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若干理论问题探讨（上 1949-1978）

　　郑彪

　　引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经过拨乱反正，对建国以来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来极左路线的错误，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反思，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从那时起，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经过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我们又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的经验需要反复总结。站在党的十七大的历史和理论高度，结合改革开放30年的新鲜经验，回过头去再看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会引起许多新的有益的思考。

　　一、关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若干基本思路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进行了理论概括。苏联在1935年农业集体化完成以后，就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苏联社会高度一致，高度团结，实际上是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矛盾，也没有阶级斗争。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社会主义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而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前所未有的，在20世纪世界政治家和思想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究竟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极左思想，加以否定。苏联解体以后，这个问题被实践重新提了出来。“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毛泽东的理论预见已经应验。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研究和评价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和论断。毛泽东关于党的八大报告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述的不同看法，理论上的分歧，也在这里(将八大前后的党内斗争，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观点)。毛泽东在实践上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但是否因此得出结论，他在理论上也完全错了?事实表明，这是一个矛盾：如果理论上完全错了，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论断和科学的预见;如果实践证明了政治论断是正确的，预见是科学的，说明其所依据的理论有正确性，值得研究。苏联共产党在理论上的失足，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思想方法上是从形而上学开始的，在理论上是从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开始的，从否认国内阶级斗争到放弃国际阶级斗争(苏联放弃阶级斗争，美国却不放弃，而且绝不放弃“文明冲突”，终于把苏联“冲突”垮了);从赫鲁晓夫时期的“三和两全”到勃烈日涅夫的“缓和”;从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到勃烈日涅夫宣布进入发达社会主义，再到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及至到苏联解体，这之间有没有联系?有什么联系?与此相联系的大量问题，都值得重新研究。

　　在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中国需要治穷，这并不错。毛泽东说中国“一穷二白”，所以对治国先治穷的道理，不是不懂。问题是在当时条件下，还不仅是消费和积累的矛盾尖锐，而是“吃饭和建设”发生尖锐的矛盾，消费基本上就是个维持温饱问题。如果按照党的八大的路子，由陈云同志继续抓经济建设抓到底，坚持搞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大计划小自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提法是后来提出的，但是陈云同志的这个思想是很早就有的)，那样的话，后来的局面必然大不一样。所以，问题不是出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在于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关系到理论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50年代中期的内外条件下，逐渐形成了左倾路线。路线错了，是不是理论就都错了?这个问题不简单，理论尤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多年来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被耽误了20年。说耽误，不是说干闲了20年，而是说党的工作重心不在经济建设上，“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搞成无休止的激烈内斗，造成损失极大。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指出要分开工作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工作(包括经济工作)，阶级斗争和工作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所以虽然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但对经济工作的影响不大，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得以顺利完成。(11)但是，在帝国主义包围条件下，放弃阶级斗争，任凭人家斗我们，显然也不行。所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的表述，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近30年的历史证明，正如刘国光同志所说：“前 30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一个错误，但抓阶级斗争并不错。还要指出，毛泽东虽然晚年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但是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还必须注意阶级斗争，还是很中肯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当时看来已经消失，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是一个基本事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从国际经验看，当时的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上台，苏共变为全民党，等等，均预示着国际共运中隐藏险恶的形势，为后来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演变所证实。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观上就是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阴形在中国的出现。但是他在发动‘文革’时，对国内党内具体形势估计错误，混淆了敌我是非，犯了用全国内战、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的错误，伤害了大批干部和同志。我们否定“文革”，是否定它作为政治运动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指“文革”防范资本主义复辟的动机。应该说，没有‘文革’的预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灾难，“六四” 事件的到来会导向何处，谁也不敢断言。所以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得很好，毛泽东同志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还始终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事实的确是这样的。”(12)

　　建国初期的中国实在太穷，工业化资金无处措手。所以只能咬牙关、勒裤带，这一咬一勒，高积累一气搞了30年。中国苦穷久矣，改革开放以后，调整了国民经济的比例，抓住发展生产力，就是牵住了“牛鼻子”，也是人心，所以能迅速打开新局面。能这么做，也是由于前30年有了些家底。一面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做大“蛋糕”，一面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正道。建国以来，从来没有放松发展生产力，只是工业化压力大，消费基金有限，意识形态必须与之相适应。问题是走过头了，似乎越穷越革命，越接受社会主义，而“富则变，富则修”，等等。而且，一味以“阶级斗争”为纲，看起来似乎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实际上还是“马上治”的办法。这条道路，使党、国家和人民吃了很多苦头，陷入危难。历史证明这条路走不通，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话说是“倒退没有出路”。报告其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近年来社会上重新涌起一股对于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左倾思潮。其背景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改革进入 “深水区”，若干改革政策失误等因素，既损害了相当数量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又不合理地加剧了社会分化，社会上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意见，表现为 2004-2006年民间自发掀起的主要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对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反思浪潮，被称为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改革争论”。所谓“第三次改革争论”，其实不大象争论，更象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次民间自发的口诛笔伐。向改革开放前的极左路线倒退，固然没有出路;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改革，其实是向旧社会倒退，更没有出路。总的看，“第三次改革争论”中许多意见的基本倾向、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甚至是不乏深刻的。其中绝大部分批评者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对改革开放持全盘否定意见的是极少数。但是这种偏激的观点迎合了社会上一部分群众的思想情绪，形成了一种左倾思潮。目前，各种思潮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发展下去，不利于社会稳定，一旦造成某种“折腾”，有可能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成某种干扰。但是，斗争又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2002年以来中央加大力度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特别是随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采取了大量改善国计民生的措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实事求是地说，中央见事早，动作快，提前六年进行重大政策和结构调整，才使得中国在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的表现相对出色，否则局面将被动得多。

　　另一方面，保持社会稳定，既要继续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否则社会财富增加再快，或是被国际垄断资本巧取豪夺太多，或是被某些利益集团鲸吞侵润太多，对外输送利益太多，人民群众不能共享发展的成果，国家实力等不到较快的提高，辛辛苦苦，白忙活一场不说，搞不好社会矛盾激化，同样可能造成某种折腾，甚至是更大的折腾。这些问题都不是就事论事所能够解决的，需要上升到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上加以说明。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就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难点。

　　(二)关于计划经济和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虽然是实行左倾路线，但是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从未放松，所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例如计划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建设方针等等。

　　关于计划经济，笔者曾经说：“20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经济被一些人妖魔化得不成样子，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了西方的圈套。反思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重新认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计划经济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迅速地(不通过市场机制)将社会剩余产品转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由于中国没有外部积累来源，在一个时期内难免会侵蚀一部分必要产品，比如‘挖农民’和长期实行低工资，甚至长期冻结工资。迅速积累的含义至少包括：第一，用行政手段配给剩余，不通过市场机制;第二，政治独立，消灭官僚买办资本，合营了工商业，剩余不流失于个人(官僚买办和私人资本)，更不流失于国外，而留在国内，在国家手里转化为积累。正是在这里，没有殖民地的后起国家产生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奠定了初级工业化的基础，还有了原子弹和航天基础，为今日的崛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13)所以，中国有今天，得益于计划经济打下的基础，正如刘国光同志所说：“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块强板。”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强板”变成了“弱板”，搞了一段市场经济，尝到了一点甜头(有的人甜头多一些)，就全盘否定计划经济，这种做法不仅被历史证明在理论上不正确，实践上已经在吃苦头。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发展和改革在实践上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反思也不断深化。于是计划经济被妖魔化、被埋藏太久之后，重新“出土”。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笔者看来，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这是在总结一个时期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来的结论，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第二，是对今后长期经济工作全局的具有方向性、指导性的大政策，因为十七大本身是管战略的，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作战略布局。所以中央一锤定音，“不争论”，将计划重新写进报告;第三，这句话根本就是对计划经济历史经验在当前条件下的一种辨证的重新肯定。今后随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深入展开，也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进一步清理，这类表述还会逐渐多起来。十七大以后，特别是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后，还有人在一个劲儿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狡辩，有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不自知，或者是在玩危险的赌博游戏。

　　中华民族经历一百多年的包羞忍耻，一旦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豪情万丈。五十年代的中国人，穷得叮当响，哪有什么洋房汽车，能温饱就不错。但是全民族精神解放，豪情万丈，大喇叭整天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老百姓是从心里唱。有了自信就提倡敢想敢干， “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毛泽东词)。当时左倾思潮例如“大跃进”能成气候，“栽筋斗”，也与此背景有关。80年代中期以后，西化思潮迅速蔓延，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也与长期左倾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挫伤了民族精神和削弱了社会主义有关。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也由于西方封锁、中苏交恶，周恩来主持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十六字建国方针。建国以来，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都证明，这个建国方针，不但完全正确，甚至字字珠玑，现在也完全适用。自力更生，前些年遭到的诟病最多，一些人把计划经济打翻在地，殃及自力更生，甚至认为这是闭关自守的落后表现和自然经济的反映。现在吃苦头，知道了，核心技术根本买不到，买资源也很困难。这是因为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据海外揭露，“鲜为人知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汇储备进行围堵，不许中国购买资源与核心技术，只允许中国投资美国国债、垃圾债券和落后工艺。” (14)前些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否定自力更生的人似乎理直气壮，但是毕竟国情所在，否定独立自主，则一般不敢明目张胆，于是有学者羞羞答答，明修暗渡，试图以“开放创新”蒙混过关，但中央还是确立了“自主创新”战略，这实际上表明中国重新确立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

　　上文说，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了西方的圈套;同样，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也是这样。杨帆教授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被误导。中国经济理论界盲目追随美国，片面强调静态比较优势。直到今天还有人坚持说，做好低端也不错。可中国这么大的投资能力，向低端投入已经过多，国内生产能力已经过剩1/3，长期被迫在国际上倾销。目前发达国家市场萎缩已成定局，我国过剩的低端生产能力，或向内需转移，或向高端升级，根本没有继续以低端出口导向战略的可能。”(15)实践证明，历史条件改变了，但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更是中国人民也是国家优秀的传统。80年代后期社会上奢靡之风已经兴起，1988年先师关梦觉先生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中大声疾呼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其实意思是包含坚持“独自自主、自力更生”在内的，可惜那时候已经无人重视。至于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来，社会上物欲横流，从南到北，到处“燕舞”，奢靡无度，许多方面有甚于西方国家。直到进入新世纪，许多人才逐渐认识到十六字建国方针是一笔宝贵财富。幸亏2002年以来，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改善民生，调整结构，等于提前六年化解经济社会风险，否则这次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突然袭来，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困难无疑将更大。2005年冬笔者在海南师范大学举办的一次与暨南大学某学者关于金融问题的交流会上发言，提出金融危机难以避免，从现在起就要过紧日子的观点，与会者为之愕然。转眼不到三年，美国金融海啸袭来，正赶上2008年灾难连连，“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全国上下都痛感需要恢复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也痛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和计划手段的缺失。刘国光同志指出：“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一方面要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发展来协助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发挥尽致;另一方面，更要防范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作用消极后果的泥沼。我们要以我为主地参加公正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自主掌握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陷阱。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在国家宏观计划导向下，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及两极分化，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浊流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不断前进。”(16)

　　(三)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十七大报告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又指出：“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前一句话，抓住了根本;后一句话，短短29个字，有很深的含义。中国是季风气候，喜欢刮风，中国人又爱热闹，历史上不免大轰大嗡。30年来改革开放，创造的业绩很多，但是说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报告非常严谨，总结了十项基本经验，而且指出“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这里是否有言外之意，提醒我们不要重犯历史上大轰大嗡的毛病，搞一些只能经得起西方理论检验而经不起中国实践检验，只能经得起一时检验而经不起历史检验，以及只能经得起部分干部检验而经不起人民检验的“业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学习不够，不能老是“走一步看一步”;也因为埋头苦干不够，浮躁虚夸太甚。我们太喜欢热闹，喜欢浮夸，屁股坐不住板凳，学习思考不够，理论创新不够，特别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够。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有非常优秀的善于学习和思考的传统，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就是犯迷糊，容易上当受骗;殆，就是疑惑，疑惑而不能清醒，还是犯迷糊，还是容易上当受骗。近代以来国内外风云激荡，中国改革开放脚步匆匆，把国人学习和思考的传统削弱了。历史上我们先天不足，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不够：解放前净打仗了，解放后净搞运动了，没时间学;或者少数人学，多数人跟着走。解放后开展学习活动，例如学哲学，效果很好，但总的说党内理论水平不高，容易犯迷糊，所以改革开放前被“林彪、陈伯达一类理论骗子”鼓吹的极左思潮误导;而改革开放后被钱闹的，被西方思潮冲的，更顾不上看书，心里长草，坐不住板凳，于是又犯迷糊，不免为西方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所误导。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主义领袖弗里德曼在1982、1988和1993年三次来华，推动新自由主义浪潮。经过西方不断推动，也由于内外呼应，1993年新自由主义浪潮卷土重来，这次成了气候。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用海外学者郑永年的话说，“在政策层面，这种盛行于美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说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美国本身的影响。中国在包括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等等方面的产业化和各种变相的私有化要比美国更为激进。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方面在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没有实现，但在中国却得以实践。有人说，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这并非耸人听闻。”(17)其实，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放起就注意反对和抵制西方某些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思潮，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表明中国拒绝走西化道路。陈云同志就此多次提醒党内领导同志，1989年他更是告戒全党：“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这样讲，当然是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的。2000年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再次提出反对国际势力的“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并明确提出反对新自由主义问题。2003年中央又提出研究和抵制新自由主义问题。2009年“两会”前夕，刘国光同志提出清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表现出了应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末代港督”彭定康说，中国比俄罗斯成熟。不如说中国文化成熟，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一度泛滥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违背;违背了，立马吃苦头;同时也表明我们总体上马克思主义水平不够，需要大力提高。

　　当前，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需要旗帜鲜明地清理长期以来干扰和误导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

　　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理论起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是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就坚持的主流思想，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区别于苏联的特点，后来被极左路线所否定。改革开放恢复了这个思想的主流地位，相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表面上看，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似乎是市场取向，但是实际上计划与市场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两个基本要点。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原本是清楚的，中央领导也是这样看的。对此，刘国光同志就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过程专门作过说明。计划与市场的辨证统一，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根本特色。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所以不能一帆风顺，从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来说，主要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干扰。正如刘国光同志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也是美国几任执政者的主体意识，在我国渗透流行，自称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影响到学界、媒体以至一些执政官员，现在确实需要认真清理，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简单说，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针对凯恩斯国家干涉主义不能应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滞涨问题而崛起，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时兴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主要观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政策方面则极力鼓吹、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则必须坚决地反对抵制。”(18)

　　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一种经济范式、政治纲领，也是一种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拉丁美洲、苏联东欧等国家推行，造成了那里的灾难。这些国家后来都有深刻反思。这次美国金融海啸更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暴露无遗，在全世界这一思潮现在已经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臭不可闻。在我国，这次西方金融危机也已经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带来的危害。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论，原本宏观调控在任何现代市场经济中都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国家计划又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这些都写入了党的十四大报告。但是一个时期以来，这些正确思想在理论上被妖魔化，在实践中被排斥，而片面盲目地崇拜市场的思潮泛滥，这是导致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诸多失调的一个理论根源。十七大报告重提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就是对这种倾向的矫正。事实上，正如刘国光同志所指出的，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前者如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后者如教育、卫生、住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以及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综合平衡等问题，都不可能完全交由“看不见的手”去自发调节。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已经失败。但是，在思想理论和政策上以及其它方面清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还是一件需要下大力认真去做的事情。做好这件事情，有益于大大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二、关于防止“和平演变”

　　中国从前苏联的演变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看到了共产党政权得而复失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个预见已经被历史证实是正确的。苏联的历史证明 “和平演变”不一定要先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只要上层建筑改变，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即使还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在历史转瞬之间，演变为大寡头大资产阶级，而政权和社会结构的垮塌重组以及人民群众重入水火，都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至于“千百万人头落地”，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已见端倪，而在前苏联东欧地区是以种族冲突形式而不是直接以阶级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当然实践上是否也可以先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然后再等条件成熟，演出与苏联大同小异的节目?这个问题，历史还没有提供这样的案例，但是理论上不妨探讨。从苏联教训看，从思想蜕变到政治背叛乃至政权垮台，只要外部条件成熟，垮起来是一夜之间。所以从严治党，反腐败固然重要，当前思想政治上反“和平演变”，也是当务之急。苏联解体的教训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情、世情和党情的变化表明，对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实践，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十七大报告有“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的新提法，特别是“党情”，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啥叫“党情发展变化”，最大的党情发展变化，就是党内的经济分化导致思想和政治分化。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概括这种深刻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难点。近年来流行的社会阶层分析，对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回答不了，是一个事实。原因是方法论不行。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使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但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以思想分析代替经济分析;背离了唯物主义，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事过境迁，沧海桑田，彼时的错误论断到了此时，却有启发思想的作用。毛泽东其所以说“资产阶级在党内”，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党外没有资本积累和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党内至少当权派有权力，在理论上存在权力资本化的可能性。现在看来，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资本积累，可能性有条件转化为现实性，党外资产阶级有可能在形成之中，党内一部分人有条件将权力资本化。这是党内腐败的一个经济根源，否则说不清楚。

　　历史有时候看起来很荒诞，却是一面镜子。《五一六通知》有这样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说，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政治判断，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事实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把时空条件调换一下，对照1985年到1991年期间的苏联“改革”时期，再看一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表现和苏联解体、俄罗斯惨遭浩劫的历史，他们是怎样的一批代表人物呢?俄罗斯难道不是由劳动人民专政变为新的大资产阶级寡头专政吗?谁敢打保票说这种惨祸一定不会在别的国家重演呢?联系到刘国光同志2005年“8.15”和“11.23”关于经济学教学研究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两次重要讲话以及2009年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建国60年感言，历史真的是惊心动魄，发人深省。

　　其实，建国以后的党内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强我弱条件下中西文明冲突的反映和结果。因为西方老想颠覆中国，战后世界上被西方颠覆的政权很多。冷战的背景无疑加剧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要把“左”的路线下的党内斗争和历史曲折放到冷战与“和平演变”的大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战后美国到处制造武装政变，又搞“和平演变”，在中国党内引起反应。这也是1966年“文革”发动时林彪发表的关于“政变”的非同寻常、杀气腾腾讲话的国际背景。林彪借题发挥，煞有介事地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而且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危险就是出在上层。”他还歇斯底里地叫喊：“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19)席宣、金春明同志指出：“林彪这些耸人听闻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造成人人自危，极度恐怖的气氛”，(20)起到了为发动“文革”保驾护航的作用。在那个年代，中国政治“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西方不是不想搞政变，但是苦于无从下手。至于在党内，那时候，相信基本上并不存在想搞政变的“王八蛋”。5月25日，由康生授意炮制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6月1日毛泽东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21)“毛泽东的基本想法是通过群众运动来打倒右派，所以“不怕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22)以后又有1967 年的一月“夺权风暴”，这就是要打倒“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就是他认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事实上，“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正如张春桥所说：“桃子已经熟了”，于是1月11日对上海“造反派”的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中央文革取得了与中央并列的空前地位，“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人领导之下的一个特殊机构”。(23)夺权运动到1967年3月27日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24)通过放手发动群众来解决党内斗争和“走资派”，这是毛泽东的创造，事实上也达到了夺权罢官的目的。依靠人民群众，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问题在于当时并不存在“党内资产阶级”。而且，“文革”只有天下大乱，没有达到天下大治，证明乱易治难，易放难收。这是因为，总有人火中取栗，容易为歹人所乘，例如，“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是惟恐天下不乱。他们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和主张，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制造社会动乱，妄图实现‘乱中夺权’。”(25)这次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美国正因为更加衰落，才更加咬定中国，妄图“吃定” 中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在这一背景下，有一种势力又认为“桃子已经熟了”，其实是铤而走险，打错了算盘。

　　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形而上学的简单化方法都无济于事，对任何事和人都需要作具体分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 能够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到通过，是与当时在五位中央副主席中排名最后却能做会议主旨报告的林彪作为掌握军队的党的领袖接班人地位相联系的。这个接班人被实践证明完全失败。但是，为了反修防修，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至今仍值得研究。他在 1964年6月16日的讲话中说：准备后事，接班人问题。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我看有五条：①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为少数人，不为剥削阶级。③要能团结大多数人。④要有民主作风，不要“一言堂”，不搞家长作风。⑤自己有了错误要做自我批评。(26)在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第一条管方向，第二条是目的;这两条最重要，这两条丢了，就走了邪路了，就要“颜色革命”了。“颜色革命”以后，会不会 “千百万人头落地”，人民群众会不会“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对这类问题，一些人书生气十足，根本不懂国际政治，更不懂利害。看看南斯拉夫的命运(国家被肢解，肢解以后大规模的人头落地采取了种族冲突的形式，而对政治人物剥夺生命则是采取法律形式，通过所谓国际法庭执行)、科索沃战争，看看东中欧国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等等，再看看前超级大国俄罗斯这18年来靠卖资源走过的悲惨而艰难的道路，就全都明白了。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第三、四、五条都是方法。这五条，非常精练，非常厉害，也非常管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高度概括，也是党的宝贵的思想财富，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教训

　　“文化大革命”，为古今中外历史所没有，对这个重大的历史现象也是文化现象的研究，还很不够。这里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教训，作一点探讨。

　　第一，“文化大革命”是以文化的名义来解决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并没有解决，道德和文化却成了牺牲品。

　　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并尝试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却没有成功。不仅没有成功，还使党和国家的发展经历历史曲折，最后陷入“十年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十七大报告语)。无论这种探索在理论上有何意义，问题是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遭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其中道德和文化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破坏最为严重，影响相当深远。

　　由于文化和历史特点，中华民族特别重道德和正义，所以自古就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理念。现代国家稳定的关键在于人民对国家的政治信任，即人民把国家视为自身福利和安全的保卫者。在中国，想要取得人民对国家的信任，除了福利和安全，还需要国家维护正义，这也是国情。中国文化自古追求正义，也追求长久，因为有正义才能长久。政治上追求长治久安，是为了保护文化长久，民族的福运不衰。任何“江山”都不是铁打的，执政党如果不能兑现自己的政治诺言，长此以往，就会引发比政治危机更致命的道德危机。无论其理由如何，这实际上都是在自毁基业。苏联解体最生动地证明了这个政治学原理。

　　社会主义条件下会发生经济危机，也会发生政治危机，否则不需要粉碎“四人帮”，不会发生“北京风波”，苏联也不会解体。这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任何政党的政治危机，都与党内斗争有密切关系。政治危机处理得好，可以转危为安，这在中国共产党88年的斗争历史和60年的执政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成功的经验。但是，中外历史证明，政治危机不是最可怕的，最致命的是道德危机。有的政治危机可以随机处理，需要的时间相对较短，但要付出长期的道德代价。道德危机不能随机处理，需要道德建树来冲抵，这就需要较长的时间。有些政治危机，本身具有道德危机的性质，例如某些并非真正关系到思想路线的权力斗争;有些政治危机根本就是道德危机，例如美国金融风暴本质上不是经济危机，也不仅是政治危机，而是道德危机，因为是金融诈骗。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儒家文化传统深厚，世道人心特别注重道德也特别崇尚正义的国家，道德危机最失人心。

　　中国自古民心淳厚，所以有儒家思想的领导人一般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这是西方所没有的。其实也不光是老百姓好，人们常怀念五六十年代党风好。党风是啥，还不是道德?当时执政党政治上虽然开始犯左倾错误，但是还占据道德高地。以后，由于左倾路线影响，执政党的道德优势遭到削弱，但是主要还在政治层面。除了政治，在一般道德层面，党风和社会风气还好，特别是看不到腐败，大面积腐败更是没有。这是国家能平稳渡过三年大困难大饥荒的关键，也是能够熬过十年 “文革”危难的关键。

　　但是中国政治的这一特点往往为历史上的法家所利用，或压榨百姓，或欺骗百姓，结果适得其反。秦二世而亡，不是亡于变法，而是亡于滥用民力，民心丧尽。正因为民心淳厚，老实，信任政府，所以与此相联系，中国老百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不起政治上受欺骗，容易闹信仰危机。老实宽厚的人，又通情达理，受损失能挺过去;一旦受骗，特别受伤;而且是内伤，不易平复。“大跃进”以后，不管饿死多少人，关键是，为什么老百姓不造反?没有出陈胜、吴广?说到底，老百姓没想造反。真要造反，是压不住的。因为当时老百姓搞不懂，饥荒是怎么发生的?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信息几乎不流通。共产党刚刚奋斗牺牲，才有了穷人翻身解放，老百姓不懂理论，凭感觉认识真理。感觉告诉老百姓，共产党不会有意坑害农民，而且干部家也闹粮荒，人民虽苦，心里却得其“平”，因为党风政风好，所以愿意与党同甘共苦，共度时艰。现在讲共度时艰，就不大容易，成本较高，需要执政党做出更大努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行“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有的干部很不理解：我都让你吃上肉了，不知感激，反倒骂娘?其实是不读书，又脱离群众，不懂中国人虽然吃肉，心里却不得其平。吃肉还要左顾右盼，街坊邻居，发现不对了：大宅门里老谁家那小谁，靠“官倒”买了“奔驰”，“发”了多少多少，这一下不平了。不平则鸣，“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于“文革”期间宣泄中下层老百姓对某些官僚的积怨，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的互联网，也起到这个作用)取消，没有别的管道，就骂娘了。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国情，资源有限，资本积累有限，人口又多，不患寡而患不均。

　　直到“文革”发生，绝大部分干部群众一贯相信党，相信反修防修的理论，刘少奇是“中国赫鲁晓夫”，“死有余辜”，也不明白怎么回事。这也是放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大搞群众运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直到“9.13事件”发生，“三叉戟”在境外自我爆炸，把人民从梦中惊醒。副统帅“永远健康”的政治偶像在道德上被事实碾得粉碎，人民终于透过“阶级斗争”看到了政治斗争和人心的某些过去不了解的方面，感到政治上受到欺骗，道德上心理上难以容忍，于是开始厌恶政治，疏远政治，信仰危机的种子就此播下。啥叫疏远政治?还不是疏远执政党?信仰危机不是改革开放才有的，“文革”后期已经有了。

　　在中国这个自古重视道德的国家，道德危机的危害有甚于政治危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再次证明，无论地位多高，一旦在道德上处于下风，政治上也就露出软肋，甚至不堪一击。林彪事件固然是政治危机，更是道德危机。因为“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种政治上的背叛和分裂行为，历来为中国传统道德所不容忍，最失人心。席宣、金春明同志说：“象林彪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内身居高位的人，竟然组织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党的领袖，这样的事件是极其严重的。它的迅速而顺利地粉碎，说明党心、民心和军心，都是不赞成、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即使像林彪那样声势赫赫，经营了多年，由网络了一批党羽，在军队中有很大权势的人，一旦丑恶面目充分暴露，也就立刻众叛亲离，顷刻瓦解。”(27)为什么“谋害党的领袖，这样的事件是极其严重的”，而“党心、民心和军心，都是不赞成、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呢?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领袖代表道统和政统，“尊王”才能“攘夷”，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从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看，也是一样。所以，政治家一旦在道德上失败，人心丧尽，表面上的东西转眼就灰飞湮灭，垮起来也是一夜之间。在中国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以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四个现代化”的政治理想重新放飞，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大大缓解。信息流通速度大大加快。不久以后，人们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一切向钱看”的过程中，看到了以权谋私背后的执政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在90年代中期以后的复杂条件下很快演变为全社会的道德危机，人们发现靠诚实劳动很难致富，搞不好还要返贫，社会底层的穷人感到自己遭到抛弃，受到愚弄，其不满情绪是可想而知的。拯救政治、道德危机，需要执政党从道德入手，从社会公正入手，夺回道德高地，重建政治信任。2002年以来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的推出和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以及更加严厉地打击腐败，正是这样做的，所以得到人民拥护。人民拥护，是因为中央的大政方针占领了道德高地，伸张了正义，所以才有“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才有十七大以来的政治局面。

　　第二，长时期大规模地伤害知识分子，极大地损害了民族软实力，也为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复兴伟业埋下了政治隐患。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也是由于建国以后各种复杂的原因，知识分子在劫难逃。信仰危机，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过错，是长期“左”的错误造成的。“左”的错误时间越长，知识分子的失望越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中最敏感的部分，在西方文化长期重压下，他们承受着巨大的文化心理压力，带着不满和不安的情绪挖掘历史原因，于是一些人在20世纪上半叶迁怒于传统文化，下半叶则迁怒于社会主义。中国要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走完西方几百年走过的道路，所以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任务太繁重，矛盾也特别尖锐激烈，所以表现为历史老是急转弯(1911年、1949年、1957年、1966年、1978年，建国以后几乎七八年就来一次)。加以中国去古未远，没有足够的历史纵深，西方国家不但不给我们时间思考，反而不断加紧围堵;我们自己也研究不够，政策不周，急转弯就不免折腾。再让钱一闹，不免更加浮躁。也不独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一样。总之，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缺陷与我们的优势和进步同在。中国自古以来，学术引导政治，所以士居四民之首。近代以来，无论革命，还是建设，乃至改革，知识分子都冲在前面。所以，无论历史作用，还是现实作用，知识分子功不可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20世纪初卷起的革命风暴迫使知识分子做出选择，导致分化，做坏事也不乏知识分子。如同葛兰西所说，知识分子都必须扎根于他们所认知的阶级之中。这种认知是通过主义的选择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主义比较复杂，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有之，崇尚自由主义的有之，也有一些人崇尚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也有清流和浊流，有爱国和卖国之分。与此相联系，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知识分子问题。

　　建国初期，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很好，所以有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后的盛世气象。以后，左倾思想抬头，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50年代中期，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历史条件下开始形成“左”的路线，而且从反胡风开始，愈整愈“左”，愈“左”愈整;经过反右“扩大化”再到反右倾，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从思想理论界、文化界一直搞到当时基本上尚不存在的“钻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搞得人仰马翻、“落英缤纷”，腥风血雨，且不说政治上经济上损失惨重，学术文化上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最重大的损失，对中国、对民族文化软实力最大的摧残，至今仍然在各个领域能够突出地感觉到的，莫过于大批民族精英和各类高级人才的损失。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那是19世纪的一种对救亡人才的民族呼唤。“五四”前后，中国人才辈出。可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人才渐渐稀少，到后来十年大革文化的命，文脉几乎断绝，以致今日从领导人到全社会都惊呼“没有大师”，各领域都备感缺乏领军人物。既然传统文化断裂，自己没有大师，就只好向西方大师顶礼膜拜，造成“理论骗子”或“文化骗子”横行(前者如 “华盛顿共识”的推行者，后者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穆克之类);或者揠苗助长，制造文化泡沫，滥竽充数了。所以，现在的许多现象有它的历史根源。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执政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出现问题，虽然也有过调整，总的趋势是对知识分子政策偏紧，甚至过苛，导致关系日益恶化。特别是“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完全破坏了科学研究的秩序和应该遵循的规律，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科学精神”，( 28)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直到1961年提出《科研十四条》和1962年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代表党和政府向知识分子致歉，“脱帽加冕”，情况才开始好转，其实也主要限于自然科学界。但是好景不长，没几年“文化大革命”一闹，又吹灯拔蜡了。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遭到的摧残，就不必说了。而且落实政策的待遇，知识分子与干部也相去甚远。但是，中国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人民厚道，通情达理，表现为知识分子一般比较“皮实”，比较“经久耐用”。虽然受了委屈，说几句好话，补不补工资都能忍受，很快就能调整状态，以国家大局为重，“不用扬鞭自奋蹄”了。

　　知识分子由于职业的原因，喜欢追求新思想。这其中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受传统影响，价值观方面偏重精神，追求正义，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或者由于出身社会底层、经济地位等原因有草根情结、平民意识的，清末民初多接受自由主义;后来许多人又转向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情况是马克思传入中国以后，遭到封杀、迫害，在这种条件下，由于经济地位相对优越和外来思想等原因，价值观方面更关注自我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接受自由主义。然自由主义也分左中右，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分化;第三种是界于前两者之间的。说“知识分子都必须扎根于他们所认知的阶级之中”，其实真正扎根是不容易的，扎得浅，在思想政治上就容易摇摆。特别是在局势动荡、刮飓风的时候，不光需要立场“扎根于他们所认知的阶级之中”，而且理论上的“根”也要扎得深，才能够辨明方向，有所坚持，有所趋赴。否则，就容易旌旗动摇，跟着跑。再加上现实中的利益导向，就更是如此。也不独知识分子，现在的干部，大多有各种文凭，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是知识分子加冕“转化”的。所以，现在的干部队伍构成，已经与以前不同，他们更多地具有执政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双重特点。由于传统文化断裂和信仰危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执政分子，都容易受到利益诱导，这是与从前不同的又一个特点，也是国情、党情和世情的新变化。

　　其实这在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朝廷的责任，前者即所谓吏治;后者对士的管理，属于文治的范畴，通过对士的使用来实现“文治”即“马下治”;也有称君臣(士)共治的。对士本身，因为心理特点，不叫“治”，主要是如何对待和使用，政治术语叫“怀柔”，即笼络。钱穆先生评论隋文帝，只知有吏治，不知有文治，不如汉光武帝吏治和文治并用。(29)至于“怀柔”或笼络，这其中也大有区别，一种是比较高级的笼络，基于政治上的认识较高，实践上能以人才为股肱，如唐太宗之于魏征等诸贤臣，所以有“贞观之治”;另一种是认识比较低，加以民族隔阂，视养士为“蓄娼尤”，如清乾隆皇帝之训斥于纪晓岚。满清统治者直到慈禧太后对汉臣都是这种心理，基于权术，用着的时候急如星火;不高兴用的时候，弃如敝屣，甚至往死里整。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政策，出入很大，其中多有宝贵的经验教训。以宋朝而言，宋朝优待官员，又以能养士著称。宋朝鉴于唐朝藩镇割据而亡的教训，“极力想抑制武人......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吸国家的精血。” (30)宋朝养士并不错，但失之优容过度，自食其果。表现在每逢国家临难，就有一班朝臣力主迁都，怂恿皇帝逃跑。宋朝的这一恶习在历史上延续，到明朝发生 “土木之变”，英宗被瓦剌人劫掠，京师震动，朝臣也学宋朝力主南迁，幸有永乐进士、兵部侍郎(后任兵部尚书)于谦能以宋亡为鉴，挺身而出，力主抗击，终于转危为安。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联系到近代早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野心，于谦作为民族英雄的意义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土木之变是在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如果不是于谦挺身而出，拱卫京师，打赢北京保卫战，而是听任侍讲徐埕蛊惑迁都，必然如于谦所料，明朝必将重蹈宋亡覆辙。果真如此，则中国大局是统一还是分裂，以及半个世纪以后即明正德年间起，中国海军先后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交战是否能够取胜(实际情况是全部取胜)，都是问号，那就祸福难料了。鉴于16世纪以来西人一直骚扰中国沿海，多次与我国交战，仅荷兰人盘踞台湾就长达38年，如果不是明朝海军的有效抗击，搞不好等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西人登陆中国、肢解中国或“以夷变夏”已经得手。温习这段中西“文明冲突”，笔者不由得为历史捏一把汗，对于忠肃的历史贡献真的应当特别加以大书一笔了。

　　历史证明，明朝对士大夫缺少“雅量”，失之过苛，屡兴冤狱，固然不行。但是太有“雅量”，过犹不及，变成纵容，又可能蹈宋室的覆辙，走向反面。右的思潮，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种政治定性，因为这种思潮在政治上是以推翻现存政权为目的，与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一体两面。20世纪80年代，改革刚刚起步，社会分化尚不严重，社会矛盾和相应的风险，已经足以酿成政治风波。现在的天气早已今非昔比，风高物燥，而火星四溅。一些受外界影响而信奉自由主义的，或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注意或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了也觉得无所谓，这是一种相当糊涂的思想。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以后，在国际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要西化、分化、搞垮中国的条件下，极右思潮必然要为国际敌对势力所利用，内外合流，一旦得逞，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中国现在的所谓中产，多数人地位极不稳定，随时可能沦为穷人，而且正在或已经沦为穷人。大部分知识分子，其实属于穷人范畴。如果信奉自由主义，相当于提着自家的猪头，拜别人的菩萨。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解体后追悔莫及，就是这个道理。特别是，那样一来，160多年以来追求的中华复兴伟业，好不容易刚刚起步，必将前功尽弃。前功尽弃之后，必将万劫不复，欲求今日俄罗斯的状态，也不可得了。

　　20世纪80年代坚持经济领域不反自由化，是为了保护经济改革，深化经济改革。这种做法有其必要性，当然也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留下不小的隐患。这种代价，部分地表现为北京风波，其后就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泛滥而导致的严重后果。50年代的右派，真正货真价实的极少，不到被打右派的2%。那时候其实是政策偏“左”，显得有些人似乎右，未必是真右，所以叫“打”成右派，官方的说法叫反右“扩大化”。当时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亲身经历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心向共产党，追求光明。许多进步民主人士长期追随共产党，新中国建国以后许多人更满怀爱国、建国和报国热情，真心真意想为国家民族承担责任。没想到，转眼之间，这一切变成了“引蛇出洞”，随后的“扩大化”将55万人打成右派，株连的范围何止千百万人。所以，后来信仰危机也有历史根源。反右运动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和道德代价，表现为后来历史的报复。

　　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为80-90年代的历史转折、社会转型和政治动荡埋下政治隐患。随着发展改革的深化和国情世情党情的变化，历史上的“老右”逐渐分化，少数人继续向极右滑去，及至90年代中期以后，连同一部分新生代向右滑得快的，汇合成真右派，而且有的能在西方挂号而享有高知名度。其中有一些属于50年代原本不够而被“打”成的右派;没想到斗转星移，三四十年以后没人打，却自己争取、坐实了右派(这是民间在网上公议的，这里借用这个提法)。一些人表现得缺乏民族责任感，有的甚至完全丧失责任感，甚至公然仇视爱国主义，将近年来国内的爱国主义称为“逆流”，或骂以“爱国贼”，真不知是何肺腑?社会上更有一些人思想混乱，流行麻木感，糊涂感。这也是中国现阶段转型期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与“五四”以后到抗战时期如西南联大时期有很大不同。这其中既有国际影响、外部因素，也有改革中的现实根源，还有利益分化、社会分化的经济根源，也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根源。原因是很复杂的，不能仅仅归结为“和平演变”的外因，所以应对起来也不可以简单化。80年代以来，全世界都受新自由主义浪潮影响，不独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向右剧烈倾斜。80年代世界向右转，显得一些中间分子偏左，未必都是真左，不都是极“左”。就是说，真正想倒退的不多。近年来世界又开始向左转，暴露出不少人偏右，未必都是真右，许多人是糊涂。党的十七大召开，西方对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已经彻底失望，现在西方除了直接或间接发动战争以外，唯一的一线希望是通过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全方位施加高压，以及通过“第五纵队”促使中国人心理崩溃和内部发生“颜色革命”。西方这个算盘打错了，还是不懂根源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政治抗压性，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国人与俄罗斯人不同，在于中国人愈挫愈奋，不容易发生心理崩溃。中国没有退路，只能知难而上，只能作“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不闯过美国这一关，中国崛起不了。其实，国内真正死心塌地想要配合西方敌对势力搞“颜色革命”的人并不多，只是有些人一时对西方还有剩余价值，现实中也还有走向衰竭的能量。

　　建国60年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不免有左右摇摆的特征，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合乎规律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历了长期极“左”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后，物极必反，矫枉过正，右的思潮兴起，80年代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那时候社会分化还不明显，资产阶级还没有分化出来。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思潮泛滥成灾，社会急剧分化为阶层所不能概括的深度，作为某种特殊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的极右思潮随之泛滥。其实极“左”和极右，都是祸害。极 “左”时代的社会经济环境，如同漠河的冬天，严寒的气候环境下，微生物不易活动，很纯洁，人不易得病，腐败也不易滋生;然而什么都不容易生长，人的生存困难，搞不好会饥寒交迫，会饿死人、冻死人。极右时代的社会经济环境，如同杭州的梅雨天气，草长莺飞，树木繁茂，什么鸟都有，但是气压太低，湿度又大，利于微生物繁殖，能诱发各种致命的疾病，尤其是一种“率兽而食人”(《孟子》)的社会病。当年辜鸿铭先生骂西方是“食人兽”，现在一些中国人也在变成“食人兽”，这是剩余价值规律必然导致的道德后果。

　　现在社会分化，知识分子只是一种职业，作为一个完整的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其中许多人的经济地位已经完全改观，政治地位也大为不同。现在的某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位居中产之上，养尊处优，脱离群众，往往相当麻木，又盲目崇拜西方，不要说不像共产党人，甚至缺少历史上士大夫的品格和情怀，容易成为右的思潮的社会基础。正如刘国光同志最近所批评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学论坛和文坛上传播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不少都不是轻量人物。上面所举言论，有的出自大经济学家，有的是“改革之星”，有的是财界领袖，有的是党校精英。他们中一些人，在非意识形态的，中性问题上某些观点，也许是可取的。他们附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也许是不自觉的。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将会把中国带向财富集中于少数人而多数人享受不到果实的“改革成功”的道路上去。鉴于他们在社会上在媒体上的强势地位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31)诸如此类的现象，既有现实原因，又有历史根源，但无论什么原因，在国际上 “文明冲突”的今天，都极大地削弱了中华民族的软实力。

　　第三，传统文化断裂不得，否则会为全盘西化开辟道路，会象顾炎武说的“亡天下”。

　　一个缺乏统一的文化认同而仅仅以某些理论上未必靠得住的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和维系的社会，是一个可能一时稳定却隐藏着极大不稳定的社会。政治易变，文化是稳定的，可以传承几千年;政治信条不都是稳定的，有时是很不稳定的。前苏联是一个例子，意识形态崩溃导致苏联解体;在中国，信仰危机了，还有文化支撑。所以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

　　席宣、金春明同志说：“‘文化大革命’10年，是新中国科学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时期。”(32)那么，反右运动就是“次黑暗”的时期。一个“最黑暗的时期” 再加一个“次黑暗”的时期，结果造成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化断裂。现在的中国，一方面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果实，另一方面也在承受着历史上传统文化断裂带来的后果。所谓“文化断裂”，在中国由来已久，但是“文化大革命”肯定是最严重的。这次造成的文化断裂，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和损毁;二是全国范围内(涉及所有学科)大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和无数有造诣的优秀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而提前离世;三是文化、教育、科技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四是对全民族的精神、道德、文化、心理和综合素质产生了长期的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这是造成当前我国遭遇现代化“人才瓶颈”和道德危机的直接原因，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感到缺少真正的高级人才，缺少领军人物，最主要的还不是缺少大师级人才，而是缺少中国自己的真正的思想家。笔者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分析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时指出，苏联自赫鲁晓夫以后党内缺少真正的政治家，都是党务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更缺少思想家，因为优秀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理论家都在斯大林时期被消灭了。这是造成五十年代以后苏共和苏联战略能力持续下降而最终败于美国的重大原因。苏联人才素质不行，主要不是科技教育文化人才不行，而是政治人才不行，包括党的思想理论不能创新，导致经济政治长期不能改革。文化断裂对我国现代化进程造成的影响，与苏联的这个问题有类似之处，但性质、原因、表现和影响又很不同。中国是政治上强，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虽然历史不免左右摇摆，历经坎坷，终于能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代中国避免苏联厄运的一个根本原因。

　　(本文系拙著《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第六章“历史的飞跃和曲折”的第二节，该书2010年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若干理论问题探讨（下 1979-2009）

　　郑彪

　　引言

　　综观近代“文明冲突”的历史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在各种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搏弈过程中，东亚文化的表现最佳。其历史依据是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最早成功，现实依据是中国道路正在成功，必定成功，而且中国道路成功的国际意义，难以估计，非小国所能比拟。东亚历史上是儒家文化圈，现在虽然总体上还是，但是已经有不小的改变，例如韩国已有1/3的国民信基督教，近些年基督教对中国的渗透也不可等闲视之。笔者坚持认为，中华复兴、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就是当代“修齐治平”。某些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至今在思想理论上对传统文化抱有偏见，实践上也不善于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其实是不够明智和缺乏远见的。西方在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和文化方向上不遗余力，30年来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近年来眼看功亏一篑，不能成功。对此，西方心里非常清楚，也非常失望和无奈。20世纪初中国没有走土耳其道路，80年代以后仍然没有走当代土耳其道路(新自由主义)，而是半路折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根结底，这是坚持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化的这种自信，植根于它在道德上达到的人类文明高度。这种强大的文化力量随着改革开放带来财富的不断涌流和国力的日益强大，将不断日益强大。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能够始终自强不息、一往无前，克服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迈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脚步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前，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时刻，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堆，但是历史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从理论上说，最重要的是从政治经济学上廓清大是大非，为下一个四十年扫清道路。至于总体上，只有文化复兴才能支撑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华复兴，包括文化复兴，需要学术引领，需要创造条件，培养和造就真正能够在政治和文化上引领中华民族前进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化学术大师。

　　一、中国何以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

　　20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即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2008年这次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都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枝独秀的景观，前者是战前工业化时期蒸蒸日上的苏联计划经济;后者是坚持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经济。所不同的是，战前苏联经济通过外贸与西方经济发生密切联系，主要以资源换取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是没有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也就没有卷入西方经济危机的旋涡，并通过战争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允许各种私有制经济发展，也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地和迅速地生长起来;也由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很高的程度;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两方面因素作用下，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也使得这种经济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越来越大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次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这是造成我国GDP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13%骤然下降为2008年的9%，第四季度更降为同比的6.8%，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6.1%的主要原因。(29)刘国光同志指出，外贸依存度高导致我国经济遭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大，只是造成我国经济困难的外部原因，根本原因还在内部。“内部的因素，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投资消费比例的扭曲、房市股市的周期波动等影响外，主要是在经济体制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比重的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的相对下降，市场化改革的突进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相对削弱，等等，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中起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大。这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就很自然地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经济危机卷进去了。”(30)

　　中国既然卷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就必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犯一个病：相对生产过剩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在我国分别叫做生产能力过剩和内需不足，这在经济学上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生产过剩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是由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是资本积累规律导致的两极分化带来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只能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得到强制性解决，破坏性很大。刘国光同志指出：“我国这些年来，过度追求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和鼓励私人逐利，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近年的0.47，超过国际警戒线，这是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的消费倾向虽高，但由于没有钱，不能多消费。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于是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低。所以，中国当前遇到的问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实质上是类似的，就是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影响，人民大众有购买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不能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31)

　　中国经济的困难，对中央和政府的压力最大，老百姓也感同身受，但是中国比较能扛，又不事张扬;以这次金融海啸论，西方国家底子厚，其实承受力强，却连呼救命，特别要求中国“救命”，表现得特爱咋呼。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总起来说，在这次危机中，美国、西欧和日本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降为负数，其它国家的经济下滑速度也较中国为大，而中国由于长期高速增长，这次虽然速度下降很大，毕竟还能保持不俗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发达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其它国家都是赤字财政，特别是美国长期双赤字(财政和国际收支)，长期靠发债度日，所以火红的眼睛都盯着中国两万亿美圆的外汇储备。正因为如此，半年多来西方关于要中国“救美”、“救资本主义”、甚至“救世界”的各种呼吁充斥媒体，美国甚至由希拉里国务卿率团来华，高唱中美“同舟共济”，不断向中国兜售国债和“G2”(“中美共治”)设想。现在，美国又出幺蛾子，与西方国家联手围堵中国外汇储备：不许买西方核心技术，不许买资源，只许购买美国国债、垃圾债券和落后工艺。

　　为什么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而又能表现相对出色?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换言之，中国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这是中国经济卷入了这场世界经济危机，又能表现相对出色的根本原因。由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就没有象有些国家那样，一头扎进新自由主义，全面推行“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而是保留了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例如，在关键的重要领域保持了强大的国有实力;国家保持了强大的财政金融的资金实力，保持了大量外汇储备;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保持了国家计划调控的余地和保留了发改委这样重要的中央计划机构;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相对谨慎，如资本帐户没有完全开放，银行运作尚未完全与外国接轨;等等。正如刘国光同志所说：“总之，中国经济并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如同某些‘主流’经济学者所竭力主张的那样。”(32)正因为如此，中国应对这次危机时能够出拳快、出手重，表现出传统体制下就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调控能力，与一些西方国家适成鲜明对照，也为西方所羡慕。30年来中国能够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在国内发展和改革的大风大浪中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由于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中央对时局早有预见，从2002年起就开始进行重大政策调整，包括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和部署，提出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等等;如果没有这一切，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突然来袭，中国显然没有现在这样相对宽松和主动的局面。

　　所以，“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十七大报告语)，这是一个历史证明的千真万确的真理，也包含着对改革开放长期实践的新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在国内发展和改革的大风大浪中坚持现代化，拒绝西化和分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在这条道路的背后，有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支撑作用。也因为几千年来传统文化根深蒂固，1842年以来，中国人一直致力于现代化，但是西化思潮从来没有成功。就连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优秀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根本上说也是儒家文化钟出来的。《周易·系辞》曰“继之者善”，能继是为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道统政统学统的继承者，是中华复兴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所谓执政党优秀和成熟的政治-文化根源也在于此。这一点，放眼世界各国看一看，比一比，不难得出结论。西方列强在1900年没能肢解中国，唯一的原因不是别的，是列强畏惧四亿中国人民。因为如果把四亿中国人都逼成义和团，那就是西方的一场梦魇。后来，中国有了共产党，西方在中国就再也难以得手，苏联对中国的控制也不能实现。现在西方再次想肢解中国，进而对中国文化和人民进一步施以“文明冲突”，最大的政治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中央一直强调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加强反腐败力度，十七大报告列出专章阐述“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将该工程列为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的一个主要议题，说明中央在政治上非常清醒。如果挑开天窗说亮话：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终结的时代，是一个地球诸种危机深重的时代，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文明冲突”更加尖锐的时代;时代将问题提得极为严峻和简单：中华民族要生存和繁衍下去，不想步非西方文明那些灭亡和衰落民族的后尘，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这一切的关键取决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二、“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新解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主义”，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不折腾”。于是围绕“不折腾”的含义，海内外颇有些议论。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央的政策有不同的解读，早已是社会各界的常态。对中央政策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也不是个别现象。例如“不争论”原本是一种政治智慧，在实践中却变成某些人搞“一言堂”的工具，自己把持着话筒(话语权)，告诉别人“不争论”。这次中央提出“不折腾”与当初提出“不争论”有不同的背景，但是也要防止有人滥用中央政策，以“不折腾”为挡箭牌，而搞“单边主义”的“折腾”。所以对于什么是“折腾”，需要定义。

　　中国文化崇尚正义，孔子说“政者，正也”，(33)这是中国春秋时期对政治的定义。《左传》说：“国将兴，听于民”，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旨归。所以孟子曰： “闻杀一夫纣矣，未闻弑君”，(34)可见在孟子看来，武王伐纣，不叫“折腾”。现在实行依法治国，执政党也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不能算“折腾”。世界各国通行叛国罪，日前中国政府判处某间谍死刑，有国际舆论反对，但国家照判不误，这也不叫“折腾”。近年闻韩国举国上下大肆整肃“韩奸”，俄罗斯普京大规模整肃寡头和内奸，最近更推出法律以维护历史尊严，老百姓叫好，未闻“折腾”。所以“折腾”既有其传统文化的含义，也有其国际惯例，更有其现实针对性。其实，“不折腾”是代表中央的一种政治态度，也是一种政治智慧。树欲静而风不止，党中央不想折腾，人民希望安居乐业，可是想折腾的、一直没闲着不断折腾的，在国内外大有人在;你不折腾他，他非折腾你，而且大有得寸进尺，登鼻子上脸，不折腾出头决不罢休之势。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不仅如此，国内外都有一种势力，如鲁迅先生所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只许自己折腾别人，不让别人折腾自己，“这种人，万勿同他接近。”所以，也不能把“不折腾”绝对化，不能作茧自缚。在笔者看来，中央讲“不折腾”是从稳定大局着眼，从人民利益出发，包含有中国古代“不扰民”(35)和“政简刑轻”的理想，所以“不折腾”是一种菩萨心肠;而“不动摇”自有霹雳手段，类似新疆“7.5事件”和各种恐怖主义活动，不镇压根本不行;至于“不懈怠”，则两者兼而有之。刚柔并济，恩威并施，是古今为政之道。不这样，根本没法干。笔者这样解读，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也基于对党的政策的全面理解。说了半天，事物发展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还要看国家大局、人民群众过得去过不去，说到底，得顺乎国情民意。

　　“不折腾”三个字，有深意，引起评论，有不同解释，见仁见智。在笔者看来，现在左、右两边都有人要折腾，显然右边的更甚，更急不可耐，因为跟“外边的”相联系。借用汤因比的话说，左派是忍无可忍的“被动反应”;右派一直是主动进攻，得陇望蜀，欲壑难填。所以，“不折腾”三个字要联系全篇讲话精神才能正确理解，还是反右防“左”：两边谁也别折腾。这样理解才能得其真义，而不是把“不折腾”三个字摘出来，加以自己的想象，自说自话。或者自己折腾完了，拿“不折腾”当免战牌，恐怕都不是“不折腾”的原意。

　　其实有时洋人看中国问题，往往能一针见血。前德国总理施密特2009年指出：“(中国)如果在内政上没有不测事件发生，我想未来 40年到50年中国将达到科学技术的颠峰。”(36)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乾说：“到新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时候，中国可能作为世界领导国家之一出现在舞台上。如果那时候它的国内政治还没有发生急剧变化，那么美国面临的就不只是另外一极，而且还是一个潜在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主要对手。”(37)可见西方对中国崛起都有所保留，就是看中国内政是否会发生“不测事件”或“急剧变化”，出发点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一定不能自己折腾。不折腾，就是妥善处理内政外交上的各种矛盾，这当然很不容易，但是只要善于学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因为一切恶势力，最致命的弱点是非正义，见不得光，是一种“见光死”。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崇尚正义和社会主义崇高理想、基本制度早已经深入人心的国家，尤其如此。

　　一部西方现代史，并没有外部压力，但是阶级斗争、宗教战争、对外扩张、文明冲突不断，而且战争一直打到今天。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直处在西方巨大的压迫之下，所以这160多年历史上阶级斗争、抗击侵略者的民族战争，包括内战、内乱的确不少。这并不是中国人偏好内斗，或者喜欢搞阶级斗争，更不是搞什么 “告别革命”所能解决的。归根结蒂，这一切都是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冲突”背景下发生的，是汤因比说的“挑战反应”的表现，不是中国人愿意“折腾”。中国现代史上阶级斗争采取了激烈残酷的形式，也是由于外部压力大，民族危机深重，加以内部社会财富总量很少，人口又多，阶级之间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回旋的余地。社会财富总量少，就是穷，穷则思变，也容易穷急生风，这也是建国以后建设和改革一再急于求成和左倾路线形成的经济根源。毛泽东说：中国有七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样说也是基于中国国情：人口太多，社会财富总量太少，又没有外财可发，没有国际空间可以扩张以缓解和转移国内矛盾，象近代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那样。经过30年改革开放，现在我国社会财富总量比起过去要大得多，同时社会结构急剧改变，社会分化包括阶级分化看起来也难以避免。完全没有分化的社会结构，似乎不利于社会进步;分化严重的社会结构，不利于社会稳定。现在的一些社会冲突是否带有某种阶级冲突的苗头和性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纸里包不住火，理论要能够先行，才能未雨绸缪。现在的社会分析，需要揭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也需要科学地揭示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目的主要未必在于进行斗争(也不能排斥斗争，因为斗争是客观存在)，而在于正确地进行疏导和社会调节，也就是进行必要的社会妥协。现在国家也有条件通过调节社会财富总量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构建和谐社会。在任何国家，这样做都不是没有冲突的。1890年美国实行《反垄断法》，政府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但是政府胜利了。罗斯福新政也是充满斗争的。战后西方国家的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高达60-70%的所得税，能没有斗争?但是都已经实行几十年了，未闻“折腾”。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在19世70年代以前，是对穷人狠;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不仅惊醒了工人阶级，也惊醒了资产阶级以后，资产阶级政府机灵得很，他们实行反垄断和高税收、高福利等政策，从决心和力度看，对垄断资产阶级也挺狠：高达60-70%的所得税，还不狠?但是狠得有眼光，“讲政治”，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而且，一旦有机会，西方国家政府会不失时机地反攻倒算，如美英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以，西方国家的百多年来的制度演变也是充满斗争，但也未闻“折腾”。可见无论东西方，正常的斗争与“折腾”，都不是一回事。百多年来垄断资产阶级政府处理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的手段，其中大有文章。在这方面奥巴马政府不如罗斯福政府，不是因为现在的美国政府笨，而是他们认为现在国际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没有20世纪30年代那样严峻，似乎没有革命形势。他们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所以看大势老犯错误。

　　根据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在当前西方加紧折腾中国的背景下，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无疑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这只是“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不可重复历史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陷入“折腾”;除非发生战争，必须“不动摇、不懈怠”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恐怕也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题中应有之意。

　　另一方面，反华势力不会消停，国际阶级斗争正在出现新的形势。从世界范围看，两极分化的加剧，中产阶级的大面积沦陷，新自由主义破产和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推动着世界政治向左转，国际上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状况正在出现新的阶级斗争形势。沃勒斯坦认为，1990-2025-2050年期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寿终正寝的时期，也将是不大安宁、不大稳定、不大公正的时期。主要的斗争将在新的贫困者同新的富翁和富豪之间进行。因此，他说：“今天和今后50年，我们的任务是乌托邦主义的任务。”一个时期以来，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在俄罗斯、中东欧，在拉美国家和世界其它地方，国际上类似的动向是引人注目的。一个并非惊人的事实是，在柏林墙推倒20年后的今天，在全世界已经出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一种积极主动地推动世界体系向健康公正方向变动的新左翼政治力量和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聚集和兴起。

　　在当前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如何把握时机，应对挑战，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是一句话，三个“不”字连用，有其特定的含义，不能割裂。岂但三个“不”字不能割裂，整个讲话都要放到党的十七大的背景，联系十七大报告的精神来理解，才能得其真义。掌握了十七大报告的政治基调，也就掌握了胡锦涛同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讲话的政治基调，也就不难了解“不折腾”的真义同样在“反右防‘左’”。

　　三、繁荣社会科学与建设思想库

　　做官需要读书，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个道理中国人懂得最早，也最早制度化，这个经验近代被西方学了去。读书做官制度化起于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即位)设五经博士官，至少比西方早约2000年。中国古时候，往往书读到进士及第才能授官。但是也不敢过于自信自专，特别是做到封疆大吏，一般都要请一批幕僚或师爷。县太爷，七品芝麻官，也至少要请两位师爷，一曰钱谷，二曰刑名。幕僚，在现代政治中，西方叫智库，现代中国叫政策研究室，广义上说包括社会科学院，大学、部委的研究机构等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使用了“智库”的概念。智而曰“库”，言其多也。智库，就是领导人的外脑。古代尚且需要外脑，如此复杂的当代，外脑日益重要。外脑固然重要，但是内脑是决策的根本，所以无论外脑如何重要，不能完全代替领导人自己读书，长学问。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看似老生常谈，但是要“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这种提法不仅前所未有，而且触及了中国软实力问题。

　　世界进入“思想库”时代。现代国家无不有自己的思想库。二战以后，思想库在西方国家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其实，中国历史上久有思想库的传统，这不是牵强附会。

　　中国自古有道统，就是儒家传道的系统，它反映了儒学的渊源。道统是中国传统信仰，孔子在历史上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代表道统。道统高于政统，学术高于政治，这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有维系社会的无尽好处，其要端有三：一是使从政者每遇大事，有所咨询。思想库在中国古代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春秋齐国的稷下先生制，以后有秦国的博士官制，汉朝的太学制，等等。二是形成一个有牢固民族传统文化根基的士林阶级，并带动影响社会，则无论如何刮风，甚至政治乱于上，社会仍可以安于下而不至大乱。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如钱穆先生所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力量之贡献，乃远过于政治力量。换言之，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寄存于下层社会，实更大于上层政府。”(38)回顾几千年历史变迁，道统对中华民族的作用居功甚伟。然而时代变了，道统既需要继承，也需要与时俱进。近代孙中山先生首倡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将西方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结合起来，作为新道统而立于民国法统之上。新中国建立以后，实际上社会主义成为新道统，但是这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均未成熟，新道统在某些方面未能经得起历史检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风渐烈，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在官产学领域和全社会造成的危害，几乎动摇国本。其所以不致重演苏联故事，其原因除了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以外，也要看到，尽管经过百年来文明自戕，但是世世代代传统文化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社会各层次深入人心，无形中起到重大作用。党的十六大以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非孤立凭空产生，乃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产物。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等，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是一体，成为中国的新道统，永遵勿失，而高于法统之上。所以恢复道统地位，与时俱进，实为全民族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大计着想，对此不可以存官学门户之见。

　　三是移风易俗，使得全社会尊学向学，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的教化作用。尤其是现在，经过30年改革开放负面因素的影响以后，移风易俗的任务相当艰巨。恢复中华文明的道统地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指导地位不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指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指导地位并不等于可以取代传统文化，相反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十七大报告的语言叫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更多的民族色彩。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各有其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只能相辅相成，不能互相替代。结合得好，这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优势。西方没有道统，只有法统。如果说有，则是宗教。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在俄罗斯取代了马列主义的地位，正如雷日科夫所说“丢掉了苏维埃价值”，削弱了俄罗斯民族的软实力。中国在世界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同时，必须在中国化上下大力气，必然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和道统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重视道统，又实行科举取士，所以古代公务员多是读书人出身，这个优秀传统到元明清就每况愈下了，因为专制独裁不需要学者，改为帝王独裁和迫害士人的传统。到袁世凯当国，虽是窃国独裁，毕竟时代不同了，比较重视顾问的作用，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直到新中国建国以后一段时期，党内外总的说来是有民主的。但是主要由于历史原因，后来发展到七亿人一个思想，不需要也不可能有思想库。所以，现在中央提出社会科学要发挥思想库作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近年来，国内围绕思想库发表了一些文章，总体上对建设思想库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笔者认为，不应当把思想库的定义和功能搞得很窄，似乎成了政策研究室。中国现代思想库的作用和功能至少应当包括几个层面。

　　第一，基本理论层面。基本理论研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基本理论研究要出思想，出理论，出成果，出人才。而思想和基本理论是管战略的，管长远的，管方向的。出人才是决定性的。基本理论研究关键是创新，贵在立足中国，亦中亦西，融会贯通。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向西方学习最起劲的时候，西方的社会科学出现大问题。2000年沃勒斯坦在一次演讲中说;“1989年以来的世界社会科学，情况是可悲的。大家谈论的都是全球化——而且几乎不管是什么政治倾向的人都在谈论全球化”，“这一术语模糊了我们的视线”，“世界的社会科学没有给我们提供有用的工具来分析1989年以来世界体系中发生的事情”。(39)这其实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全球流行社会科学去政治化的必然结果。社会科学去政治化，符合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所以，这方面中国需要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推出自己的优秀理论家，推动中国自己的成果和人才走向世界。中国的学术理论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创新，但是没有必要一味追求什么国际思潮、国际奖项，更没有必要以赢得国际喝彩为学术目标。中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和优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中国思潮也是国际思潮。学者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思想理论，实际上难以进行高质量的国际交流，也难以赢得国外同行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获得真正的国际学术地位。不下大力研究基本理论，战略研究就失去依据，政策研究就失去方向;缺乏理论高度，就必然陷于就事论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基本理论的决定性作用。相反，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主要是受到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干扰，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反映在思想理论上，根本原因是在政治经济学等基本理论层面出现偏差，导致一个时期实践上某些重大政策出现失误，甚至可能模糊发展和改革的方向。所以，思想理论战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保证思想库的正确方向。基础理论研究也要有议政能力和政策建议能力。党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基地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院和党校等有关系统，但领导权和指挥棒在中央，最重要的是学术评价标准、激励考核机制和有关政策的基本原则要根据国家民族的需要和中国国情来制定，不能盲目追随西方。当前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第二， 传统文化层面。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好，实现现代化也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既需要强大的基础理论支持，也包括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支持。中国历来重视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来鼓舞广大干部群众，传统文化中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势。当代国际竞争，愈来愈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愈来愈表现为文化之间的竞争。所谓“文明冲突”，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参与全球化不能失去本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特征，相反要极力将本民族的文化加以国际化，这一点早已经成为发达国家19世纪的社会共识和一贯国策。在这个问题上，100多年来中国左右摇摆，走过不小的弯路，耽误了不少时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个任务实际上相当艰巨，至于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则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当前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首先带有抢救、启蒙和普及性质，具有无比巨大的社会需求，更有深远的意义，是中国思想库的光荣使命。

　　第三， 国家战略层面。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统筹能力，世界眼光，战略思维，都是国际战略能力问题。无数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表明，政治思维、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决定国家的战略谋划、战略预见、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能力。战略能力决定国家命运。国家战略研究，为当代每一个国家生存和竞争所必须。战略研究也要出思想，出理论，出人才，要培养造就中国自己的战略家。这方面是中国思想库突出的短板。

　　第四， 各级党和政府的政策形成层面。政策形成是以基础理论和战略研究的成果为依托，基础理论研究和战略研究归根结底要能够指导政策或者转化为政策，才能变成现实的软实力，才能发挥思想库作用。政策研究也要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政策研究系统直接服务于各级党和政府，是最直接的思想库。

　　无论基础理论研究、战略研究还是政策研究，都要有议政、咨询和提出政策建议的能力，有与政府沟通的渠道，有影响政策的渠道和机制，有参与形成国际性、全球性议程的能力。中国思想库体系的建设，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不仅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色彩，而且必须理直气壮地“讲政治”，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党和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体现，本质上是全球化条件下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问题。

　　实际情况是，西方多年来对中国社学社会科学的影响是惊人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直接影响。据披露，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举行盛大招待会，欢送该基金会在华项目的负责官员。用某媒体报道的话说，原因是该官员连续九年在华任首席代表，其“工作的必然结果是，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公益界”引进了一个“求‘钱’若渴的时代”。又据某知名政策研究机构负责人说，“参加者的人数之多，层次之高，学科范围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令该负责人“震撼”的是，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起在华活动20年，“仅仅用了4亿美圆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他说，中国的外贸每年有数千亿美圆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指出，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影响最大的还在于，“外部资金进来的同时，乘机也将国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引了进来。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部追随西方体系。”结果，造成中国软实力的“巨大亏空”。(40)

　　对于这些存在多年和众所周知的现象及其复杂的背景、原因，篇幅所限，这里不作分析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许多现象都是事实，尽管总起来说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与党和国家的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但是这不能反映中国思想库的全貌、主流和实质。

　　首先，中国思想库的总体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把握的，其主流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从根本上说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服务的。这些都不是西方国家所能左右的。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例，“报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报告描绘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我们继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的这段话在政治上极有分量，很多从事思想库工作的人未必都读过。什么是主流?这就是主流。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别，在于能否引导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而不在于其它。而且主流和非主流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非主流可以转变为主流，主流也可以转变为非主流，也可以“边缘化”，甚至死亡。正如著名海外学者郑永年最近所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死了。除了一些毫无结果的挑战官方的行动之外，自由主义的诸多论述与中国的现实越走越远，也越来越不相关。”(41)这一切都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所以，中国的思想库也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由中国自己掌握着，西方国家和美国的影响力早已经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对此，他们看得很清楚，内心很悲观，也很无奈。国人也应当看清楚。

　　其次，中国思想界现状的形成由来已久，情况复杂，需要加以分析。从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看，大多数人主要是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社会科学思潮和理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既有消极的方面，也有其积极的方面。有一定能力的学者自会分辨，在为数不是很少的一些人中间存在对西方理论盲目崇拜的倾向，主要是受大气候和利益导向影响，也有中国改革内在的原因。国际资助一般应当是合法的，受到西方各种资助的人毕竟不多，而且情况也很复杂。所谓“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虽然是普遍现象，真正心甘情愿将自己的学术生命与国际势力联系在一起而且死心塌地的人，毕竟极少。而且有些走得比较远的人在社会上的形象已经被自我矮化，影响式微，甚至走向反面。所以，只要加以正面舆论引导并辅之以必要的政策导向，情况必定会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在发生变化。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必须整合和建立适应新形势需要的自己的思想库队伍和体系，这是战略任务，也是当务之急。所谓“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是说中国思想库的现状，显然不能适应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任务的需要。突出的问题一是“软”，首先“吃人家的嘴软”，是指为中国利益说话时“嘴软”，为外国或跨国公司利益说话时则比较“嘴硬”。其次，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挺身而出的人在网上愈来愈踊跃，但是各种媒体配合的还很不够，这种声音也还不够大，许多自由主义学者患了集体“失语症”。其实这是个意识形态政策和舆论导向问题。第二个突出问题是“散”，中国的思想界，从业人口很多，看起来也有高校、各级社科院和党校等等几大体系，高级职称、学位漫天飞、遍地流，其实力量很分散，思想很涣散。问题很多，也不都是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问题，既有更深层的利益导向问题，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也有国际背景。所以需要靠改革来引导方向，整合队伍。所谓整合和建立“中国自己的思想库队伍和体系”，是实践提出来的重大任务。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分化、利益分化、社会分化，国情、世情、党情都在变化，这些都是事实，也难以避免。一个突出的教训是，中国要想避免苏联的厄运，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就必须建立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忠实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上和学术上过硬的思想库队伍，这一点在本质上与军队国防建设没什么两样。

　　(本文系拙著《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第七章“改革开放和中华复兴”的第二节，该书2010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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