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陈云论货币和信用
余画洋
2012年6月13日
陈云是新中国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最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最早担负重任，主管我们党的财经工作，是在抗战后期的陕甘宁边区。陈云后来的经济思想，几乎都可以从他在延安时代的论述中找到渊源。这篇文章讨论的是陈云延安时期经济思想的一个方面，即他对货币和信用问题的研究。货币和信用问题是现代金融的核心[1]，学习和思考陈云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无疑将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思索和处理金融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
这篇文章主要利用《陈云年谱》上卷[2](以下径称《年谱》)里的史料，首先探讨了陈云在1940年代学习经济理论、研究经济问题的大致过程，然后把陈云在延安时期对于货币和信用问题的论述和政策归纳为五个方面(这是本文的主要部分)，最后介绍陈云研究和解决金融问题的方法论。
一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了理论和实际分离的现象，他特别举了“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3]和法币[4]”的例子。[5]《毛泽东选集》里这篇文章后面的注释中说，这里指的是“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6]就在这个月，陈云和李富春致电伍云甫，请他设法将中央财政经济部和延安自然科学院存在西安办事处的书籍送到延安来。[7]这其中当然包括了经济金融类的读物。在几个月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说：“过去我认为实际工作中不能学习理论，最近看了八本书后，知道理论是可以学习的。”[8]很可能这八本书里的一部分就是从西安送来的财经类书籍。
在1941年，陈云多次参加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仅《年谱》记载的就有四次。[9]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也在这一年成立，主任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10]这说明边区的财经问题在1941年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陈云理论学习的内容和中央的工作重点是完全一致的。在前一年，陈云业余学习的领域已经从哲学转向了政治经济学[11];从1941年起，他更加关心那些与实际工作有直接关联的经济理论。由于延安缺少财经人才[12]，陈云就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通过自学来掌握那些研究实际问题所必需的理论知识。
1942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就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主任林伯渠。[13]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今后，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此处的“生产”其实是“经济”的代称。由于陈云当时主持的中央组织部工作繁剧，一时难以抽身，所以1942年10月“为统一西北财经委员会实际工作的领导”而组建西北财经办事处[14]时，陈云并没有介入。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1942年年底，陈云在撰写中央组织部1943年的工作计划时，把“了解生产机关、经济机关干部的工作经验”作为1943年的一项中心工作。[15]1943年3月，陈云还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上海的交易所。[16]很可能这个时候他正在思考金融问题。
因为积劳成疾，陈云患了疲劳综合症。为了照顾他养病，毛泽东让陈云搬到自己的住地枣园。[17]陈云在枣园休养了一年，在这期间他把“毛主席起草的中央文件、电报以及调查报告”收集起来通读了一遍。[18]他说：“我体会，主席思想的核心是实事求是，精髓是实事求是。”在枣园的这一年，陈云一边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一边了解边区经济部门的实际经验，为他成功解决陕甘宁边区的金融问题，做了最好的准备。
二
1944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从这时起，直至1945年9月，陈云负责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20]，在此期间他关于货币和信用问题的论述和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将法币作为准备金
在陈云正式就任以前，由于担心法币贬值，“急于丢掉法币”[21]，西北财经办事处曾打算“严禁法币流通”，“在交易中驱逐法币”。[22]陈云上任不久即指出，英美和蒋介石都要维持中国的金融，虽然法币的币值总的趋势是要下跌，但一时还不会垮;应该利用法币币值可能平稳一下的时机收进法币。[23]他认为，“边区有独立的币制，同时与法币发生贸易上的关系，这种金融情况决定了法币在边区的意义很大，只有多争取法币才能保护边币。”[24]1943年上半年的边币发行，因为法币准备金不足，造成了金融波动，边区物价上涨超过了允许的幅度，情况十分危险。[25]1944年在陈云主持财经工作以后，因为有充足的法币准备金，边区“金融比较稳定，伸缩有余地”。[26]
陈云认识到，法币币值在上涨和平稳甚至平缓下跌的时候，边币都谈不上什么独立性，边币必须跟法币走;只有在法币币值猛跌时，边币的独立性才会增加。他把这种规律称之为“七分服从，三分独立”。因此，边区金融稳定的基本问题是法币问题，要把法币当作稳定边区金融的手段。如果法币准备金少了，就要紧缩财政开支，努力推销边区产品，换取法币，并停止兑换法币。[27]为了使边区银行有足够的法币准备金，陈云几次要求将各地分行和土产公司的法币送至总行。[28]
陈云还明确指出，应经常准备相当数量的法币，以便在国民党区域银根紧、物价跌的时候用来收购商品。[29]因为边区的布匹和棉花等物资需要从国民党统治区运进。[30]
（二）稳定边币对法币的比价
陈云从实践中总结了边币和法币之间关系的规律。由于法币在边区起到了银行准备金的作用，边币对法币的独立性很有限，因此在法币的币值平缓下降时，边区的金融不能稳定在物价上，只能稳定在边币和法币的比价上。[31]在国统区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如果硬要边区物价稳定，就必然会抬高边法币的比价，这样做“实际是拿公家的钱贴给私人，反会把公家搞垮”;不维持边币对法币的比价，“实际是打击我们自己库里的法币”。
1944年上半年，由于边币的汇率升得太快[32]，“到处不要法币，都存边币，使得工商业停顿”，到6月份陈云不得已下令，要边区银行防止法币大量涌入延安，要少兑边币出去。[33]6月以后，边币的汇率才稳定下来。[34]
在法币币值下跌的情况下，稳定边币对法币的比价，会不会拉动边区物价过快上涨?陈云看到，在边区主导物价的是布匹，布匹的价格主要受外部影响;在边区内部影响物价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金融是否波动，二是供求是否失调。[35]只要准备好充足的法币，布匹、小米、棉花的供求协调，“物价就无问题”。[36]此外，在确定边币发行数量时要考虑到物价水平，应注意边币的购买力。[37]
（三）储备物资和黄金
在陈云看来，边区银行的准备金第一是法币，第二是物资，如布匹、棉花以及其它可以用来回笼边币的实物和商品，第三是金银。储备物资和金银是为了在法币垮台时用以保证边币能够脱离法币，尽量避免损失。[38]当时边区法币已不缺乏，“缺少的是金子和物资”。因此1945年西北财经办事处布置了收购货物、囤积黄金的任务。[39]
1945年2月，在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之后，二战形势日益明朗，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不久，陈云开始计划边区在战后发行新的货币。[40]4月，陈云指出，要使边区银行有充分的法币准备，并“要以一部分购进物资作为银行基金，将来若能使银行的物资储备超过货币发行额，事情就好办了。四、五、六三个月要收金三千两以上，打下银行的底子。”[41]7月，陈云再次指出，“要囤足法币，黄金、布匹等也可以顶外汇。”[42]也就是说，物资和黄金有类似于外汇储备的作用。
陈云预见到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上涨、法币贬值的趋势[43]，他多次指示要见机收购黄金[44]。因为“金价会比物价涨得快”，所以购进黄金的收益是可以预期的。
（四）发行流通券
边区发行流通券的初衷是为了提高边币对法币的比价，在流通中驱逐法币。1944年5月，陈云认为，要使边币对法币的比价达到一比一，又不至于扰乱市面金融，就要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45]如果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其币值与法币一比一，而与边币一比九[46]，逐步收回边币，待达到打击法币的目的以后，再用边币收回流通券，这样，边区就能摆脱法币贬值的不良影响，保持内部物价的长期稳定。盐是边区主要的出口产品，能够赚取法币，换回布匹等抗战和民生所必需的物资。[47]因此，让盐业公司发行流通券，是想以实物而不是以法币作为流通券的保证。
1944年7月，边区政府宣布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流通券每元相当于边币二十元。[48]边区贸易公司原来是西北财经办事处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后，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49]边区贸易公司比起最初设想的盐业公司来，更能保障流通券的信誉。
到了1945年上半年，边区市面流通的货币绝大部分已经是流通券。5月，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自6月起以商业流通券为边区本位币，并责成银行尽快收回边币。[50]这样，流通券顺利地取代了边币，但这时法币仍然是边区货币的准备金，其原因上文已经讲了。“有物资不等于有法币”[51]，流通券还不能抛开法币，单以物资作为自己的保证。
1948年8月，由于法币急剧贬值，国民党政府试图发行金元券来代替法币，但很快，金元券因超量发行而导致币值猛跌，物价暴涨。[52]脱离国统区货币的时机成熟了。此时陈云在东北主持解放区财经工作[53]，他说：“只要准备足够的物资，如布和盐，增加货币[54]发行就不会出问题。”[55]陈云在陕甘宁边区以实物为流通券发行保证的设想在东北做到了。
此后不久，194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的人民币，也是以物资(粮和布)作为后盾的。[56]当时，除东北以外，指定人民币为各解放区唯一的通货。陕甘宁边区流通券取代边币的实践，称得上是几年以后人民币统一全国货币的一场试验，并为1955年发行新人民币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57]
（五）建立信用制度
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之后不久，就开始部署陕甘宁边区的信用建设。
1944年4月，西北局确定陕甘宁边区银行属于企业性质。[58]5月，西北财经办事处“确定了银行的资本金，并规定汇款要收汇费，放款要收利息”，要求“建立有借有还的正规信用制度，尊重银行的企业性质”。[59]
6月，西北财经办事处在《关于陕甘宁边区银行特别放款[60]办法的决定》中指出，特别放款必须由借款单位出具正式借据，说明金额、用途、归还日期、利率和付息办法，借款单位必须专款专用。[61]次日，财经办事处讨论了工业投资的有关事项，作出决定：工业投资要由建设厅审核，经财经办事处批准后才能由银行支付;投资要按照借贷手续办理，要有利息、担保及还款办法。财政厅向银行借款，也要经过财经办事处的批准，按照借贷关系办理，要有手续和借据，并以贸易税作抵押，由物资局担保还款。[62]7月，财经办事处在讨论各单位经费问题时指明，有些单位经费不足是生产遭受损失造成的，可给予补助，但过去欠银行和税务局的款子，要在补助费里扣除。[63]8月，在财经办事处金融会议上，陈云在发言时提出，要建立制度，保证银行在借贷后插进贷款单位参与管理。[64]
在就任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陈云就领导西北财经办事处初步建立起边区的信用制度，为边区银行顺利地转变为现代意义的银行，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三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中，陈云最看重毛主席的《实践论》。多年以后，他给二女儿陈伟华写信，在信中他把《实践论》列为学习哲学的首要著作。[65]《实践论》里说，“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66]陈云对金融问题的摸索和认识完全贯彻了《实践论》的精神。1944年12月，陈云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说：“研究和解决金融问题应从延安出发，向自己的经验学习。过去很多研究员、专家从重庆、伦敦[67]出发，从《资本论》出发，从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所以提出的办法往往与实际不合。”[68]陈云深刻体会到“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69]这个道理，从陕甘宁边区的实践出发，产生了对于边区金融问题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又将认识应用于实践，很好地解决了“经济学教授”们无法理解的问题。
陈云还总结了研究金融问题的具体方法，即“收集论点，收集证据，历史考察，典型调查，三翻四复，确认现实”。[70]这种充分占有材料、力求使研究者的思想能够真实反映研究对象实际情况的实证主义研究思路，是具有方法论上的普遍价值的。
(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现任职于国家开发银行。Email: [email protected])
[1] 参读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福民 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2] 《陈云年谱》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3] 边币是陕甘宁边区银行从1941年起发行的纸币。
[4] 中国的银本位制于1934年终结，国民党政府遂于1935年起发行法币。
[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3页，同上。
[7] 《年谱》，第319页。
[8] 《年谱》，第326~327页。
[9] 分别在3月5日、8月6日、8月13日和11月12日召开。《年谱》第311、323、324、333页。
[10] 《年谱》，第321页。
[11] 《年谱》，第284页。
[12] 《年谱》，第307页。
[13] 《年谱》，第356页。
[14] 《年谱》，第365~366页。
[15] 《年谱》，第370~371页。
[16] 《年谱》，第374页。
[17] 《年谱》，第375~376页。
[18] 《陈云画传》，第40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19] 《年谱》，第381页。
[20] 主任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他也是西北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
[21] 《年谱》，第409页。
[22] 《年谱》，第380页。
[23] 《年谱》，第381页。
[24] 《年谱》，第392页。
[25] 《年谱》，第393、398页。
[26] 《年谱》，第393、381页。
[27] 《年谱》，第398、401页。
[28] 《年谱》，第384、412页。
[29] 《年谱》，第409~410页。
[30] 《年谱》，第401页。
[31] 《年谱》，第392、401页。
[32] 如1944年4月27日延安货币交换所牌价为边币九元五角兑法币一元，到5月2日前已升至九比一。《年谱》第383、384页。
[33] 《年谱》，第388、401页。
[34] 1944年6月至12月初，汇率一直保持在八点五比一。《年谱》第401页。
[35] 《年谱》，第392页。
[36] 《年谱》，第393页。
[37] 《年谱》，第401页。
[38] 同上。
[39] 《年谱》，第410页。
[40] 《年谱》，第411页。
[41] 《年谱》，第412页。
[42] 《年谱》，第420页。
[43] 《年谱》，第412页。
[44] 《年谱》，第411、420、423页。
[45] 《年谱》，第384页。
[46] 1944年5月上旬法币和边币的比价。
[47] 《年谱》，第402页。
[48] 《年谱》，第386页。
[49] 《年谱》，第383页。
[50] 《年谱》，第414、415页。
[51] 《年谱》，第398页。
[52] 《年谱》，第528页。
[53] 《年谱》，第511页。
[54] 东北币。
[55] 《年谱》，第528页。
[56] 《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02页，《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编辑组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57] 同上，第243~249页。
[58] 《年谱》，第383页。
[59] 《年谱》，第385页。
[60] 特别放款是指边区银行除了固定业务资金以外，经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放出的各类财政性或经济性的款项。
[61] 《年谱》，第388页。
[62] 《年谱》，第388、409页。
[63] 《年谱》，第389页。
[64] 《年谱》，第393页。
[65] 《年谱》下卷，第180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7页。
[67] 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伦敦”可能代指国民党大学讲坛上流行的马歇尔经济学，马歇尔是英国人。
[68] 《年谱》上卷，第400、401页。
[6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8页。
[70] 《年谱》上卷，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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