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整个社会的基础产业是农业，大多数靠种植农业为生，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都很低，有限的剩余多数通过地租形式上交给地主和富农。而这一阶层的畸形消费，常常使得有限的剩余无法流入工商业产品消费渠道，中国绅士们留给洋人的印象通常是：一个留着长辫子的老头穿着长袍马褂，在卧榻上叼着一根烟枪吸鸦片，他的小老婆在旁边为他点烟捶背。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通过在印度种植鸦片并公开运到中国来贩卖，这是英国资本家们遭遇中国占优势的自然经济之后，为顺利实现资本积累的创新和突破。根据英国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协定，自1908年开始分十年逐年减少鸦片输入，于1917年终止合法与公开的鸦片贸易。本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多数国民种植粮食作物，剩余很有限，基本上不参加市场交易过程，结果英国的资本家们无法提取到中国的有限剩余。最后就要出奇制胜了，只要一个人染上了鸦片烟瘾，哪怕是卖儿卖女卖老婆卖房子，也要去购买鸦片，这样就成功地把一个通常是不参加市场交易的人，强行拖进来了。就是在鸦片贸易中间，资本家才能顺利地实现其资本积累过程，绅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购买力最强的阶层，他们成为瘾君子，更是西方人提取中国剩余的一个关键环节。
人们都说封建社会总是伴随着超经济强制，因为那个时代的生产者――农民常常是自己控制着生产过程和剩余，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之外的强制，剩余总是难以顺利转移的。这与资本家自己就能够控制生产过程和剩余分配的“强势地位”完全不同。而鸦片贸易则是在“市场自由贸易”的面目之下，一种关于“超经济强制”的制度创新。在民国的战乱年代，各地军阀通常都是保护本地的鸦片生产，帮助进行贩卖，以“培养税源”，毕竟这是一个现成的剩余提取手段。由于具有如此深刻的社会支持，因此鸦片烟毒危害中国百余年，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市场容量和剩余流动模式，这些与工商业的成长和发展均无关。
留在中国人心目中间的资本积累印象，没有比鸦片贸易这样一种剩余分配和提取方式更深刻的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共产党政权就彻底禁绝了鸦片的生产和贸易，取缔了黄赌毒，在1970年代已经完全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性病。在精英们看来，都是堵塞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门路。黄赌毒等项“第三产业”，在传统农业时代的角色都是“强势产业”，都是就人性中间的几个最强烈的欲望去着手创造“有效需求”的，在剩余很少的时代还能够促使人们转移自身掌握的有限剩余。这些产业今天还继续受到某些精英的支持，要求把这些地下产业“合法化”，加强管理和收税，也是要开发人性和欲望中间的恶劣部分去促使第三产业兴旺。有人就“繁荣娼盛”的状况，编了一个形象的顺口溜“无噪声、无污染，一套被褥搞三产；交易做完货还在，拉动内需促发展。”
在鸦片这种特殊的超经济强制之外，中国人对资本积累的重要印象还来自于官僚买办的积累道路。在旧中国由于剩余有限，资本积累过程针对的是个人非常有限的剩余，提取分散剩余的成本极端高昂，而且分散剩余的提取直接面对基本生存需要的替代运用方式，遭遇的反抗和不合作也是相当严重的，为此积累资本就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在鸦片贸易之外，常见的资本积累渠道还有两个：一是依附国外垄断资本，一是依托国内的政治权力，这个积累过程丑恶的历史记忆，导致国人对资本的深刻惕戒，各种资本在旧中国的恶劣表现，都曾经作为共产党论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的舆论资源。
1946年国共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候，旧上海的一个资本家对他的学徒说“完了，老共要得天下了。”学徒不明白，老板解释说“现在80％的人支持老共，99％的人反对老蒋，那老共还不要得天下吗？”从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的“劫收”，到《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于民族资本生存空间的挤压，蒋政权终于耗尽了自己的政治支持，成功地支持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旧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批判和人们对其深恶痛绝，本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基础和舆论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对资本的印象，主要是建国初打击投机资本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间确立的。1949年6月，上海刚刚解放，投机资本利用相对动荡的经济形势，进行银元投机，严重影响市场物价和民生稳定，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大楼，抓获了大批投机商。在随后的“米棉之战”中间，共产党动用政权的力量，从东北等地抢运大批粮食和纱布等产品，进入上海等六大城市，在投机风潮最高峰突然一齐抛售，并同时收紧银根，结果导致大量投机资本家破产及其背后的地下金融支持体系――私人钱庄――的彻底崩溃。
资本在新中国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根据中国市场上基本民生产品的严重短缺形势和高价格弹性特定，进行囤积居奇，在改变市场供给条件的情况下牟取暴利。新中国成立之初进行的稳定物价之战和三反五反运动，拒绝资本积累转嫁风险和成本给政权。资本家们自己把逐利动机和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给人看，结果是为彻底葬送资本主义的前景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帮助共产党政权完成了“一化三改”的舆论动员过程。
布罗代尔总是告诫人们要区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不同，旧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人身的市场化程度都很高，但是资本积累条件却仍然很差，积累过程难以顺利完成。因为小资本控制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差，也无法突破交易费用的限制去实现有效的联合，只要是达不到美国那样的“资本过剩”态势，就肯定实现不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紧密结合，在市场上就无法通过联合安排来降低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资本家的决策中间就永远也不会考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没有足够的经济控制权，就无法进行风险管理，也就没有长远意识，小资本在逐利动机下就常常是以短期利益为主，新中国之初资本的投机性与软弱性的一次自我暴露，与1840年之后的百余年时间中间资本积累的主流选择，在根底上是一致的：中国资本积累条件不佳的现实决定了资本无法顺利进行和成长，资本积累的承载者资本家就无法超出狭隘的短期利益眼界。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资本又失去了政权和话语权的善意保护，与政权的强大动员能力相比，资本的控制权是极端弱小的。这一切也正如布罗代尔所言，不要以为离开了政权的保护资本主义还能够生存。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造就知道了，民间谚语说“穷不与富斗，富莫与官争。”掌握资本固然能够加强自身的控制权，使得富人对穷人的优势很明显，足以让他们把人身市场化；但是资本支持的富人优势，是远远不能与政权的力量相比的。投机资本家们应该不缺乏常识，但是短期利益的驱动之下无法兼顾后果罢了，这种只顾眼前利益而根本不考虑长期利益的决策模式，按照民间的说法就叫做“钻头不顾屁股”。
许多人在谈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常常提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这一路线已经明确宣布资本在新中国的末日，新中国整合人力物力的要素将要在私人资本之外去寻找了；同时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对应的市场现实是：高弹性产品的脆弱供求关系，这也预示着新中国后来采取的重大步骤：统购统销。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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