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学生黄敬在电车上演讲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个伟大事件。毛泽东曾把它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他说“五四”运动是大革命的准备，“一二·九”运动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所展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中国青年乃至我们民族英勇奋斗的不竭的精神源泉。因此，每当“一二·九”纪念日来临的时候，人们总要深深地怀念当年为之呐喊、奋斗的先驱。听说党史界近几年在“一二·九”运动史的研究上有一些重要发现，为进一步探究历史的真谛，记者走访了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军队学者胡长水大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科研部主任王朝美教授。
两位学者首先介绍说，在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领导问题上，过去研究得还不够，因而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二·九”运动带有自发的性质。近年党史界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确认了“一二·九”运动是当时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简称北平临时市委）组织和领导的。主要领导人是：北平临时市委书记谷景生、组织部长彭涛、宣传部长周小舟，以及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
抗日救亡是党的首要任务，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发动和组织所有民众，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
两位学者介绍了这一重要历史事实的基本情况：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华北大部地区已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华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子，更是群情激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当时，在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为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学明，宣传部长彭涛，组织部长冷楚。市工委领导下的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的党团书记是谷景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负责人是周小舟。面对汹涌而来的民族危亡的局势，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针，当时，北平党内产生了意见分歧。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曾从不同途径看到党的《八一宣言》，认为抗日救亡是党的首要任务，主张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发动和组织所有民众，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但是王学明、冷楚等人不同意这一主张。他们仍然坚持过去提出的“创造北方苏维埃”的口号，认为不是向国民党争抗日的自由，而是整个地打倒国民党。双方意见分歧，争论激烈。王学明还采取组织手段，说彭涛和谷景生、周小舟是“右倾小集团”活动，决定撤销彭涛的宣传部长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彭、谷、周等人商量，由周小舟前往天津，直接向上级党组织河北省委汇报了争论的情况。河北省委认真听取意见后，肯定了他们的正确主张，并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为加强新市委的领导和党内的团结，河北省委很快又派李常青（代号土耳其）为省委特派员来到北平。
北平党组织紧紧抓住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主题，顺应历史大势，采取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市委组成后，立即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联络和组织进步学生作为工作重点。谷景生和彭涛原是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同学，1932年同时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同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任职，谷是团政委，彭同时是共青团张家口工委书记，他们是在抗日同盟军被“围剿”后来到北平的，具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他们汲取过去“左”倾错误的教训，决定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建立北平市学联。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谷景生直接联系的主要是女一中、女二中、中法大学。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是学联主席郭明秋。对外，他们则以夫妻的名义出现。1935年12月，为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北平临时市委当即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北平市学联出面，组织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前临时市委对活动的原则、方法和请愿路线，作了认真的研究。确定12月9日凌晨5时以敲钟为号，各大中学校学生冲出校门，向设在中南海的何应钦行辕进发。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也是谷景生和彭涛等人商议拟定的。12月9日请愿后，12月16日，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大游行。临时市委还周密制定了讲演及讲演后的撤退计划：当游行队伍到天桥汇集后，由曾任党的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此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黄敬在天桥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讲；他刚讲完，立即冲上来五六个学生，护卫着他回到游行的队伍里。这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黄敬当年在电车上演讲的照片的来历。史实表明，“一二·九”运动完全是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坚强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它是当时北平党组织紧紧抓住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主题，顺应历史大势，采取正确的方针和策略的结果，因而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支撑以上叙述的历史根据或曰历史资料是什么呢？这是党史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两位学者回答说：目前支持这一历史结论的主要材料有：一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其第二卷第三编中已明确说明：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为谷峰（即谷景生。谷景生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到山西参加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和山西新军时，薄一波为他改成的）。这是一部权威性的工具书的记载。二是1944年周小舟在延安整风时写下的自传。其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一二·九”运动前中共北平市委内部的分歧和新市委成立的经过。三是谷景生发表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上的《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一文。还有一些其他的回忆、研究文章，以及一些口述史料。
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得以逐渐披露的这段重要历史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学生运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能把炽烈的爱国热情化作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
听到这里，不禁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实，直到近几年才逐渐披露出来，以至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知其详？
两位学者分析，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原因：一是党纪念、宣传“一二·九”运动早就开始了，但相当一段时间是着重于“一二·九”运动的群众斗争、伟大历史作用和其革命精神。二是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开始回忆、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时，注意到的是活跃在历史前台的先进人物，主要是北平市学联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大中学校党的负责人，而真正在领导指挥这场运动的党的领导人，许多人包括一些当时在前台活动的人物并不知晓。这是党的地下工作的规律使然。当时，彭涛和周小舟是以学生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的，而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和特派员李常青，则处于很隐蔽的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活动，以防不测。三是作为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北平临时市委的谷、彭、周、李四人，后来多数很快受到了错误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任国防部五院政委的谷景生因为坚持不愿和被打成“右派”的妻子“划清界线”，而被调职。任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李常青在50年代前期即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后又因所谓“包庇右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1960年遇车祸身亡。任化工部部长的彭涛1961年即因病过早离开人世。周小舟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处理，1966年12月不幸逝世。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到80年代，四位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健在的就是谷景生一人。此时，曾经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五军政委，和军长秦基伟一起率部参加抗美援朝、身经百战的谷景生将军，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之后，正担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1982年10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又参加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工作，率中央联络组赴东北。饱经历史沧桑和政治磨难的谷景生将军，心里想的是如何为党再多做一些工作。每当知情人向他谈起这一重要事实时，他总是淡然一笑，觉得历史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去说什么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直到90年代中期，一些热心党史研究的同志一再要求他为这一重大事件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时，他才打破沉默，在一次“一二·九”运动纪念会上扼要地说明了情况，5年后，才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尽管如此，有些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史实在一些重要的党史著作中仍未完整地反映出来。
采访结束时，两位学者说：这位“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谷景生将军已于几天前病逝。这个不幸的消息，给我们带来深深的遗憾，同时也庆幸将军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把历史的真相留了下来。
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学生运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能把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化作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一二·九”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那些站在这一运动前列的引导这一运动向前发展的优秀的共产党人，同样永远值得怀念。
历史应该记住他们！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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