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做经济工作 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
李庆刚
“他看问题有眼光”，“能抓住要点”。这是毛泽东对陈云的评价。陈云是政治家，也是战略家，他看问题一向有战略眼光。他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他要求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他经常讲：“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
1944年初，陈云开始主持领导西北的财经工作。当时，边区经济异常困难，边币发行量增加13倍，物价猛涨20倍。陈云走马上任后，针对货币贬值、物价上涨问题没有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而是将其纳入边区经济工作未来发展的战略大局中去通盘考虑。首先，陈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细致观察，深入研究边区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原因，提出解决这些财经问题的对策。其次，陈云将贸易、金融、财政问题作为首先解决的难题。在财政方面，他提出要以生产为本，既要节流，更要开源;在金融方面，他灵活地开展边币和法币的斗争，妥善解决恶劣货币发行问题，维持金融平衡和稳定;在贸易方面，他加强对外管理，突破敌人封锁，实现外贸出超，对内自由，活跃边区市场。
那么，在这些政策中，哪项是带战略性、需要采取得力措施加以根本解决的问题呢?在陈云看来，归根到底，生产才是第一位的，发展生产对解决财政赤字、金融波动、贸易入超等问题起着决定作用。就此，陈云提出生产第一，外贸第二，财政开支第三，并号召“大家自己动手，机关部队还要生产”。正是在陈云的主持下，1944年边区完成了10万担细粮，部队、机关、学校有些部分自给，有些完全自给。著名的359旅不但能够自给，还交了公粮，这使边区公粮就减少了2万担，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除了在他擅长的经济建设方面外，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建设方面，陈云的眼光也是超前的。1948年10月，陈云担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领导接收沈阳及其周围几个城市。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陈云初步总结了接收沈阳的工作经验，上报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在经验总结的最后部分，陈云特别强调指出：“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有一感触，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随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将这一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称“此报告甚好，可供你处接收城市时参考”。
(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陈云：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一九五○年三月十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55]三月三日作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对搞好财政经济的管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不早不迟，现在作出这个决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战时的财经工作，从抗日战争开始直至一九四九年的十二年间，都是分散经营的。其中又分两个段落：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这十一年是一个段落，一九四九年又是一个段落。目前正开始新的时期。头十一年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完全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统一的方面只有一项，即政策统一。仅仅最后一两年，在各解放区之间才有可能作少数军用品和物资的调拨。这种完全分散经营的政策，是适应当时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的，因此获得了极大成绩。去年，解放战争的胜利迅速扩大，一年之间，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全部解放，都成了解放区。适应这种情况，财经工作统一的范围和程度也随之增加。首先是货币的统一，除东北外，人民币已成为通货。在上海、武汉解放之后，像第一阶段那样仅限于政策上的统一，已经不够。全国各地财经机关一致要求对下列各项问题作出统一的规定、计划和管理。这些项目是：税则、税目、税率;国营工厂的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推销;外销物资的采购，外汇使用的分配;内地贸易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道、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管理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统一，而且都陆续地统一了。但就财经工作的全部来说，基本上仍是分散经营的，因为财政的收入并未规定统一管理的办法，只统一支出，未统一收入。这种情况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因为解放区的扩大极其迅速，新解放地区的财政收支，又只能由各地接管机关自行处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部分的秋征公粮[25]，大部新区只在今年一二月才收起，不少地方尚未收齐，新解放区的税收整理也不是很快的。所以去年一年的情况是，继续分散经营，但分散经营中的统一程度迅速提高。目前到了新的时期。公粮大部已征收起;统一的税则、税目、税率已经公布;因为大陆已解放，税收也比去年多。放在面前的问题是，继续停留在去年那个阶段上，还是前进呢?全国财政会议[64]讨论的结果，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 [92]和中共中央的号召[92]答复说：要前进，不能停留。就是说，财经工作要从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也就是说，虽然分散经营的成分仍然有，但主要的将是统一管理。这种改变，是适应目前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关内币制等等方面已经统一的情况的。
究竟统一管理哪几件事?这在政务院决定中已经具体规定。主要内容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在财政收入，即国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粮、税收及仓库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12]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没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付命令，不能动支。这样，就保证了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在财政支出方面，则规定：军队供给统一于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后勤部;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则规定编制，规定供给标准，编外和编余人员由全国编制委员会统一调配，不经批准，不得自招新的人员。机关、学校和工厂企业，按照工作和生产情况，均须规定工作人员的数量和每个人员的工作额，一切可省和应该缓办者，统统节省和缓办，反对百废俱兴。要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此外，全国国营贸易机构资金、物资的运用调拨，集中于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48]。一切军政机关、学校、团体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所有这些，是统一管理的主要内容。这些统一在今天已经必不可少。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这样，不但有害于对战争和军政人员的供应，而且有害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
毫无疑问，上述内容的统一管理，比之去年的基本上分散经营有根本的区别。如果问：在统一管理之后，哪些是仍然存在的分散经营?回答是：还很不少。例如，农业生产，在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规定了总的方针之后，必须由地方政府担任具体的组织和领导;国家工厂的一部分完全划归地方和军事机关管理，另一部分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89]的，也暂时委托地方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财政收入上，地方附加[71]粮和纯属地方税[68]，仍归地方支配;依据税则、税目、税率，国家规定了征收公粮、税收数字后，地方政府在严遵法令之下努力工作，严查漏税得来的款项，则以分成办法，大部归地方。同时，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绝不是说，公粮、税收归了国库之后，征收、保管、运输工作，以及在各地的中央人民政府各部所属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必或不应过问。相反地，地方政府对粮、税的征收、保管、运输，负有全部责任。地方政府对当地的中央所属企业完成主管各部所给的计划任务，负有指导、协助、监督的责任。没有地方政府这方面的工作，这些企业完成计划任务将是不可能的。此外，为使东北行政区能更好地在财政经济上支援全国起见，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东北的货币[26]暂时维持现状，在财政上对东北也暂时只采取抽调物资的办法。
像我们这样地区广大、许多地方又解放不久的国家，实行统一管理，是否太早，是否困难?比之过去解放区被分割时期，一个解放区内部财经工作由分散进到统一的那种进度来看，在目前实行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确是提早了。但是由此而来的困难并不算大。因为除边疆交通十分不便的省份，如新疆和西藏，仍应另作处理外，全国各地的电报电话已经畅通，几小时内可以电报往复，几分钟内可以电话问答;铁路已经全部恢复，航空运输也将开始。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已经可能做到逐日收到各地业务情况和收支数字的报告。这就是说，现在不是被分割的农村解放区，全国已经统一了，一切进步的交通、通讯工具已由人民掌握，过去那样的困难，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提早统一，已有可能。我们不应偏顾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应该克服小困难，以避免大困难。
这样程度的统一，地方机动性是否太少?是的，地方机动性比以前大大减少了。但是我们知道，目前国家的财政收支不但不富裕，而且有赤字，可以机动使用的现金和物资本来很少。这微小的机动力量，如果不放在中央人民政府手里，而分散给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其后果必然是把这微小的机动力量丧失无余，必然是全局不机动，大家不机动。这正像作战一样，把机动兵力分散了，不是大吃败仗，就是难获全胜。
统一管理是否会降低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可能的，但是应该避免。财经工作统一管理之后，下级工作人员降低积极性的原因，大体是出于误解，即以为上面统一管理了，下级可以不必负责。因此，领导机关要告诉这些同志，统一管理后中下级机关仍负有极大的责任，国家任何事情，办得好、办得坏，都与自己有密切关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完全错误的。
把公粮提走，每个月发的经费是人民币，如果货贬了值，下级经费怎样维持?不必担心。第一，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直接效果之一，就在制止通货膨胀。第二，对于若干地方，今天仍发一部分公粮作为经费。第三，即令货币贬了值，政务院决定中也规定了，国家银行对一切军政部门及公营企业举办折实[23]存款。这样，就基本上保证了各种经费款项的币值。
下级的经费总是要发的，何必将税收先归国库再发经费?如果先让下面在税款中把经费支用了，多余的上缴不一样吗?经验回答我们，这两种办法，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实行“多余上缴”的办法时，地方财政机关常常要首先照顾“当地需要”，近水楼台，便于挪用，结果是上缴无几，甚至不缴。“当地需要”的许多项目，在当地看来是首要的，但从全局看来，常是次要的，可以缓办的。全国如果都按各个局部需要来开支经费，那末，哪有钱来办全国性的大事?一个家庭收入的支配，还要分轻重缓急，何况国家?在人民政府中，公务人员在处理财经问题上合格与否的标准，不单是贪污或廉洁。贪污是犯罪，廉洁是必须的。主要的标准，还在于是否浪费。浪费也不单指铺张滥用的那种浪费，而特别是指办事用钱不分轻重缓急，不分全体、局部的那种浪费。即是说，不是把经费最适当地使用在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上，而是不适当地使用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地方把粮、税收交出之后，中央对地方经费是必须保证的。但应该说，偶然迟发十天半月的情况，难于完全避免。目前仍在战时，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仍旧是我们财政支付的基本原则。即使经费迟发了十天半月，下级政府的人员也不会挨饿。日夜作战的游击战争时期熬过去了，敌人统治下衣食无着的秘密工作时期熬过了，现在全国解放，保证了吃粮，偶然迟发十天半月的经费，并不是什么大的困难。
统一管理的初期，下级是有困难的。但是，这种困难，比之因全国财经管理继续不统一而致金融物价大乱所产生的困难，其程度要小得多，其后果要轻得多。我们必须忍受小困难，避免大困难。我们必须遵守这样的原则：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
只要严格实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我们很有理由希望财政情况逐渐好转。财政情况的好坏，直接关联到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
*这是陈云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出处：陈云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陈云：财经旬报二则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二月一日
一
兹将一旬财经要事报告如下：
一、根据各方报告，现全国脱产人员已突破九百万而增至九百四十二万，计华东二百七十五万，华中二百四十万，西南一百九十万，西北一百零二万，华北八十万，东北五十五万。新增加人员，均需于一月份起付钱。后勤会议决定提高军费标准，每人每年需超过四千斤小米[58]，只此一项，全国每年即增 加支出十一亿斤小米。估计解放台湾、海南岛、西藏之后，全国脱产人数将突破一千万。解放台湾、海南岛等渡海作战费，将不下二十亿斤小米。依此推算，今年预算中必须增加七十一亿斤小米(增加一百万人需四十亿斤，渡海作战费需二十亿斤，提高军费标准需十一亿斤)。目前人民十分贫困，如此浩大之费用，如完全靠银行透支，过量发行票子，必将造成严重后果。故须预筹收入，方能应付。我们的对策：
(甲)在税务、公粮[25]会议中已拟定力争增收五十亿斤，计西南公粮多收二十亿斤，全国税款多收三十亿斤。退一步言，至少需增收四十亿斤。
(乙)清理仓库增收十五亿斤，其中一部可出卖，一部可代替向外订货。据中财委[11]派赴上海清仓人员报告，现在仓存物资是很多的，如不及早清理，将被无计划调动、取用而浪费掉。
(丙)上述九百四十二万人系各方估计数字，其中必有相当大的人数属于多估或虚报。我们希望在核实人数中能核减(不是裁人)二三十万以至五十万人，即可少开支十亿以至二十亿斤小米。
(丁)提倡节约，减少办公杂支等费用，计五亿斤小米。此着很重要，数量虽不大，但可转移风气。
上述四项办法，必须党政军民，党内党外，大家共同努力。为了实现这些要求，拟于二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64]上，组织清理仓库及核实编制、厉行节约两个委员会，以陈云、薄一波[53]分任主任。
二、由于财政支出增大，钞票发行及物价情况如下：去年十一月底物价平稳时，发行总数近二万亿元[2]，十二月增发一万亿元;今年一月份已开出支票一万三四千亿元，至十九日实支近一万亿元。以此计算，五十天中，共增发钞票一倍多。截至目前止，发行累计数为四万一千亿元。因此，在物价上反映，十二月上涨百分之十;以十二月底为基期至一月十九日止，全国物价平均上涨百分之三十。上涨指数在地区上及物品种类上很不平衡。上海粮食涨百分之八十，纱布[5]仅涨百分之二十余。华中粮布随沪略涨。华北则粮布均稳，仅因上海涨得过多，故主动略提。华南、西南的物价远低于其他地区。此种情况说明，上海存粮太少，是目前一大弱点。估计十二月底上海存粮一亿五千万斤，一月十九日止除商粮上市出卖外，存粮卖出六千万斤，上海贸易公司现存粮九千万斤。由于苏南、浙江公粮尚未集中调运，游资[80]专向粮食冲击，居民见涨价而多买，我上海贸易公司因存粮少而心虚，不敢在市上大抛，因此粮价过分突出，粮贵纱贱，有去年七八月物价大波动[74]之势，不过差度较小。这一状况是不利于上海工厂生产的。为了对付粮贵纱贱及游资只集中冲击一点，我今年在纱布与粮食上必须同时增厚实力，因此除了购买外棉计划不变外，必须增购外米四亿斤，连原计划广东购外米二亿斤，共六亿斤。购米外汇之来源，一部分利用粤境存留之港币，其余则须中贸部[48]统筹。沪粮应急的办法，先调用沪宁、沪杭两线公粮，同时抓紧华中、东北向上海运粮，力争改变粮贵纱贱状况。
昨日止公债款只实收一千万分[56]，交款者职工居多，工商界尚属少数。京市公债已派到各业，津市月底亦可派到各业，沪市或更迟。全国工商界对认购公债一般是表面拥护，内心不舒服。职工是积极的，但个别工厂亦有少数先进分子强制落后分子的现象，已电各地注意防止和纠正。从上述情况看，一月下旬及旧历年关(二月十六日)前不会有大量公债现款收入，而二月上半月开支及发行将增加，以此估计，自今起至旧历年关，全国物价平均指数还有可能上涨百分之三十。
三、征收公粮情况。华南、西南仅开始布置，华北已完成，华中之豫鄂湘赣、华东之鲁皖苏亦可于一月底完成。公粮负担，华北、西北普遍比华东、华中重，但华东、华中地主普遍叫苦，要求提早土改，因为许多地方的农民实际上少缴甚至不缴租，而地主之公粮负担则不能减少。中央已令各地在公粮任务基本完成后，对若干确有困难的地主，可予补救。华东、华中均已复电准备如此做。放在眼前的大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克服因地权不定而来的春耕上的危机，即地主无兴趣，农民不下肥。此项大事，正会同有关部门收集意见，研究对策。
四、自一月九日以恩来同志名义令原国民党驻港机关保护资产、听候接收后，各该机关与我驻港人员及华南分局陆续在接洽中。华南分局已组成一专门委员会，以冀朝鼎[81]为主任，明日率有关人员去穗，找港有关机关主次管理人员到穗接洽，拟暂委原主次管理人员维持，视我与英方外交进展情况，听候中央命令再作安排。
五、各工商部门专业会议后，深感技术人员之数量不够与分布不当。鞍山、本溪钢铁产量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但技师只占全国百分之二十五;关内钢铁产量占百分之二十，但技师占全国百分之七十五。煤、电工业也以东北为多，但技师也是关内多东北少。为此，必须下令调整，打破本位主义。同时东北一方面必须提高技师工资，适当安置技师的职务。伪满时代[82]，东北工业中绝大多数是日本技师，中国技师甚少。日本投降后，日籍技师大体上都撤退了，从今后恢复工业的远景看来，技术人员必大感不足。因此，中财委已组成专门委员会，计算出今后几年需要技术人员的数量，再与教育部商定今后各大学工科与文科的招生数字和比例。
二
兹将一旬财经要事报告如下：
一、各部门、各机关的高级干部对目前财政困难和解决办法不甚了解。例如，开的预算太大，在恢复经济和建设计划中，不分先后和轻重缓急，什么都想干。军队干部则因前线生活常难保证而埋怨，说“既很穷，为什么养九百多万人”。地方干部则说“公粮、税收任务太重”。个别余粮省份的干部说“公粮不宜调往大城市”，要求留在本省。所有这些，都有一面的道理，但从全局看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当的。他们不了解财经状况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未向他们作报告。因此，我们拟采取“通气”办法，以后每旬、每半月或一月，发通报一次，报道财经要闻，使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员知道财经情况，以便交换意见，统一看法，共同克服困难。
二、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四万一千亿元。每月发行的新钞票，依当时的物价计算，总值是二百一十四亿斤小米。这四万一千亿元钞票，因为贬值，现在只值四十九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18]八亿二千五百万元。为时只有一年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是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的一个具体材料。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
三、去年夏秋冬，军政人员大增，但是征粮未到时间，新解放区税款又收得少而慢，加之自去年十二月全国财粮税收统一[83]后，到今年二月这三个月，因为要先保证下面开支，才能将粮、税统收上来，因而支出与发行更多。这样做是必要的，但只能限于这三个月，不能再延长。否则，粮、税都在省、县之手，中央只出不进，金融物价必然发生大乱。粮、税由中央统收(地方税[68]划归地方一部分)，首先保证野战军[34]的供给。至于中央和各大行政区[17]的直属部队所需，省以下的地方经费，即令迟发半月一月，也决不致饿死人。三月份实行粮、税及财政基本统筹，在解放不久的地区，是有困难的。但提早实行的困难小，为害小;如继续不统一则困难大，为害大。为此，各大行政区于我军已经到达的一切县市，必须抽出人员于二月底以前建立国库，以后逐日或三五日将税款解库。人民银行为建库的主要负责机关。各库附于分行或县政府内，保证三月初以后税款入库。此事势在必行，已列为二月财政会议的主题，各大行政区须立即准备。
四、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这两条。少收必得多发，想少发必得多收，不是多收便要多发，此外别无出路。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对正当的工商业有好处。反之，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拿出钱去经营工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有活干了。这样，势必造成资金和劳动力的浪费，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少发行多收税，负担是重了一些，但物价平稳，经济逐渐发展，则不失为一种前进的办法。
五、粮食、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之大小。游资突击的重点，是沪京津三地，其突击的物种是粮、布。游资是狡猾的，常常先攻或仅攻一地一物(例如此次上海之米)。今年华东、华北缺粮三十亿斤，虽已规定各区调运，但应看到粮食危机比纱布更大。因此，沪京津须常有应 付游资冲击的粮、布。为了应付春节后“红盘”[84]涨风和由农产品交易落冷而来的市场筹码 [21]剩余现象，必须对粮、布两项预有措施。军政所需单衣布不能一次拨出，两套单衣只能分期缝制。目前京津存粗粮三亿五千万斤(需要四亿斤)，细粮一亿余斤。上海存粮太少，不到一亿斤。据华东财委一月二十六日电，在旧历年前只能由苏皖浙公粮中运到一亿斤。华东是新区，公粮迟收，确有困难，但无论如何必须设法于旧历年关前后，力争上海粮食公司存米达到四亿斤。来路有二：一是苏皖浙的公粮，这是主力;二是东北、华中、西南拨华东的稻米。拨粮地区要不断加工赶运，华东则应派人接运。今后必须保证在秋粮上市前，上海、京津两点除日常出售外，各常囤四亿斤。其办法：(甲)华东公粮只能用作口粮，不能随便移作经费开支。(乙)由华东全年不断用大力从华中、西南接运粮食。(丙)中贸部购外米四亿斤济沪。
六、公债京津已经派到各业，上海、华中尚无报告。上海工商界似持观望。依目前金融状况看，除西南外，各大城市必须于二月十六日前将公债在各业各户派完，争取二月下旬将公债款收起一部分，三月基本收齐。
*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出处：陈云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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