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0日，中韩自贸协定、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两个协定通过逐步降低关税，一定过渡期之后中国从韩国、澳大利亚进口的货物将实现零关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是大势所趋，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要看到它有利于我们降低成本，扩大销售市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但还应当注意到它我们国内生产的冲击。农业的粮食生产事关国家的安全，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倒挂，煤炭价格的倒挂，如果大幅度降低粮食收购价格，如果煤炭价格持续下降导致煤炭行业的不景气，会带来就业问题，那会影响一大片。为了粮食安全，国家还要保护耕地红线，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国由大豆原产国和产豆大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其中教训就值得总结汲取。目前由于国内粮价高于国外粮价，因而出现农民卖粮难、国家库存的陈粮一时难以消化等问题，如果不重视和处理相关问题，那会对我国的粮食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可以通过粮食进一步加工和发展养殖业，提高粮食综合利用率，但这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今年12月10日，《社会科学报》第四版刊登了两篇讨论当前粮价波动的问题，一篇是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曹正伟先生写的题目为《是什么影响中国谷物价格倒挂》的文章，这个倒挂是指国内外粮价的倒挂，起因是目前国内粮食市场价格要高于国际粮价30-60%，在国内粮价持续高于国际粮价的情况下，粮食进口压力对国内粮价产生很大冲击。在这个背景下，今年国家在吉林等地区临时收购价每斤比去年少了0.1元，收购不及时，出现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市场的直接反应是河北等地玉米收购价格迅速大幅度下跌。
为什么这些年国际粮价持续下跌呢?原因之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对粮食价格有传导效应。如果把时间往前推的话，粮食价格在2007-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国际粮价暴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影响最深的是底层人民的生活，从而引起颜色革命。那么粮食价格持续下跌是否就是好消息呢?不尽然，中国有一句老话，那就是“谷贱伤农”，也就是会影响中国农业生产，受伤害的是粮农的生产积极性。基辛格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现在如果伤害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那么一旦粮价暴涨时，国内粮食供应靠什么来保证呢?“谷贱伤农”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谷物价格的暴涨也会引起一系列商品价格的传导效应，同样也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既伤害了国内的经济生活，也会动摇社会稳定。中国的农业今天仍以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为主，生产、加工、销售、储存等许多环节都还很落后，因而在生产与销售各方面的风险都很大，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冲击，不仅是粮食，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同样如此，例如我国由大豆原产国和产豆大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其中存在的问题就值得分析和总结。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依照自由贸易放开粮食进口，还是维护农民的利益限制谷物的进口?国家应该继续补贴农民，还是取消补贴把我国的粮食安全放手交给粮食的自由贸易呢?中央农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提到“当下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局”，换一句话说，应对这一场国际粮价暴跌可能引发农业生产的危机究竟是靠市场还是靠国家坚持扶助农业和农民的政策，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政府那个有形的手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习近平同志最近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想带着这个问题去读书会得出有益结论的。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读一下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或许是非常有益的。马克思演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胜利。”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进口谷物，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之间的斗争，英国这一场斗争被称为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之间的斗争，自由派指责称：“对国外谷物的进口实行保护关税，这是最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这一场斗争的结果，是在1846年6月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谷物法的废除，打击了土地贵族，粮价是降低了，人们生活费用虽然有所降低，但最终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么马克思是怎么看待这个自由贸易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马克思说：
“让我们来做个总结，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限碍着资本前进的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自信狂，真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形显著。”
马克思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贸易自由派的一个重要论据便是废除谷物法，有利于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对工人是一个福音，实际上他们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自由贸易的本质是追求资本的自由化，追逐利润的最大化。
马克思对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都有分析，马克思说：“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还说：“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就竭力争取保护关税。”如果一旦建立了大工业，“也就使这个国家依赖世界市场，但自从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以来，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依赖性。”
对于自由贸易，马克思说：“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把自由竞争奉为自由的观念呢?”
他还说：“我们已经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贸易在不同阶级之间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
以上都是马克思在一百六十年前在布鲁塞尔讲的话，我想这些话对我们思考今天的自由贸易还是有启发的，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参预世界市场，要适当开放贸易的自由度，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资本的自由活动，但另一方面不能迷信自由贸易，不能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这两个市场要有一个主辅关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国际国内资源都要利用，应以国内资源为主，否则的话要授人以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还是应以长远利益为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资本说了算，资本在本质上是逐利的，不能因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所以还是要思考今天我们应如何处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粮价倒挂的问题，究竟是几亿农民的利益重要，还是牺牲农民的利益，也就是牺牲中华民族的利益去维护所谓“自由贸易”的“神圣”原则呢?我们现在还需要关税保护，需要海关，需要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市场还需要有形的手来调控。别相信那些鬼话，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还是以人为主体，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上，以民族的利益为上，要控制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在全球化中不能忘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主心骨，这才是根本，不要离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如何处理好国内外粮价倒挂的问题，确如陈锡文所言是“当下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局”，能否应对好这个变局，事关几亿农民，事关民族兴亡，事关中国梦能否实现的大局。说到底，粮食价格国内外倒挂这个问题，政府的相关部门应担负起责任，不能把它推给市场，推给粮商。我相信农业有关部门，进出口有关部门，我们的海关，一定会以大局为重处理好这个问题，从而对自由贸易问题，对世界市场带来的利益和问题不能只看到利益，看不到以来世界市场背后的严重问题。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冷静地看待全球化的问题，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有清醒的认识。这里有二个迷信要打破，一个是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对GDP增长的迷信，要看对民众生活的改善是否有益。一个是对市场经济的迷信，把政府公共职责向市场一推了之，实际上是推不了的，最终还是要政府承担解决困难的责任。不要等问题成堆再去处理，那就不仅是被动，势必付出更大的代价。市场不是万能的，市长与市场各有职责，对于市长而言，公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不是市场高于一切，市长怎么能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全部交给市场呢?让资本吞噬这一切，是市长最不负责的行为，要让人民大众养得起小，送得了老，这才是市长的职责。从供给端改革，也就是保障人民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处理好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才是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键，这才是促使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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