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东北》座谈会在长春举行

《陈云在东北》座谈会：高风亮节激励后人
陈云在东北的四大贡献
陈云在“经营东北”时期的经济策略及其效果
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三大贡献

　　本报讯 在“四保临江”战役胜利65周年、陈云诞辰107年之际，6月13日，由吉林省党建学会、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办，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陈云教育基金会、吉林省委党校承办的《陈云在东北》一书出版座谈会在长春召开。吉林省委副书记竺延风，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荀凤栖，副省长、陈云教育基金名誉会长王祖继出席会议。会议由吉林省人大副主任、陈云教育基金名誉会长周化辰主持。

　　竺延风在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曾在吉林工作和战斗过，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为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恢复和重建东北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同志对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给予关心和大力支持，深受吉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竺延风表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陈云在东北》，是对陈云同志很好的纪念和缅怀，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纪念和缅怀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坚强的党性和不可动摇的革命信念，执著追求理想，始终忠于人民;学习他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学习他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光明磊落的革命风格和崇高品德，一贯谦虚谨慎，始终淡泊名利。陈云同志的思想和品德将永远激励我们开拓前进。

　　长篇纪实文学《陈云在东北》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李藕堂撰写。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为该书题写书名;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同志为该书作序。陈云长女、陈云教育基金理事长陈伟力在发言中衷心感谢吉林省委对这次座谈会的高度重视。

　　吉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倪连山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上播放了《陈云》专题片。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刘敏，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徐建平，吉林省政协常委、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会长张福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处长、副研究员蒋永清分别就《陈云在东北》出版发行进行了发言交流。大家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一致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奋发有为，顺应时代，努力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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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在东北的四大贡献

　　今年6月13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第一代卓越领导人陈云百年诞辰纪念日。央视一套播出了取材陈云在东北工作和战斗史实的电视剧《陈云在临江》。陈云自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工作了整整四年半。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在战略取向、发动群众实施土地改革、军事斗争和接收大城市诸方面做出了功勋卓著的贡献。

　　最早提出让开三大城市的战略

　　东北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再加上拥有当时在全国较为先进、完善的工业基础，谁占有它，谁就有了取得战争胜利的强有力的保障。

　　1945年11月下旬，正当东北人民自治军在锦州和杜聿明指挥的5个师国民党军队鏖战时，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的陈云在哈尔滨南岗中共北满分局驻地召集高岗、张闻天等人开会，研究局势。会后以“陈、高、洛(洛甫即张闻天)”名义给东北局并中央发出《对满州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在电报中指出：“独占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将东北的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广大根据地。”陈云等人的意见，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不谋而合。

　　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就是东北解放史上有名的“12月指示”。

　　煮熟“夹生饭”

　　东北根据地建设充满斗争和反复。地主阶级在土改风暴日益逼迫的情况下，收买积极分子，搞假农会、假分地、假斗争。当时土改干部少，不能面上铺开，加上有些干部急于求成，致使土改出现不彻底现象。

　　1946年10月下旬，陈云临危受命去南满主持工作，路经佳木斯。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向他汇报了土地改革中存在弄虚作假，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以及农会干部成分不纯等情况。陈云形象地称此为“半生不熟”，是“夹生饭”。陈云路经牡丹江时，又找牡丹江省委书记何伟研究，发现牡丹江也有类似情况。陈云及时地把这种情况报告东北局。不久，东北局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问题的指示》，要求对东北普遍存在的土改“半生不熟”问题，认真及时解决。

　　根据陈云的建议，合江等地区重新进行了土改。由于及时解决了“夹生饭”问题，巩固的根据地才建立起来。

　　拍板坚守南满

　　1946年下半年东北战场形势极为严峻，国民党军队先后攻占了本溪、四平、长春等城市，我军主力被迫撤向松花江以北地区。10月中旬，蒋介石飞抵沈阳，亲自指导东北战局。敌人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妄图首先消灭我南满的军事力量，然后全力北上，进而占领东北全境。国民党集中8个美械师的10万人的兵力重点进攻南满解放区。到11月初，坚守南满的我军两个纵队不足4万人，被压缩在只有20多万人口的临江、长白、抚松、辑安四个小县，一些医院、工厂和仓库运过了鸭绿江，撤到朝鲜境内。一时间，南满战云密布，整个东北乃至全国战局的焦点都集中到了南满。

　　鉴于南满根据地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条件，在敌人改变战略和我军处于危难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强南满的领导。就在这时，陈云自告奋勇，请求前往南满工作，经东北局批准兼任了中共辽东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也同时派往南满，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员。12月11日萧劲光在七道江主持召开了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讨论是否坚持南满根据地的问题。会上大多数意见认为长白山区地形狭窄，我大兵团作战没有回旋余地，主张主力撤出南满，前往松花江北，以保存实力，准备日后反攻。身为司令员的萧劲光无法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会议开了两天没有结果。13日，萧劲光把会议的情况向在临江的陈云作了汇报，请他来作最后定夺。

　　陈云在与干部谈话和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将自己的考虑和盘端出。他把坚持南满比作在杜聿明屁股后面插上一颗钉子。坚持南满就可与北满根据地两线配合，遥相呼应：南满不支，北满出击;北满困难，南满出援，使杜聿明首尾不能相顾。他一锤定音：“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留下来要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陈云富于说服力的分析和干脆果断的决定彻底结束了争论，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七道江会议”结束后，陈云和萧劲光领导了历时108天的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一举扭转了东北的战局。

　　创造“沈阳经验”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沈阳解放前夕，中共东北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由具有较为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的陈云担任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当时，如何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在党内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

　　针对沈阳实情，以陈云为首的军管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各分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原则。

　　陈云一手抓稳定，坚决取缔打击投机分子，杜绝兴风作浪、乱中渔利的企图;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坚决不让反动余孽和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颠覆、破坏新生人民政权的阴谋得逞。一手抓生产和人民生活。其中又首先抓运输生产包括工业原料的运入和产品的运出。作为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到11月25日，每天就大约有接近一百列的客货车能够进出沈阳。

　　接收工厂工作进展也十分顺利，解放不到一个月，全市绝大部分工厂就已经恢复生产，各主要工业产品生产和能源、自来水供应也很快转入正常运转，并在已当家做主的广大职工积极努力下，产值增长还比较快。市场物价稳定、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各项必需品特别是粮食的供应充足，城市社会治安状况良好。

　　在当时解放接管大型城市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并不很丰富的情况下，“沈阳经验”作为解放城市前有一定接管准备工作、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不严重、接管城市速度快的模式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接管大中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在各解放区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陈云在东北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接收管理沈阳的经验，受到了中央的表彰。1950年5月，陈云奉调北京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不久又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成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邱建群 李惠

　　陈云在“经营东北”时期的经济策略及其效果

　　:姬文波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所

　　从“学做商人”的共产党人到共和国经济体制的缔造者之一，陈云的经济思想极为丰富。这些思想绝大都来自于陈云在“经济战线”①的实践总结，其最大的特点即在于深入浅出而又切合实际，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应变性。

　　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研究了全国军事战略部署，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以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东北中央局，争取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原来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并决定张闻天和陈云、彭真、高岗一起立即前往东北。①其后的此段历史即为人皆详知的“经营东北”时期。“经营东北”战略决策对于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家政权之重要意义，学者已有精辟阐述。②

　　本文将重点研究在此时期陈云在经济上所采取的策略及其效果，从而更为客观地评价其对东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经济基础、积累财力物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一、“经营东北”时期陈云经济策略的主要内容

　　从1944年12月《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1948年10月《东北财经问题》到1949年10月21日《在中央财委正式成立会议上的讲话》，这些讲话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陈云经济思想所包含的策略性内容。在“经营东北”之前，陈云较有远见地指出了“农村经济之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及“东北经济的未来地位”。1945年5月，陈云入东北之前曾向毛泽东建议，在转入城市工作的过程中，要“保全城市机器”，但是也必须“保存农村家务”。③这一观点正好印合了后来“独占”东北之不可能后，中国共产党转变政策要求重新进入农村创建根据地的局面。1946年3月陈云进一步指出，经营东北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强大的革命经济基础，“东北是工业比较集中和发达的地区，夺取了东北，就可能利用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④

　　总结来看，此时期陈云的经济策略集中体现为六个方面：

　　一是加快在东北农村推进土地改革，建立并稳固农村根据地，不与民争利，扩大共产党在城市的影响力。1945年12月在转入创建东北农村根据地初期，陈云认为，“抗战初期的敌后与今天的东北带有根本性质的区别。……东北人民对国民党、国军不是失望而是存有幻想，对我党我军不认为是唯一靠山而是旁观。”①但是他也认为，尽管共产党在东北的根基并不深厚，但是“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的积极性是建筑在切身利益基础上的”②，因此，只要在政策上重视并维护农民利益，农民就愿意支持共产党。他要求在农村土地改革及各种经济政策上大量地注意保护他们的利益。1946年初，陈云要求北满各省工作委员会必须切实了解群众情况，“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最能发动群众的口号是什么，伪满时代的开拓地、满拓地有多少，如何确定其产权和如何处理为适当，可否做为敌产分给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当务之急。③4月20日陈云指出，必须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我们的政策是发动经济斗争后，迅速武装农民，搜缴地主土匪武装以加强之。农民武装起来后，再扩大经济斗争。”④至 1946年底，这一“经济——武装——再经济”的政策初现成效。与此同时，陈云要求各根据地领导人充分利用农村土地改革的示范作用，吸引城市民众的注意力，增强他们对于共产党政策之认同。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陈云多次要求新币发行或各币比价要考虑民众的反应，军队不能与民争利。⑤

　　二是展现共产党治理下的农村根据地及部分中小城市的经济秩序，以物价稳定作为手段，争取全东北的民心。在当时的环境下，物价波动最为直接地影响着民众的生活水平。1946年2月陈云在参加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员会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时指出，“一方面中国物资不断外流，另一方面许多地方都在印发纸币，这是物价高涨的根本原因，这两个问题不解决，物价还要高涨，用政治斗争的办法是没有用的。为了应付各项开支，可行的办法是对外流的粮食收税和自己发行纸币。纸币发出后只能用于收集物资，不准做其他开销，这样才能保持住信用。”⑥其后又针对根据地物资紧缺的情况，制定了“因为无准备金，对外贸易目前尚无把握，暂时不宜大量发行纸币”⑦的货币政策，以保护根据地物价的稳定。1946年7月中旬，陈云认为各根据地之间关卡设置过多不利于内部经济与对外贸易，“要取消粮食出境的各种买路钱，此项杂税收入不多，名誉很坏。到处禁粮出境是不了解实际情况。东北只有出口粮食，才能换回其他生产和生活的物品。要设法打通对外贸易。”①

　　三是通过货币汇率比价政策，通过贸易手段从敌方获得重要的战略物资，控制战略物资反向流动。早在1945年2月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时，陈云就提出了要专门研究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走向，采取相应的措施提早作出判断，从而通过贸易方式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我们在财政税收上无问题，……缺少的是金子和物资。国民党的财经政策大体是，资金集中于生产，税收侧重于专卖。对此，我们应在收购货物、提高盐税、以金换货、出卖棉布以及物价和补贴等方面研究对策。”②1945 年中期，当国统区出现银根紧缩、物价下跌时，陈云便要求边区银行使用金子与备用的法币大量购买根据地紧缺物资。同年4月，陈云准确地判断了国统区物价大幅度上涨的趋势，要求各边区银行大量利用法币购买物资，借机抛空法币。8月随着国统区银根再度趋紧时，陈云便指示陕甘宁边区银行致电各分行，“现在不能用边币、法币购物，在金价跌至一定程度时要收购黄金。要随时注意法币的去路，用压低金价的办法节省法币。”③并要求各解放区“禁止日钞伪币流动，避免其套购物资”。④这些都是极为典型的利用金融走势进行套利的策略，并且在客观上使根据地经济在国统区金融波动的过程中获得经济利益。

　　四是利用金融货币手段，在形成己方整体性经济规模的同时，不断压缩敌方经济空间。1945年11月底，随着北满根据地的建立与逐步巩固，陈云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建议在北满成立东北银行的分行，发行地方钞票。⑤发行地方货币之目的一方面在于建立根据地自身的经济基础与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从货币上分化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对根据地的影响，在东北地区造成分裂国民党政府统一经济体的态势。1946年3月陈云指出，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不能靠政治手段解决。“要向延安的商人学习，手里经常握有物资，不要拿票子。”⑥在战争时期，物资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货币的影响力，这一点充分说明陈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经济实力的本质。1946年8月，陈云在知悉国民党政府准备停用伪满票后，“为了避免人民大损失”，提出通过贬价等方式建“争取先机挤走伪满票”。①1947 年5月四保临江战役后，东北的根据地基本上联结成片，这标志着东北地区根据地经济已经具备了形成统一经济体的基础。因此，陈云逐步形成了统一全东北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思路。并利用根据地的经济实力扩大自身的影响，而此时期法币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仅仅局限于几个大城市的流通。同年7月，陈云致电东北财经办事处时指出，“对顽伪钞票要采取兑付政策，以便扩大我之货币市场。为照顾人民，当我军达到一地时，可限期兑付。比值大小要视敌我管辖区的物价而定，如顽区物价高于我区物价，应贬低其钞票的比值。辽东在新收复区的大部分地区已明令停止行使顽钞、伪钞，对稳定我货币起了相当作用。”②1948年中期后陈云认为，由于“过去在财经工作中一些带军事性质的东西已经过时，与现在的形势很不相称。” 因此，必须转变财经工作的作法使之成为政府工作的内容，关注并保护人民的利益。③

　　五是协同经济手段与军事力量，协调各地方实行统一的财经政策，以形成集中的经济力量，更好地为支援战争服务。陈云认为，经济政策同军事政策、政治政策必须是相符合的。战争不能单纯地依靠军事力量获胜，而是必须借助于经济力量。这些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实际对策中都有体现。1947年随着东北根据地内部的稳固与地域的进一步扩大，战争的交锋面逐渐集中到了南满地区，许多根据地领导人也出现了“保存自己实力”倾向。陈云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同年3月、4月间，他适时地提出了统一根据地财经的思路，要求“在思想上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意志去坚持南满，打破了那种‘保存’实力的退却的想法。……要使东、西、北满了解南满的处境，在军事上、人力上和必要的物力上给以足够而且及时的支援。”④在给林彪的电文中，陈云进一步提出应当讨论协同动作问题，“全盘核算我东北各战略区在军事、人力、物力上协同及调剂的可能程度。”⑤在陈云的推动下，1947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以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由以往的各根据地分散政策转向统一政策，以便使财经工作能够赶上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六是在对敌贸易、国际经济合作等问题上，利用国际经济力量进一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同时保持经济的自主性与独立性。1946年10月，陈云在出席东北局会议时指出，“各地都禁止粮食出境，这是不对的。……用阻挡的办法，主观上是为国为民，实际上‘祸国殃民’。”①1947年2月，当得知新华社播发抨击沈阳出口大豆给日本的消息时，陈云便致电陆定一， “‘八一五’后无法出口，……这于农民不利。” ②1949年6月，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后再度强调粮食出口的重要性，“……要不要出口粮食，是有争论的。但恐怕要勒紧裤带，多出口粮食。因为出口是为了取得外汇，解决军需民用与经济建设器材的进口。”③1946年9月苏联要求在东北根据地合办林业公司，陈云则认为，“苏联的目的是要插上一脚，我的意见以不搞为好。如果他们一定要搞，可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公司中的投资我们占多数，他们占少数;一种是公司由我们办，他们只负责投资。”④1948年7月陈云进一步强调，经济关系要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尽管苏联在许多方面“对我们进行了帮助，给了我们许多物资。但是，对苏贸易应是商业性的而不应是一种政治关系。”⑤这些认识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极为难得，也是极有远见的，同时亦表明，陈云对于坚持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性已经具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二、陈云在“经营东北”时期经济策略的主要特征

　　以各个历史时期所表现的特征为标志，本文认为，可将陈云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三个阶段。所谓三个时期，即西北时期、“经营东北”时期与建国以后。三个阶段，即西北时期的“生存策略”阶段、“经营东北”时期的“对抗策略”阶段与建国前后的“统一策略”阶段。这些策略相互之间既具有发展上的延续，又具有阶段上的创见。而“经营东北”过程中的“对抗策略”阶段则是陈云经济思想的集大成时期，表现出了极强的广博性与战略性。

　　在西北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晋西北边区等根据地面积狭小，加之被国民党政府分割包围，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陈云认为必须借助国统区的经济来解决根据地的“吃饭问题”⑥，因此，此时期陈云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以尽可能地利用国统区物资、通过主动与之贸易以维持根据地生存为目标。而在“经营东北”时期，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大幅度调整策略，决定放弃城市重新进入农村，争取东北地区农民支持创建农村根据地后，随着根据地经济的逐步积累与壮大，陈云在1946年5月①、1947年10月②及1948年8月③的三次讲话中，集中表达了“财经工作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观点，提出了加强经济手段对敌斗争的思路。

　　“经营东北”时期的经济对抗策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手段的对抗，二是经济实力的对抗。所谓“经济手段对抗”，是指利用各种经济政策的“针锋相对”，尽可能地从敌方获得经济利益或者资源而维护己方的经济利益或资源;所谓“经济实力对抗”，则是通过战争等间接的方式进行经济与物资实力的较量。经济政策的对抗性以经济基础或者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只有当自身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通过经济手段不断使敌经济与物资为我所用，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削弱敌方经济实力。因此，经济对抗并不仅仅关注于敌方经济动向，同时还必须关注己方的基础与实力。“对抗策略”于内而言，即是要稳固根据地自身经济基础不断扩大实力，进而增强对抗的能力;于外(意指根据地以外，即针对国统区而言)，则是要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扰乱敌方经济，同时利用灵活应变、有针对性的物价、货币比价等政策尽可能地从敌区获得经济物资。换句话说，“固内”是对外之基础，而“对外”则是为了进一步“固内”与“强内”。因此，从1945年12月到 1946年4、5月，陈云将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巩固根据地经济建设，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购买力等方面。一系列措施在1947年后获得成效。 1947年东北解放区农业产量每公顷为1500斤，1948年春完成土地改革后增至1920斤，增长幅度达25%;④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解放区农民的购买力也不断增长。1947年东北全区布匹销售量为80万匹，1948年达到120万匹，1949年更是增至320匹。⑤1946 年下半年至1947年中，随着国统区经济呈现疲态衰退趋势，而解放区则处于经济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趋势之中，因此，陈云将经济政策重点由内转外，围绕做贸易也是“经济斗争”，要求在与国民党斗争中，发动军事与经济的双重战争,在支持军事斗争的同时利用经济手段扰乱敌方经济秩序，不断扩大东北根据地经济基础、增强己方经济实力。①在 1946-1948年的对国统区经济较量中，陈云将他在西北财经工作中的实战经验发挥地淋漓尽致，获得了排挤日币、伪币战、货币比价战、稳定物价战等一系列胜利。在后期，随着东北全境的逐步解放，整体性的地区经济开始形成，因此，他在统一东北财经工作的同时，继续与国统区经济进行对抗，并为新中国建立后形成统一的全国财经政策积累了极为宝贵的实践经验。事实亦证明，正是由于经历了极为复杂的经济对抗过程，才使得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建国后表现出了极高的前瞻性与灵活性。

　　三、陈云在“经营东北”时期经济策略的效果

　　1946至1949年期间，东北根据地(解放区)经济实力不断上升，而国统区经济则处于不断衰败、几近崩溃之边缘。“此消彼长”的态势暗示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较量不仅在军事、政治力量上得到体现，亦在经济力量上得到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营东北”的成效实际上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命运取向的一个大大的砝码。因此，无论就整体还是就局部而言，陈云在“经营东北”时期的经济策略的效果是任何评价都不为过的。此大体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佐证：

　　其一，从当时的东北解放区与国统区经济状况比较来看，1945-1946年由于内战爆发，国统区农民的田赋捐税等急剧增加，增长了近1倍。而在东北解放区，尽管为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不得不提高对农民征税的比率，但是1947-1948年，农民负担大体提高到占粮食产量的18%-22%;1949年则有所下降，为17%-18%。②二者形成鲜明之对比。在财政金融方面，1946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发动内战的庞大军费，财政赤字急剧增长，高达5万亿。③为了弥补巨大的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滥发纸币。1945年6月法币发行总额3978亿元，至1948年8月，猛增至6636946亿元。同期，国统区物价暴涨，1949年5月与抗战前相比，物价指数增涨了36807亿倍。④而在东北解放区，由于战争因素，尽管财政支出也急剧增大，区内通货膨胀程度一度较高，但总体上货币发行得到节制，物价大体平稳。1946年东北银行预算发行货币5000亿元(本币)，至1947年各地分行发行各种货币累计达到2万亿元，货币发行指数增长了4倍;1948年东北解放区物价上涨为1倍左右，而同期东北国统区的物价则上涨了1400余倍。①在城市工商业经济方面，国统区工商业企业纷纷破产，大量倒闭，各种工业品产量大幅度下降。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仅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20多个城市，倒闭的工厂与商业即达27000多家。②1949年全国铁、钢、煤、电力、水泥、棉纱、棉布、织、纸、面粉与糖的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年产下降11%、16%、45%、72%、31%、72%、73%、90%、78%和40%。③而在解放区，工业生产与商业经营在广大农村和城市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许多行业部门如纺织、造纸、印刷、化学、石油、煤铁、机械、军工等规模不断扩大。 1947年东北解放区煤的产量为400万吨，1949年则增至1100万，增长了近2倍。牡丹江市1947年纺织业与冶铁业分为为32家和42 家，1948年初分别增加到198家和60家。④

　　其二，从根据地经济对解放战争的军费支持情况来看，经过三年的“经营”与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收入已经达到相当规模。1947年5月东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由陈云负责。此表明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根据地基本实现一体联结，形成相对统一的区域经济。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高岗时指出，“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并要求东北民主联军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夺取长春、北宁两路和长沈平津四城。⑤6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地区进行了大规模作战，并逐步向冀热辽地区发展。⑥此次大规模地主动发起夺城战役说明当时的东北各根据地已经积累了能够完全支持军事需要的经济基础。1947年8月陈云给高岗、李富春的电报更是可以印证这一点。陈云建议，“对野战军经费以不定自给任务为有利”，认为可以考虑“今后对野战军一切经费全发，不要他们自给。”⑦此等口气说明陈云对于保证军费开支的信心已经不同寻常。至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后，毛泽东电复东北野战军，“要有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并以此为核心筹办打援和全军军需。”⑧而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动用军力70余万，歼敌47万多，据笔者估算，若不计入各种间接费用，直接战役耗资约计5000-8000亿元(本币)。①因此，辽沈战役可以进一步视为中共对于“经营东北”达三年之久的成果大检验，同时亦体现了陈云在此期间所采取的经济策略之卓有成效。

　　其三，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陈云于东北时期的成绩与能力的评价来看，1949年2月，在陈云入关过程中，毛泽东曾要求“如陈云同志会议已毕，则请陈偕罗同来一叙。”②在西柏坡会见中，毛泽东多次向陈云征求经济建设的意见，可见其在东北时期的成绩已经得到毛泽东之高度认可。薄一波回忆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决定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着是从东北调回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③同年4月，周恩来不断电催陈云“及所带干部应来中央工作，何日动身，望告。”④更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对于陈云能力之重视、成绩之认可。1950年初，陈云成功平抑物价、出色完成统一财经工作后，毛泽东更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并写了一个大大的“能”字。⑤

　　① 陈云曾经指出，“我们做生意是经济斗争，也是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见“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1944年12月1、2日)，《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5页。

　　② 薛承：“七大前后党对‘转变’的科学预见与经营东北的战略筹谋”，载于《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③ 《陈云文选》第一卷，第437页。

　　④ 《陈云年谱》上卷，第455页。

　　① 《陈云年谱》上卷，第439页。

　　② 《陈云年谱》上卷，第477页。

　　③ 《陈云年谱》上卷，第442页。

　　④ 《陈云年谱》上卷，第458页。

　　⑤ “早筹金融善策”(1947年3月5日)，《陈云文选》第一卷，第585页。

　　⑥ 《陈云年谱》上卷，第449页。

　　⑦ 《陈云年谱》上卷，第451页。

　　① 《陈云年谱》上卷，第465页。

　　② 《陈云年谱》上卷，第409页。

　　③ 《陈云年谱》上卷，第423页。

　　④ 《陈云年谱》上卷，第422页。

　　⑤ 《陈云年谱》上卷，第435页。

　　⑥ 《陈云年谱》上卷，第452页。

　　① “争取先机挤走伪满票”(1946年8月24日)，《陈云文集》第一卷，第552页。

　　② 《陈云年谱》上卷，第500页。

　　③ 《陈云年谱》上卷，第511页。

　　④ 《陈云年谱》上卷，第491-492页。

　　⑤ 《陈云年谱》上卷，第493页。

　　① 《陈云年谱》上卷，第470页。

　　② 《陈云年谱》上卷，第485页。

　　③ 《陈云年谱》上卷，第569页。

　　④ 《陈云年谱》上卷，第469页。

　　⑤ 《陈云年谱》上卷，第515页。

　　⑥ “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1944年12月1、2日)，《陈云文集》第一卷，第383页。

　　① 《陈云年谱》上卷，第462页。

　　② 《陈云年谱》上卷，第504页。

　　③ 《陈云年谱》上卷，第524页。

　　④ 张寿春等：《新中国经济建设评析》，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⑤ 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65页。

　　① 《陈云年谱》上卷，第504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56、258页。

　　③ 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④ 《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83页。

　　① 《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262页。

　　② 《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下)，第1235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3页。

　　④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77、75页。

　　⑤ 《陈云年谱》上卷，第496页。

　　⑥ 《陈云年谱》上卷，第496页。

　　⑦ “对野战军经费以不定自给任务为有利”(1947年8月17日)，《陈云文集》第一卷，第618页。

　　⑧ 《陈云年谱》上卷，第526页。

　　① 按陈云1948年10月关于“东北财经问题”报告中的数据估算：每月财政支出1650亿元(本币)，军事开支占财政开支的比重大约在60%—70%，则可以推算正常的52天的军事耗资在1500-1700亿元(本币)。而根据军事经济学一般经验估计，战时耗资为正常军事耗资的3-5倍，则辽沈战役直接总耗资估计在5000-8000亿元(本币)。

　　② 《陈云年谱》上卷，第553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0页。

　　④ 《陈云年谱》上卷，第562页。

　　⑤ “四篇文献，四个闪光点——介绍陈云的四篇财政经济文稿”，载于《党的文献》2005年第3期。

　　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三大贡献

　　刘信君

　　一 系统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思想，初创北满革命根据地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鉴于我党我军在东北的迅速发展，进而提出了“独占东北”的计划。但由于苏联对美、蒋妥协及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于1945年11月强行攻占了战略要地山海关、锦州，迅速向沈阳推进;再加上东北境内十几万土匪蜂拥而起，配合国民党军，攻城略地，从而使我党独占东北成为不可能。据此，刘少奇于11月20日致电东北局，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方针。

　　但是，在当时东北党内干部中，有许多人对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和与战问题上模糊不清;留恋大城市，忽视农村工作，缺乏长期斗争的准备。这种思想状况如果不克服，必将造成我既无法控制大城市，又不能建立根据地的局面。在这个决定东北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凭借敏锐的政治头脑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得出与中央一致的结论，从而为建立东北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根据东北具体情况，1945年11月26日至28日，陈云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北满分局成员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起草了给东北局及中央的关于《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系统阐述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思想。陈云指出：“首先独占三大城市(指沈阳、长春、哈尔滨——引者)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把主要的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1)。”此外，陈云还就如何建立北满根据地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陈云的真知灼见，与在此前后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所论不谋而合，但陈云的论述更详细、系统。该电前后分两天发往中央，中央收到一半阅后，立即回电表示完全赞同。

　　紧接着，陈云在12月1日召开的北满分局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创造包括中小城市与铁路支线在内的广大农村根据地(2)”的思想。12月7日，中央再一次指示东北局：“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来布置一切(3)。”陈云的思想再次与中央的指示合拍。12月28日，毛泽东向东北局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再一次肯定了陈云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思想。(4)

　　1946年初，东北局在进行了短暂的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后，遵照中央的指示，于3月制定了《东北大会战部署》;尔后，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于4月18日至5月18日在四平街同国民党军进行了长达31天的阵地战。结果，我军被迫撤出四平，退到松花江北。国民党军乘机占领长春、吉林。此时，东北解放区处于敌兵压境、土匪骚扰、部队哗变、经济紧张的严重困境。

　　在此期间，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仍然坚持创建根据地的主张，并在北满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946年2月5日，北满分局发出《关于目前对匪之政策》的指示，要求北满各省负责人清剿土匪，发动群众。2月21日，陈云致电黑龙江省工委书记王鹤寿，指出：“必须争取时间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可用的力量发动农民，经过土地斗争，达到武装农民的目的，创造根据地的真实基础(5)。”25日，陈云致电东北局：“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将必要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6)。”4月20日，陈云给东北局及中央起草了《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的报告，提出了北满工作的三大任务，即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把发动群众看成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建设北满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但由于国共双方在东北大打出手，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并未采纳陈云的正确建议。此后，陈云便脚踏实地地从事开创北满根据地的工作，开展剿匪斗争;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分配日伪土地;摧毁敌伪势力，建立人民政权，发展革命武装。此外，还开展了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文化、建党等方面的工作。至1946年7月，在以陈云为首的北满分局领导下，我党建立了东北第一个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北满革命根据地，从而为我东北党政军机关撤到北满，休养整顿，提供了条件。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北满分局陈云等人初创北满根据地，我党政军在四平作战失利后将撤往何处呢?陈云确实功不可没。

　　尽管陈云等初创了北满革命根据地，但四平保卫战后的困难形势表明，我党在东北还没有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东北党在敌我形势、和平与战争、城市与乡村、我军作战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没有统一认识。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6年7月3日—11日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并在7月7日通过了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深刻总结了东北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澄清了党内部分同志存在的各种错误观点，着重强调要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并把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群众。我军的作战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7)，保卫根据地。“决议”号召东北党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7月11日，毛泽东在对东北局《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所作的修改稿中，充分肯定了陈云的思想，指出：“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8)。”“决议”的通过及毛泽东主席所作的指示，标志着东北全党的工作方针和战略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正确轨道，从而为解放战争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见，陈云是最早、最系统地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在东北党的战略重心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最可贵的是，陈云将自己的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在北满率先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因此，我们可以说，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在提出并实施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上，陈云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二 坚持南满斗争，扭转东北战局

　　国民党军占领四平街后，深感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力北进，但又无法增兵东北。为此，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并于10月中旬集中8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重点进攻南满解放区，企图吃掉南满我军，解除后顾之忧，转而全力进攻北满，独占整个东北。11月初，国民党军占领了南满大部分地区，并将南满我军主力压缩于临江、长白、抚松、濛江、辑安(12月22日失守)5县狭小地区。此时，南满根据地处于群众尚未真正发动，兵员不足，装备无着，给养奇缺，土匪作乱的险恶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能否坚持南满，军区领导人的认识很不一致，主力部队已准备开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根据敌我严重态势，东北局制定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该方针的关键是能否坚持南满。为了加强南满的领导力量，10月31日，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决定调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任辽东分局(亦称南满分局)书记，派肖劲光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11月27日，陈、肖到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要不要坚持南满的问题。

　　1946年12月11日—14日，辽东军区在七道江召开了军事会议，主要讨论南满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今后作战方针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在是否坚持南满根据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多数人认为南满只剩下5县，不利大兵团作战，坚持下去有困难，因而主张撤出南满。少数人主张坚持南满，做长期斗争打算。去留两种意见各有理由，相持不下，会议连开两天没有结果。12日晚，辽东军区首长获悉敌1个师已进至梅河口，一个师正进犯辑安，军情万分火急。但由于会议对去留问题未达成统一，因而影响了具体作战方针的最终确定。在此危机关头，肖劲光将会议情况报给陈云，并请他参加会议，作最后决定。

　　13日晚12时，陈云冒着暴风雪从临江赶到七道江，14日主持了会议。在了解前几天会议情况经过后，陈云生动形象地讲述了敌我态势及坚持南满的重要意义。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9)。”尔后，陈云对“留下”和“撤走”的利害得失算了一笔细帐，作了反复比较，用以说明留在南满对全东北战局有利。最后，陈云加重语气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10)!”陈云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果断干脆的决定，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赞成。会议一致通过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斗争的总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正面与敌后战场相配合，内线与外线、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这就顺利解决了要不要坚持南满这一重大问题。40多年后，肖劲光高度评价道：“这是关键时刻决定性的一板，这是陈云对坚持南满斗争的一大贡献。”(11)

　　战略与战术方针确定后，如何坚持南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6年12月20日在致林彪、彭真、高岗的信中，以及12月28日辽东分局给各省委、各纵队发出的《关于坚持南满敌后斗争的几点指示》中，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其一，当前，“坚持敌后成为坚持南满坚持东北最重要的任务”，其步骤是“主动积极地消灭敌人，打破敌人方面的占领计划，一点一点立稳自己的脚跟。”“敌后打击的对象除坚持消灭那些可以消灭的敌人正规军外，目前放在大量消灭敌之地方武装与保安团队(12)，”使敌正规军后方空虚，“顾了后方顾不了正面，顾了正面顾不了后方;从东北全局看，使敌人顾了南满顾不了北满(13)。”其二，敌后斗争要坚持三种配合，即游击区与游击区的配合;正面与敌后的配合;南满与北满、东满、西满的配合。“在这一点上，首先应该确定，南满准备打烂坛坛罐罐，吸住敌人，使之不能北进，以便北满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东、西、北满要吸住当前敌人……南满各区我们自己督促配合。再大一点来说，关内、关外要有配合。现在关内正打，配合我们关外。如此配合下去，敌关外不能增兵，则北满与东、西、南满很有可为(14)。”其三，农民的向背决定我敌后的胜负。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保粮保丁，我应以一切努力来使农民享受到今年分地所得粮食;发动农民，保护其利益，“今冬是机会，决不能放过(15)。”其四，改编、整理地方武装，要建立完全可靠的地方基干团。其五，敌占时要尽量减少干部、资财的损失，要处理好领导之间的关系。陈云深思熟虑，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如何坚持南满的问题。陈云的思想得到了东北局的充分肯定，并在实际斗争中加以灵活运用。仅以南、北满配合为例：在军事上，在南满我军进行四保临江期间，北满我军三下江南作战，有力地牵制调动了敌人，打乱了其“南攻北守”的战略计划;而南满我军的艰苦奋战，为北满我军提供了休整、扩充的宝贵时间;在陈云多次请求建议下，北满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南满，从而解决了南满缺少兵源及粮食的严重困难。可见，陈云坚持南满的斗争策略在实践中是富有成效的，它是确保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的重要指针。

　　经过108天的艰苦奋战，南满我军在东、西、北满民主联军配合下，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从而保卫、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战略计划，扭转了东北敌攻我守的战局，从而为我军开始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辽东分局的党政军领导，尤其陈云的杰出贡献是不可湮没的。对此，东北局的评价是十分公允的：“以陈云为首的辽东分局，是正确地分析了当时辽东的形势，确定了明确的方针，团结了全党全军，进行了艰苦斗争，扭转了局面，坚持与发展了辽东根据地……”陈云“领导辽东全党全军扭转危局，起了决定性作用。”“以陈云为首的南满分局……扭转了辽东在一个时期内的严重形势，完成了党给予的任务，成绩很大(16)。”这些评价既充分肯定了辽东分局其他领导人的作用，又突出强调了陈云的重大作用及卓越贡献。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

　　三 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统一东北财经

　　东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后对铁路、工矿的严重破坏和苏军占领期间大规模的拆迁，从而使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重重。在财政方面，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在金融方面，通货膨胀，物价波动;在物资方面，军需民用物资供不应求，极为缺乏。因此，解决根据地的财经困难成为东北党的又一重要任务。在这方面，陈云作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生财理财之道，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统一东北财经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2月22日，陈云领导的北满分局给所属各省工委发出《关于目前解决财政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指示，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即征收救国公粮，妥为保管，以便将来进行对外贸易，解决财政困难;清算和搜集敌伪资产，恢复和发展工矿业，征收必要的税收;暂时不宜大量发行纸币，以免通货膨胀。3月13日，陈云在通河干部座谈会上，着重指出：“财政经济即收与支的问题，亦即生财之道与理财之道(17)。”在生财之道方面，他提出了财政收入的6个来源：没收敌产，搞好税收，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发行钞票，开展贸易。据此，1946年各省、市、县均成立了“敌伪资财清理委员会”。清理的主要物资是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吉林市一地在这期间所清理的物资，总价值即达百亿元(为东北币，以下金融数字同)以上。合江省没收敌伪财产的收入，占该省1946年财政总收入的36.7%;为了发展生产和减轻人民负担，各省重新调整税收，减少税目。如1946年合江省省级税收为700万元，仅占财政收入的2.6%，而东北一级财政收入中，税收只占0.99%(23);有的县市如双城县、宾县、哈尔滨市、东安地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都在1946年先后发行过公债;公粮是按实物征收的，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地方可征5%，累进率不得超过20%;在发行钞票方面，陈云强调“纸币发行要加以控制，不能无限制地发下去，否则必然遭致恶性的通货膨胀(18)。”为此，一些省份如绥宁省委在控制货币发行上做了一些工作。在陈云等人积极建议和支持下，1946年末，东北解放区打开了对苏贸易渠道，到1947年12月止，出口各种粮食76.5万吨，换回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

　　在理财之道方面，陈云提出了紧缩开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搞好生产等办法。这些办法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哈尔滨市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底，实行精兵简政，每月节省开支400万元以上。吉林省规定，自1946年9月1日起，各级政府所属机关一律实行菜金自给。与此同时，党在解放区积极领导广大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47年共扩大耕地面积800万垧。上述措施，对于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保证战争需要，解决解放区经济困难起了重大作用。

　　1946年8月，东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加强了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财政委员会。其主要工作是：进一步清理敌伪资财;筹建东北银行，发行东北地方流通券以代替其它货币;稳定物价，整顿金融等。9月，财政委员会提出了整顿财政的步骤，决定先由各省统一，然后实行东北解放区的整体统一。尽管陈云于10月27日前往南满任分局书记，但他的经济思想仍然得到了贯彻执行。如1947年1月召开的北满各省财经会议，确定了“长期打算，发展生产，增进贸易，厉行节约，保障供给，支援战争”的方针，基本上体现了陈云的生财理财思想。又如，1947年8月召开的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关于统一财政制度的决定》，无疑是陈云关于整顿财政思想的体现。1948年7月，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进一步贯彻财政统一的方针，迅速将东北解放区的财政于1948年末实现了统一预算，统一管理，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48年春我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地区除沈阳、长春、锦州等12个城市尚被敌占领外，其余140多个城市先后解放。因而，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为实现东北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1948年8月，陈云起草了《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和他给中央的《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报告等。在这些文件中，陈云强调：“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19)。”为此，他提出了加强工业的计划性;管理工作实行企业化和民主化;要重视和培养技术、管理干部;要特别注意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等措施，为城市管理工作和经济建设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11月2日沈阳解放后，陈云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负责接管沈阳。他创造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和迅速恢复秩序的办法得到东北局及中共中央的肯定，后由中央作为成功的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陈云的财经思想对于克服解放区的经济困难，统一东北财经，接收和恢复城市经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陈云经济思想的初步形成。

　　综上所述，从1945年9月至1949年7月，陈云在东北历时近4年，身兼数职，多方运筹，功勋卓著。尤其在关系东北党政军存亡的根据地建设、坚持南满、东北财经等重大问题上，高瞻远瞩，有胆有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纷纭变化的复杂形势下，推动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并对全国解放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必将与日月同辉，光照千秋。

　　(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注　释：

　　(1)(7)(19)《陈云文选》第1卷，第300—301、309—311、373页。

　　(2)(3)(4)(5)(12)《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8、28、43、96页。

　　(6)《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8)《解放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9)(11)《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

　　(10)《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57页。

　　(13)(14)(15)陈云致林彪、彭真、高岗信(1946年12月20日)。

　　(16)《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处1954年编印)，第323—338页。

　　(17)(18)陈云在通河干部座谈会上的报告(1946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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