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网约车死后，西湖成了杀猪车的天下》(点击超链接看)，说的是在网约车调控政策出台后，西湖边出租车宰客的现象又回来了，很多出租车拒绝打表，只口头议价，30多块钱的车程开口就要100。这些不法的出租车司机把宰游客称作“杀猪”。
前几天重发关于网约车的旧评论(点击阅读《“惠民”的资本——关于网约车的思考》)时说，“调控显然对出租车行业倒是个利好，出租车被冲击的时段度过去了”。如果关于西湖边出租车宰客死灰复燃的文章内容属实，无疑是对我的判断的佐证，但是，我怀疑因为对调控政策的不满而夸大了调控出台和出租车宰客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两个月前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博物馆门口也遇到过这样的出租车，外地游客里不会用打车软件的大有人在，宰客一直有空间。当然，这是题外话，没必要多谈。
我之前发过一篇《寻租的是资本，不是权力》(点击阅读)，讨论了“租”和“寻租”的概念，有些朋友表示还是不好理解。所以那天我还说，“这里面涉及到之前谈过的‘租’与‘寻租’的问题，对网约车的调控是把这个绕得人头晕的概念解释清楚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并表示争取第二天就写写，但时间不允许，一直拖到了今天。
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约车的出现，对传统出租车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各地发生了多起出租车司机罢工的事件，还有更严重的，出租车司机“钓鱼”，用手机叫来开滴滴快车，围而殴之。可是，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同情，反而成了段子手的素材，挤兑他们说：你们不是一直在罢工吗?不顺路不拉，路程太短不拉，心情不好不拉，接着罢工吧，交通还顺畅了。
出租车司机为什么罢工抗议呢?很简单，生意受到了影响。原本城市中要打车的人都是出租车行业的客源，冒出那么多网约车，又方便又便宜，客源就被严重分流了。这是表面现象，切换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话可以这么说：原本属于出租车司机群体独占的那部分“租”被网约车侵占了，他们于是起来争夺。
众所周知，出租车行业是政府深度介入管理的，出租车运营牌照由政府发放，总量上有控制，不是谁有车就可以拉活，没有运营牌照拉活的就是“黑车”，抓住了要狠狠地罚一笔。在网约车没有合法化之前，也是黑车，抓住了也要被罚的。我就遇到过一个师傅，刚开了几天快车，就被抓住罚了一万多。
因为有政府对出租车总量的控制，有牌照，这里面就产生了“租”。在《寻租的是资本，不是权力》中，我介绍了租的概念，“指在经济活动中支付给非由劳动创造的生产投入的费用，如因使用土地、自然资源、专利等而产生的费用”。出租车行业里的“租”，就来自政府的特许，也就是那张牌照，出租车牌照转让价大概可以达到十多万，这大体可以理解为每个出租车司机据有的“租”的量化价格。设想，如果政府对网约车不做任何的管理，谁想进谁进，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出租车牌照变得一钱不值了，对吧？
虽然我可以打赌五毛钱，大概没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懂得“租”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他自己据有因政府发放的牌照而产生的“租”，更不知道他们通过罢工和钓鱼而抗议的行为其实是在“寻租”，但都不妨碍这些概念在分析中的适用性。
网约车政策把一些特地买了偏抵挡轿车来干这行的人更“坑”了，钱投进去了，车又不让跑了，亏大发了。前些天各地出台的调控政策基本上把低档车给挡在外面了，只给中高档轿车留下了空间，这部分车档次比出租车高，未来收费想必也要比出租车高，这相对于给乘客多提供了一个选择，又不再对既有的出租车行业构成冲击。这就保护了原本属于出租车行业的那部分“租”，不再允许其他人染指。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跟“寻租”扯不上一点关系，其作用是“设租”（rent setting）。寻租的是谁呢？已经说了，是出租车司机，他们通过各种抗议保卫属于自己的“租金”，当然可以视为寻租;如果在政府的调控政策制定出台的过程中，出租车的行业组织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竭力促使政府把网约车对出租车的冲击降到最低，那么这也是寻租。寻租的还有谁呢?还有网约车平台的经营者了，调控政策出台后，滴滴方面发了一条不是很客气的声明，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显然是游说工作失败了，很不爽，这不能说明滴滴没有寻租，只是寻租没成功而已。
以上是否把何谓“租”、何谓“寻租”和“设租”说清楚了呢?如果还不够清楚，那就再用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
我曾经把《寻租的是资本，不是权力》一文发到了志奋领学友的一个群，有几位朋友就不同意了，他们认为寻租的就是权力，举例是，留学回来，境外学历要到教育部去做认证，还要翻译毕业证书什么的，收费不低(我也认证过，但忘了多少钱了，反正是好几百)，这个钱就是政府坐地收的“租”。
我的看法是，这部分收费不是租，无论是否收得过高了，收得是不是合理，大不了叫它是“不合理的行政收费”。政府是设租的，认证就是设租的一种形式，其形成的“租”由认证学历的人占有了。众所周知，学历不等于能力（唐骏就是个好例子，他因为在学历上吹牛被揭穿搞得灰头土脸，但不能因此否认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但几乎所有高收入的体面工作都对学历有要求，有能力而学历不够的人就要被挡在门外，有高学历者在这时候就显现出优势了，而这个优势，就是“租”。据有经学历认证而产生的“租”的，是认证学历的人，而不是政府。
有人说，照你的说法，我们的竞争优势不是来自于国外所受的教育，反而是来自教育部那一纸认证了?
我的回答是，不能这么理解，只要设想一种状况，政府对海外学历不做任何管理，会出现什么状况？毫无疑问，克莱登大学的文凭满天飞，那些真正的名校毕业生可能被唐骏们打得落花流水，至少也是被持假文凭者抢占了不少机会。真到了那时候，有真文凭的人恐怕要联合起来向政府施压，要求严格学历认证体系了，也就是开始“寻租”了。
学历不管理，真学历会被假学历冲击得贬值，网约车不限制，出租车牌照会被网约车冲击得贬值，是不是一毛一样的道理?
关于“租”与“寻租”的概念，我觉得是说清楚了，再转不过弯来的，就得拖出去打了。记住，“权力寻租”是个伪概念，权力不能寻租，权力的功能是设租；寻租的可以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但不能是权力；有的人/组织会为了寻租而向特定的官员行贿，行贿的钱当然来源于租，这也可以视为官员分享了租，但还是不能说权力寻租了，这就是行贿受贿。
最后要强调的是，本文的主旨对概念进行解释和辨析，是一个纯粹思辨的智力游戏，故而对所涉及到的具体事件不做价值上的评判，不要误以为我是为出租车行业说话或者为政府辩护了。脑袋清楚非常非常重要，脑子不好使而又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人，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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