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坚持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
（2000年6月17日—9月9日。本文为参加
一个研讨会而作，并在研讨会上发言）
路 山
小 序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社会愈发展，愈显示出它璀灿的理性之光，愈显示出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向披靡的思想武器。在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在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度过“天命”之年的今天，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回顾总结历史的风风雨雨及其在思想理论上的反映，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当着这样做的时候的，我们就会感到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常见的概括似不够完整，或者说存在着某种不足。哲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三个部分组成：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现在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虽然比较简明，但它不提唯物辩证法，或者说不把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与辩证唯物论并列的组成部分，似乎不能说是一种完整的概括。诚然，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是密不可分的，但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等同，互相不能替代和包含。前者的侧重点是唯物，落脚点是辩证法，强调的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辩证法；后者的侧重点是辩证，落脚点是唯物论，强调的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论。就哲学形态而言，如果我们不能否认辩证法和唯物论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是两个既密不可分又互相不能替代的哲学范畴。只有承认和掌握这一点，我们的哲学思维才比较完全，才不致发生缺漏。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有第四部分，即历史辩证法，它是将唯物辩证法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得出的必然的逻辑结论，是与社会历史发展机械论相对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现在有“历史辩证法”这个提法，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其独立的理论体系。诚然，历史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也是密不可分的，但不是一回事，两者互相不能替代。当前，在我国的理论界，历史唯心论固然还有市场，历史机械论则大行其道。如果我们只讲历史唯物论而不讲历史辩证法，那是难以驳倒社会历史发展机械论的。而如果我们驳不倒社会历史发展机械论，那么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就站不住。
一、从评资本主义“不可逾越”论谈起
在当今中国，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成了一个大问题。
十三年前，有人在一本书中以“足够的胆识”宣称：“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遇到的这么多困难和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这个历史阶段” ，“资本主义，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社会形态，才是不可逾越的。”前不久，此人又出版了一本书，说的还是老主题：资本主义“不可逾越”。
应当说，此人（不仅仅是“此人”，与他相同观点的是一批人）反复宣扬这个“不可逾越”论，无非是要人们得出这样两个形式逻辑的结论：一、由于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种“不可逾越”的社会形态，而中国没有经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因此，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二、由于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不可逾越”的社会形态，而中国没有经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因此，搞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应当倒退回去先搞资本主义。
很显然，在历史观上，这种形式逻辑及其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然而，这种逻辑在历史唯物论的意义上不是一点依据也没有的。历史唯物论有一条基本的或者说根本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根据这条规律，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以后，作为归根到底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社会形态，其发展的“正常次序”应当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一点看，说资本主义“不可逾越”是有一定依据的。而我们中国恰恰“逾越”了资本主义——准确地说“逾越”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这在哲学上如何解释？
要解释清楚这一点，要驳倒“不可逾越”论，或者说要论证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在历史发展逻辑上的合理性，只有借助于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根本规律。这个规律认为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否认了一切。矛盾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个性的一面，既有绝对性的一面，又有相对性的一面；共性绝对性寓于个性相对性之中，个性相对性中包含着共性绝对性。共性绝对性与个性相对性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条件性。共性和绝对性是指无条件性；个性相对性是指有条件性，即时空条件不同，事物（矛盾）的量与质也不同。“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主席：《矛盾论》）可以说，这一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即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生存和发展的辩证规律和辩证逻辑。由于这个规律的作用，在自然界，尽管同样是树叶，但没有两片完全相同；在人类社会，尽管同样是人，但全球60亿个人的面貌、长相、性格、脾气各各不同；尽管人们同样在大街上骑永久牌自行车、开桑塔纳轿车，但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前超，有的后滞。由于这个规律的作用，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生存和发展，不但有正常，而且有反常；不但有渐变，而且有突变；不但有否定，而且有否定之否定；不但有前进，而且有曲折；不但有阻滞，而且有超越。这就是事物生存和发展的辩证规律和辩证逻辑。唯其如此，才成其社会，才成其自然界，才成其世界，才成其宇宙。倘若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共性绝对性，没有个性对性，那么，全球60亿个人就会是同样的面孔、同样的长相、同样的性格脾气，那将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又是多么地可怕！同样，如果世界上万事万物只有个性相对性，没有共性绝对性，那么，全球60亿个人就不会是人人有头有脑有五官有四肢，而是千奇百怪，那将也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多么地可怕！
这种事物生存和发展的辩证规律和辩证逻辑，同样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领域，即为历史的辩证规律和历史的辩证逻辑——历史辩证法。由于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而人是鲜活的，鲜活的人及其由他们组成的阶级的活动，由于主客观条件和环境的各各不同，充满着无穷的变数即无穷的个性。因此，人类的历史进程决不会像数学上从“个”到“十”到“百”到“千”到“万”那样规规矩矩地机械地排列，也决不会象出土三尺的竹节那样长短一致、匀称有序地生长。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十分复杂多变的，很不规则的，其中既有正常又有反常，既有渐变又有突变，既有前进又有曲折，既有超越又有阻滞。为此，尽管历史上中国的封建主义延续两千多年，其发展和成熟度为世界之最，但中国却不是首先进入资本主义，而西欧封建主义的历时和发展的成熟度都远不如中国，但它却首先进入资本主义。为此，尽管中国的西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还是农奴制社会，但经过民主改革以后就跳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历史在这里飞越了千年。美国则没有经历封建主义直接搞起了资本主义。这些，如果从形式逻辑看，都是“反常”的，但从辩证逻辑看,却是“正常”的。至于说到咱们近代中国，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侵略,那么,它也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但是,偏偏发生了西方殖民主义强盗入侵这个“矛盾的特殊性”,它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而打乱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正常次序”,也断绝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历史之路。这是坏事,也是好事, 它使中国的历史发展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直接跃入社会主义 ，中国历史发展的“次序”由此变成了封建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历史的曲折和悲哀，也是中国历史的飞跃和幸运。而历史的曲折与飞跃、悲哀和幸运总是相伴而行，相反相成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说到这里，“道理”还只说了一半。由于事物矛盾的共性绝对性寓于矛盾的个性相对性之中，由于事物矛盾的个性相对性中包含着矛盾的共性绝对性，因此，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个性相对性中也包含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共性绝对性；换言之，在历史辩证法中贯穿着历史唯物论，在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中包含着历史发展的形式逻辑。这就是说，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中，也包含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性绝对性，包含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社会形态的共性绝对性，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序列的共性绝对性。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已有若干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即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成份；产业工人达200多万，而且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仅1914年至1919年5月的时间里，罢工就达100多次。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存在，也就诞生不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也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跃入社会主义。问题在于，作为民族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不可能 “高度发展”，它天生软弱，底气不足，没有能力推翻这“双重压迫”而为自己的“高度发展”开辟历史道路。
那么，能不能像某些人今天还念念不忘的那样，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次序”中增加一个“资本主义”的环节，变成封建主义——半殖民半封建——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而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再来搞社会主义呢？不能。因为这一“增加”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反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贫苦农民为主力军的、本质上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大革命，是以十月革命为旗帜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直接的逻辑发展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如果在其胜利后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其结果，诺大的中国仍然只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附庸，而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对此，毛主席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作了充分的论证，二十世纪末苏联—俄罗斯衰败不堪的状况则提供了有力的反证：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苏联─俄罗斯重搞资本主义尚且如此，我国在五十年代初就搞资本主义，决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从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角度看，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这样的“高度发展”只能由社会主义来承担。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早产和过错，而是封建主义特别是殖民主义的罪恶──是这种罪恶造成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面结果。
从世界历史看，如果说中国的封建主义是高山，资本主义是丘陵，那么，西欧的封建主义是丘陵，资本主义是高山。正因为西方（包括西欧和北美等）的资本主义是高山，所以东方中国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丘陵；正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丘陵，所以才比较地容易翻越，首先攀登社会主义高山；正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是高山，所以才比较地难以翻越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天地。这种社会发展形态上的你高我低、你长我短是历史发展的绝对的不平衡性，而高低长短的数学之和又是一种相对的平衡性；绝对的不平衡性寓于相对的平衡性之中。这是又一层次的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辩证逻辑──历史辩证法。
如果我们放眼百万年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那么，还可以发现，由这种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辩证逻辑所决定，人类社会先进的和落后的社会形态的更替，决不是统一的，决不像割韭菜那样割裂了一茬再长一茬，而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的。且看今天的地球上，几乎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五世同堂”——虽然有的已近乎绝迹，有的是少量残余，有的在苟延残喘。这充分证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充满着无穷的个性特殊性，充满着无穷的阻滞和超越，“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 卷第765页）由此也极其充分地证明中国跳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是很正常的。
历史发展遵循的主要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以形式逻辑看待历史，规范历史，往往要闹出笑话。面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辩证逻辑，高叫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先生们，无异于堂·吉诃德！
二、怎样看待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实践？
社会的发展与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及其实践真是复杂的。正当有些人高叫资本主义“不可逾越”，企图扭转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之际，正当有些人高叫“人间正道私有化”、企图全面彻底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际，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的共产党人们，却带领全村人民群众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搞起“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实践来了。对此，有些人感到不理解，更有些人说他们的实践“超越历史阶段”，甚至攻击说这是“‘左’的思想的最后堡垒”、是“改革开放的‘怪胎’”。
很显然，这里的“超越历史阶段”说与上述的“不可逾越”论一样，也是社会发展的机械论而不是历史前进的辩证法。在这种机械论看来，当今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离共产主义更是“飞机上吊蟹──悬空八只脚”，你南街村居然在那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这不是“超越历史阶段”又是什么？
这种指责有道理吗？如果从形式逻辑上看，不无道理；如果从辩证逻辑上看，就不能成立了。在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上，任何一种高级的社会形态孕育于低级的社会形态，或者说，任何一种低级的社会形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必然孕育着高级的社会形态。开始是一个细胞，一个点──由于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因此，这一个细胞一个点必然发展成多个细胞多个点，逐渐形成群体形成片，最后完全或比较完全地取代低级的社会形态，实现全社会质的飞跃。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开始是井岗山一个根据地，然后是十几个根据地，然后是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然后是大半个中国，最后实现全中国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这叫“星火燎原”；这叫量变引起质变，部分质变发展到整体质变；这叫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辩证法，这叫事物发展的绝对的不平衡性。如果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出现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是必然的话（谁能否定这种必然！），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出现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南街村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的实践，也是一种必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从空间上讲，全国有几十万个村，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各各不同。在有着四五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几十万个村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一个或几个、十几个村搞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的实践，即普遍中出现一点特殊、共性中出现一点个性，是毫不足怪的。毫无疑问，现阶段我们党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只能也只应该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来制订，不能也不应该根据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实践来制订，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犯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但是，在思想认识上，在政治态度上，在社会历史发展观上，在历史哲学上，同样毫无疑问是，我们应当对南街村的实践采取肯定、支持和培育的态度，否则，就不是共产党人，就不是历史的辩证唯物论者。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在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实践中，也必然包含着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性绝对性，贯彻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贯彻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唯其如此，他们才是实践的成功者；否则，他们就会在历史逻辑上站不住，就会失败。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共产主义因素。这个问题更社会发展机械论和共产主义的无知者、极端的私有主义者搞得混乱不堪。
有人说：“人类的私有意识的经验和意义，在每一个具体之人的一生里，都可能至少被总结过一百次以上。而且每一次对自己或他人的私有意识的经验和意义的总结，几乎都将使他或她明确私有意识的天经地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恰恰建立在人类普遍克服这一根深蒂固的意识之后。”“这个过程据我想来，恐怕要比人类产生了想飞的愿望到研制出第一架飞机的过程还要漫长。”对这番“宏论”，笔者在拙作《论南街村实践的共产主义性质及其必然》（载《铜陵财经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中作了系统地剖析。
这些人不懂得，共产主义不但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个社会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从哲学上讲是共产主义的量的积聚及其部分质变的实现，从社会学、政治学上讲是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私有制社会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否定和革命。这个运动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发端，至今已一百五十多年，尽管遇到了很多艰难曲折（这也是必然的），但它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功。这个运动分为若干个阶段，我们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发展和建设，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环节，一个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得好：“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实践，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今中国胜利前进的杰出代表。我们还应当看到，尽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即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还要经过很长的历史阶段，但是，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具体地展开，却活生生地体现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觉自愿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异常宝贵，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说“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恰恰建立在人类普遍克服了这一根深蒂固的（私有）意识之后”，显然是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无知。
这些人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又是一种先进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将来的那一天突然形成的，而是人类历史上一切真善美思想观念的结晶和升华。说“每一个具体之人一生里”不管怎么总结，都只能“明确私有意识的天经地义”，这又是对人类思想史的无知和歪曲。在只约占人类社会历史跨度1/500左右的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 尽管私有意识、私有观念得以形成、发展和强化，成为统治人们的意识形态，但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亦即并不是“每个具体之人”一生中都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例如，范仲淹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孙中山挥笔大书“天下为公”；至于普通劳动人民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壮志，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的行为举动，更是绵延不绝，在中国历史上也因此而出现过“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景况。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正是人类历史上这些美好东西的结晶和升华。随着社会存在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克己奉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等共产主义思想观念必将越来越磅礴发展。在这方面，1998年举国一致的大抗洪就是明证。如果私有意识“天经地义”，能取得大抗洪的胜利吗？大抗洪失败了，那么几十万、几百万个以至千万个“他”或“她”的“私有”会“有”多少呢？面对奋不顾身、舍己为人的抗洪勇士李向群的事迹和塑像，真不知某些先生们能说些什么！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上，同样贯穿着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贯穿着历史辩证法，这是社会历史发展机械论者所无法理解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我们不冲破社会历史发展机械论的束缚，不以这样的历史辩证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进而否定共产主义对于今天的指导作用，否定社会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那么，可以断言，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离开了共产主义的指导，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一样。
三、生产力历史决定作用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观
生产力的历史作用问题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并且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这是历史唯物论不可动摇的原理。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永久的最终的决定力量。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必须 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否则，就会偏离或违背历史唯物论，社会主义就会在中国站不住脚！
然而，同样需要重视的是，生产力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其中充满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矛盾运动，是“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矛盾运动的统一。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按工业总额来说，占世界第五位，占欧洲第四位。它拥有的现代生产工具，等于英国的1/4，德国的1/5，美国的1/10。在国内重工业的主要部门中，外国资本家主宰着一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6.8％。而在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业的增长速度，比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在其兴旺时代的增长速度高过许多倍。尽管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大破坏、大劫难，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相当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80％。然而，这样的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决定”苏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反，由于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集团，在“改革”的名义下，一脉相承地愈来愈严重地推行了一条在国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在国际搞民族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结果，不但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五，而且资本主义复辟，生产力遭到大破坏。二十世纪末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又下降到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左右。这一当代世界历史上活生生的悲剧说明什么呢？说明生产力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个性的一面。在个性和相对性上，或者说在现实性上，与其说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不如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就路线问题而言，在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文明史里，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说不清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自从出现了阶级以后，阶级斗争就成为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布拉克等人》， 1879年9月17日－18日）它不但推动着或制约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且首先推动或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如果不出现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那么，决不会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同样，历史上一切居于统治地位的其他剥削阶级，之所以腐朽没落最后灭亡，归根到底是因为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首先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超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建立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自有其明显的个性特殊性。如果执政的共产党实行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战线和政治路线，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发挥他们历史创造者的伟大作用，为实现和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奋斗，那么，就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倘若执政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屈从于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压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重新培育出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并放手让其对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进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那就必然导致社会的大倒退和生产力的大破坏，如上述苏联—俄罗斯然。
在论述生产力的历史决定作用时，我们还不能不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这一“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引伸到生产力内部作一番剖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力包括劳动者（人）、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土地、矿山、海洋、森林、草原等等）。这三者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一个由人与劳动资料、人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三重矛盾组成的对立面的统一体。在这个对立面的统一体中，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面的统一及其转化是相对的。如果人类实行正确的生产力政策包括生态政策、环境政策、资源政策，使生产力的三要素和谐协调，就会产生正效应，促进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如果人类实行错误的生产力政策、或者虽有正确的生产力政策但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那就会产生负效应，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乃至破坏社会发展。在当今世界，为了获取最大利润，有那么一些人，那么一些垄断资本集团，不是运用先进的生产工具科学地、合理地、适度地作用于土地、矿山、海洋、森林、草原等，而是对这些劳动对象疯狂地无度地掠夺，“只要快快发财,哪怕寸草不生”！——对此,我们似可称之为“负生产力”。这种“负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异化，是生产力的资本性质的必然体现和必然结果。这种“负生产力”会直接导致或加剧森林锐减，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道断流，洪水泛滥，干旱肆虐，沙尘暴大起，水质恶化，空气污染，赤潮发生，臭氧空洞出现。这种情况在我国的某些地区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如果对这种“负生产力”不制止、不扭转，任其发展，就会危及人类的生存，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发展！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论述了生产力历史决定作用的个性相对性，当然也只说了“道理”的一半。根据辩证法，不管个性相对性多么错综复杂，其中必然包含着共性绝对性，亦即必然包含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这一历史唯物论原理的共性绝对性，包含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久的最终的决定力量的共性绝对性；这些共性绝对性也必然寓于不管多么错综复杂的个性相对性之中。上述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胜利，最终都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负生产力”的克服和扭转，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改善，生态的平衡，资源的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最终也都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于改变资本性质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在于，我们一定要以这种“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相统一的辩证法来认识生产力的历史决定作用，既不能以个性相对性否定共性绝对性，又不能以共性绝对性否定个性相对性；既要认识个性相对性中包含着共性绝对性，又要把握共性绝对性寓于个性相对性之中。在唯物辩证法看来，整个世界是一个无穷无尽的链条和互相交织的网络，“一切都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 ）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上，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是共性绝对的；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性上，生产力又只是一个“中介”——虽然是基本的主要的“中介”——因而是个性相对的。在共性绝对性上，我们坚持“生产力最终决定论”；在个性相对性上，我们坚持“历史合力动力论”、“历史合力决定论”——恩格斯对第二国际内外的种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曲解和庸俗化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他在关于唯物历史观的许多通信中,特别强调了历史运动相互作用的原理， 形象地以力的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原理作比喻，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动力论”、“历史合力决定论”。他认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 一切运动形式“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是结果”，“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7－575页)。他强调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等。”（《马列著作选读·哲学》第440页）在这里，历史性寓于现实性之中；“生产力最终决定论”寓于“历史合力决定论”之中。
尾 言
以上，围绕三点或者说三个方面，试论了历史辩证法，试论了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试论了辩证史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对这种“统一”的历史观，我们称之为什么？也许，根据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的一元论，我们应当把它归结为“唯物史观”,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物质和运动是统一的,“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99页）。 如果说辩证唯物论阐明的是运动的物质的形态，那么，唯物辩证法阐明的是物质的运动的法则（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物质和运动统一的原理，我们似可把这种“统一”的历史观称之为“辩证唯物史观”。这样，才不但与历史唯心论、而且与历史机械论划清界线，实行决裂，把它们从历史科学和历史哲学中都清除出去。这些，当然只能作为试论。这些试论是很粗浅的，仅作一家之言，抛砖引玉。
列宁在《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指出，“在这一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332－333页）通过以上试论，可以认为，历史辩证法完全有资格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整块钢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有的同志说：“社会历史辩证法的最一般、最普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上述的试论看，这样的概括恐怕是很局限的。
如果说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科学，那么，历史辩证法是关于历史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历史的普遍联系和发展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在内涵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国家与革命、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以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科学、艺术、宗教等多种因素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在外延即时空上，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纵横几万里；在表现形态上，有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有量变质变、渐变突变、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有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有前进与曲折、超越与阻滞，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组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历史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在历史唯物论的意义上，各种成份有基础和上层、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之分，但在历史辩证法的意义上，“一切都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因此，要正确地以至准确地认识历史的过去、把握历史的未来，唯一的办法是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史观的统一——坚持唯物辩证史观。要做到这一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很不容易的。作为客观真理，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接近”它，而不能“穷尽”它，但我们必须和应当这样努力。1989年11月9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反对形而上学，努力学习辩证法，深刻领会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这一‘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19页）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不但“反对形而上学”和“学习辩证法”都不够，而且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专著刊物极少，历史辩证法则只有提法而没有系统化,似还没有一部专著。
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100多年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变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充实、完善、升华唯物辩证法，并把它引入社会历史领域，阐明（创立？）历史辩证法，是我们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应该担当起的理论重任。对于超越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而跃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讲，对于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对于肩负这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任务并具体实践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讲，反对形而上学，努力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显得尤为必要，尤其迫切。否则，我们就打不破机械唯物论和机械历史论的束缚。如果打不破机械唯物论和机械历史论的束缚，相反被它死死地缠住，那就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矗立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的发展史，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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