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中的比重，应该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当前保经济增长底线的政策措施不应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相违背。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比较突出，一是出口导向，二是投资驱动。这两大特点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期，对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现在到了要进行调整的时候。在外部不平衡方面，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外部不平衡有了较大改善。但在投资驱动方面，我们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在继续恶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过快，而房地产投资增长又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在GDP中比重过高，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的表现。中国最近几年投资的过快增长，造成了投资效益的严重下降。
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测算，中国的投资收益率仅为2.6%;目前中国的增量投入-产出率高达6.8，大大超过3~3.5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国的能源效益低，生产一单位GDP所损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是美国的3.3倍;而中国的创新能力则更是有待提高，年产1800万辆汽车，却几乎没有自己的品牌。
过去中国的投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中国必须要把投资相对GDP的增速降下来，尤其是要把房地产投资增速降下来，否则投资率还会进一步上升。当然，稳定投资率并将其降到一个合理水平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中国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调整结构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代价就是经济增速会有所下降。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政府进行经济结构主动调整的结果，并不是发生危机的结果。当前经济增速的下降，是好事不是坏事。
2014年一季度GDP增速降至7.4%，我国目前处于比较低速的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会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我们必须有相应的精神准备。
中长期我国需关注的问题很多，如人口问题、城市化问题等。但目前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实体经济效益下降与利息率支出上升的矛盾。我国的实体经济效益、资本回报率和投资回报率都在下降。我国5000多家大中型企业的利润率不到7%，而且还在呈现下降趋势。但我国的平均利息率却在快速上升。如果利息率超过了企业利润率的支撑，就会出现问题。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银行的利润源泉在于实体经济，没有生产利润，银行利润也就无从谈起。企业没有足够高的利润，不足以偿还金融机构的本息，就必然会发生不良债权。各种因素错综交织，必然使得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严重考验。从短期来看，中国有较高的经济增速、有较健全的财政，不会出大问题。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矛盾得不到及时处理，某种形式的危机就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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