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私企投资再创新低：降11.8个点
——2015年上半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报告
【提要：
(1)上半年简政放权、对私人资本开放市场和降低准入门槛等改革加速推进。
(2)私企投资同比增速降幅加大，再创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2009年以来新低。个体部门投资也比1-3月份回落1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迄今为止刺激私人投资(如大幅开放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PPP、“大众创业”等)的政策效应有限，仍低于政府预期。与之相反的是，国经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加快”。
(3)现在说非公有制经济增长已“趋稳向好”、“构筑底部”可能是言之过早。
(4)国家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中没有安排有关部门制定国有资本进入非国有企业参加其“混改”的方案，这或说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混改”应当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相向而行的改革决策仍被悬空，或反映出当初的决策在非国有部门受到普遍抵制，有关部门难以作为，于是乎保持“静默”状。往下这种情况将给国企的单方面“混改”带来何种复杂影响，值得关注。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个别高、中级干部等以搞全面私有化的贪官《仇和的医改遗产不可逆》为题材，在宿迁市聚会公开抵制党中央、国务院强调“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的重要决策。这种体制内反复发作的不讲党规的“政治逆反病”值得注意。另有研究显示，多年来政府鼓励私人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实际上多是“营利性”的，政策效应不佳，需要反思，不可一厢情愿。
(6)完善劳资关系调整机制任重而道远。如现在还不能在宪法中恢复工人罢工条款，退而求其次，也应当在完善劳动法体系中对工人为维护合法权益集体停工行动做出规范性、保护性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以保障工人维权行为，增加工会集体谈判和政府等调整劳资关系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还提示中国，完善劳资关系调整机制与建设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相结合，才能为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添砖加瓦。否则，它是“独木不成林”的。
(7)6-7月份的“股灾”，及“混改”已使私人资本在大量中小银行股权结构中占优势与银行业不良贷款连续反弹14个季度交织并行的现象提示，一些促进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改开”举措对稳增长具有不确定性和较大现实风险，需要认真总结经验，举一反三。金融改革也不是“一卖就灵”、“一私就灵”、“放松(管制)就灵”的。理论和事实证明，私有化、自由化并不能够保证提高银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营水平，更不能够保证不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风险乃至爆炸性危机，以及诈骗、投机、管理层腐败和政商勾结等等。
(8)要警惕国有银行(及其他国企)管理层被“混改”中存在的大量“管理者红利”俘获，从而利用“信息不对称”等成为企业私有化、自由化、外资化的主导力量。也要防止“混改”中出现的管理者收入激励、股权激励和引入腰缠万贯的资方人员等因素引发企业内的贫富分化，加剧国企内部收入分配关系“碎片化”，并进一步恶化企业内的阶层关系，产生新的不公平和腐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需要有国资委、银监会等政府部门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权衡。
(9)要警惕改革开放中金融等领域的风险快速聚集、迸发。近些年来，某些“改开”措施的负面影响快速发生和扩大、不良案例出现频率提高、监管配套严重滞后、有关机构公信力下降、舆情反弹明显等现象需要有关方面认真对待。股市异常波动和巨大救市成本已在提醒人们，此类事情是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由此及彼，对《过早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或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更是要反复分析、比较、权衡、预防。而稀土等战略资源“被”无关税地加速低价流入未来可能的交战国同盟，也缺乏维护国家安全的味道。简言之，对于影响全局和国家安危的某些“改开”措施出现的问题，全民“买单”不可持续。而一旦已有的、快来的大大小小的风险、震荡汇合起来，收拾起来麻烦、成本更大。鉴于此，政府是不是也可以制定一个囊括和平、战时两个时间段的“改革开放风险清单及对策”交党中央深改组或人大常委会等讨论一下呢?“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一、增长与结构
(一)2015年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私营企业投资74543亿元，同比增长15.8%，比去年同期增速下降11.8个百分点，比1-3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见图1)。私营企业投资同比增速跌幅再创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2009年以来新低。【链接：《私企投资创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2014年非国有经济发展报告》】个体经营部门投资808.2亿元，同比增长0.2%，比1-3月份回落14.8个百分点。另外，1-6月份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增速下降5.9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2.2个百分点。外商企业投资增长3.3%，港澳台企业投资增长9.1%。
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个体私营企业合计为31.8%;外商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合计为4.5%。个体私营企业和外商、港澳台企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合计为36.3%。
另据国家统计局的口径，2015年1-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5.1%，比1-5月份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一、二、三产业的民间投资增速均显回落。其在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为9.2%，同比下降25个百分点。
(二)2015年1-6月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速下降2.7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见图2)。1-6月份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增速下降3.6个百分点。1-6月份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3%，增速下降7.2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
(三)2015年1-6月份私营企业出口总值同比增长7.6%，增速上升6.8个百分点;进口总值同比下降14.3%(见图3)。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下降3.4%，外商投资企业进口下降6.5%。在出口、进口总值构成中，私营企业的比重分别是41.8%和23.4%，外商投资企业分别是44.8%和49.9%。
(四)2015年6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增速比上季末低1.5个百分点(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增速比上季末低0.6个百分点)，比同期大型企业贷款增速高5.2个百分点，比中型企业贷款增速高3.3个百分点，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1.1个百分点。同期，不同规模企业的融资成本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小微企业降幅要高于大、中型企业。
(五)2015年上半年个体私营企业户数增长。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472.8万户，增长15.9%，资金数额0.5万亿元，增长29.8%。新登记私营企业190万户，比上年同期增长20.3%，占新登记市场主体总数的27.7%，所占比重较上年同期增加1.1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增速明显。
二、二季度主要政策取向
(一)2015年改革规划：着力发展非公经济，扩大对外开放
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其中要求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出台实施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导意见。加快发展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出台进一步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开展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参与对外专项出版业务试点。并且，要求实施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重点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缩减外商投资限制类条目。全面推行外商投资普遍备案、有限核准的管理制度，大幅下放鼓励类项目核准权，积极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框架下开展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及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推动修订外商投资相关法律，制定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条例，健全外商投资监管体系，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国务院一负责人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抓紧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资企业法。自贸区试点改革已从上海扩大至广东、天津、福建，30余项改革经验也复制推广至全国。国务院还制定了适用于4个自贸区的统一负面清单，条目数由上海2014年版的139条缩减至122条。在前述统一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还发布了相配套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与过去的相关规定相比，拓宽了安全审查范围，从主要审查外资并购扩大到绿地投资;丰富了安全审查的内容，将互联网、文化、协议控制(VIE)等敏感领域和商业模式都纳入进来;完善了审查工作机制和程序，明确了自贸试验区地方管理机构的职责。人大财经委指出，许多地方申请建立自贸区的热情都很高，但建议把重点放在做好现有工作上，不宜再扩大数量。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的通知》(税委会〔2015〕3号)指出，经国务院批准，取消稀土、钨、钼等产品的出口关税等。自2015年5月1日起实施。
(二)更大规模利用社会资本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要求用制度创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会议指出，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开展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重要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可以扩大民间投资领域，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经济发展“双引擎”。会议通过《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一是在能源、交通、水利、环保、市政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开展特许经营。二是境内外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通过公开竞争，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并获得收益。三是完善特许经营价格或收费机制，政府可根据协议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并简化规划选址、用地、项目核准等手续。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可给予差异化信贷支持，贷款期限最长可达30年。四是允许对特许经营项目开展预期收益质押贷款，鼓励以设立产业基金等形式入股提供项目资本金，支持项目公司成立私募基金，发行项目收益票据、资产支持票据、企业债、公司债等拓宽融资渠道。五是严格履约监督，保障特许经营者合法权益，稳定市场预期，吸引和扩大社会有效投资。
国务院发布《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要求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深入推进投资审批改革;深入推进职业资格改革;深入推进收费清理改革;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教科文卫体领域相关改革;深入推进监管方式创新，着力优化政府服务;进一步强化改革保障机制。该《方案》强调，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市场机制，凡是企业和社会组织有积极性、适合承担的，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尽可能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确需政府参与的，也要更多采取政府和社会力量合作方式。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在13大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意见》要求围绕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特定领域需要实施特许经营的，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起草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内容、购买机制、资金保障、监管机制、绩效评价等内容作出了规定。
(三)私营金融机构设立“常态化”
国务院负责人强调，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实现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村镇银行设立“常态化”，塑造金融新格局。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使金融与实体经济共享发展红利。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扎实向前。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发展消费金融，重点服务中低收入人群。要放开市场准入，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审批权下放到省级部门，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成熟一家、批准一家。
银监会发布《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对私人资本、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等各类资本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依法发起设立私营银行。通过鼓励私营银行开展产品、服务、管理和技术创新，为银行业持续发展、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鼓励私人资本入股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私人资本通过增资扩股、股权受让、二级市场增持等方式进入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合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私人资本参与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支持私人资本参与高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等。
交通银行混改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同意。该方案提出，“坚持国有控股地位，优化股权结构，探索引入民营资本，积极发挥战略投资者作用，探索高管层和员工持股制度”。
(四)发展私营医疗机构、公立医院改制政策密集出台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等。会议强调，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社会办医健康发展。会议指出，促进社会办医健康发展，有利于扩内需、惠民生和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此，一要简化医疗机构设立审批，取消床位规模等前置条件。将社会办医纳入区域医疗资源规划，取消数量和地点限制。二要支持通过股权、项目融资等筹集社会办医开办费和发展资金。将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纳入政府补助。三要探索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建立区域性检验检查中心，面向所有医疗机构开放。试点区域注册和备案管理，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四要落实社会办医各项税收优惠，将社会办医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在职称评定、课题招标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五要完善监管。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落实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政策。完善社会办医在土地、投融资、财税、价格、产业政策等方面的鼓励政策，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支持社会资本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放宽社会资本办医准入范围，清理取消不合理的规定，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同等对待政策。支持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研究公立医院资源丰富的县(市)推进公立医院改制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多种方式引进社会资本。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充分发挥公立医院公益性质和主体作用。同时，该《意见》要求构建各类医疗机构协同发展的服务体系。如从严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医用设备配备，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立医院改革。按照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鼓励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办医，扩大卫生资源总量。鼓励社会力量以出资新建、参与改制等多种形式投资医疗，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医院资源丰富的城市，可选择部分公立医院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改制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认为社会办医发展水平与形成多元办医格局的目标仍有不小差距。需进一步实施以下政策措施：一、进一步放宽准入。如清理规范医疗机构设立审批、公开区域医疗资源规划情况、减少运行审批限制、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规范公立医院改制。在县域内，社会办医要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相结合，发挥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和社会办医补充作用。在公立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要有序引导和规范包括国有企业办医院在内的部分公立医院改制。推动国有企业办医院分离移交或改制试点。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重组改制。二、拓宽投融资渠道。如加强财政资金扶持、丰富筹资渠道、优化融资政策。三、促进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资源流动和共享。文件并要求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各地鼓励、引导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政策和好处。
(五)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数次研究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国务院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继而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要求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放宽政策、放开市场、放活主体。
(六)土地流转要纠正偏差
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中要把好关，不能让一些人以改革之名行占用耕地之实。对耕地占补平衡以及耕地保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特别要防止一些工商资本到农村介入土地流转后搞非农建设、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问题。
(七)监管私营网络媒体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业务局及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负责人对近期受到大量网民举报、违法问题突出的新浪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了联合约谈。此次约谈要求新浪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进行整改，加强内部管理和自律。若整改不符合要求，或者整改期间继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直至依法停止其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八)完善劳资关系调整机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发布。《意见》指出，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要加强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体制、制度、机制和能力建设。要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对象，依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要深入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和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业园区工会组织建设，健全产业工会组织体系。
三、简评
(一)改革没让私企投资止跌
2015年上半年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保持了密集出台势头。特点是“简政放权”一马当先，“草根”们“大众创业”和放开基础产业、公共服务(向大资本、外资)领域准入的“双引擎”一起发动。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比大中型企业和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其融资成本降幅也高于大、中型企业。
但是，在改革政策持续密集出台和银行服务不断改善的形势下，上半年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经济指标，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和实现利润总额增速继续下滑。出口增速稍有上升，进口仍处在负增长区间。特别是，私营企业投资同比增速下降11.8个百分点，跌幅再创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2009年以来新低。个体户投资同比增长0.2%，比1-3月份下降14.8个百分点。另一统计口径的“民间投资”增速在一、二、三产业均持续回落。其在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速同比下降了25个百分点。这些情况可能还反映出着力促进私营部门投资的各种计划，如开放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市场、PPP、“大众创业”等的政策效应有限。而就单就PPP投资模式而言，私人部门反应如何，目前的数据并不乐观。在这种情形之下，对国家工商总局统计中包括大量“0元公司”市场主体快速增长的数据更需要冷静评析。【链接：《统计局、工商总局同期非公经济数据为何矛盾?》、《大众创业不是制造数据》】而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及不确定性正在升高、外部需求不振和地缘政治等复杂因素，也使得下半年非公有制经济走向仍有较明显的不确定性。另外，上半年小微企业信贷及全部信贷增速减缓也反映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明显和中长期的投资需求不足。【链接：《张承惠：财政仍需努力，货币还要宽松》】下半年非公有制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所以，第一，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增长是否已经“趋稳向好”、“构筑底部”的问题，目前还不能以某个部门或某个增长指标降幅短期收窄来下判断，需要继续观察。例如，有机构的预测说，近期进出口降幅收窄意味着下半年进出口形势将好转。但7月份数据却显示“进出口增速显著下跌”。第二，影响增长的因素多且复杂，一些因素及作用不是政府可以控制或预见的。政府的政策及效果也不是无可挑剔的(存在“政府失灵”)。所以，不应简单化、绝对化地看待改革政策与增长的关系。有的人困守在美国早已衰落的供给学派理论陷阱中，偏重从西方自由化、私有化的“结构性改革”视角去评论、预测复杂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这是不是在‘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
与私企投资大幅下降相反，国经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6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15.9%，增速比4、5月份大幅上升。只有持续加大国有投资力度，才能有效弥补内生性投资动力不足的影响，才能有效带动投资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化。”
(二)各类企业相向而行的“混改”：一个巴掌能打响?
关于全国“混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中仍然只提非国有资本进国企，而没有安排有关部门制定国有资本进入非国有企业参加“混改”的方案，这或说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混改”应当是国企和非国企相向而行的改革决策仍被悬空，或反映出当初的决策在非国有部门受到了普遍的抵制(有少数例外)，有关部门难以作为，于是乎保持“静默”状。往下这种情况将给国企的单方面“混改”带来何种复杂的负面影响和外部性，值得关注。
(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个别高、中级干部等以贪官《仇和的医改遗产不可逆》为题材，公开聚会抵制党中央、国务院“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的重要决策。另，政府鼓励私人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多是“营利性”的，故有关方面不可一厢情愿、一意孤行。
4月1日，中央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但在5月16日，外资和私人控制的“搜狐网”即以搞全面私有化的贪官《仇和的医改遗产不可逆》为题发布消息：是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陆百甫、李佐军等专家在宿迁举行了‘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模式研究’课题项目的开题座谈会。专家们来自国研中心、国资委、卫计委、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对于宿迁医改，没有一个否定的。而本地官员似乎知道人们对仇和被查后，宿迁是否还会坚持仇和在宿迁时开创的医改方向存有疑虑。他们一再表示，改革不可逆。”而副部级的陆百甫在发言中讲2015年上半年中央的医改政策时，更是故意回避了同年4月1日中央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及它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时提出的“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的重要决策，直接要求把宿迁市私有化主导的公立医院改革(其实还涉及公立学校、幼儿园和企业等)“复制给全国”。【链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李玲：仇和落马与私有化医改的不归路》、《陆百甫：宿迁医改模式应该复制到全国》、《仇和的医改遗产不可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些党员高、中级干部屡屡公开反转中央即定改革方向的体制内现象，已是京城及国务院系统闻名中外的“政治风景线”。而有关领导却经常实行的“鸵鸟政策”是有违党纪、党规的，实际上起了助长这种自由化倾向的作用。
另外，针对政府要求“优先支持【“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政策，也有体制内关注者提出，“据了解，没有哪一个进入医疗机构的民营资本，会在承诺了非营利性的十年以后才去赚钱、回收资本，同时承担比社会平均收益率低的代价，这是不可能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营资本早已想出无数办法去规避监管，赚钱和退出。”【链接：《李剑阁：怎样才能让社会资本办医》】
此情如实，第一，它反映出中国与美国等发展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主体构成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资料反映，美国非赢利性私立医院的所有人不可以是投入金钱以获得金钱上的回报的人，很多是社区或社团或慈善机构，由理事会来进行经营。其盈利的部分不能作为所有者个人的财产，而必须用于社区服务，医疗服务质量提升，医疗科研等。在中国，目前为止，投资非赢利性私立医疗机构的所有人大多数却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人企业主。显然，由于存在这种主体构成的差异，中国非赢利性私立医疗机构的动机、行为和效果就会与美国等大相径庭，监管及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也正是这种投资人性质的重大差别的存在，使得中国政府发展私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意图不断受到来自这些医疗机构自身负面消息的冲击。显然，这种主体构成的差别要求中国在发展非营利性私立医疗机构时需要制定符合国情的特殊政策，降低政策预期，决不能够简单地去复制“欧美模式”。第二，它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发展非营利性私人医疗机构需要更多地考虑“信息不对称”和监管长期严重滞后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长期的顽固存在，实际上也使得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出卖部分公立医院(包括国企办的医院)给私人，及动员广大媒体积极宣传“社会”上私人办医疗机构的决定显得苍白无力，且难以服众。例如，虽然一些媒体人对经济自由化、私有化表现出了长年持续的过分热情，但在宣传私人医疗机构的“伟光正”上他们却是比较保守的，且乐于报道各种层出不穷的负面消息。大概，这是由于一些媒体人保护身家性命的“自觉性”所至。而政府多年来一直不肯以各级“干部门诊”私有化来下发展私人医院的“先手棋”，以起“模范带头”作用，估计也和这种原因多少有些关系。
(四)完善劳资关系调整机制任重而道远
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及《通知》，从头到尾就没提影响调整劳资分配关系的“工会”和“三方机制”，这使得当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出现明显缺失，特别不利于解决数亿工人(含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或说不利于在劳资之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2015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发布后，意味着完善了原来的政策设计，还提高了解决该问题的组织统筹层次。【链接：《对深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意见>的思考》】但是，继而财政部长等人就公开表示了反对。他们在网络上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在公开场合中，党政、总工会和官媒则对此采取了沉默态度。这里补充的评论是：
第一，宪法应恢复工人罢工条款，并制定配套法律法规。这种建议在学术界、法律界已存在多年，决非某人污称是近年来几个“公知”的独创，——他们不过是想搅乱此事，为我所用罢了。我们不能够因为他们想捣乱，就不干该干事情了。【链接：人民日报海外版《“裕元鞋厂大罢工”是工人维权意识的苏醒》、新华社记者《东莞“代工厂”劳资纠纷引发风波》】
第二，如一时难以恢复罢工条款，退而求其次，也应当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的要求，在完善劳动法体系的时候，争取对工人为维护合法权益集体停工行动做出规范性、保护性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以保障工人维权行为，增加工会集体谈判和政府等调整劳资关系的手段，而不能让禁止停工的“厂规厂纪”在工人因合法权益严重受侵被迫采取集体停工抵制时“助纣为虐”，并使政府、工会、公检法等因“法律空白”而束手无策，甚至往往是依据“厂规厂纪”做出偏向资本家的合法裁决。【链接：“蔡恒森与富鸿昌塑胶五金(深圳)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2795号】
第三，完善劳资关系调整机制应当与建设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相结合，为促进“共同富裕”添砖加瓦。否则，它很可能是“独木不成林”。美国自1933年罗斯福新政以来八十多年的历史表明，即使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完善调整劳资关系机制在改善劳动者待遇，或者在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状况上的作用也还是很有限的。【参考书：(美)戴维。F.诺布尔著《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由此，美国才在罗斯福新政(该时期的福利政策及效果很有限)之后，为了缓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的贫富差距，又产生了以完善社会福利、实现更多“结果平等”(而非仅是“机会平等”)为最大亮点的肯尼迪/约翰逊新政。简言之，“二战”以后，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表明，这些国家强有力的劳工运动是在与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相结合后，才时不时的使工人待遇或全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获得较多的改观。而这一切的实现，按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等人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还离不开前苏联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和经济竞争的压力。体制内那些反对劳资集体谈判、福利国家制度等的“学者型”公务员们，对此也应当是清楚的。所以，他们一方面反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另一方面拾人牙慧，一直以反“民粹主义”为由全盘否定现代“福利国家”。虽然，撒切尔和里根的财政部长或其他重要部属(师从哈耶克、弗里德曼)，早就曾以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由，激烈地主张取消福利国家制度，——尽管这种国家福利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是“取而不消”，并成为国内一些公知、大V、网站歌颂“欧美人民的幸福生活”、“抹黑中国”的重要根据之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至于其它因素对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这里就不赘言了。
(五)警惕改革开放中金融等领域的风险快速聚集、迸发
各方面的分析已初步显示，二季度开始出现的“股灾”表明一些促进金融市场自由化、私有化的“改开”措施对稳增长具有不确定性和较大现实风险。一些中、外非公市场主体可以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兴风作浪、谋取暴利。这需要认真总结经验，举一反三。
与此同时，中国银监会的信息显示，首批5家私营银行全部开业。40多家民营银行已向监管机构提交了申请。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股权中的占比超过50%的已有100多家，占总数的70%左右;民间资本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权中的占比接近90%，在村镇银行中的占比超过70%。2014年至2015年一季度末，共批准54家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财务公司等4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筹建，22家已开业，这些机构大多都有民间资本的参与。【链接：《周慕冰：70%股份行和城商行民间资本股权占比过半》】
这些信息说明，在这些年的银行股份制改革或曰“混改”中，第一，在中国银行业的产业组织规模结构中，私人资本已经相当广泛地进入了中型(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较大农村金融组织)、小型和微型(较小农村金融组织和村镇银行)的银行机构。第二，私人资本还在约70%中型银行的股权结构中占了优势，并在国内小微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中占了绝对上风。
而在较大的国有控股银行的“混改”中，目前私人性质的安邦已持有招商银行27亿股，占股比例为10.7%，为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招商局集团只相差9.3个百分点。【链接：《安邦保险强势入驻两银行董事会》】财政部持股仅占25.4%，不及两家香港机构持股42.9%的交通银行也宣称，尽管本行的国有股早就同孔乙己嘴下的茴香豆一样“不多乎，不多也”了，还是要进一步积极“引入民营资本”。【链接：《交通银行深化改革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在这种毫无道理地压缩国有股比重的“混改”趋势发展之下【链接：《“一股独大”不是国有企业的弊端》】，如果金融业的微观主体，尤其是大中型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经营运作进一步受到私人资本和外资的影响甚至是某些控制【链接：《刘士余：未来十年国有银行不应保持太高比例》。这位央行副行长指出，“未来十年，我们认为……可能不应当在国有银行保持这么高的比例，那么这个比例股本要退出的话，可能要面临相当一部分压力”】，加之金融市场自由化政策的积极推行，这就意味着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度可能明显地加速提高，美欧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也将加速深化，政府对金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则会被相应地削弱。
当然，与此同时，高管们的收入、待遇将以本银行已高度市场化为由而爆涨，且掌握部分银行股权，从而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及更大利益预期的驱动下成为进一步促进国有控股银行私有化、自由化、外资化的“内生性改革力量”，且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监管俘获”和来自美欧政府的干预、压力而成为银行业主导性的“改革健康力量”，以在“混改”中获取更大的“管理者红利”。其他一般员工则或是获利甚少，或是没有获利(如没有资格获得本企业股份)，或是成为改革中相对或绝对的“负收入”群体(如大量劳务派遣工、非在编人员、农民工和被“减员增效者”等)。这种可能性，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人已经明明白白地指出过，且认为这种机制将会使国企管理人员有“内生性动力”去推动国企的“混改”。这种说法难道真的没有可能性和现实意义吗?
一种说法是，可以控制中央任命的少数国企高管的收入。这是较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第一，这很难改变以上的基本局面和机制。因为，中央管干部只是极少数，且要受到其他许多来自不同方面的管理者的制约和影响，及企业层级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制约。第二，“混改”加强管理层的收入和股权激励，实际上将加深国有银行(及其他国企)内部收入分配关系“碎片化”，甚至可能是制造新的单位内“贫富分化”。加之私企、外企或市场化招聘来的董事、管理者身缠万贯的财富“示范效应”还将加剧这种“碎片化”和收入水平分化，这些国企还能够要求上下左右同心同德地“勤俭节约、廉洁从政”吗?事实上，如果国企内部的收入“碎片化”+贫富分化加剧，是很容易腐蚀一部分国企干部职工，形成企业内部复杂的离心倾向，增加腐败现象，并影响企业运作效率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有国资委、银监会等政府部门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权衡。
另外，这种银行业尽可能缩小国有股的“混改”也将进一步加强对全社会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效应。因为，随着目前这种银行业反“国资一股独大”的“混改”深入推进，必将继续推高其中私人资本的股权优势，并有可能进一步带动国资绝对控股的四大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发生较明显的变化，使银行业的巨额净利润更多地归中、外私人投资者所有，而非国家(或全民)所用、所用。如是，中国的贫富分化能不加剧吗?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也将因不平等加剧而受到损伤(斯蒂格利茨观点)。
面对金融业私有化、自由化的主张，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1)在政府、国有商业银行等积极谋求引入私人资本，以求所谓改善银行管理水平、提高“效率”的同时，目前首批5家私营银行的高管，却基本来自国有单位。【链接：《民营银行底气不足找大树高管国资背景浓厚》】往后，随着私营金融机构设立“常态化”，这种现象可能是有增无减。“有钱就是任性”哈。(2)即使安邦入股招商银行当了“二股东”，它也不敢自诩“战投”，而是定位于“财务投资人”。(3)一个陈旧的故事是，入股赚大钱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引入的外资“战投”们居然全班撤退了。【链接：《外资集体撤离四大行：深谙中国银行业风险?》】(4)最新的信息是，在私人资本已大面积、大量进入银行业以后，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仍然发生了连续反弹14个季度的异常现象。截止2015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1.8万亿元，同比增长35.7%，比年初增加3222亿元，已达去年全年增量的1.25倍;不良贷款率1.82%，较年初上升0.22个百分点。在这中间，私有化跑前的地方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功不可没。【链接：《银行资产加速恶化新增不良1.8万亿已超去年全年》】在银行业和其他领域私人资本都比较发达的浙江省，省银监局刚刚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15年6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1677亿元，比年初增加280亿元;不良贷款率2.23%，比年初上升0.27个百分点。这些信息对于主张金融业私有化、自由化的人，如同私人的、“两权分离”的、“政企分开”的、“混业经营”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掀起了全球金融风暴的案例一样，并不是一个什么利好的证据。银行业改革不是“一卖就灵”、“一私就灵”、“放松(管制)就灵”的。私有化、自由化并不能够保证提高银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经营水平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更不能够保证不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风险乃至爆炸性危机，以及大规模金融欺诈、投机、管理层腐败和政商勾结等等。当前，金融改革需要要认真总结经验，端正思想，消除虚伪的“美国模式”的思想俘获。正确地用人，认真提高市场调控水平也很重要。“没有金刚钻，别忙揽瓷器活儿”。历史的逻辑是：出问题可以接二连三，但全民“买单”不可持续。
再综合其它方面的情况看，近些年某些“改开”措施提出后，或负面影响快速发生并扩大，或频频出现不良案例，或监管配套严重滞后，或有关机构公信力下降，或舆情反弹明显等现象需要有关方面认真对待。比如，土地流转和一度高热的城镇化，部分国企(含国有金融机构)改革设计和实施案例失当，金融市场自由化，试图近期快速放开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品价格，取消稀土等出口关税，让在就业最不稳定、工作环境最差、待遇最低、社保最难落实的私营部门的两亿以上从业人员延迟退休5年，民间集资和“0元公司”泛滥，“P2P”互联网金融先放开后规范，医院和养老机构私有化，盐、水业及药价改革中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或价格上涨等等。当然，目前党和政府还是有一定控制和纠错能力的(如今年二季度习近平再次强调保护耕地、壮大国企、公立医院为主体等。央行也强调要严防金融风险)，一些问题“刺眼”但还没有“长大”，大多数人群众对社会也还有一些信心。但这次“股灾”的风险和巨大救市成本提醒人们，有的失误是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而一旦已有的、快来的大大小小的风险、震荡汇合起来连连迸发，收拾起来麻烦、成本更大。
下一个大风险点在哪里?这属于竞猜题。说近期的，财经网最新发文：《余永定：过早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或出现颠覆性错误》是一个回答。其实，国有企事业单位大规模“混改”的风险何尝不也是如此呢?再说将来的，万一发生战争，中国的稀土等战略资源却因“肥水快流”不够用了，且大多数还是由国内资本家卖给恶狠狠的交战国联盟(如美日欧等的联盟)制造武器装备了【链接：《中国撤销稀土出口关税日本6月进口量猛增70%》】，而那些卖稀土的中国资本家也早就变换身份成美利坚人了，这对国家可是“颠覆性错误”的后果哩。诸如此类的问题还不少。在这些方面，政府是不是除了制定“负面清单”之外，也制定一个囊括和平、战时两个时间段的“改革开放风险清单及对策”交党中央深改组、人大常委会等讨论一下呢?“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总喊“平安无事”的打更人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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