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会发展机械论的逻辑荒唐
——评资本主义“不可逾越论”
1999年4月14日
路 山
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真是多灾多难。
别的不说，就说它的生存权，就一直被人否认。本世纪初，当它作为一个胚胎在俄国孕育时，有人就高叫：不准出生！赶快打胎！理由是按照社会发展的正常次序，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成为老太婆时才能出生，而俄国当时还是封建专制，资本主义还是侏儒，有什么资格怀孕社会主义？
…………
几乎整整一个世纪，这个被绝对化的社会发展的“正常次序论”像毒蛇一样死死地纠缠着社会主义，非议、否定、威胁着社会主义的生存权。它一口咬定：在资本主义没有成为老太婆以前，必须先搞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没有成为老太婆之前，必然搞不好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没有成为老太婆之前，已经诞生的社会主义新生儿应当回到娘肚子里面去。
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不知有多少“理论家”祭起这个“法宝”，非议、否定、攻击、诅咒社会主义，力图取消社会主义的生存权，归于资本主义的大一统。我们有些小说家也加入了这个非议、否定社会主义生存权的行列。
例如，13年前，某小说家发表了一篇文章中以“足够的胆识”宣称：“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遇到的这么多困难和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社会形态，才是不可逾越的”。前不久，这位先生又出版了一本书，“说”的还是老主题：资本主义“不可逾越”。
这个“不可逾越论”是被绝对化的社会发展“正常次序论”的新论点，但比“正常次序论”更具“威慑力”。它的逻辑结论，一是：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种不可逾越的社会形态，中国没有经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因此，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二是：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种不可逾越的社会形态，中国没有经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因此，搞社会主义的中国应当倒退回去先搞资本主义。
由此看来，要捍卫社会主义的生存权以至发展权、胜利权，不能不驳倒被绝对化的社会发展“正常次序论”及其它的新论点资本主义“不可逾越论”；而要驳倒它，必须拿起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唯物辩证法。
在哲学上，这种把社会发展的“正常次序”绝对化的观点是机械唯物论，或曰社会发展机械论。毫无疑问，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以后，由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作用，发展的“正常次序”是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但是，这种“正常次序”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因为事物发展的平衡性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性是绝对的，这是一条根本规律——
为此，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不但有渐变，而且在突变；不但有前进，而且有曲折；不但有阻滞，而且有超越。
为此，尽管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水往低处流，但是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南麓的长江，不是沿北纬34度附近笔直向东，而且先折向东南百千公里，穿过横断山，在云贵高源北侧曲折迂回，转而向东北，通过四川盆地，穿过巫山，进入长江中下游平原。在此大平原上，它也不是笔直向东，而是九曲十八弯地迂回前进，在江西九江与江苏南京之间，成西南东北走向。过了南京，才基本上浩荡东去。
为此，尽管历史上中国的封建主义发展为世界之最，但中国却不是首先进入资本主义；尽管中国的西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还是农奴制社会，但经过民主改革以后也逐步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在这里飞越了千年；尽管美国没有经历封建主义，但却一下子搞起了资本主义。
为此，尽管在大街上公路上，同样是永久牌自行车，同样是桑塔纳娇车，却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的超越，有的滞后。
如若事物发展的平衡性是绝对的，社会发展的“正常次序”是绝对的，好像一二三四那样机械排列，犹如滑梯那样一溜平，那么，世界现实和世界历史就得全部改变和改写：
长江应当沿北纬34度附近向东直穿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泯山、秦岭，通过华北大平原，在今天的连云港市南部入海，因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而水是往低处流的；
中国在历史上应当首先进入资本主义——因为在历史上它的封建主义最发达；中国的西藏应当在千年以后才进入社会主义——因为它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是农奴制社会；美国至少应当先搞封建主义才能进入资本主义——因为它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既然资本主义“不可逾越”，封建主义当然也“不可逾越”！）
大街上、公路上的行人车辆应当像机器齿轮上的齿牙那样排列，谁也不能快，谁也不能慢，谁也不能超前，谁也不能滞后——因为同样是人，同样是车。
这显然是荒唐的。
这里讲的唯物辩证法，或者说从唯物辩证法看被绝对化的社会发展“正常次序论”及其新论点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逻辑荒唐。
再从历史辩证法而看。由于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鲜活的，鲜活的人的活动充满着无穷的变数，因此，人类的历史不能不是复杂多变的，决不会像从“个”到“十”到“百”到“千”到“万”那样的规规矩矩的数字排列，也决不会像出土三尺的竹节那样长短一致匀称有序。就咱们中国来讲，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侵略，那么，它也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且必然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但是，偏偏遇上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强盗，打乱了这个“正常次序”，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而断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历史之路。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它使中国的历史发展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直接跃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发展的次序由此变成了封建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历史的曲折和悲哀，也是中国历史的飞跃和幸运，而曲折与飞跃、悲哀和幸运总是相伴而行，相反相成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那些“理论家”和“小说家”似乎对此知之甚少。面对中国历史的这种个性特殊性，面对这样的历史辩证法，他们坚持高叫资本主义“不可逾越”。请问，这个“不可逾越”的资本主义安置在中国近代史的哪个环节中？安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后？你去问问康有为和孙中山，能搞得成吗？你去问问西方的殖民主义强盗们，能让你搞吗？能让你建成“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中国吗？不要说那时不让你搞，就是现在他们也没有那份善心！安置在新民主主义后？你问问共产党答应不答应？你去问问千百万革命先烈和亿万工人农民答应不答应？你去问问历史行得通行不通？安置在社会主义后？诚然，这种“安置”在俄罗斯已成为现实，然而，俄罗斯的作出如此“安置”的英雄好汉们，尽管一个个雄心勃勃，气壮如牛，要把俄罗斯“发展”成美利坚，但一个个碰得头破血流。
蔑视历史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在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个性特殊性中，也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普遍性，即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序列的共性普遍性。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已有若干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已有近200万产业工人，即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成份；否则，也就诞生不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也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跃入社会主义。问题在于这种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不可能“高度发展”，它天生软弱，底气不足，没有能力推翻这“双重压迫”而为自己的“高度发展”开辟历史道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这样的“高度发展”只能由社会主义来承担。这不是社会主义的过错，而是封建主义特别是殖民主义的罪恶——是这种罪恶造成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面结果。犯爱“资”病的先生们，不要打错板子！
历史的辩证法即历史的辩证逻辑。历史发展遵循的主要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以形式逻辑对待历史，规范历史，往往要闹出笑话。面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辩证逻辑，高叫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先生们无异于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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