代社会，则汇集了丰富的流动性，西方的历史利率与中国的利率利率相比则是不高的。据《利率史》((美)悉尼·霍默、理查德·西勒著)记载，西方人在近代的绝大多数时期，利率都是低于10%甚至5%的，东方与西方二者在贸易领域相遇进行竞争，到底谁能够获胜这不是很清楚吗?资金紧张的一方不得不低价出售货物尽快取得现金，因此定价权一定是拱手让人的。中国历史利率的高企与中国古代社会流动性紧张密切相关，中国的改朝换代人口波动特别大，每一次新王朝的建立，人均贵金属占有量都处于快速下降的状态，而古代的生产力发展缓慢基本是与人口的增长成正比，人均占有量越来越少的结果使得市面上的货币总是处于不断紧缩的状态，这样的紧箍咒下利率怎么能够不高?而西方则是国家间战争不断、人口总量相对问题，这样的紧缩压力是没有的，而后来有由于地理大发现和蒙古驱赶导致了流动性的集中和价格革命，利率低就可以理解了。而不同的利率决定了不同的流动性水平，也决定了谁拥有定价权，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和定价权的博弈处于下风，闭关锁国就这样产生了。
到了现代社会我们看到中美的利率差别依然很大，这个差别在08年危机以后进一步拉大。要知道在次债危机前美联储的利率也是有5.25%的，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美联储的最高利率也到过21.5%的，但现在美国实行了几乎零利率的政策，美联储的表态还要让低利率长期化，进一步保持与中国的利率差距。不过中国的利率不是市场化的，中国是利率二元化，也就是民间有一个高利率的黑市，同时国家银行难以贷款可以权力寻租，中国的名义利率几乎都是要高于美国利率的。我们90年代的存款利率就很高，甚至还有保值贴补，不过在这个时期，高的是名义利率，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的发展和通胀过程中，人民币的通胀水平就算以美元汇率衡量，汇率从2到8，也是贬值了4倍，这个贬值下实际利率是不高的，这不高的实际利率是当时中国快速发展的动力，而且我们注意到的就是老百姓同期的收入水平增长很快，大学生毕业的工资从90年代初的79块到90年代末基本能够拿到2000块了，工资增长是快于通胀的。
在90年代以前的银行高利息，基本上是一种风险利率，银行贷款的坏账风险很大，这与古代的高利贷有类似的地方。在古代高利贷的管理成本和坏账成本是很大的，对于管理成本实际上是有服务的投入的，坏账很多则增加了风险。中国古代是一件旧衣服和几个铜板也可以典当的，这样的小额贷款管理费用巨大，而过去的高利贷很多人是倾家荡产还不起以后实际上是血本无归。
对于市场化的利率高企，我们尤其不能忽视民间小额贷款的风险和管理成本。一个项目的管理成本有很大的份额是固定成本，这样贷款不论大小实际的管理成本差别不大，但是分担到利率上的比例却因贷款的数额差别极大。同时小企业也没有足够的信用和抵押品，小企业都还处于一个风险巨大的领域，坏账的风险也非常大，贷款的利率当中应当有坏账的体现。还有一点就是高利贷需要有一个很高的追账成本，在中国要钱是不易的，所以有欠钱的是爷爷借钱的是孙子的说法，在中国经常是钱借给别人要回来都不易，更不要说要高息了，这个要账是需要灰色成本的，这个灰色成本有黑社会的介入也有当权者的介入，这个成本最后也必定要摊销在高利贷的利率当中。因此对于所谓高利贷，其成本也是很高的，不是简单的与银行利率的差额，是带有大量间接成本的，因此有这些成本的存在，要将贷款的利率压得很低是不正常的，美国的信用卡利率在美联储利率接近于零的基础上是运行在历史高位的，利率从百分之十几甚至到百分之二十，信用卡违约利率甚至达到了创纪录的百分之三十，美国的风险利率也是极高的，我们更可以看到对于欧债危机下的希腊国债，其国债的收益率也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左右，这样的高利率背后就是风险的影响。
但现在很多中国的高利率变的无风险，这就是扭曲的暴利了。在我们银行改制以后，银行的风险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而且国家还对银行破产进行兜底，也就是说在借贷的时候都要有很好的抵押、担保，保障银行额债权实现，同时对于银行真的出现了风险，这个风险还是国家承担，银行的债权人是不承担的，因此高息揽储也就没有了顾虑。中国利率的问题是银行本来应当是风险利率的，但在政府和政策的护佑下变成了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这样高，则是社会和经济难以承受之重。结果就是经济分配出现了扭曲，实业因为高利率摇摇欲坠，而银行则赚得瓢满钵溢。
民间借贷也有良性的时候，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在2005年之前的浙江民间融资，企业信誉非常好，年坏账率一般低于1%，年利息也不高，普遍在年息12%~20%之间，即月息一般不超过2分。而这种省内民间金融的生态环境好，无形中造就了当地普遍百姓敢于借贷、全民借贷的现象。“在金融危机之前，民间借贷在浙江省发展一直很规范，信誉也好。而利息都在国家保护的四倍之内，以月息1分2，1分5的居多，以前外地金融机构和企业都跑来温州学习温州的民间借贷的信用是如何维系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这样表示。浙江民间融资利率相对不高的背后就是建立在风险小的基础上的，由此可以看到风险对于利率的影响。
美国的风险利率和无风险利率是完全不同的。在美联储0.25%的利率下，美国的信用卡利率和信用卡违约利率达到历史高位，信用卡违约利率可以达到30%。而美国的很多商业贷款利率也是10%以上的，中国房地产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利率就普遍在13-14%，但美国很多情况下的利率只有1%，融资租赁买飞机轮船的利率是3%左右，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风险利率和无风险利率的二元化，这个二元化是由美国金融制度早就的。因为西方在存款保险制度之下，在金融机构破产的时候破产债权的赔付有特别的办法，这个办法经过社会的商业博弈就是造成利率二元化的分野。具体的方式就是对大储户和小储户的赔付标准是不一样的，美国就是优先赔付10万美元以内的储户，这样小储户就可以放心地存款，可以追求银行的高利息;而大企业因为破产以后优先赔付小储户风险被杠杆的放大，就要选择安全的银行。这样就使得很多小银行也有发展的空间，因为他们可以给出高利息，从事一些高风险的贷款，吸引一些小客户;而大银行为了足够的安全就只能给低利息，吸引大客户，从事安全的贷款，这样银行的业务就可以有分化来适应各种细分的市场，造就了大银行追求无风险小银行在风险中逐利，利率自然是风险利率和无风险利率的分化。
美联储的风险利率与无风险利率的分化，实际上是美国QE等央行影响，改变了货币供需曲线的结果，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在传统情况下是价格越高供给量越大需求越小，价格越低供给量越小需求越大，但QE是使得价格越低越QE供给量越大的，而价格高利率高人们担心风险反而供给量越小，就如希腊国债是收益率不断飙升反而是更没有人去买的，这样的供给曲线后弯则与需求曲线可能会有两个交叉的均衡点，一个是在低利率的一方体现无风险利率，另外一个则在高端是风险利率。我们如果要与西方的央行接轨，也是需要这样的调整我们的货币供需曲线的，我们即使是不调整，由于资本管制的开放和坚持汇率稳定，国际间的货币流动也会让我们的货币供需曲线与国际市场上的货币供需曲线靠拢，而国际货币供需曲线美元占70%的份额，其形状也是与美国国内的情况接近的，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现实，否则不一致的地方就意味着要被金融套利。
而中国的情况由于没有这样的分化，所有的利率都是无风险的利率，以风险利率作无风险导致银行赚取了暴利，同时因为没有这样的二元分化，好项目找不到低成本的资金，真正的无风险利率却不能降低导致社会的利率整体走高，因此中国的利率没有考虑风险因素，是中国利率的重大问题。而这个利率不带风险因素也与我们的金融体制和政策有关，美联储利率是银行间的利率，是银行与央行之间的利率，而我们的央行利率政策则是终端的利率，是管制银行面对客户的利率，我们央行的贷款利率本身就是一刀切的，这个一刀切就是无法反映风险对于利率的影响的，从而造成中国的金融体系所有的利率没有区分贷款的风险大小，造成市场的扭曲和利率的过高，而解决这个问题，西方通过不均衡的清偿和银行破产机制，以市场博弈建立利率二元化潜规则，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与世界的接轨，资本定价——利率的接轨是非常重要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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