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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月:余额宝反映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缺陷

馨月 · 2014-03-13 · 来源:馨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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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利率与汇率都是在补贴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国内进一步提高利率,对发达国家的补贴会更高,国人自己抬高利率给热钱抬轿子,难道不荒诞吗?所以从内外利差问题来看,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时点本身就存在问题。

  关于余额宝问题的辩论不断升级,从利率市场化、货币基金、金融安全,到银行高息差、银行业垄断问题等等,余额宝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呢?因为多数人忽视了余额宝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层次的问题,所以很多争议都陷入片面狭隘,以至于混淆不清,甚至把余额宝与银行对立起来,有不少经济学家在谈余额宝问题时也是如此,误导了这场辩论。

  中国银行业的高利润是中国经济体制问题的核心反映,而不是银行高净息差或者银行业垄断问题那么简单,它是国家财税制度、社会保障体制、产权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汇率市场等不健全不协调的集中表现,是国有银行利润没有上缴国库,而将政府分配转为部门分配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内外货币政策差别的结果。

  银行的存款利率低,贷款利率高,才会形成高息差,发达国家的息差一般很难超过1%,而国内的息差是它们的5、6倍,这是造成了国内银行业暴利的主因之一,因此市场认为这是中国银行业垄断造成的结果,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拆解下银行高息差的成因,以看清其深层原因。中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2013年中国国民储蓄总额占GDP比例排世界第三,比率为51%,如此之高的储蓄率,还要求较高的存款利率,符合市场规律吗?所以这里会引发了一个关键性的思考,那就是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那么高?只有研究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明白利率高低的问题。

  形成中国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是两极分化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这两个问题的原点又是财税问题。譬如税制,税制有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调剂贫富差距,收富人的税来帮助穷人,以维持经济的平衡,不然富人会越来越富,穷人会越来越穷,经济与社会就会崩溃。富人的天职是帮助穷人,互济才是可持续经济的动力源,但有些富人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不管哪个国家,都要通过税制来调节贫富差距。中国当前贫富差不断拉大,这说明税制存在问题,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所以导致弱势群体太多,由于弱势群体担心未来,不敢消费,这就形成了高储蓄的现象。可见,中国高储蓄的根源在于财税体制不公平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当前,中国的产权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汇率市场等不健全不协调也是造成银行的高息差的主因。例如证券市场是具有普惠功能的市场,但是长期以来,证券市场管理不当,以至于熊冠世界,完全失去了其普惠于民的功能,所以国内金融市场的不配套不健全,造成了民间投资无门,只好把钱存在银行里,形成了低效储蓄。一面是社会融资需求比较高,一面是储蓄率比较高,这一结构是中国经济体制扭曲的典型表现,所以把高息差成因都归于银行有些片面。如果经济体制的矛盾不解决,余额宝这类金融创新同样无法理顺利率问题,连一个股市都管理不好,难道还能指望余额宝这类创新去改变银行业吗?余额宝能改变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吗?所以国内的市场存在割裂、不健全、监管不当等现象,阻塞了民间通往财富之路,导致了存贷的两极化,形成了银行的高息差。

  另外,中国的存款利率受制于美欧日的低利率环境。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国内在前两年高通胀的时期就应加息,但是央行没敢动用加息手段,而是采用了提准或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来控物价,为什么?因为国内国外利差过大,加息会引发热钱大量流入套利,会导致内部通胀难降,房地产价格高企,外汇储备激增,只好又被迫去购买巨额美债。现在回头来看,自余额宝成立以来,也是银行间市场相对动荡的时期,也是热钱流入中国较快的时期,中国1月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到4374亿元,创下去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连续第六个月增长,说明了热钱与国内利率走高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中国当前的利率与汇率都是在补贴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国内进一步提高利率,对发达国家的补贴会更高,国人自己抬高利率给热钱抬轿子,难道不荒诞吗?所以从内外利差问题来看,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时点本身就存在问题。

  银行储蓄本来就不是财富增长的主要手段,货币基金同样也不是普通投资者财富增长的主要手段,货基一般来说是大资金规避市场风险时的最后选择。居民本应关心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问题,而不是储蓄利率问题,更应注重对自己的物权、股权、债权、知识产权、管理产权,劳动力产权的追求,更应从工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方面积极争取自身利益,从而走上财富之路,而不是纠结于余额宝之类的理财产品。

  在余额宝问题的讨论上,可以看出经济界以及广大民众至少对三方面的问题是缺乏认识的,一是对中国的现行经济体制缺乏认识,二是对货币基金的功能缺乏认识,三是广大民众对如何累积财富缺乏认识,正是由于这三种认识的缺乏,才会出现余额宝这类的互联网金融创新,才会出现很多偏执的认识,才会形成社会广泛的议论与争执。

  附文:馨月:余额宝增加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

  “货币——商品——货币”这是一般企业获取财富的方式,但是银行不同,银行是直接把货币作为商品,通过“货币——货币”的方式来积蓄财富,因此以货币为商品的盈利模式使银行业成为了资本家最渴望分享到的一块蛋糕。当中国的几大门户网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并获得巨额财富之后,他们自然开始向金融业靠拢,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银企结合体原本就是金融发展史的规律事件,但是国内的银行业牌照是稀缺资源,不容易拿到,所以围绕“货币——货币”这一致富模式就发生了很多故事,为了走上财富之路的捷径,金融创新就应运而出,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产生也是如此。

  金融创新有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维护金融系统性安全,如果金融创新不断给系统性安全带来威胁,那就不是金融创新,而是金融创伤,美国的CDS、CDO等很多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就是金融创伤,所以近几年来这些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大幅下降也是合理现象,而美国经济也伴随这些负面问题的纠正逐渐回暖,这都是存在因果关系的。仅仅不到5年的时间,国内的金融创新就将中国经济推向了危机边缘,这令人匪夷所思,经济危机时期被多数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所否定的一些有毒创新,在中国却得以快速发展,影子银行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明知某些创新会危害经济,危害社会,却放任发展,这就是中国式金融创新的困惑,所以国内很多的金融创新是需要深刻反省的。创新的目的是让金融系统更和谐更安全,并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反之就不能称为创新,所以很有必要将当前互联网的金融创新全面置于系统性安全之下来考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析金融创新的真与假。

  互联网具有宣传上的天然优势,所以网际间为互联网金融站台的自然会多一些,但是有些后台问题是必须要讨论的,不然就会让金融风险杠杆化、扩大化,面对于每一种金融创新,都不要急于竖起大拇指,而是要有怀疑态度,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认真研究,才能给市场提供各个角度的意见,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也是对金融创新的负责任的态度,因此需要对“余额宝”等方式的金融创新做一些必要的梳理。

  “余额宝”接轨“天弘基金”,而“天弘基金”将这些资金主要投向是货币基金,所以“余额宝”可以看作是降低了门槛并施行T+0机制的货币基金,从运作原理上来讲,“余额宝”首先就抬高了自身风险,它随时要面对赎回的压力,正因如此,余额宝对单个账户的资金上限做了限制,数额为100万。货币基金属于稳健保守的投资模式,相对比较安全,收益率一般并不高,所以一直以来国内货币基金的规模并不大,但“余额宝”却一反常态,发展势头很猛,半年时间就达到了2500亿的规模,且7日年化收益率为6.46%,令人始料未及,而之后发行的微信理财通、百度百发、网易添金的收益率都在不断提高,从7.529%一直飙到超过10%,货币基金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收益,令人有些提心吊胆,为什么货基获取高收益会让人感到不安呢?因为货基的收益率直接标示着金融系统性安全问题。

  2008年美国的金融风暴就是从短期资金批发市场的挤兑开始的,美国的银行业、基金、影子银行等都通过短期资金批发市场拆借资金,所以当有毒金融衍生品发生违约的时候,短期资金批发市场就率先爆发了挤兑狂潮,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了,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美国短期资金批发市场与国内银行间市场的基本性质是相通的。国内的影子银行主要是银行业发展起来的,当影子银行风险开始显现的时候,银行的流动性就会出现困难,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的额度就会增加,拆借利率相应就会走高,货基主要是通过同业拆借等方式获取收益的,货基的收益率越高也标示着金融系统性风险就越高,所以说“余额宝”或“类余额宝”等收益率的不断抬高令人感到不安,因为金融市场释放出了危险的信号。由于“余额宝”吸引了大量的货币,所以在同业拆借上有了较强的话语权,如果未来银行业的高风险显现,出现违约,造成银行间市场挤兑,那么“余额宝”等货基为规避风险又将是退出市场的主力军,这对金融市场的威胁明显加大了。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的是,货基在金融危机时也容易产生重大损失。

  当前国内金融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就是非法热钱流入,非法热钱的大量流入一方面加剧了房地产泡沫的困局,另一方面强迫中国的外汇储备非正常增长,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汇率改革埋下了祸根,而且也让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值保值陷入难局。而“余额宝”等方式的金融创新又恰恰逼迫了银行存款利率的走高,进一步扩大了美欧等国与中国的银行业的利差,这为非法热钱赢取了更大的盈利空间。时下新兴市场正经历着汇率的大动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审视人民币汇率长期单边走高的潜在风险,而国内利率的升高将会导致人民币继续走高,所以在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背后,完全可以洞察到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在抬升,如果一种金融创新在现阶段不断抬高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它创新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余额宝”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财产品,使一些储户的收益有所增加,储户只要将钱转移到“余额宝”上就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这有倒逼银行改革的可能性,但从系统安全上分析却并非如此,两大不利因素明确地摆在眼前:1、当银行的存款利率被动走高后,企业的贷款利率也会水涨船高,企业的成本增加,中小企业贷款会更加困难;2、非法热钱流入的驱动性加强,人民币汇率走高,出口受影响,同时潜在的汇率动荡因素增强了。所以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创新上几乎没有看到对系统性安全的建设作用。

  银行业去杠杆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风控过程,在风控过程中,“余额宝”等产品的大量出现将进一步加剧银行业的风险,而“余额宝”与后来的互联网金融创新都恰恰出现在银行间拆借利率大幅走高的时点上,与央行的互动似乎过于明显,这在不少财经人士的脑海里划过了利益输送的狐疑。诚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的主体是在不断替换的,在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就应该要深刻认识到互联网金融的到来,但不管是固有的银行体系自我更新也好,还是新生的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乃至最终替代旧的机制也罢,能够最终赢取这场金融变革的一定是一个共赢互利的机制,一定是一个具有系统性安全的机制,所以互联网金融创新必须要充分考量自己在系统安全中的角色,系统安全就是红绿灯,互联网金融创新要注意安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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