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爱恋、执著与孤独——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结”

困境中的爱恋、执著与孤独

——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结”

黎海波[1]   宋瑞芝[2]

（1、    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广东 潮州，521041；2、香港东西方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北京， 100071）

 摘要：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忧伤。尽管人民往往并不理解他们，但他们却可以为了人民拒绝一切现实的功利。这种精神成了以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独特传统，最鲜明的表现出他们坚韧而又孤独的“爱国情结”。

关键词：十九世纪  俄罗斯 知识分子  爱国情结

最早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人是俄罗斯作家п·д·博博雷金。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严格的说诞生于十八世纪中叶。他们一经诞生，就表现出对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大地，对水深火热中的俄罗斯人民的怜悯和爱恋。他们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忧伤，但对道德纯洁、勇敢、正直并有才干的俄罗斯人民却充满信心和爱恋。尽管人民往往并不理解他们，但他们却可以为了人民拒绝一切现实的功利。这种精神成了以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独特传统。最鲜明的表现出他们坚韧而又孤独的“爱国情结”。

俄文中“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ент)一词若从表面字义来解释，似乎与英文“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相近，即均指从事脑力劳动与创造的人群,包括教师、医生、工程师、学者等。但从思想家的解释来看，俄国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也不一定是特别有知识的，而是“如同僧团或宗教流派，有自己独特而又偏执的道德标准，有乐善好施的人生观，有特殊的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甚至还有特殊的外貌”。[1]^(P26)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种思想体系上而非职业和经济上的群体”。[2]^(P26)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他们最初来自于贵族中比较有文化的阶层，后来又有来自于神父、小官吏甚至于解放了的农民等。无论他们来自哪个阶级、阶层，他们都被一种社会思想联合起来。他们迷恋于自己认定的思想，并时刻准备这位这种理想去坐牢、流放、服苦役和牺牲。

一、        拉季舍夫——俄罗斯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的悲悯与爱恋

A·H·拉季舍夫（1749-1802年）是俄国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彼得堡——莫斯科游记》的。他的名言是“我心中充满人类的苦难”。拉季舍夫具有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对受苦受难的俄国人民怜悯和爱恋的典型精神。他曾接受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但他像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将法国启蒙思想曲解为怜悯与仁爱。他在著作中强烈地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大力揭露农奴主的丑恶和冷酷，热情地歌颂农民的高尚。他认为只有农民才具有真正的人的特征。拉季舍夫不能容忍农奴制的继续，不忍看到人民遭受屈辱与苦难。他提出法律高于专制权力，人人都有同等财产，应取消贵族特权，减缓刑法。拉季舍夫因其著作的发表，于1790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先是判处死刑，后改为苦刑监禁。“俄国的当权者就是这样来迎接知识分子的诞生。”[3]^（P27）保罗一世时期，拉季舍夫从流放监禁地放回，孤独地住在乡下，但其思想并未改变。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他应召到法律委员会工作，起草了民法和刑法草案。在草案起草中，他仍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反对农奴制。他的叛逆精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被挫。他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土地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都要不屈不挠。无论凌辱、痛苦、艰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4]^(P223)这就是拉季舍夫对俄罗斯人民的爱，伴随着这种爱的却是牺牲与痛苦、苦役与监禁。

    拉季舍夫的思想固然是相当激进的，但他只能被看作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先驱者，这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尚缺乏独特性。只有19世纪才是俄国知识分子具有独特思想的时代，具有自我意识的时代。他们以种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俄罗斯人民的爱恋。

二、十二月党人的赤诚与孤独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是包括俄国知识分子在内的革命者对俄罗斯祖国挚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十二月党人自称是“1812年的产儿”，即他们是在1812年卫国战争之后俄国革命形势正在形成之际诞生的。他们目睹了贵族与农奴之间的阶级对立，并受到国内外进步思想的影响，很多人在学校学习期间就已争相传阅拉季舍夫的《彼得堡—莫斯科游记》，读过西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也研究过西欧的一些资产阶级宪法。面对农民的痛苦、国家的动荡，十二月党人希望找到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出路。十二月党人成立了“救国协会”，又称“祖国忠诚子弟协会”，他们之所以这样命名自己的秘密组织，表明他们是一批满腔热血的爱国者，立志要做拯救祖国的真正主人！十二月党人公开宣布，坚决消灭农奴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认为“奴役制度和农奴状况的废除是临时政府的一项极其神圣的而又极其必须的任务”，“应该废除被称为高贵等级的贵族特权”，“不许在高贵的人和普通人之间进行划分”。[5]^{（P560-564）}他们明确提出了，在革命后代之以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十二月党人不仅在口头上宣布革命，而且在行动上付诸实施。他们同时在彼得堡和瓦西里科夫起义，准备推翻沙皇统治，建立共和国。但是，由于十二月党人脱离了广大群众，孤军作战，最后被沙皇军队镇压。不少十二月党人在起义中牺牲，彼得堡冬季的洁白雪地上，撒满了起义者和群众的鲜血。幸存着则遭到沙皇的残酷报复。尼古拉一世亲自审问起义的主要成员，判定5名“国事犯”犯有“特等罪”，处以“分尸刑”（后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改为绞刑）。对在起义中以牺牲了的领导成员，沙皇政府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木板上后再定在绞刑架上，以示仍“依法”处以绞刑。有120多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和他们有牵连的士兵大都都被鞭打致死。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并未吓倒革命者和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带着手铐的手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句：“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6]^(P23)就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尼古拉一世曾把普希金找到莫斯科，问他：“普希金，假如你在彼得堡，你也会参加12月14日的那次起义吗？”普希金毫不讳言的答道：“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参与谋事，我不会不参加的。”[7]^(P37-38)

十二月党人非常典型地代表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没有根基。他们大多出身于贵族，是贵族上层中有文化的、优秀的部分，他们与广大中等贵族之间存在着鸿沟，因为那时俄国的广大贵族仍是愚昧无知、惰性十足、过着无意义生活的 “多余”人。他们与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的“无知”农民也是格格不入的。在农民眼里，他们是贵族，正是农民起义要消灭的对象。尽管他们已把自己同沙皇政权分裂的很清楚了，但他们却感到自己是站在无底的深渊之上。他们同时受到来自上层专制君主和来自于底层的广大“无知”人民的挤压，感到异常的孤独。但是，他们又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担忧和对人民的无限爱恋。

三、恰达耶夫——早期西欧派的否定式爱国主义

恰达耶夫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曾参加过俄国近卫军，参加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表现英勇。战后退出了军队。他曾接近十二月党人，但却与他们的思想和理想都存在一定的距离。1823——1826年，他去西欧各国游历，亲身体验到了俄国与那些国家的差距。从而促使他成为了一个坚定的西欧派。他强烈抨击农奴制度，但又认为俄国的出路不在革命而在完善国家道德。他认为天主教是一种积极的、能够组织和联合全世界历史的力量，能够拯救俄国。对于俄国历史的特点，恰达耶夫认为是缺少历史意义与联系的。所谓俄国的历史意义是指她过去没有创造过任何丰功伟绩，没有完成过任何崇高的使命，是徒有基督徒的虚名，甚至连俄国人勇敢的天性，也被恰达耶夫视为一种恶习。然而，恰达耶夫却是爱国的，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其爱国之心，既是一种否定的爱国主义。他说：“对祖国的的爱，是一种美好的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8]^(P5)恰达耶夫所说的真理，一是指“真话”，一是指俄国的革命。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爱国主义：“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我也能够对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做出评价；但是，我的爱国感情与有些人的有所不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9]^(P6)恰达耶夫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痛心疾首的爱国主义，在他面向俄国历史的过去时，他对俄国人民的无所作为进行了批判；但当他面向俄国人民的未来时，他却能激起伟大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相信俄国人民将有能力去解决西方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恰达耶夫就是要以自己的思想去启蒙人民。恰达耶夫的西欧派思想是爱国主义悲痛的呐喊。这与后来的西欧派是有很大不同的。

恰达耶夫的思想，在当时并未被人们所理解，他的《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发表后，竟然引起轩然大波，甚至一些人骂他是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沙皇下谕称这篇文章“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刊登这篇文章的杂志——《望远镜》，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恰达耶夫被官方宣布为精神失常的疯子，并派出医生每天给他“治病”，不许他说话。但是恰达耶夫并没有屈服，他又写了《为一个精神病人的辩护》，继续阐述他的思想，他坚信，俄国人民正是由于自己的潜能和内部集聚的无比巨大的力量，才能够对全世界发出自己要完成历史赋予使命的独特誓言。

四、彼得拉舍夫斯基——空想社会主义的爱国乌托邦

以彼得拉舍夫斯基为首的小组，也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国、爱自己的人民，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经常聚会讨论社会问题，筹划人类新的、美好的社会制度。他们的成员大多数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虽然激进，但讨论的气氛非常友善、平和。他们的活动只限于思想领域，而没有从事任何革命活动。他们渴望解放农民，渴望人民获得幸福，但他们向往的只是遥远的人类幸福。彼得拉舍夫斯基曾说：“无论是从女人还是从男人那儿我都没找到自己活着的价值。因此我将自己献给为人类服务的事业上。”[10]^(P32)这些话反映了当时一个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情绪]结：爱“遥远”的东西，却不爱“眼前”的现实。为了试验他遥远的理想，他在自己的庄园里为农民建立了一座傅立叶式的法郎吉大厦，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农民却纵火烧了这座大厦。这说明19世纪70年代的农民是不接受这些为他们忘我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但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对自己的理想却一直都未动摇，即使在受审讯时，他也仍然坚信法郎吉在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俄国是完全可以存在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只是以和平的聚会、空想的思想、美好的愿望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以此来寻求俄国的出路。但是，历史的现实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们仍然以悲惨的结局告终，全小组成员均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21人被判死刑（后改为服苦役）。

五、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不同的方向，共同的爱国心

    19世纪40—50年代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经常在莫斯科知识界的沙龙里或贵族青年的家里定期聚会，讨论在农奴制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的一些重大问题：俄国要走向何方？她的主导力量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解决？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斯拉夫派认为，俄国和西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它们的历史起源不同，发展规律也完全不同。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就在于东正教和村社的永恒存在。俄国的东正教不同于天主教，它从来不对世俗政权自以为是，而是完全局限于信仰和精神的范围。俄国的村社与重新分配土地的制度保存了俄罗斯独特的道德氛围；俄国的历史若抛开村社将会一无所有。俄罗斯国家是人民的保卫者，俄罗斯民族是“非国家性”的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其他民族的“精神”；一切灾难，是从彼得一世开始的：他移植西方的制度，抛开了俄罗斯古老的历史基础。由此得出结论：俄罗斯要走自己的独特道路。对于奴隶制，斯拉夫派也很痛恨，但认为这是彼得一世时代的产物。在对人民的态度上，斯拉夫派主张知识分子要接近人民，认为“离开了人民的土壤就没有基础，离开了人民就没有任何现实的、有生命的东西，而任何善良的思想，任何在根源上没有同人民的历史土壤相联系，或者没有在本质上从这种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机构，是不能结出果实的，而且还会变成一堆废物”。[11]^(p89)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在斯拉夫派眼里，是那些保持着东正教信仰和民族生活方式的农民。对于尼古拉一世政权的制度缺陷、官僚的专横、普遍的行贿受贿、法庭的不公正等，斯拉夫派也进行了尖锐批判。因此，斯拉夫派中的一些人也遭到沙皇政府的逮捕和迫害。

西方派则表明了俄国将来发展的资产阶级观念。他们不承认俄国文明和命运的独特性，认为俄国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但又是一个停滞的部分，所以俄国应借鉴西方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迎头赶上。西方派对俄国的村社的看法与斯拉夫派不同，认为村社的直接任务是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强迫他们纳税服役。同时，西方派高度评价彼得一世的作用，认为是他把西方的俄国推上了欧洲发展的道路。西方派认为斯拉夫派的理论不是号召人民向前，而是向后，朝向那些落后的、早已过时的习俗和制度。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都在想方设法拯救俄国，他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12]^(P131)但两派的争论却是异常尖锐的。斯拉夫派幻想彼得一世改革以前的理想俄罗斯，西方派则幻想理想中的西方世界；斯拉夫派生活在对过去的空想中，西方派则生活在对未来的空想中。其实两派也是朋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对自己所钟情的历史不甚了解。在两派中，斯拉夫派的观点保守一些，但它提出的一系列深刻问题也促使西方派去研究和思考，最终在西方派中产生了革命民粹派以及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为代表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

六、革命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情结

赫尔岑是莫斯科一个富有的农奴主雅可列夫与其德籍女佣人哈格的私生子。自幼从家庭教师那里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同时培养了对文学与诗歌的爱好。1826年6月，沙皇政府绞死十二月党人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激起了对沙皇专制政府的愤怒和对起义者的敬佩之情。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一批进步的大学生总是围绕在他的周围，经常讨论政治和哲学问题，热心宣传十二月党人和法国革命的思想及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宣称自己是十二月党人的儿子。大学毕业不久，因为进行反对农奴制的宣传，赫尔岑被流放了5年。1847年，赫尔岑被迫离开俄国，先后侨居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当时正值1848年的欧洲革命高潮，他既参加过巴黎的游行，也目睹了意大利的革命。这一切又激起了他勇往直前的决心。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赫尔岑对西方社会主义的追求烟消云散。他陷入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随后，赫尔岑又把全部目光和希望转向了俄罗斯。他最后得出结论：俄国不能走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应该通过自己特殊的农民村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达到自己理想的境界。在赫尔岑看来，俄国农民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体现者，而西欧的工人则是小市民，他们可以是革命的力量，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赫尔岑认为在落后的农业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实际上比在先进的工业化的西欧要更加成熟，如果农民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俄国的村社就可以成为新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样，俄国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过渡到社会主义。赫尔岑虽然至死都未能回到祖国，然而，在精神上他经常回到祖国，他一直探索着俄国人民的解放之路，并坚信在俄国，在俄国人民中间孕育着新的、美好的、非市民的、非资产阶级的生命苗头。他在英国伦敦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刊印传单和文章，宣传他的思想主张，无情地批判尼古拉一世制度的罪恶，坚定不移地反对农奴制。他还用文学的形式，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在其名著《往世与沉思》中，他称尼古拉一世是警察的警察，带王冠的警察，并发出了“让尼古拉的统治永远受到咒骂”的呼声。

与赫尔岑一样，别林斯基也是一位“农民社会主义”者，是一位民粹派的先驱。他也认为俄国未来最理想的模式应该是：比人类历史的过去和现在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在那里没有沙荒，没有国王，没有暴君。他主张农民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并经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保存村社制度，最后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别林斯基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充满着挚诚的爱，他曾断言：“我羡慕我们的孙子和曾孙，他们命定要瞧见1940年俄国，将站在文明世界的前列……”[13]^(P224)

19世纪下半期的革命民粹主义者，勇敢的触动了社会生活中的时弊，无情地揭露了农奴制度和沙皇制度的反动、贵族地主的腐朽和资产阶级的贪婪，深刻地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热情地歌颂了革命人民的斗争精神。他们尖锐地提出了“谁之罪？”“怎么办？”等发人深省的重大社会问题；并认识到，革命迫切需要唤醒群众，作为革命者必须直接深入农民群众之中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到民间去”的运动。结果，正像其前辈们一样，“到民间去”并未得到农民的响应，却招致沙皇政府的报复，“到民间去”运动的大部分参加者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革命者都被投入监狱。失败并未使革命的民粹派气馁，反而迫使他们认真考虑如何更有组织地进行斗争。他们先后组织了秘密团体“土地和自由社”、“民意党”、“土地平分社”、“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等，直到建立了俄国社会主义党组织“劳动解放社”。革命的民粹主义者在斗争中表现得异常英勇、不怕牺牲。

从拉季舍夫开始反对农奴制，到十二月党人起义，从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探索俄国的前途命运，到以赫尔岑、别林斯基等革命民粹主义者追求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他们都是为了亲爱的祖国，为了在苦难中呻吟的人民，为争得人民的自由而不惜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为唤起人民的良知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俄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纯情的单相思者，他们虽然充满着对人民、对俄罗斯祖国的爱恋，但他们却经常遭到“既要土地又要皇权”的人民的拒绝，得到的是他们所爱恋对象的不理解和漠然。他们的“纯情”达到了几近痴迷的程度：为了解救人民、拯救俄罗斯，为了奋斗的理想，无论是前头悬着沙皇的利剑，还是后面围绕着民众的冷漠，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满怀着对俄罗斯人民的爱恋，赴汤蹈火，至死不渝。正像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一文中所说的：“俄罗斯是恋女，知识分子是情郎”。只是由于俄罗斯社会的特性，使得这份恋情失去了应有的缘分。因而，知识分子上演的只能是一出令人痛心感慨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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