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魏斐德博士在其著作《上海三部曲》(即《上海警察》、《上海歹士》、《红星照耀上海城》)中，叙述了上海从1927年到1952年的历史变迁。1927年，上海按行政管辖可分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国政府管辖区”，外国人在上海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管束。所以这时的上海是半殖民地。国民党当局一直试图收回租界的管理权，但西方国家以中国政府没有管理能力为由加以拒绝。国民党当局确实没有能力搞好社会管理。当时控制上海的势力有三股：管理租界的西方人，中国政府，以黄金荣、杜月笙为头目的黑社会。上海的治安状况最能说明当时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能力管理好上海。
中国当时的经济命脉控制于外国资本，上海经济同样如此。上海作为一个殖民经济的中心，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娱乐中心，——挥金如土的富豪存在的地方必然娱乐业发达。
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农村封建势力的剥削使大量民众生活无着，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不得不到大城市中谋求生存。上海当然没有能力解决几百万人的就业问题。社会治安的混乱是一种必然。国民党当局经济上不独立，没有能力通过发展生产的方式改变人民的生活。当局本身的财政收入也远远不足。通过毒品、妓院、赌场等非法贸易获得的收入一向是国民政府财政必不可少的支撑。黑社会所以长期存在，这即是主要原因。蒋介石政府的高官和黑社会头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黑社会头目还在政府部门中任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需要通过鸦片贸易来解决财政问题。民众的贫穷，政府的缺乏能力，使上海同时成为了一个犯罪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控制了租界，日伪政权接管了上海所有地区的管辖权，但这个政权被称作“蒙特卡洛政权”，同样要依赖鸦片贸易等来支撑财政。人民的生活完全不能得到改观。
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它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利益，而不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它既没有能力赶走外国侵略者实现经济政治独立，又没有能力改变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这两者事实上是相关联的。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不改变，民众则不会拥护政府，得不到民众拥护的政府自然没有能力赶走外国侵略者。
国民党政权以其阶级性决定了它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共产党同样以其阶级性决定了他的成功(阶段性的成功)。
共产党的阶级性就是其人民性
1949年5月，共产党接管上海。对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安排。“6月8日早上，陈毅市长在天山电影院举行的三个小时的大会上对2，800名上海警官讲话……陈毅还保证：如果一位巡警能够有意识地为人民服务，他就会鼓励其留任。”(《红星照耀上海城》105页，后面引文均出自这本书，黑体字为本文所加)“在上海，这便意味着‘各警察站的老人员……将接受再教育，并在每早7—8点的时间里学习《新民主主义》原则，以使每个警察都可以被训练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完美警察’。”“潘汉年对他们说：大部分人员基本留用，你们许多人有专业技术，可以为人民服务。……我们要你们学习不是因为想把你们甩到一边，而是把你们训练得更好来为人民服务。”(106，107页)
共产党的阶级性就是其人民性，也就是说这个政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也决定了由共产党人组成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所有政府人员工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种阶级性也决定了共产党员作为个人也应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位，把个人利益看得很淡，为了人民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他们所崇尚的模范品德就是“大公无私”。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种品质，他就没有成为共产党员的资格。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失去了这种品质，他就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尤其是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大公无私”是一个根本性的要求。这也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和对一个普通群众的要求不同的地方。不具备大公无私品质的就不应该成为政府工作人员，更不应该成为政府官员。
“……当人们抱怨到派出所领油粮等定量票得排长队时，公安局领导就命令定量票直接由商业公司发，只要公安局出的证明即可。
“(有的)警察因为‘随便说话，违法(原文如此，可能是违反)政策’，没有遵从共产党新形势下的规章，因而做过公开书面道歉：
“我是一个‘留用人员’，自从解放以来，虽然我经过了一年多的学习，我的政策水平仍然很低……首先，我的说话方式表明经过一年学习后我的进步多么小。我没有理解政策也没有熟悉国家法律，以至于我会说出这么鲁莽的话。第二，尽管我的话没有嘲笑的用意，但事实上它们一定让对方产生了坏印象。除了做深入的自我检查并努力纠正我的错误以外，我特意向越东香烟厂的工人深深道歉。”(129、130页)
一位老太太“给《申报》写了一封信说：‘我认为今天的人民公安人员不应该保持这种反动派态度。我希望杨同志今后注意改正他的态度。’杨警察受到上级处分后做了一次自我检讨：‘我们还没有铲除持有特权的观念。’他保证除掉从旧国民党警察那里带来的‘权威思想的残余’。”(130页)
“滥用职权也渗入在‘新’警察当中……由于被糖衣炮弹击中，他用权力从手下人那里诈到了钱和女人。这非常罕见。罕见的是，当他被揭发之后，公安当局立刻在他脑后用一颗子弹把他送终了。
“……上海警察当局发起了一场纠正上述问题、揭露‘蒙蔽上级草率办案’、‘利用身份意图贪污’的公开活动。读者们被鼓励把他们的抱怨写信到《解放日报》……”(130页)
新政府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
将群众组织起来参加社会管理是共产党政府人民性的体现之一
“……上海城市交通堵塞的主要原因仍旧是那15万多名摊贩，他们布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与国民党在20年前接管上海城时横扫马路摊贩的做法不同，共产党公安局当权强调(此句不通顺，原文如此)：首先，宣传教育;其次，把摊贩们组织起来纳入具体的各地区‘摊贩联合会’。……他们在7月11日天蟾舞台召集了全市街头摊贩组织的大会。……会议通过众人投票，决定所有摊贩必须登记，领取执照，然后方可在合法的地方摆摊，并在他们中间组织摊贩小组……据了解，这些决定都是得到市政当局与摊贩组织双方同意的。
“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键区别……只要涉及到动员，国民党的做法是：紧急会议，向下颁布法令，监督执行。共产党的宗旨是：到基层去，从底层开始组织，呼吁群众来积极参加，让他们在社会中起重要作用。‘这个实践与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追求不同。后者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是建立在极少数一部分人的利益上的。’”(以上两段位于123、124页)
共产党政府要实现为人民服务，必须破除官僚主义，即不能只由政府官员来参加政权管理，必须以各种方式让群众参与管理。新中国正是这样做了。
“上海公安局在维持城市的治安方面尤其依靠居民委员会。这些居民团体组织也体现了全国政策的一部分——1951—1953年之间制定出来的政策，也是反对刘少奇自上而下使用警察进行管辖居民事务的对策……
“……1953年6月8日，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央递交了一份建议在全国每个城市成立街道办事处和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报告。……街道部门也将与警察站所合作领导街道治安小组、在居民中进行宣传以提高革命警惕、并在提高公众道德观念的同时维持治安。最后，这些部门还能协助城市的清洁扫除工作，把堵塞了全市下水道和阴沟的20多万吨充斥了排泄物和驱虫的垃圾给清除了。
“到了1950年代中期，‘上海里弄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已经通过居委会的有效工作而取得……’”(199、200页)
在新中国的治安管理中，居委会起了很大作用，有人把这种治安模式称作“群众维稳”或“人民维稳”，以和单纯的“警察维稳”或“武警维稳”相区别。这种“群众维稳”的模式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这本书中还引用了别人的这么一段话：“共产党……它努力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由国家管辖的社区生活。正是以这种方式，如培养起觉悟的居民积极分子、由政府资助和控制的居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小组组长。结果，共产党城市控制系统成功地避免了前国民党保甲制中存在的大多数社会问题。”(162页)
事实上扩大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政治特色之一。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的鞍钢宪法即是这种政治的模范。群众参与管理不仅有利于发挥群众的智慧，不仅有利于增强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不仅有利于增强群众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更现实的意义则是可以有效防范官僚主义的发展，防止政府官员的腐败堕落，从而防范政府改变其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
不断革命理论的人民性本质
在现阶段，国家都需要一个政府来管理，政府是通过一个个独立的工作人员来行使管理职能的。所以，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决定了这个政府的阶级性。“大公无私”的政治素质是保证共产党政府不变质的根本。那么，一个政府人员怎样才能保持这种政治素质呢?他必须是一个“不断革命理论”的崇奉者。
即便新中国建立了，人民政权建立了，这个社会就完美了吗?这个社会就不再产生矛盾了吗?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就功成名就了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凡是有功成名就思想的人，是不能够担任管理国家的重任的，是不能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人员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再前进了，他们就会更多地考虑私利，最终他们必然会走上人民的对立面。新中国刚刚建立，在“三反”运动中就发现了或轻或重的贪污腐败，这正是由于这些人思想上的止步不前而陷入追逐私利的欲望中造成的。
我们应该树立“不断革命”的辩证的历史观。人民政权虽然建立了，人民的生活就很好了吗?不是的。为了让人民生活好起来或者更好，我们必须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一方面发展生产，更重要的是要保证人民政权的人民性，不能让政权变质。不断革命的历史观会时刻督促我们“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国内矛盾，还要放眼国际，只要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的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就不可能停止，所以，我们的眼光不仅要放在中国，还必须看到整个世界。凡是不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就一定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这也正是一部分人对新中国在经济困难时期仍然支援其他被压迫民族不理解的原因。
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和对普通百姓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党员干部在政权中处于核心位置，党员干部的变质必然带来国家政权的变质。
世界上矛盾不会消失，所以我们要树立“不断革命”的历史观，要时刻保持大公无私的精神品质。
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不同
《红星照耀上海城》中引用了一段别处的资料：“上海的电影老手们积极地支持了1949年夏末发起的各种运动，后来也反对好莱坞的‘毒害’片子。他们在年轻时代曾经对好莱坞电影文化着迷过，现在出于自身的艺术、经济、政治利益的考虑，他们谴责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111页)
“《文汇报》谴责：美国的影片带给我们什么?它们给我们的是露着大腿的舞女，半裸体的游泳镜头，奇怪的间谍故事，压抑的悲剧，毫无意义的爱情商品，白种人、飞机、坦克、大炮征服野蛮人的故事。9月16日的《大公报》也发表了同样口吻的文章。大致内容要点如下：
“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可恶的美国电影仍然泛滥在上海并吸引着广大观众。我们一部分电影观众仍然陶醉于丽塔·海沃思美丽的形象和充满诱惑的微笑，仍然为美国杀害印地安人拍手叫好，或仰慕贾利·库珀的勇为。必须承认，我们一部分电影观众对美国污秽的电影没有真正理解。
“1949年9月19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进口电影进行审查。”(111、112页)
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上是否应该有所区别，这是个重要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集团的国家，他们宣传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文化，这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阶级性与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其文化上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福利。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尤其是作为党员干部，必须以国家、人民的集体利益为第一位(也就是大公无私)，同时，必须在文化上提倡集体主义精神，而不是个人主义享乐。只有这样，党员干部才能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人民群众才不会为了私利而损害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我们要坚持“不断革命”的思想，排除“享乐主义”思想。而我们所以要在群众中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广大民众参与，所以不能让群众被“享乐主义”思想所俘虏。
党员干部必须时刻保持大公无私的精神，时刻坚持“不断革命”的历史观。
2012年10月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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