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改革开放三十年，党员队伍急速扩大，但队伍中的混入了大量不合格的党员和腐败分子，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日趋猖獗，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我们要指出的是，党员队伍中始终存在假共产党员，他们打着共产党旗号，干着结党营私的勾当。我们就会明白，败坏社会和共产党形象的是党内败类。1月8日是周恩来的逝世纪念日，这里辑录了一些周恩来的故事，他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共产党。
建国以后，周恩来总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常说：生活上不要那么讲究，穿得旧一点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
翻开周恩来的著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无不闪烁在各个篇章的字里行间。他深情地说：“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像孺子牛一样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他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他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他要求干部“以人民的疾苦为忧”。在周恩来看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宗旨和天职，因为中国共产党站在“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决心为人民服务的。”
家规
周恩来在家里规定亲属不得违反十条家规：“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邓颖超不能在政府任职
周总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高风亮节，全世界景仰。他严管自己的配偶、亲属和子女。他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１９７４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１９７７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
“我要中国料子”
进北京后，周总理第一次做衣服，选中了“红都”服装店。工作人员介绍：“这是闻名全国的高级服装店。”
周总理笑容满面：“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面对工作人员介绍的英国呢料、澳大利亚毛料等各色的外国布料，周总理摇摇头，说：“我要中国料子，无论毛料布料都要国产的。”
这次他做了一套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一套蓝卡其布夹衣和一套灰色平纹布中山装。这几件衣服一直穿到１９６３年，始终光滑整洁、挺挺括括。
衣服穿了１０年仍然挺挺括括，其中当然有奥妙。周总理有两只袖套，办公时必定套在胳膊上，这样就保护臂肘不会磨损得太快。然而，他一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天长日久仍不免磨损磨破，于是，便送去“红都”请裁缝织补，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衣服虽然旧了，会客时将衣服熨烫一遍，穿出来仍然挺挺括括，再加上他潇洒大度的仪容举止，丝毫无损大国总理的风度。
204个补丁
周恩来是个有名的外交官，但就穿衣而言，却常常是“整洁其外，俭朴其中”。他的衣服穿破了补，补了又穿是经常的事，一件睡衣穿了几十年，从外边能数出来的补丁就有204个。
“我们领导更要带头”
周总理吃饭很简单，经常是两菜一汤，主食吃普通面粉，不吃富强粉，吃普通大米，不吃小站稻，而且每周至少一顿粗粮。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总理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蛋，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在中南海，他常常亲自排队买饭。有一次，他买了一碗玉米饭和一碗汤，最后碗里剩下的汤，周总理就用窝窝头蘸着吃完，一点也不浪费。同志们见到这种情景，都非常感动，劝他说：总理，你肩上的担子重，一定要保重身体。现在虽然困难，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总能让您吃好一点。周总理却亲切地对大家说：“现在全国人民度荒年，我们领导更要带头。”
“楼外楼”上三付餐费
１９７３年９月，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这天下午，周总理请随行工作人员到杭州有名的酒家“楼外楼”吃饭。这是总理第９次上“楼外楼”，酒家职工们非常高兴，除了准备西湖醋鱼等高档名菜外，还端上了总理喜欢吃的绍兴霉干菜、豆芽菜等家常菜。饭后结账时，省里的同志说由地方报销，总理不肯，坚持要自己付钱。店里的同志知道，不收钱，总理会生气的，就收了１０元。谁知周总理不肯，说：“１０元钱怎么够，要收足。”店员们商量了一下，加收了５元。不料周总理又说：“不够的，要同一般顾客一样收。”没办法，店里只好又收了５元。这样收了２０元。没想到一个小时后，杭州机场来了电话，说总理上飞机前留下１０元钱补交中午的饭费。于是店员把当天的午餐费按照牌价表仔细算了一遍，餐费是１９元多一点。
“不能有以后，一讲以后就止不住了”
周总理住的是旧房子，地面的方砖高低不平，泛潮泛碱，天花板和四周墙壁都已灰黑，门窗缝是用纸糊的。虽然这样，但他一直不让修缮。１９５９年，趁他外出，管理人员替他翻修了房子，装上地板，换了地毯、窗帘、洗澡盆。没想到，周总理外出回来，却少有地发了脾气，把有关同志严厉批评了一顿，并且愤然离去，不肯回家。有关同志多次认错检查，又请陈毅等老同志出面，周总理仍然不肯回家，并且主动在国务院做检查，要大家吸取教训，还专门召开会议做自我批评，要大家引以为戒。一些老同志劝说：“已经这样了，以后注意就行了。”周总理却说：“不能有以后，一讲以后就止不住了。”结果，除了地板之类无法取走的东西之外，凡能取下来的东西都退回了公家。
简朴起居
在秘书的记忆中，周总理和邓大姐两个人几乎没有个人家庭生活，西花厅既是办公的地方又是居住的地方，在西花厅的日子基本就是工作。总理回到家就直接进办公室工作直到晚上，他去睡觉的时候手里还拿着文件。早上起来时，他很少在客厅吃饭，都是到办公室急急忙忙地吃。总理吃的东西很简单，豆浆、粥、玉米糊、一块面包。周总理和邓大姐虽然一起住在西花厅，但是由于他们两人作息时间不一样，所以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居然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大姐常常写好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或者打个电话问问总理吃药了吗，什么时候能回来。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偶尔下午，邓大姐午睡起来，看见总理没出去，就扒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说一声：“恩来啊，你是不是起来，该站着休息了。”
邢台牵动总理心
1966年3月8日凌晨,剧烈的大地颤动将河北省邢台地区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前所未有的强烈地震，在数分钟内使震区周围约130平方公里的房屋全部倒塌，地面下陷断裂，喷水冒沙，河堤破裂，铁路桥梁破坏，电网一度中断，四万多人伤亡，直接损失5亿多元。3月22日，邢台地区宁晋县又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世代生活的家园变成废墟，危难中的邢台人民渴望着生命财产得到救援。
邢台地区的严重地震灾情迅速传到党中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不仅马上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对整个抗震救灾工作做出安排部署，而且决定马上前往灾区视察，直接组织指挥抢险救灾。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下午，他乘专机抵达石家庄市，立刻听取了省委和驻军领导的汇报。当天晚上，周总理不顾旅途劳累，带领河北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连夜冒雨赶赴震中隆尧县视察灾情。在昏暗的马灯下，周总理听取了县委和部队同志的汇报。正在谈话时，突然发生了强烈的余震，只见房屋摇晃，门窗作响，墙上的白灰和尘土掉落，大家立刻站起来,让总理出去避险。周总理镇静地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说：“不要紧,大家要沉住气。还是继续谈吧。”望着周总理那安详的神情，大家的紧张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周总理说：“我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慰问地震灾区群众的。我们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不是这样提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发展生产。”
3月10日下午3时，周总理从石家庄乘直升飞机去灾情最重的白家寨视察。这时，大地还在频繁颤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视察灾情,慰问群众。在积雪未化的寒冷天气,总理绕场半周,让群众背着风,而他却迎着寒风站在木箱上，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向大家讲话：“乡亲们，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战胜地震灾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随后，总理跨过纵横交错的地震裂缝,走进矮小的防震棚慰问受灾群众。随后，他先后到宁晋县东汪镇、束鹿县王口乡、冀县码头李乡、宁晋县耿庄桥、巨鹿县何寨等五个重灾乡村走访慰问。他还三次冒着余震危险亲临现场，要求有关方面探索地震规律，减轻地震损失。3月22日宁晋发生了强烈地震后，周总理再次对军队救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要提高战胜地震灾害的决心和信心，与自然界作斗争，要保持镇定，要有冷静的头脑，才能掌握情况，研究对策，采取措施，最终战胜地震灾害。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北京军区立即组建了救灾指挥机构，派出了两个医疗队开赴宁晋等重灾区，使灾区人民脱离了困境,树立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信心。
在邢台地震灾区视察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总理充分显示了一个人民公仆的形象、爱民情怀，深深感动了邢台人民。他对人民群众深情的问候、诚挚的嘱托，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心情沉重的人们坚强起来，一些失去亲人都不曾痛哭的人们感动的痛哭失声。他的深切关怀，使灾区人民真切地感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并树起了自力更生、为国减忧的思想，焕发了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斗志；他的正确指挥，使灾区人民把党视为“救命恩人”和“主心骨”；他提出的抗震精神，使邢台人民战胜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取得抗震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
与癌症斗争
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他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会见外宾63批，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1975年9月7日
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从1975年6月以来，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当谈到自己的病情时，他坦然而又肯定地告诉客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还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这次会见，只有短短的15分钟。
能不能哼一哼？
病重期间，每当剧痛袭来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不露痛苦的表情，并安慰和鼓励他们：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可以很好地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受癌症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总有一天会突破的!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他问大夫：“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
1975年9月20日
最后一次签名
9月20日，周恩来准备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
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在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以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遭受“四人帮”诬蔑时的严正态度。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对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他坚持了下来。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病榻上听《红军不怕远征难》
这一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0周年。在邓小平等支持下，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冲破江青一伙阻挠，在10月中旬重新演出由肖华作词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当长征组歌重新演出后不久，邓颖超即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总理在医院里很想再看一看、再听一听长征组歌。不久他收到了长征组歌的录音带。长征组歌，特别是那首《过雪山草地》，是周恩来十分爱听爱唱的一首歌曲：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这首颂扬红军英雄气概和顽强斗志的歌曲，仿佛又一次把周恩来带回过去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成为鼓舞他坚持工作、忘却病痛和劳累的巨大力量。
1976年1月7日
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摘自《新闻信息报》）
不要保留骨灰
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后，邓颖超在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以及亲属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回忆：“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保守秘密
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在广州结婚，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堪称一对模范夫妻。在这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们之间该有多少要说的话啊!可是，他们谈论的仍然是如何严于律己、遵守组织决定，如何为人民、为后代造福。至于他们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其他“心里话”，始终没有讲起。邓颖超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他们一生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
总理一家的收支
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联合国秘书长下令降半旗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这是非常罕见的事。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就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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