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随后三年时间里，随着抗战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俘获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怎样对待这些战俘呢?众所周知，这些日本战俘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很难在短时间内改造他们。于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了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用以开展打倒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这就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由来。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生活供给，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的形势下，不仅有保障，而且相对于八路军总部和政府其他部门的生活更优越。
在抗日根据地，军队、政府机关、学校都实行供给制。边区政府在1942年就作出了十分细化的生活供给标准制度，共分10类40余种。在延安的日本、美国、苏联、朝鲜等外国友人列为第一类，日本战俘也被视为外籍朋友来对待。如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等。对外宾客灶更是优先，每人每月细粮36斤、猪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豆腐30斤、杂支每人每月50万元边币。奶费、灯油费、洗澡用炭均一一列出，按量供应，衣服不限。日本工农学校新来的学员，给予特殊优待:第一月份发给津贴5元，被毡按实际情况补充，毛巾及肥皂各一条，牙刷一把，牙粉及烟各一包，旱烟袋一根，碗筷各一份，单衣单裤、衬衣衬裤各一套，鞋袜各一双。以后每隔四个月，每人补充:牙刷一把，毛巾一条，肥皂两块，烟草二斤，鞋袜各一双。
学校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别供应:每人每月猪肉大秤1斤(2.5市斤)，粮食除按我军规定供应外，每人每月另加优待面10斤(不扣米)，过年、过节或日本的重要节日，由供应机关批准发给一定的会餐费。
学员的主食，原来是小米，后来改为白面。一日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二三个菜。星期六晚餐，有时加菜，还有各类边区自产的白酒。
最热闹的是每星期一次学员们自己动手包饺子。从厨房领来面和馅，大家七手八脚地抢着干，不是把饺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馅放得太多包不起来了，即使包好了放在锅里一煮，也全破了。在中国同志的帮助、指导下，过了一段时间，学员们才慢慢地掌握了包饺子的要领。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99%来自晋冀鲁豫各个战场，他们被俘后大都经过在前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初步教育及生活的体验，大多数人的思想已有所觉悟。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后，更是受到特别的关照。有个俘虏叫渡道俊夫，他在回忆被俘后的情况时写道: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一个病室的是八路军一二○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并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师师部竟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去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是，这次我和这些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15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恐慌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真是不一样。病愈后，我就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
有位学员叫谷川，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发表在校内墙报上。他在文章里写道:“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聂荣臻在回延安开会时，特意登上宝塔山视察日本工农学校。当他看到墙报的文章，学生谈到延安生活幸福，经常吃鸡素烧时，开玩笑地对负责总务的刘兴渭说:“能不能请我吃一顿鸡素烧啊?”刘兴渭说:“就怕司令员不肯赏光。”聂荣臻哈哈大笑说:“我一定放开肚皮吃一顿日本菜。”半小时后，学生吃晚餐了，聂荣臻一边吃着鸡素烧，一边通过翻译和学员们谈话，食堂内不断传出学员们的笑声。
学员的津贴，享受八路军连长级的待遇。当时，八路军的津贴，分成五个等级:士兵: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朱德的津贴也是5元。学员的津贴3元钱，在当时延安，可以买6斤猪肉，或6只中等大小的鸡，一般是用不完的。加上生产的收入，使学员们更加宽裕。
1942年8月下旬，延安连续下大雨。有的地方爆发了山洪，部分灾民缺衣无食。9月1日，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自动集资144元，支援灾民。《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件事，表扬学员们。
1943年，学员把集体剩余的5000元钱，投入学校的合作社。不少学员说:“在日本，我们欠了很多债，在延安，倒变成了投资者和有钱人了。”
学员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出校门随意散步。不少人喜欢到商店去逛。
一次，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欢迎新学员的文艺晚会，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四位成员也赶来参加，他们坐在观众席，看日本师生演节目。这些由日本学员自编自演的大部分节目体现了日本国的风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畸朝拜”，活报剧“收割的秋天”等。特别是“收割的秋天”这出戏，反映日本农村的庄稼汉，一年四季耕种碾打，但在稻谷丰收后，自己却颗粒未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全被政府供给侵略战争部队了。农民们呼天不应，痛不欲生。接着，新排练的“应山事件”话剧，更是把反战气氛推向了高潮，台上台下热浪涌滚。当那位名叫和尚里的日本老兵拔出雪亮的刺刀对准坏透顶的福田中队长时，台下的日、美观众都挥动拳头喊了起来:“干啊!干啊!”
文艺晚会在“八路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落下帷幕。美军观察组的一位成员受师生邀请讲话。他用不熟练的日语说:“真没想到，工农学校的学生在延安过着这样愉快的生活，连新来的日本士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与大家心连心，这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我看了佐渡舞，使我回想起自己曾在和平时期赴日本佐渡旅行的美妙情景。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旧地重游……”
延安工农学校改造日本战俘(图)
环球时报
中共领导人与在延安参观过工农学校的美军观察组部分成员交谈。
史诚
从1940年到1945年，先后有近500名日军战俘在该校接受改造，绝大部分人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在华的反战组织
中日筹划建立战俘学校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随后三年时间里，随着抗战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俘获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怎样对待这些战俘呢?众所周知，这些日本战俘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很难在短时间内改造他们。于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提议，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复磋商并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
为了建立这所学校，中日两国的有关同志用相当长的时间进行了研究、筹备。
这个学校取什么名字呢?野坂参三与毛泽东、王稼祥进行了协商。大家认为，各抗日根据地俘虏的日本战俘虽然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信徒，但他们普遍出身于工农家庭，因此就定名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随后，筹备人员着手寻找校址。当时在宝塔山附近有一所为东北地区培训干部的学校，面积大，空闲着，有人说是一个很好的地点。但有人反对，认为它在延安的中心，靠近宝塔山，易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把学校设在这里。事实上，日军在多次轰炸延安城时，正是把宝塔作为搜寻延安的惟一标志性目标而保留下来，危险最大的地方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了。
野坂参三受中共中央委托，担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此外他还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
毛泽东为战俘学校题词
1940年夏天，从前线各地陆续送来了5名俘虏。10月，晋西北送来6名。这些俘虏，经过前线部队的初步教育和生活体验，大多数人的思想已有所觉悟。有个俘虏叫渡道俊夫，他在回忆被俘后的情况时写道：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分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我精神上极其苦闷。
“在医院里，和我住在同一个病室里的是120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
“不久，120师师部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这次我和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在和平医院，我认识了另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惶恐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不一样。’病愈后，我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很多人都有相类似的经历。
学校教育进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刚到延安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约一个月，对学员进行入学资格审查，主要了解学员是否有入学要求，是否具备了入学条件。审查通过，就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预科生教育课程。经过预科教育，接着实施10个月的本科生教育。
学员通过入学资格审查后，还须填写入校志愿书：“我进日本工农学校，自当努力学习该校所教授之学科，并服从本学校所规定之校规及纪律，若有违犯，愿受校规的处罚。”在学员中，也有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颇深的学员。特别是日本军部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向该校派遣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妄图窃取我军反战情况，煽动学员逃跑，投毒暗杀师生。
1940年10月开始上课时，有学员11名。1941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有14名日本人到达延安，使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增加到25人。
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典礼。中央机关及延安各学校、团体2000余人参加祝贺。毛泽东亲笔为大会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根据办学目的，学校提出了校训：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从1940年到1945年，先后有近500名日军战俘在此得到思想转化和素质提高，绝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的反战组织，有些还浴血奋战在前沿阵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捐躯。
外国记者参观战俘学校
1944年6月1日，中外记者参观团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挠，由晋入陕，到达边区固临。9日来到延安。他们在延安采访长达30天，有许多人对日本战俘学校充满了兴趣，并做了观察和采访。
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合众社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了解到，该校的学习是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讲起，使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发展形态、帝国主义的本性等深奥的理论在学员头脑中扎下了根，因而使学员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他了解到这所学校连日本派来的特务都被改造过来的事实后，更感神奇，追根问底，要弄个真切。原来一个名叫泷川直亮的特务，原先在某旅团当兵，旅团长亲自召见他，让他潜伏到延安，采取投毒和爆炸等手段暗杀岗野进(野坂参三的化名)。日军司令部为此不仅给他升了职，还专门将他送入位于山西曲阳的日本特工学校进行了强化训练。他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参加学习后，终于悔悟了。他坦白了一切，并踊跃参加了“日本解放联盟”这个反战组织。日军一计不成，又派出了六个特务，结果有五个和泷川直亮一样成为反战勇士。
美军观察组视察战俘学校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18人分两批飞抵延安。他们对工农学校兴趣很浓。他们想看看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神奇般地将日本侵华部队的官兵，在延安改造成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的。
一次，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欢迎新学员的文艺晚会。美军观察组的4名成员也赶来参加，他们坐在观众席的显著位置，看日本师生表演节目。表演的大部分节目体现了日本国的风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畸朝拜》，活报剧《收割的秋天》等。《收割的秋天》反映的是日本的庄稼汉，一年四季耕种，流血流汗，稻谷丰收，粮积如山，但自己的劳动成果全被政府强征供给进行侵略战争的部队了，农民们呼天不应，痛不欲生。接着新排练的话剧《应征事件》，更是把反战气氛推向了高潮。该剧将日本一应征县警备队老兵不甘死亡，奋起反抗的义举表演得惟妙惟肖。当时那位名叫和向里的老兵将雪亮的刺刀对准坏透顶的福田中队长时，台下的日美观众都挥动铁拳喊了起来：“干啊!干啊!”仿佛他们也是剧中人了。
1944年11月25日，日本工农学校把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各地举办的图片巡展搬到了学校，组织全体学员参观。这100多幅照片反映了美军在太平洋、缅甸、西欧各战场作战的情景，真实感人。当学员们看到一张在缅甸腾冲战场上被担架抬着日本伤兵如骷髅般躯体的照片时，他们再次感悟到军部宣传的“赫赫战功”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日本工农学校的体育活动很多，拔河、柔道、相扑、跳棋、棒球，应有尽有。
1945年春，日本工农学校邀请美军观察组比赛棒球。消息传出，成群结队的延安军民前来呐喊助威。日美两国棒球比赛在延安宝塔山下打得难解难分，小小棒球在他们身边飞来飞去，“运动员”们个个累得满头大汗。两场比赛，均是美军观察组获胜。日本工农学校学生并不沮丧，态度谦和，高唱《解放联盟歌》，对美军胜利表示祝贺。
日寇投降后，野坂参三于1945年9月初带着该校200多名学生，离开延安，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至此，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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