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
历史研究者余英时博士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及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最近，余英时院士荣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成为华人世界的一大新闻。因为该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JohnW. Kluge）资助下于2003年设立的，其目的在“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据说该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畴，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即有机会获奖。2003年第一届克鲁格奖颁给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2004年是由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获奖。2005年则没有获奖人。
我们在为余英时院士高兴之余，同时也看到他在就此得奖而回答记者采访时，体现出对于欧洲乃西方历史的相当陌生乃至重大错解。例如他在解答《凤凰周刊》的提问时，就进行了不少错误的论述。下面略举三例。
例如1：“我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最早的来源应当是希腊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为主体，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认为“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尤其“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的论述，与事实对照，时空错落了一千多年。
我们知道，基督教的逐步兴起，并非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中古以后”，而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一百五十年的公元311年4月。这时，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与加勒留（Galerius）共同颁布《宽容敕令》（The Toleration Edict of Galerius），停止迫害基督教会。312年，君士坦丁一世与马克西米安（Maximian）之子马克森（Maxentius）争夺王位，在米里维安桥（Milvian Bridge）边展开决战，决战前，君士坦丁一世看到西沉的太阳之上有一座十字架，写着光芒四射的希腊文“In Hoc signo Vinces”，意思是“靠此记号，就必得胜”。第二天10月28日，君士坦丁一世命令所有士兵穿上十字架标记的军装，果然一战得胜，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统治者。于是，罗马帝国在西部对教会的迫害立即停止。313年，君士坦丁一世与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者李锡尼（Licinius）颁布《米兰敕令》（The Edict of Milan），使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享有平等权利。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失和，战火重燃，东部统治者为争取异教（Paganism）支持，而重新迫害基督教会。323年，李锡尼终于战败，翌年被处死刑，君士坦丁一世统一了罗马帝国并颁布一系列谕令，给予基督教会以特权。324年，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在尼西亚（Nicaea）召开，史称“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此会议不仅解决了亚里乌派（Arianism）的异端问题，并制定了《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罗马太阳神教（Mithraism）开始走向没落，其不少内容被新的国教即基督教消化了，甚至原来被列为罗马万神殿（Pantheon）崇拜对象之一的波斯太阳神（即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其诞辰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原是异教徒节日（在罗马历书也是冬至农神节期），也被改头换面为耶稣基督的圣诞节（Christmas）。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原来是把这天当作明春的希望、万物复苏的开始，因为日照最短的冬至日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意味着“太阳死去”，到二十五日正好是“死后三天复活”，与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似乎一致。
此后罗马帝国虽然日渐衰弱，但基督教却蒸蒸日上。九世纪以后，北欧本土也迅速基督教化了。北欧人接受基督教，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如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年）对撒克逊人（Saxon）、基辅（Kiev）大公弗拉基米尔（Prince Vladimir）对斯拉夫人（Slavs）所做的那种强迫施洗；北欧人是自愿归化。其前兆表现为，北欧诸王都乐于采用基督教文化中的通用名字，然而正是这种“过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致使北欧古代文化迅速消亡了。
事实上，余英时院士认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是把话说反了。应该修正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衰落”。
至于说余英时院士说“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更是离谱、走板。应该修正为：“到了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注意，是“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而不是“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罗马帝国崩亡”前后，得以确立的价值观恰恰是反抗理性人文精神的基督教神秘主义。
例如2：“基督教文明特别到了十二、三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
例如3：“基督教教义中的‘信望爱’和希腊的人文理性相结合，从而形成西方文明的内核。如果历史地看待，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有时候二者之间会有冲突，甚至是敌对的和相反的，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们又是一体的，是西方文明的不同面相。”（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此话把基督教等同于希伯莱文明，大谬也。
一般西方历史的研究者们都承认所谓“两希合流”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互相影响，交织成就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但却很少有人使用“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这样的表述来描述那段历史。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两希合流”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互相影响的结果，基督教本身并非希伯莱文明；因此“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无法构成二元。实际上，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有相当部分是重叠的，而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才构成二元。在这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是不能成立的。这还因为基督教的《新约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明显是希腊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就是诞生在希腊文化中的，怎么可以说是一千多年以后的后来，“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才“走向了结合”的呢？
如何纠正余英时院士这个错误呢？我认为，合乎常理的说法应该是：“基督教文明和异教文明走向了结合”。因为基督教自从诞生之日，就和异教同在希腊文化中活动。这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是一目了然的。
余英时院士的再一个误读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也不是发生在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十二、三世纪”，而是要早上一千年，在二、三世纪的早期教父时代就发生了。最后形成了基督教神学。不论是先行的希腊教父们还是后起的拉丁教父们，都是熟读纪元前后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哲学的。
至于十二、三世纪，则是基督教经院哲学成熟的时代，不可被误读为“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东西方教会的分裂（1054年）、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and war in Palestine，1096─1271年），都有希腊语和拉丁语角力的背景。最后，希腊语和拉丁语谁也无法征服同化对方，导致罗马帝国的永久分裂。
前30年，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Princeps），至公元193年结束；然后“三世纪危机时期”绵延到284年，这时历史教衰微，基督教迅速发展，世俗统治的危机深入；284年至476年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转为君主制（Dominus）。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约243─313年）和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至337年）是代表人物，神权政治正式登场。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与罗马开国者同名），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为都，多活了一千年，存在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灭亡后，大批学者逃亡西欧，把希腊文化带入西欧，促进了西欧神权政治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构成一个“死亡了的文明整合世界”的范例。
我们知道2006年度和余英时一同获奖的弗兰克林，现年91岁，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本身为非裔的弗兰克林，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但这却使我们想到，今年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莫非是用来专门安抚非白人少数民族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美国的主流学界会挑选余英时院士这样一位对欧洲历史相当陌生的华人学者来荣获此一殊荣了。
当然我最希望的就是，《凤凰周刊》的下述报道是误报，余英时院士根本就没有对《凤凰周刊》发表上述的言论。这一切都是《凤凰周刊》的记者自己想象和编造的。
2006年12月8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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