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他的滿腔热忱进行着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造。与理学家张载的井田制的试验不同，与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农场也不同，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是建立在科学理论之上，它的核心是集体化。
集体化对于小农经济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集体化用于扶助刚刚获得翻身，刚刚迈出自己的脚步的中国农民是完全必要的；集体化用于支持农业逐步向工业化农业转化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这一切来得如此急迫，犹如暴风骤雨，人们并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社会改造相伴而行，在一些极左势力的干预下，人民公社---这一个本来是用于经济活动的模式竟然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舞台。不切实际的行为促使这个合理的模式走向否定。水泼出去，孩子也被泼出去了，这个孩子就是集体化。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小岗村的公民们。20多年前，那里曾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18个农民冒死按下红手印，开始了为求生存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中国改革第一村”也在这里定格。当然这仅仅是改革者迈出的第一步。农村的改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的机遇，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御风搏浪，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惊心动魄、不曾相识的课题。
于是，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命运：
1、继续走集体化的道路，也就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它的核心总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具有创业能力和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个人或群体。大寨、华西村等等就是这样成功的。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带头人常常是一些复退军人或是进入市场后取得成效而且道德高尚的人，而一些满腔热情的书生常常并不成功。以此也可见创业者的艰幸，成功并非偶然可得；
2、作家陈桂棣、春桃花笔下的那些村庄则是彻底退回了封建制度下的农村模式，正如他们的文章指出的：青年农民丁作明以生命换来的、那柄来自中央的“尚方宝剑”能镇住、能杀光所有的贪官污吏吗？就算把所有的贪官污吏一个不漏地撤职、杀头，全部换上新官上任，谁又能保证这些新官不变成贪官？不是吗？那个原先当过村民代表、带领村民告状获胜、后又被上级正式任命为新任村支书的王俊彬，还没有把村支书的板凳坐热就沦为新的欺压村民的贪官。
陈桂棣、春桃花以伟大的人性写成《中国农民调查》，发出了农民的出路在哪里的提问。严格地说，这个问题有些危言耸听。因为历史不会重复，因为这样的例子不能代表中国农村的主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封建回潮是短暂的，人间正道是沧桑；
3、更具普遍意义的是这样的一些事实：
漳州是福建农业条件最好的地区，气候温暖，是著名的花果之乡，漳州把自己定位成“海峡西岸农业示范区”。可是“成也农业，败也农业”，它的发展远落后于周边地区，不必说厦门，泉州对它来说也是遥不可及的。究其原因，漳州就输在工业这一块，缺少象晋江、石狮那样的一批高速发展的民营企业。类似的情况在浙江的鱼米之乡嘉兴也有过。紧邻上海的优势的嘉兴，被定位于“浙北粮仓”，结果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隔岸的苏州、无锡。
无工不立，无商不富。即使在农业已经高度商品化、现代化的美国，以农业为主的州基本上也是美国最穷的州。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即使农业实现了产业化，如果没有工业主体的支持，经济还是发达不起来的。这个经验教训也说明了，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必然分化出大量的进入其他领域的农业人口，并且实现城镇化。
中国的农村确实在发展，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它的发展很不全面，在中、西部地区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小岗村的经验是中国农业改革的缩影，20多年过去了，农民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没有。有媒体这样报道：一年跨过温饱线，20年没过发展槛，小岗村依然贫穷、落后。
有的专家指出，“三农”问题存在五大症结：农村教育投资少，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农村社会保障缺乏，农民生活质量低；农户生产分散化，农业规模效益差；农村党政领导不力，中央政策落实不到位；小农意识太强，缺乏开拓进取精神。
所以有些人认为帮助农民增收也好，给农民减负也好，固然十分重要，但在扶贫帮困时还要花大力气引导农民挣脱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的羁绊，适应市场需求，大做“农”字文章，引进科学技术，从事集约化生产，以此能激发农民自身的内在活力。
对这些说法，严格评之，只是书生之见。农民问题的解决要靠自己，外因很重要，但是内因是决定性的因素。农民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站在救世主的角度来讨论农民问题，很无奈也很无效，因为它常常脱离实际，也就无法看到大量纷杂之中的本质，也就常常成为泛泛的空谈。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民们已经开始冲破自己的地域、自己的生活环境，走向社会，拥抱新的时代，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改革的先行者。他们在谋生存的同时，也在增长自己的才干；在积累资金的同时，也在克服自己的不足，也在理解和接受新观念、新思潮。这个伟大的行动，人们谓之“民工潮”。
从历史的角度看，给“民工潮”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历史上，中国有许多次的农民流动，有洪洞大槐树之说，有宁化石壁客家之说，也有自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的农民起义之说。这种农民的流动带来民族的融合，也带来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但是，因为这种行为常常受迫于强权，更多的是战争，流动潮的苦难难以尽述。只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工潮”才能体现为一种较为完善的进步。历史不会否定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的人不配谈历史，也不配谈社会。
“民工潮”也体现了一个最基本的真理：生命在于运动。社会性的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必备条件，它促使融合和谐调，它促使吐故纳新，它打破死水一潭；让我们的社会犹如奔腾不息的大江，前浪推后浪，永远焕发撼天动地的朝气，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但是，“民工潮”来得何匆促，正在大谈改革的人们甚至在它的面前惊慌失措。一种很怪的名字出现了—“盲流”，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发出堵截、驱赶的种种议论和行动；每一年，都发生来回一次的民工回乡、打工潮；民工们付出低廉的劳动力换来城市的繁荣，也换来城市对他们的苛责。
城市对民工的苛责有至少二种：
其一、欠薪。建设部披露，仅到02年底，全国建筑业民工拖欠的工资，起码已达200亿元。(央视国际 03-12-15报道)； 因请温总理帮讨工钱而闻名的熊德明，自从去年10月在电视上露面后，平均每天有5个来自本市及邻省的民工请她帮忙讨工钱。。。这方面资料很多，也很公开，因为我们的社会敢于正视这个问题，可是它确实反映了社会对这个问题认识的迟滞。
其二、收留。这确实是一个很意思的问题，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土上的流动得不到保护，反而受到种种歧视和侮辱，难道我们的国土上还有各种封建割据？孙志刚事件出在广东，一个在中国最开放的大都市，一个受益于民工奉献最多的城市。它是否可以说明形成此类事件的背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这些现象告诉人们二点：我们社会的道德没有明确的水准，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例如巨量的欠薪；我们的社会多么闭塞，还处在城堡时代，人们头脑中的土围子还没有铲除。
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民工潮”的历史意义，正是它的出现冲跨了阻碍共和国发展的种种羁绊，也正是它向全社会发出重塑社会道德的呼吁。但是民工兄弟们承载得太多、太重，有许多负载本来并不属于他们。
虽然来何迟也，予民工以保护的政策终于来了，毕竟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人们应该记住“以人为本”的宣言宣示的时刻，它是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和新生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志。
还能够有更具体的动作。这就是在理论上全面肯定“民工潮”的重要意义，它不仅仅是农民走向解放的一步，也是我们的社会实现深刻变化和全面发展重要的一步。主动认识和被动应对显然不一样；
另一个方面，就是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它的方式和方法不应该是原来的行政命令、长官意志，而是一些真心为民服务的人们，脱离官僚衙门的约束，作为农民的保护神、服务人员、科技知识传播者、市场开拓者---也许是一些介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中介机构，在为农民服务的同时为自己求得生存的---是一种得到政府鼓励和支持的准市场行为。
三农问题太多，难以尽述。但是，尽管脚下的路还很长，也坎坷，因为必然会有许多新问题出现，但是这一切都吓不倒前行的人们，因为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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